1.希姆莱最初的成长经历
杀人魔头希姆莱1900年10月7日，希姆莱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号3楼的一间小卧室里出生了。他的父亲戈培哈德·希姆莱时年35岁，向来都受到巴伐利亚的威特尔斯巴赫皇室的提携和帮助，并一度担任过皇室枢密顾问海因里希亲王的指导教师。1900年，离开皇室，担任慕尼黑一所高等文科中学的老师，但他同巴伐利亚的皇室仍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加上为人正直勤勉，因此在同事和邻居中有着很好的人缘。
老希姆莱极为珍视巴伐利亚皇室给予他的社会荣誉，因此，当希姆莱出生时，他请求巴伐利亚枢密院的顾问海因里希亲王屈尊担任这个孩子的教父并赐名。
亲王爽快地答应了，并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位教子命了名，这就是后来那个一度让欧洲和世界为之颤栗的名字——海因里希·希姆莱。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老希姆莱的第一个孩子叫戈培哈德，生于1893年。第三个孩子名叫恩斯特，生于1905年。
希姆莱三兄弟是在一个恪守礼仪、道义和顺从教义的天主教家庭长大的。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海因里希接受了一切正统教育。早期的他是一个温顺、知礼、谦恭的少年。在他那本干净的学生日记本的扉页上，小希姆莱用笔这样写道：“别忘了用完整的称呼记述日记中出现的人物，以示尊敬！”
这是他人性本善的一面。至于他后来成为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叛逆、鸡窝里孵出的一条毒蛇，很大程度是由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
时势能造就英雄，时势也能造就恶棍和刽子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弥漫全球的烽火硝烟，撩动了少年希姆莱的心。
1917年，当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时，17岁的希姆莱已经再也无法坐在教室里当一名战争的旁观者了。可是，他离法定的服役年龄还差一岁。这使希姆莱烦恼已极，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知子莫若父，老希姆莱很了解儿子的苦恼。于是，他向皇室里的朋友寻求帮助，问题很轻易地解决了。
1917年底，希姆莱加入了巴伐利亚第11步兵团“森林团”。这与希姆莱最初的愿望多少有些不一致。希姆莱所向往的是加入海军部队，可是他鼻梁上的那副深度眼镜却拖了他的后腿。因为帝国舰队从来不收戴眼镜的人。这样，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成为陆军的一员。
希姆莱一入伍便被安排去累根斯堡接受候补军官训练，同时还进了拜罗伊特的机枪训练班。结业后，他被编入第11步兵团补充营4连。正当希姆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却已散尽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宣布战败投降，希姆莱奉命退出了现役。
对希姆莱而言，战争的过早结束无疑是一种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他寸功未建，他的服役记录仅是一名毫不起眼的士官生。
除了当兵，希姆莱对农业也颇有兴趣。早在幼时，他便喜欢在自家的花园里搜集各种植物。后来，在他所管辖的集中营里，他还专门下令种植一些他认为应该种的植物。
于是，1919年春，希姆莱在巴伐利亚的一家农场找了一份工作。
然而，同他的军事生涯一样，希姆莱的农业之梦也是刚一开始就破碎了。
一场流行性伤寒使他一度卧床不起。病愈之后，他被告知不可再从事体力劳动。于是，希姆莱离开了农场。
1919年10月18日，他考入慕尼黑大学技术中专，成为一名农业技术专业的学生。
初入慕尼黑大学时，希姆莱无疑是个好学生。他整日埋头苦读他的植物学、土壤学和化学方面的书籍，但很快他便被一些宣扬种族主义的书籍所吸引。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理查得·瓦尔特·戴尔的《血和大地》。
瓦尔特·戴尔是纳粹党最早的拥护者之一。他所鼓吹的选择繁殖的观点与希特勒如出一辙。
希姆莱不再安心于学业了。
从1919年11月起，他开始参加各种右翼政治活动。
这些运动要求德国回到传统的价值观，结束软弱的魏玛政权，处死对“耻辱的停战”负有责任的“十一月罪犯”。
希姆莱对战争和穷兵黩武表现得更加热衷了。
翻开这一时期希姆莱留下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这样的文字：
1919年11月28日
“我现在但愿能身临险境，让我以生命孤注一掷，让我去战斗，这也许会使我得到解脱。”
1921年11月22日
“一旦东方战争再起，我将加入战斗。东方对我们极其重要，而西方将要死亡，我们必须在东方开拓新的空间。”
1922年2月19日
“但愿果真能再次战斗、战争和出征！”
就在这个时候，希姆莱生命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这就是恩斯特·罗姆上尉。
恩斯特·罗姆，1887年生于慕尼黑，职业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授上尉衔。罗姆是希特勒的密友、纳粹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0年，他同戈林一起创建了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又称褐衫队），该组织网罗了一大批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凶悍之徒。
1922年1月26日，在慕尼黑阿尔贝尔克啤酒馆举行的一次右翼团体集会上，希姆莱同恩斯特·罗姆相遇。
罗姆此时是冲锋队的参谋长，正四处招揽“人才”以扩大冲锋队。
罗姆与希姆莱的一结识，便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
罗姆很欣赏希姆莱，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合作伙伴；而希姆莱则被罗姆的政治魅力所征服，成为罗姆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为罗姆赴汤蹈火亦不惜。
1922年8月5日，希姆莱通过考试，从慕尼黑大学毕业并取得农艺师文凭。这时，他在慕尼黑郊外的兰德氮素有限公司谋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担任实验室助理。这份工作不仅给希姆莱带来了一份可观的收入，更主要的是这儿离慕尼黑仅有15英里，可以同德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保持经常的联系。
与此同时，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下巴伐利亚农民聚集的地方，使他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农民阶级是民族的本源，自由乡土上的自由农民是德意志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最强大的后盾。这一思想，加上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宣传的影响，希姆莱设想了一个以农业为主要标志的社会。
他伙同几个臭味相投的人在慕尼黑郊外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个农场，以此作为他实现农村之国的胚胎。
然而，他的农场没等兴旺发达起来，便很快夭折了。
他把自己的农场因资金不足而夭折，归结到犹太人的身上。他的理论是：世界犹太民族煽动城市居民反对农民。他认定，农民最危险的敌人是：世界犹太资本。
这可以说是希姆莱反犹思想形成的雏形。
希姆莱当时还有另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认为斯拉夫人也是农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全国农民阶级唯有在反斯拉夫人的斗争中才能保存和壮大自己。
这无意中形成的意识成为希姆莱日后给党卫队纲领提出两个要点的思想基础，即确定第三帝国反犹和反斯拉夫人政策的基本思想，成为希姆莱反“世界犹太民族”和反“斯拉夫劣等种族”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这种与人道相悖的种族理论被希姆莱所吸收。他觉得从中受到了鼓舞，得到了启发。
希姆莱的思想日益走向右翼极端主义。
1923年8月，在罗姆的影响下，希姆莱先是加入了由海斯上尉领导的“德国国旗”组织，该组织同罗姆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1923年10月初，这个组织分裂了。希姆莱索性辞去了在兰德氮素有限公司的工作，返回慕尼黑，同该组织的另外300名极端分子在罗姆和赛德尔上尉领导下，又组成了“德国战旗”组织。这一组织，由一成立，便参加了慕尼黑啤酒馆暴动。
1923年，德国国内外形势急剧恶化。
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凡尔塞和约》，停止支付赔款为名，出兵占领了鲁尔区。德国政府以“消极抵抗”作为对策，导致了国内大量工人失业、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德国共产党提出反对法比占领军和本国资本家、组织统一战线、建立工农政府的口号，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地很快便成立了工人政府，后来又爆发了汉堡起义。但是，工人政府被镇压，起义很快失败，反革命势力获胜。
德国笼罩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不安。
就在此时，希特勒发动了著名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这次幼稚的政变虽然失败了，希特勒的大名却传遍了整个德国。而使得希姆莱进一步投入到极右翼运动中。
他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组织。希姆莱在自由运动组织中遇见了过去的朋友戈利格尔·施特拉塞。他是自由运动组织的头目，他看出希姆莱有组织能力，便很快起用了他，让他担任了自己的秘书。
1924年5月，德国国会大选在即。
施特拉塞企图利用希特勒政变在德国引起的轰动，将自己手下的纳粹分子塞进国会。
为帮助施特拉塞竞选，希姆莱驾驶着一辆摩托，在下巴伐利亚各村镇之间往返奔驰，传达施特拉塞的通知文告，并向农民声嘶力竭地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煽动农民反对金融资本，诅咒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攻击布尔什维克，诋毁民主政治和一切合理的政策。
希姆莱的力气没有白费，施特拉塞的竞选活动捞到了近两百万张选票，赢得了32个国会议员席位。
作为对希姆莱奖赏，施特拉塞设法满足了希姆莱的权力欲望。在他赴柏林上任前，他提升希姆莱担任了巴伐利亚——上普法尔茨省党部副书记。
希姆莱虽然投靠了施特拉塞的门下，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施特拉塞的侍从。因为，施特拉塞并不具备能令希姆莱所折服的领袖魅力。
就在这时，希特勒的到来为希姆莱的人生道路打开了一条通往血腥罪恶的“光明”坦途。
2.创建党卫队
希特勒离开了兰茨贝格监狱后，立即着手重建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而四分五裂的纳粹党。
从冲锋队中独立出来的党卫队。它的“全国领袖”是鸡农出身的希姆莱。而希姆莱早已为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所炮制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和他狂妄的叫嚣所深深地折服。
凭着择主而事的本能，希姆莱认定希特勒就是自己的新偶像。于是，当施特拉塞调往柏林并成为希特勒在德国北部的竞争对手时，希姆莱则开始向希特勒靠拢。
1925年2月，希姆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他恬不知耻地吹捧希特勒，说稍有祖国观念的德国人都信任他，把他视为能帮助德国重新占据它应有地位的那样一个人。
希特勒被这位新崇拜者的信感动了，他决定要见一见这封信的作者。
1925年3月12日，希姆莱敲开了希特勒的房门。同年8月，他加入了纳粹党，党证编号1345。
希特勒很喜欢希姆莱那种恭敬的态度和严守纪律的作风。对这位忠诚的新“仆人”，他果然没有亏待他，不断地给他一点甜头尝尝，让他在特权阶层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1926年，希姆莱任纳粹党下巴—施瓦本区副领袖，后又任纳粹党全国宣传工作副领导。
1927年，希姆莱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其党卫队队员证号是168。
面对这些令人眩目的头衔，希姆莱感到称心如意，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在希姆莱的办公室和住宅的门上，金光闪闪的哥特字母向来宾表示：希姆莱身兼三职。他既是纳粹党慕尼黑党部书记，又是党卫队全国副领袖和中央宣传工作副领导。
坚信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希姆莱终于在他26岁时碰上了一个梦幻中的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日耳曼女神。
这个女子叫玛加丽特·康采佐娃，是西普鲁士贡歇策沃一个德国地主的女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曾经当过护士，后到柏林结婚，不久又离婚。在柏林，她用她父亲给的钱开了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希姆莱被玛加丽特身上的那股主宰人的气质所迷醉；而她则对希姆莱关于医学的一些妄言谚语、特别是顺势疗法颇表赞同。俩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如胶似漆。
玛加丽特·康采佐娃比希姆莱大8岁，而且还是教徒和结过婚的人。希姆莱的父母对儿子所找的对象不大满意，但他们并没有横加干涉。
1928年7月3日，希姆莱同玛加丽特·康采佐娃结婚。从这一天起，这个粗俗、毫无幽默感和神经质的金发女人，统治了希姆莱的生活。
希姆莱所担任的三个职务中，无疑以党卫队全国副领袖最为重要，因为这个组织在未来的岁月中即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和生死。
1925年4月，根据希特勒的授意，希特勒的司机尤利乌斯·施雷克为希特勒组建了一支本部卫队，首批党卫队员只有8人，几个星期后，这支新的卫队改名为党卫队（简称为“S·S”），从此，这个新词成为德国人最大的梦魇。
这时的党卫队，远不是它后来向人们所显示的那样强大和不可一世。现在，它充其量不过是纳粹党内得到主子恩宠的一个私生子。荣耀是有的，但骨子里还是被人看不起。它所担负的任务，在纳粹党内，总的来说是很不起眼的。
当希姆莱担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时，全国仅有队员167人。而当他小人得志，于1929年1月6日成为党卫队全国领袖时，全国队员也仅仅300余人，并且在名义上隶属于一向不把党卫队当回事的冲锋队头头弗朗茨·普费维尔·冯·沙洛蒙管辖。
党卫队不仅兵微将寡，而且还缺乏精锐装备和应有的尊严及传统。它干的是被认为微不足道的工作，在经济上也没有得到纳粹党的任何补贴。党卫队队员还要自己掏腰包买黑夹克、筒靴，交纳党费和党卫队的队费。
更叫人恼火的是，纳粹党内存在一种普遍的偏见，人们把党卫队仅仅看作是推销党的报刊的一支队伍。
此外，这一时期的希姆莱虽已进入纳粹高层，但同戈林、戈培尔、弗立克、施佩尔这些人比起来，他还不是希特勒最亲密圈子中的成员。这也令希姆莱伤透了脑筋。
这个踌躇满志的小人物，正无时无刻地盘算着怎样成为希特勒身边最值得信任、也最有价值的猎狗。
希姆莱向被他认为有用的社会各阶层频送秋波，这些阶层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声望、金钱和一种世代相传的统治本能。
在希姆莱不遗余力地努力下，党卫队得到了迅速地扩张：
1929年1月为280人；
1929年12月为1000人；
1930年12月达到2727人；
1931年初达到10000人。
大量各阶层人士涌入党卫队，迅速改变了党卫队的社会成份和面貌。一些心存疑忌和不满的党卫队老队员把这些新人戏称为“香堇菜”。
截至1933年止，“香堇菜”成员主要有以下几种人：
其一是前志愿团成员。这都是一些崇尚武力、爱好冒险的家伙。在德国历史上，可以说找不出第二个比1919年和1920期间的志愿团更为冒险、既打仗又搞政治的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了。
其二是贵族。最先加入党卫队的一些知名贵族人士有：冯·梅克伦堡大公爵、楚·瓦尔台克·翁德·皮尔蒙特亲王、克里斯托福·冯·黑森亲王、威廉·冯·黑森亲王、巴塞维茨、贝尔伯爵、冯·普法伊尔、布格豪斯伯爵、德国直属帝国男爵冯·延根，以及男爵冯·寿尔、冯·赖岑斯泰因和贵族冯·马尔森、波尼考。
紧随其后，党卫队的血管里进一步注入了贵族血液。在党卫队的花名册上，普鲁士、德意志历史上的显赫姓氏几乎无一遗漏：西格马林根王室的冯·霍亨佐伦·埃姆登亲王和冯·舒伦堡伯爵、贵族冯·丹尼尔斯、冯·勒德恩伯爵、施特拉赫维茨伯爵、冯·德·戈尔茨男爵、贵族冯·德普拉尼茨、冯·科伊内尔、冯·阿尔文斯勒本、冯·波德比尔斯基、冯·特洛伊·恩菲尔德、冯·纳图希乌斯，等等，这些人全都成了党卫队的一员。
贵族的加入，是希姆莱为党卫队添置的一个精致的花瓶，穿上党卫队制服的贵族在党卫队内担任了一些有名无实的高级职位。希姆莱并不要求这些显赫的成员做任何具体事情，他只是要利用这些人加入组织进行招摇撞骗。
事实证明，这对党卫队补充新人和扩大影响起了显著的作用。没过多久，党卫队便从人们心目中的“卖报小贩”变成了“精华的组织”，黑色制服也在社会上成为男性阳刚之美的象征。
继贵族之后涌入党卫队的是中等资产阶级子弟。他们中的多半都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如瓦尔特·施伦堡、莱因哈德·赫恩、弗朗茨·希克斯和奥托·奥伦道夫等。这些人差不多都进了海德里希主持的保安情报处。他们成了不凭感情办事的党卫队技术政治家，给法西斯专政提供了各种需要的、形式上合乎法律的公式。这种公式巧妙、实用，除了着眼于权力之外不计其他，但又灭绝人性和无视人们一致公认的准则。
这群人的另一部分，是一些青年经济学家。他们对党卫队本身的世界观不感兴趣，而是将希姆莱的经济企业看成是一条比较保险的成名发迹的道路。
“香堇菜”还有一个重要来源是国防军中的资产阶级军官团，他们使本已很不一致的党卫队成分更加复杂化了。
农民也纷纷涌入了党卫队。这些人大多比较年轻，感到一辈子呆在农村前途无出路，而投身党卫队谋求发迹。
喜欢别出心裁的希姆莱，似乎嫌党卫队还不够五花八门，他又给党卫队添了一个别致的大花瓶：名誉领袖。
希姆莱授予有影响的公职人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以领袖头衔，并让他们有权穿相应的党卫队制服。
党卫队名誉领袖直接由全国领袖本部领导，不需值勤，但也无权发号施令。希姆莱企图利用这种名誉领袖的头衔扩大党卫队的社会基础，并以党卫队的思想来操纵这些名誉领袖，这种想法看上去荒唐，但很有用。
为把党卫队变成名符其实的近卫军，希姆莱仍在马不停蹄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3.党卫队的发展
希姆莱抓住德意志民族保守主义的节日活动，同农业技术协会建立了联系，并进而由此和半保皇性质的“基夫豪塞”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结盟，使党卫队又多了一个大量退伍老兵的来源。不久，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的中央领导成员和地方分会领袖均也集体加入了党卫队。
党卫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膨胀着，但希姆莱对此仍感不满。这时，他打起冲锋队的主意。
对党卫队而言，冲锋队现在还是一个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也使得希姆莱垂涎三尺。
党卫队此时在名义上还隶属于冲锋队，但这并不影响希姆莱的行动。在暗地里，希姆莱开始大挖冲锋队的墙角，果真也让他挖走了不少冲锋队员。
希姆莱的举动，引起了冲锋队的头头弗朗茨·普费维尔·冯·沙洛蒙的警惕和不满，他认为“党卫队组织是使用卑鄙手段招募人员，意在瓦解冲锋队”。于是，在1926年年底，他签署一项命令规定：党卫队只许在冲锋队的领导下进行行动。
可是，得到希特勒暗中撑腰的希姆莱对此并不买账，依然我行我素。继续在冲锋队的后院煽风点火。
冲锋队的头头们被激怒了。
其中有些人怒不可遏，他们纷纷印制匿名传单，抗议希特勒“以牺牲冲锋队来扩充平民阶级的党魁的私人卫队——党卫队”的阴险做法。
党卫队同冲锋队的矛盾愈演愈烈。这时候，希特勒以平衡者的面目出现了。
希特勒指示，立刻结束党卫队与冲锋队的敌对状态。同时，他不无偏袒地坐在了党卫队一边。1930年年底，希特勒下令：“任何冲锋队领袖均无权对党卫队发号施令。”
党卫队从此脱离冲锋队的领导，成为纳粹党的又一支独立力量。
希姆莱在权力角斗场上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
权术大师希特勒很高兴地看到，党卫队队伍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令他讨厌的冲锋队的影响，为此，他决定进一步为党卫队大开方便之门。
希特勒指示：党卫队不要再在冲锋队内招募人员。相反，冲锋队有义务主动挑选优秀的人员输送给党卫队中，其输送人数应占各地区规划中党卫队人数的半数。对冲锋队输送来的成员，党卫队有权进行严格的挑选，被认为血统不纯正、即不是日耳曼人血统的，党卫队有权退回。冲锋队作为党卫队的重要来源，需再重新挑选和输送党卫队员。
党卫队的势力得到爆炸性的扩大。
最令希姆莱满意的是，党卫队不再是纳粹党执行微不足道任务的“小弟弟”了。在希特勒1930年11月7日发布的命令中，希姆莱欣喜地注意到这样一句话：“党卫队最首要的任务是在党内执行警察职责。”
从这时起，心领神会的希姆莱便把组建一支对希特勒无限忠诚、在兵员素质上远远超过冲锋队那帮粗野武夫的部队，视为他所奋斗的目标。他知道，希特勒所要他做的，就是将党卫队建成他所向往的日耳曼血统部队的雏形。
纳粹实行铁血专政的利剑在这时雏形已具。
从这一天起，党卫队开始向情报领域进军，在希姆莱的领导下，它倾其全力地投入了这样一种活动——侦察反希特勒分子和反党人物。
据此，希姆莱在党卫队各个地区建立起秘密侦察部门，负责监视党内外敌人的情况。
随着纳粹党在德国政治生活的日益得势，党卫队也在一天天地发展壮大。
1932年1月25日，希姆莱被任命为位于慕尼黑布里纳大街45号的纳粹党总部的安全工作负责人。
1933年德国的冬天，出奇的寒冷。
1月30日这一天的早晨，一战后在德国历史舞台上存在了14年的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地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丧钟终于敲响了。这一天，纳粹在德国取得了政权。
维也纳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啤酒馆政变闹剧的主角、纳粹党魁希特勒，在德国军人和垄断巨头的支持下，以合乎宪法的方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希姆莱的权势却随着纳粹的上台而下降了，1933年，他被希特勒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希姆莱无法容忍这一切，他要想成为纳粹国家中真正的实权人物。幸运的是，他命运中又有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这就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纳粹帝国中未来的另一个谍报巨头。
海德里希与希姆莱于1931年6月结识，希姆莱对海德里希超群的才能深为赏识，称他为“一部活的记录器，一位了解所有线路并使其始终连接通畅的有头脑的人物”，是一个“天生的情报人才”。
希姆莱当场决定，起用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由其负责党卫队情报机构的组建。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对纳粹德国的梦幻组合从这时开始实现了。希姆莱将在1931年初，仿效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IC部门——参谋本部主管敌情侦察的部门——在党卫队高级指导处设立的类似机构的实际工作全部交给了海德里希，但他本人仍旧担任该机构的名义领导。
1931年8月底，海德里希以未来的情报巨头身份参加了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召开的一次党卫队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上，海德里希指出党必须无情地清除一切间谍分子和异己分子。1932年初，海德里希已将他的特务机构扩大，在各区的党卫队内都先后成立了IC科。
这时的海德里希已不满足于跟几个密探和情报人员保持松散的接触了，他决定将在各地的IC部门组织起来。
1932年4月，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将IC改名为PID（即新闻和情报处），并以此为基础，将党卫队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和密探抽调出来，直接置于海德里希领导之下，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党卫队特别机构——保安处，简称SD。
这时，保安处也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慕尼黑楚卡里大街4号的一幢大楼。
关于党卫军保安处的作用，希姆莱曾写道：
揭露一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敌的分子从而指导警察的行动，因为执法的任务只能由警察担任。
但保安处的头头们并不甘心仅仅充当盖世太保的助手这一角色。于是，他们为自己确定了相同的目标：保安情报处将成为精神警察和评判与控制思想的工具。
作为党卫队特别机构的保安处，是海德里希自己控制的一个半独立机构，仿佛党卫队中的“国中之国”。
党卫队和保安处的势力在巴伐利亚取得空前的发展。
1933年4月1日，巴伐利亚的所有政治警察被划归希姆莱领导，希姆莱自称政治警察司令，同时，他还领导了巴伐利亚内政部的一个特别司。现在，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又在积极筹划将这“黑色章鱼的触角”伸向德国的各个社会角落。
海德里希这个能干的帮凶教会了希姆莱如何利用党卫队去干成他想干的事。对希姆莱来说，没有比赢得希特勒的欢心、挤进希特勒身边最核心圈子更重要的事了。
希姆莱抓住了希特勒神经上最敏感的一点——安全问题。
希特勒这位德国的新主宰从上台那一天起，就有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对个人安全怎么也放心不下。他疑神疑鬼，好像到处都有向他逼近的影子。
这样，希特勒指令由党卫队建立一支负责保卫他的本部警卫。
希姆莱立刻挑选了一个矮胖粗壮的巴伐利亚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狄特里希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卫队长，由他负责组建工作。
狄特里希纠集了120名忠心且凶悍的党卫队员，在希特勒周围布置了一道由三层岗哨组成的警戒线。
这支新队伍后来被希特勒冠以“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称呼。这就为德国的第二支国防军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
希姆莱由此得到启发，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类似性质的“党卫队特遣队”，即后来的“政治预备队”。希姆莱野心不断地膨胀。
4.“长刀之夜”
为了成为“秘密国家警察”的领导人，希姆莱利用罗姆的冲锋队与戈林的矛盾，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斗争，迫使戈林交出了“秘密警察”的控制权，而后，希姆莱、海德里希又和戈林联合起来，向着共同的对手——罗姆发起进攻。
“6月30日清洗事件”之后，希特勒转向了国防军。此时罗姆的势力过于膨胀，已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希特勒也觉得如芒刺在背，除去罗姆才能使各个实权集团满意，诛杀老战友，已成为希特勒唯一的选择。而纳粹巨孽借机蠢蠢欲动，罗姆原先曾是希姆莱的偶像，但涉及权力之争，心狠手辣的希姆莱是绝不会顾及这点情谊的。
希姆莱公报私仇，在全国范围内大搜捕、大屠杀；党卫队翻脸无情，火并其昔日的兄长——冲锋队，纳粹党内的争斗使德国一度处于内战边缘。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数百万褐衫武装土崩瓦解，1934年6月30日夜，希特勒亲自率领党卫军与国防军，血洗了冲锋队总部，枪决了包括罗姆在内的一百多名冲锋队高级领导人，此外被杀的还有1000多人，史称“长刀之夜”。
在结束对冲锋队的屠杀之后，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得到了希特勒前所未有的信任和器重，纳粹特务机构的这两架马车从此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1934年7月20日，希姆莱得到了希特勒最好的报酬，希特勒在这一天下令：
鉴于党卫队的丰功伟绩，特别是6月30日的事件，因此我将其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一个独立自主组织。
党卫队成了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从此以后，希姆莱将只受希特勒一人的制约。
党卫队保安处也名副其实地成为纳粹党内唯一的情报机构。
国防军很不情愿地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长刀之夜”最大的赢家是那个面色苍白、奴气十足、一向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那个来自慕尼黑的农场主。
在希姆莱的统领下，党卫队正在向真正的“国中之国”迈进。在德国的城市和乡村，蛊惑人心的宣传四处弥漫。
从纳粹上台的第一天起，每个德国人就被教会要牢记“领袖原则”，即无条件地绝对服从领袖——希特勒的一切旨意。这是第三帝国的国家原则，任何敢于反对他的人，都将被视为“国家之敌”。而希姆莱就是实现这一原则的一把铁血之剑，在他和他所领导的机构身上充分体现了“毫不犹豫、无条件执行领袖命令”的顺从性。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有意强化黑色集团存在的恐怖效应。
党卫队这个秘密宗派，不让任何人了解它的组织内幕。阴森恐怖的氛围，神秘莫测的行动……使德国人对它望而生畏而又无从捉摸。早在1933年3月20日，希姆莱便批准在巴伐利亚建立一座专门关押男性犯人的集中营。这座集中营建在达豪附近的一个火药厂的旧址上，以几间石砌的平房为中心，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都被集中到这里。
看守集中营的党卫队从1936年起被称为骷髅队。
从那时起，“集中营”这个新词使得人们谈虎色变，每一个德国人都面临着这个无声无息、但又无处不有的威胁。“达豪”成了希姆莱警察统治的代名词。
最初，几乎谁也没有理睬希姆莱的样板集中营的发明，纳粹的头目只是发愣地看着希姆莱警察机器的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和完善组织。
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集中营构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警察之国的中心。
继达豪集中营之后，1933年3月底，党卫队又在符腾堡地区的施韦比施格明德附近，建立了第一座专门关押女性犯人的集中营，即戈特斯采尔集中营。
集中营像蜘蛛网一样延伸到德国的各个角落。
集中营的大量出现，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其目的在于“不但不允许一个犹太人存在，而且要让整个犹太民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
比死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
在集中营里，最坏的遭遇并不是死。在党卫军的种族政策中，灭绝人性的暴行常常伴之以五花八门的凌辱手段。其中有些手段就连最富想象力的文学家也无法想到。其恶毒的用意就在于给在押犯制造一种极端卑贱感，让他们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同时，也借此震慑其他德国人，让他们学会循规蹈矩，抹去一切不顺从的精神。
5.二战中的“杀人机器”
二战爆发之后，随着纳粹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希姆莱魔王的狰狞面目开始显现，党卫队成为纳粹种族屠杀的工具，而盖世太保则变成恐怖的代名词，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惨绝人寰。
希特勒命令希姆莱：“绝对不可以让波兰复活。为此必须消灭波兰的贵族，消灭波兰的知识分子。这样，波兰人就会沦为奴隶，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希姆莱表示：“我不会做任何领袖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希姆莱眼里，犹太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在苟延残喘地做着无望的求生挣扎。希姆莱说：“当我们听到被枪决人数有17000名时，我们切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波兰人在希姆莱的鼻息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1942年1月20日，在格罗森·万塞56-58号的威尔姆斯别墅里，党卫军巨头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了所谓的万塞会议。在白兰地酒香气四溢的气氛中，海德里希充满自豪地向他的下属抛出了一个统计数字：从1933年开始到1941年底，已有53.7万名犹太人被移民。当时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已有50多万犹太人被“最后解决”了。
海德里希同时指出，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战时条件已不适合移民政策的实施了，我们要“身负重任，把最后不分疆域解决犹太人的办法搞出来”。
海德里希拿出一张图表，该图显示出哪些犹太聚集地需要撤走。他还暗示了他们的命运：适合劳动的将组成劳工队，但是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也不准自由行动，以避免他们“组成新的细菌细胞，让犹太民族重新崛起”。
希姆莱在下达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不久，希特勒在庆祝纳粹党执政9周年大会上公开坦言：“这场战争结束时，不是日耳曼民族从欧洲消失，就是犹太人消失。”
对于那些正在设计毒气室的人们来说，对于那些在波兰建造屠杀中心的人来说，这无疑是集体屠杀的号角。
到了第二年春季，仅在波兰就建立起了6个屠杀中心，其中4个在弗兰克的德占区，即特莱勃林卡、索比堡、贝乌泽茨和卢布林；两个在和平区里，即库姆霍夫和奥斯威辛。在德国及被占领土上，还有与此性质相同而大小不等的几十座集中营。
所有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吉卜赛人、同性恋、智力迟钝者和精神病患者都是希特勒“最后解决方案”中的人选，一到集满够一列货车装载的6000人，他们就被集体运往集中营。由于窒息与传染病，当这列货车到达集中营时，里面已有近1/4的人死亡。
活着的人被鞭子赶下车后，被勒令将衣服脱光，将假肢、眼镜等取下，把贵重物品和钱交出来。妇女与少女的头发全被剪下，拿去给潜艇人员做漂亮的拖鞋。
男女老幼列队进入死亡室。他们被告知“只要深呼吸就行了。吸氧是防止传染病的方法之一，是消毒的一种良方”。
32分钟后，他们全部直挺挺地死去，就像柱子似的，因为他们连倒地或倾斜的空间都没有。
死尸被拖出来后，一群工人用铁钩将死者的嘴巴扒开寻找金牙，其他人则在肛门里寻找珠宝首饰，因为这是犹太人能够藏匿他们财物的唯一场所。
接下来是将人皮做成灯罩，头发做成褥垫，脂肪做成肥皂，将死者假牙上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或瑞士银行。
最后的一个程序是将尸体扔进壕沟。壕沟有许多条，每条长数百码不等，一般就建在毒气室旁。因为中了毒，这些尸体数天后便会肿胀，尸堆高起二三米。消肿后，尸体被堆在铁路枕木上，加上柴油，烧成骨灰。
纳粹分子就是这样的残忍和贪婪，一面残杀犹太人，一面掠夺死者的财富，甚至利用尸体赚钱！
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1942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比克淄区西部就建造了30处木板房。木板房刚一造好，里边就堆满了东西。
木板房的周围，没经清理的物品堆积如山。
据有关材料证实，抢劫来的物品装满350个仓库，在纳粹分子撤离期间，他们仅来得及烧毁29个仓库。从剩余的仓库中，人们发现这里有约800万件女人衣服，350万件男人西服，40.4万双鞋，1.4万张地毯和其他物品。
比克淄被苏联红军解放后，在仓库里发现了7000公斤女人的头发。它们分成293捆，经专家鉴定，是从14万名妇女头上剪下来的。
此外，还有大量牙刷、须刷、眼镜、假牙和犯人用的各种器皿；还发现了大批犯人的服装：衬衣、婴儿被服、裤子、大衣和帽子。经检查，衣服、鞋或其他物品有着法国、比利时、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工厂的商标，而在手提箱上还可看到贴有欧洲各地旅馆的标签。
从搜查到的集中营文件中可以看出，从1944年12月1日到1945年1月14日，仅奥斯威辛送往德国的就有9.2万多套服装，29万多件女人衣服，22万多件男人衣服。这些衣服和其他物品都送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教学法集训组织”或各个市的市长，再分发给国内的居民。居民们虽然十分清楚这些物品的来路，但仍然照样使用。
被杀女人的头发都从尸体上被拔下来运往德国。据目击者证实，有6万公斤这样的“原料”运往德国。
昭彰罪恶，天理难容！
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亲自下令颁布了一项名称奇怪的命令——“夜雾命令”。
这项命令的目的在于逮捕一切“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杀害，而是要让他们丝毫不露痕迹地消失在第三帝国的茫茫夜雾之中。
1941底，“夜雾命令”的出台，使德占区的盖世太保和保安处取得了一把上方宝剑，恐怖势力因有了这把上方宝剑而得到空前加强。1942年5月，盖世太保取代了占领军成为法国真正的统治者。
在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统治下，法国人民完全丧失了自由，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那密如蛛网的特务系统的掌握之下。
盖世太保在法国在罪行罄竹难书。
除了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外，盖世太保对地下抵抗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所有的人，从他成为盖世太保的“客人”那一天起，便意味着人间地狱的到来，等待他们的是非死即残的命运。
被捕者交由盖世太保来审讯。毫无疑问，他们将在肉体上遭受折磨。
让被捕者开口说话的方式是千篇一律的：跪尖桩、反吊、拳打脚踢、鞭答，此外还有挫牙齿、拔指甲、火烫，甚至用通电电线接身体的敏感部位……
妇女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刑讯。盖世太保的变态狂们，他们甚至更感兴趣对妇女采取卑劣的行径……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底有多少人无声无息地在希姆莱的魔瓜中消失，已经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们只能说：“千年易过，希姆莱的罪孽难消！”
6.背叛第三帝国
希姆莱是“七·二0”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这次事件之后，希姆莱几乎没有了与之抗衡的对手，他是第三帝国最重要组织党卫队的主宰，统帅着38个师的武装党卫队。他权掌内政部，他作为新的补充军总司令，他还指挥着国内的全部准军事力量。在德国，除了希特勒，谁还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呢？
1944年底的希姆莱走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许多国家的报纸都把他称为德国的独裁者。
希姆莱巧取豪夺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那么他统兵率将指挥作战的能力怎么样呢？“七·二0”事件之后，希姆莱这个新的补充军总司令按照希特勒的命令，从工厂、学校七拼八凑地开始拼凑50个师的兵力。希姆莱最初也是很有成绩的，他两个月时间就征集到了50万个新兵，他还制定了保卫德国的逐屋战争到底的疯狂的作战方案，并不将来的纳粹游击队设计了一个“狼人”计划。
但是，希姆莱指挥作战的无能也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他根本不是率兵御敌的材料。最先窥视到他的这种无能的便是“副元首”鲍曼。
鲍曼就要出希姆莱的洋相了。
就在希姆莱权力擎天的时候，第三帝国正在加快着灭亡的步伐。这一年的11月，盟军在寒冷的朔风中进入了阿尔萨斯，迫使德军的第19集团军退缩到茵河左岸。不利的形势急需要在河的右岸地区有一个兵团挡住气势正盛的盟军。
新的兵团说成立就成立了。这时候鲍曼站出来，他向希特勒建议，任命希姆莱为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一直想做大将军大元帅的希姆莱欣然接受了。
然而，希姆莱根本就不是苏联红军将领朱可失的对手，一经交手就立刻败下阵来。1945年3月，希姆莱十分尴尬地被撤掉了这个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是希姆莱第一次遇到的挫折。
4月16日，苏联红军突破了奥得河防线和劳齐茨防线，向柏林进军。希姆明白德军是无论如何也顶不住了，对帝国命运有清醒认识的希姆莱，开始考虑保证自己及家人的逃命方法，或者是保住他们此时的权势与地位。
异想天开的希姆莱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促成和平、领导摆脱希特勒的战后德国的合适人选。希姆莱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他决定向他毕生崇拜的偶像和主子、第三帝国的神话希特勒告别。
希姆莱决定由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经过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接头直接通往华盛顿白宫，并争取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单独请和。
党卫队全国领袖急不可待地催促同自己接触的的犹太人尽快敞开通向西方的大门。
希姆莱派驻布达佩斯的全权代表、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贝歇尔向他的谈判对手反复强调：问题不在于挽救几十万犹太人的生命，而在于在瑞士同西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这才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情。
1944年8月21日，在瑞士边境的圣玛加勒滕，贝歇尔同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代表、瑞士银行家扎利·迈尔进行第一轮会谈。
迈尔坚持只有在希姆莱公开宣布停止屠杀犹太人，并给“示范列车”的全部乘客放行之后，才好继续谈下去。
贝歇尔把迈尔的声明夸大其辞地向犹豫而又恐惧的希姆莱进行了汇报。
9月底，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派教友会领袖罗斯韦尔·麦克莱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到瑞士，参加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的谈判。
这正是希姆莱盼望了几个月的消息。
希姆莱（前排右一）在苏联占领区视察战俘营。希姆莱立即作出反应，9月30日，他让人通知布达佩斯拯救犹太人委员会，他已批准从即日起停止在奥斯威辛的“行动”。
10月中，希姆莱又作出决定，同意将“示范列车”残存的犹太人送往瑞士。
美国人很快就领会了希姆莱的盛情。
麦克莱伦同贝歇尔进行了会谈，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赶紧请求瑞士当局立即给希姆莱的代表团办理入境护照签证。
1944年11月5日，教友会会员和党卫队队员在苏黎世博化维尔的萨瓦饭店会晤。
希姆莱高兴地看到他的努力有了结果，他认为这是他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希姆莱把最后解决执行人艾希曼从匈牙利召了回去。
12月，布达佩斯“示范列车”的残余犹太人到达瑞士，可是进一步的谈判由于犹太人组织不愿以金钱和货物来酬答希姆莱的姿态而搁浅。
尽管如此，瑞士的谈判却给另一位党卫队重要人物以启示，因为此人长期以来就试图动员希姆莱反对阿道夫·希特勒。
这就是瓦尔特·施伦堡。
从1943年以来，施伦堡一直在竭力争取希姆莱支持一项大胆的行动以结束战争，并使党卫队幸存下来进入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战后时代。
施伦堡和希姆莱有着同样的妄想：犹太人可以引导党卫队进入盟国阵营，因此施伦堡十分热心地四处寻找熟识的国外重要犹太人士。
施伦堡跟在蒙特勒的美国犹太法学家协会在瑞士的代表——施特恩布赫兄弟进行了接触。
施伦堡向他们提出，他可以帮助拯救犹太人。
施特恩布赫兄弟与瑞士联邦老总统让—马里·米西博士有联系。这样在1944年10月初，米西表示愿意去德国同希姆莱商谈犹太人的命运。
希姆莱开始有些犹豫，但很快他就表示准备逐步释放德国在押犹太人，并让他们离境去瑞士。
施伦堡在回忆录中说到，希姆莱当时曾当着他的面口授打印一项指示，命令卡尔登布鲁纳保护集中营的犹太人生命安全。贝歇尔在纽伦堡审判中，回忆了他所记住的这项命令的内容：
即日起，我禁止消灭任何犹太人，命令对体弱和患病的人给予护理。
希姆莱跨出了远离纳粹上帝的重大一步。
随着纳粹帝国的迅速崩溃，希姆莱也加紧了与西方盟国的请和的过程，在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4岁生日之后，希姆莱异想天开地自命为希特勒的接班人而与西方讲和。
希姆莱的秘密活动先是被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文登得知。艾登将此情况透露给了英国情报局的负责人杰克·威诺卡姆，此人又告诉了路透社的保尔·斯科特·兰金。
保尔·斯科特·兰金立即于4月28日凌晨1时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向伦敦发报。
4月28日傍晚，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这一消息。
24小时后，纳粹宣传部的一名官员给领袖避弹室送来了这个消息。
“狼穴”里的人都被这则消息惊呆了。对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消息无异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时，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
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一贯忠诚的党卫队领袖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希特勒所受的打击最重。他从未怀疑过希姆莱的忠诚，眼下，他气得满脸通红，五官都变了形。他抢天呼地的大骂了一通之后，突然一下失去了知觉。
整个地下室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一个叛国者决不能作为我的继承人！”希特勒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来了陆军元帅冯·格莱姆，命令他无论如何要把希姆莱逮捕。
但是，希姆莱早已远离了柏林，希特勒根本没法报复这位背叛他的党卫队领袖。
4月29日凌晨，希特勒为了酬劳爱娃·勃劳恩多年对他的忠诚，决定同这位情妇正式结婚。
次日，柏林的地下室里，婚礼在一片阴郁的气氛中进行。
未等婚礼结束，希特勒便溜出了宴会厅，在隔壁的房间里向他的女秘书口述了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是两个文件。
在第一个文件中，他拼命为自己涂脂抹粉，开脱战争罪责。同时，他虽然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但仍叫嚣德国军民决不投降，坚决抵抗到底。
第二份文件主要谈继承人问题。在解决了对戈林的处置问题后，希特勒谈到了他对希姆莱的判决：
在我行将去世之前，我将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内政部长和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革除他的一切职务。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而且背着我擅自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阴谋夺取政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这是背叛，大逆不道……他们是与国家为敌的罪人……
4月30日下午3点，恶贯满盈的战争元凶希特勒，在他的“狼穴”里开枪自杀。
5月10日，希姆莱悄悄离开弗伦斯堡，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东海岸的马恩进发。
一路上，希姆莱一群人狼狈不堪。为了躲避盟军的搜捕，他们有时在火车站寄宿，有时则露宿旷野。
在这条黄泉之路上，希姆莱像个溺水者一样死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希姆莱还在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和盟军谈判保住他的地位以及他留在德国南方的两个家（妻子与情妇）的命运。
希姆莱这支队伍到了易北河口时，不得不把他们的汽车丢弃。这时留在希姆莱身边的有勃兰特、格布哈特、维尔纳·格罗特曼、奥托·奥伦道夫等人。
为了避人耳目，这些人全部化装成交通警察。希姆莱则在他的左眼上蒙着黑色布条，身穿深色平民上衣。他的护照上写的是海因里希·希特齐格尔。
海因里希·希特齐格尔实有其人，不过他早在“七·二0”事件中成为希特勒进行报复的牺牲品。
利用死者的证件是非常危险的。作为德国的特务头子，如此轻率地使用假证件，表明大部分纳粹头头并没有逃跑的准备，因为他们始终认为政治军事局面还会发生变化。
这一行人混入了逃难的人群中，渡过了易北河的小港湾。之后，他们开始步行逃亡。
5月21日，在走了约150公里后，他们来到不来梅港。
在这里，希姆莱一行被英国人设的关卡拦住。
一名士兵对他们的身份证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身份证太新了，不像是逃难的人所持。
于是，英国士兵将他们扣押，监禁在菲林布斯台尔的兵营里。
5月23日下午2时，一辆汽车将这些行迹可疑的人运到威悉河畔靠近尼恩的科尔哈根031号兵营。
两个小时，这些人中有三个人提出要同兵营里的负责军官谈话。
塞尔维斯特上尉接见这三个人。
三人中身材最为矮小的一个人取下他的黑色蒙眼布条，戴上眼镜，说：“我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我有紧急的事情要与蒙哥马利元帅谈！”
塞尔维斯特上尉将情况向他的上级作了汇报。
在等待答复的时候，上尉拿给希姆莱一套英国军服。
希姆莱拒不接受，因为他害怕穿着这身衣服被拍照。但最后还是被迫作出了让步，穿上了英国人送给他的一件衬衣、衬裤、短统袜。
几名士兵对希姆莱的衣服进行认真仔细的检查，从他的上衣的衬里里发现了一瓶毒药，此外没有别的。
一个想法让塞尔维斯特上尉挥之不去，他总觉得希姆莱身上可能还有毒药。
于是，上尉派人找来一些面包和茶给希姆莱吃喝，借以观察希姆莱有何可疑之处。
在希姆莱吃饭时，塞尔维斯特一直盯着他，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希姆莱表现得很规矩，吃完饭后，他又按上尉的要求去洗澡。这之后，希姆莱似乎又恢复了活力，甚至有些近乎活跃。
塞尔维斯特一步不离地整整盯了希姆莱8个小时。这期间，希姆莱总是一再打听有关他的同伙的消息，似乎对他的这些手下的命运很是关心忧虑。
晚上，蒙哥马利元帅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墨菲上校来了。
墨菲决定用汽车将希姆莱带到离031号兵营约15公里远的第二军团总部，并由情报部门的官员押送。
到达目的地后，希姆莱被交给上士埃德·奥斯丁看管，在旁边的办公室里，墨菲听塞尔维斯特汇报情况。
墨菲问：“我想你们是对他搜查过了。在他身上可有毒药。”
“是的，”塞尔维斯特上尉回答，“在他上衣里子里，有一小瓶毒药。此外，再无发现。”
“我希望是这样。”墨菲说，“可你们想过要在他嘴里仔细搜查一下吗？没有吧？那好，马上检查他的嘴。他放在口袋里的毒药很可能是为转移人们注意力用的。”
有人当即把希姆莱叫了过来，命令他张开嘴。
希姆莱张开嘴巴，在囚室的暗淡光线里，医生发现希姆莱的牙齿间有黑色的东西闪亮。
医生叫希姆莱将头对着光亮。
这个时候，希姆莱突然扭过头，合上嘴巴，牙齿发出“喀喀”的咬嚼声。
墨菲的猜测被证实了，在希姆莱的牙齿间果然藏有一个装有氰化钾的微型胶囊。
只不过一秒钟的工夫，希姆莱的身子就僵直了。只见他的眼睛开始缩小，脸上的肌肉上下抖动着。过了片刻，他就重重地栽倒在地上。
虽然医生采取了急救措施，但一切已为时太晚。12分钟后，希姆莱一命呜呼。
两天后，希姆莱这位魔王被葬在吕纳堡荒原。这是一个魔头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