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希特勒的扩张野心
希特勒检阅国防军德国纳粹上台5年后的1937年，德国的实力和军备都已经取得了在欧洲大陆的领先地位。纳粹头子希特勒认为，德国的未来不能靠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方法，也不能用在世界工商业中增加份额的办法来保证，而是要依靠地域的扩张，来争取“生存空间”。因此，解决的方法就是扩张德意志帝国的疆界。
1937年11月5日下午，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德国未来的政策。会议的结论是，扩张的第一步就是要立即调整纳粹德国，使其扩张到中欧。因为德国能够从那里取得粮食供应、原料和人力，作为进一步向东、向波兰和乌克兰富饶的土地进行军事侵略的准备。因此，必须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弄到手，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前提。
1938年3月，德国以不发一枪的所谓“和平”方式吞并奥地利，并将其划为德国的一个省。对奥地利的吞并使德国的领上扩大了17%，人口增加了10%，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4%~5%，播种面积提高30%。德国也由此控制了中欧的战略要地，并且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达到了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形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包围。
在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时，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此除了故做姿态的虚弱抗议之外无所作为，到了4月初，英、法、美相继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撤回了驻奥地利使馆而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
西方诸国的反应鼓励了希特勒的野心，他把扩张的下一个目标直指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希特勒选定的突破点是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少数民族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1400多万人口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有950多万。此外，国内还有500多万少数民族，其中又以日耳曼民族为主，当时，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大约350多万，集中居住在捷西部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地区。
苏台德地区位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边境，是一个浅山区，居住着近300万讲德语的日耳曼人。生活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的日耳曼人除了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罗马帝国的臣民之外，从来没有处于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土重新划分，该地区划归捷克。虽然历史上没有接受过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但日耳曼民族属性的认同感仍然受到了冲击。毕竟与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奥匈帝国不同，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成了少数民族！但是，即使这样，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头15年，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还是很少制造麻烦的。他们也确实得到了比中东欧其他少数民族较好的待遇。但是，自从希特勒上台以后，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和纳粹思想的渗透，使得原有的不满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和该党的领导人汉莱因把纳粹德国作为所有日耳曼人的保护者，而抛弃了对所在国捷克斯洛伐克的认同。同时，在柏林面前，则又把自己打扮成捷克境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卫士，并继而提出了苏台德日耳曼人自治的要求。这一点正好和希特勒的扩张政策合拍，为希特勒吞并捷克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2.操纵苏台德骚乱
纳粹造成苏台德地区骚乱1938年3月28日，希特勒在柏林接见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领导人汉莱因，就在这次会见中，希特勒和汉莱因讨论了新行动的基础。希特勒说，德意大人党现在必须认识到它已经获得了一个有7500万人的日耳曼民族的支持，7500万人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继续压迫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因此，德意志人党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要在伟大的解放运动中演好自己的角色。德意志人党的任务是向布拉格政府提出必要的要求，保证该党得到它所向往的特权。
4月24日，汉莱因在卡尔斯巴德（现卡罗维发利）提出了苏台德地区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合理要求”——卡尔斯巴德纲领。这个纲领不仅包括了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自治的苛刻条件，而且为进一步向捷提出领土要求打下了基础。它的要点主要包括：不承认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地位，要求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完全平等；通过立法在苏台德地区建立一个德意志区，实行完全自治；德意志区全部官职由德意志人担任；结束苏台德德意志人自1918年以来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释放纳粹政治犯等等。而且，汉莱因还在以后的讲话中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完全改变其与法苏结盟的对外政策，废除它同法国、苏联所签订的盟约，转而完全依附于德国。汉莱因明确提出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完全改变其对外政策。”因为他认为“捷克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已把该国置于与日耳曼民族为敌的地位”。
因为这些所谓“合理要求”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数民族自己提出的，而不是由德国直接提出来。所以这一点对希特勒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一旦布拉格政府拒绝这些要求，希特勒就可以以“所有日耳曼人的保护者”的身份出现，实现他的扩张计划。
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是不会同意的，哪怕是作为谈判的基础也不会答应。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汉莱因所能作出的让步不能使柏林满意，这是希特勒早已预料到了的。何况他的野心也绝不仅限于苏台德地区。因此，在3月末苏台德地区的问题首次提出来之后，德国就一直没有放弃对捷克进行军事占领的决心和准备。从5月开始，希特勒在德、捷两国边境集结军队的意图和行动都日益明显和加强，中欧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虽说在中欧地区，捷克斯洛伐克是工业相对发达的国家，但面对强邻，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自我保护。因此只好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集体安全体系之上。为此，捷克斯洛伐克想通过与法国以及苏联等国签订一系列的“条约”为国家构筑这一安全的堡垒。
3.《国联公约》形同虚设
捷克斯洛伐克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的规定，当它在受到武力威胁时，无论威胁来自何方，都将得到国联及其成员国全面、充分援助的保证，其中包括英国和法国。
遗憾的是，无论条约还是盟国都没有给捷克带来真正的安全保障。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场紧张局势中真正明确表示并认真准备在事件发生时会给捷克以应有的援助，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为一个小国的利益大动干戈。在苏台德危机爆发后，苏联向捷克提出，即使法国不援助捷克，苏联也准备履行自己的条约义务。然而，捷克最终并未接受。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最终之所以决定接受慕尼黑的条款而不想单独战斗或是在苏联作为唯一盟国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他的国家遭受对德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和大量的人员伤亡，并且认为，如果苏联参战，西方就会认为捷克是使中欧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并会在一场德苏战争中撒手不管。
1939年3月14日德军开进捷克工业城市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法国和英国在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刚刚过去一个多星期，苏台德地区的问题刚冒出头来时就对此进行了磋商。两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当然，法国在理论上表示他们准备保卫捷克斯洛伐克以示尊重他们的条约义务。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根本没有作好应战的准备，这一点是法国军事首脑明确指出来的。他们曾经严肃地警告说，法军的主要力量和多数资源都放在沿法国东北部边境的马奇诺防线上。它并不具备在自己国境之外进行一场战争的条件。这当然是法国防御性战略决策的结果。
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没有明确的条约义务。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想打仗，不想在中欧地区为了一个遥远小国的利益打仗。英国首相张伯伦反对一切不由英国政府自主作出的参战决定，对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中欧动荡局势甚为恐惧。所以，当他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及其同僚们进行磋商的时候，就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了。双方为寻求苏台德危机的“和平解决”，不惜采取妥协与绥靖的政策。
1938年4月，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并劝法国也这样做。
张伯伦和达拉第都认为，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伸张正义”而已。张伯伦甚至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治，而不是征服。”
英法两国商定，由英国政府出面警告德国“充分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危险性”，同时，两国政府又在布拉格采取联合外交行动，促使捷政府向德国作出更大的让步。为此，一方面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5月7日，两国驻捷公使正式要求捷政府与苏台德德意志人党达成“全面的持久的解决方法”。
希特勒并没有张口，英法两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压力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他们要捷克斯洛伐克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
布拉格终于顶不住各方面袭来的压力，宣布赦免了1200名纳粹政治犯，同时，在苏台德地区允许汉莱因实行选举、扩大德意志族的权利等政策。但是，在柏林的授意下，汉莱因以政府拒绝苏台德地区完全自治为由，于5月19日突然中断了同捷政府的谈判。同一天，德国报纸报道了军队调动的消息，德军4个摩托化师已在捷克边界集结，并且作好了袭击波希米亚的全面准备。
1939年3月15日德军挺进布拉格。德军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英法两国政府对德要用武力和武力威胁解决苏台德问题，不惜破坏欧洲的稳定的做法感到极度不安。英法决定对德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以迫使德国在英法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行事。也就是说要通过妥协，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因此，在以后的48小时内，欧洲出现了1914年8月以后最繁忙的外交活动和最紧张的军事准备，这是英、法、苏和捷克团结一致抵抗德国侵略的最后一次表现。
面对德国的挑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5月20日发布“部分动员令”，征召后备役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入伍。
5月21日，法国外长发表谈话指出，如果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履行《法捷互助条约》的义务。
同一天，英国驻德国大使也对德国外长表明，如果法国履行《法捷条约》的义务，英国政府不能保证在事件的压力下不会介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说得更加干脆：“德捷战争就意味着法德战争，因而也许或迟或早成为英德战争。”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也多次发表声明，要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起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甚至公开声明：“互助条约不禁止每一方提出援助，无须等待法国。”
捷德边境的对峙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形成了所谓的“五月危机”。在这次危机中，英、法、捷、苏虽然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但是在抵制德国采用武力威胁一个小国、破坏整个欧洲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有着某种共同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的顾问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实行政治退却。他们警告说，德国军事机器能够在不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军奥地利，但其准备状况却不足以在两条更可能是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多方的压力下，希特勒才指示外交部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德捷边界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26日，汉莱因奉希特勒之命恢复了同捷政府的谈判。五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英、法两国在五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了既定的绥靖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任何代价维持“和平”。因此，到7月26日，张伯伦派沃尔特·伦西曼勋爵以“非官方身份”赴捷充当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调解人”，为英法“普遍的绥靖”政策开辟道路。
伦西曼奔走于苏台德和布拉格之间，不断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企图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达成英德妥协。
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贝奈斯总统作出了最后的让步。
除了拒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扭转其外交政策这一要求外，贝奈斯总统几乎答应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所有的要求，甚至包括在一个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为一部分居民建立一个法西斯的政权。
贝奈斯总统把这个妥协计划交给英国方面的时候，在一份随文附送的照会中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最后的让步是他以及他的政府在英、法外交代表的直接压力下作出的。但是，他的看法是：“由于柏林政府的众所周知的计划以及汉莱因党的目标，这项建议德国人不见得会接受。”
9月7日清晨，在莫劳斯卡·奥斯拉瓦的一次游行示威中，一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代表与一名捷克骑警发生了冲突，据说骑警用马鞭抽打了那个代表。这就足以作为借口了。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全面中断同捷政府进行的谈判，在苏台德地区煽起了民众骚动。直到9月15日，苏台德地区的肉搏战才平定下来。
就这样，捷克政府作了巨大让步的谈判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对他们自己突然得到的胜利成果感到惊慌而告终。
9月7日贝奈斯总统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了这样一项建议，要捷克斯洛伐克再作牺牲，牺牲的代价是连苏台德德意志人党本身都从未提出过的，即割让领土给德国。
这是英、法的绥靖主义者决定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来避免与德国冲突做出的举措。
不久，张伯伦受法国之邀，同时也代表英国火速赶到德国同希特勒商谈“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经过磋商，张伯伦带回了希特勒要求的、按照民族自决使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基本原则。
9月19日，张伯伦返抵伦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同法国政府共同起草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后通牒条款，并送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通牒声称，捷克斯洛伐克如果不立即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割让给德国，“和平的维护和捷克斯洛伐克切身利益的安全，便不可能获得切实的保障”。英、法政府表示，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后，它们同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新疆界的国际保证。但同时，他们也直接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改变态度，法国“将不履行它的条约义务”，英国也将“置身事外”。
9月21日，无可奈何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照会英、法政府，声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对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劝告表示让步，只好以沉痛的心情接受法、英两国的建议”。
贝奈斯总统在向国民演讲时悲愤地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
至此，张伯伦带着英、法两国的建议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屈辱条约，再次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谈，但是，张伯伦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希特勒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德意志族占居民50%以上的地区，由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德意志族不占居民多数的地区，应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同时还要捷克斯洛伐克满足匈牙利和波兰所提出的领土要求。
张伯伦虽然对希特勒的出尔反尔、贪婪蛮横感到震惊和气愤，但他更害怕德捷冲突会把英法卷入战争，并且担心他以个人名誉担保要维护和平的努力失败；于是他答应把希特勒新的苛刻条件再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希特勒的贪婪要求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
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掀起了抗议的浪潮，要求政府抵抗侵略。25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公使向英国首相递交了拒绝照会，随后发布了战争动员令。
希特勒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曾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山剩水予以保证。但仅时隔两个多月，他就下达了“清除残存的捷克国家”令。9月20日、22日和23日苏联政府多次声明：苏联将按照互助条约的规定承担义务，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援助。为此，苏联在西部集结了30个步兵师，并且命令空军和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
9月25日，法国政府宣布，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法国将履行法捷条约的义务向捷提供援助，并于27日宣布部分动员。
在国内外反对意见的压力下，张伯伦也不得不向希特勒发出“警告”：“法国政府已经通知我们，如果捷克人拒绝那份备忘录，而且德国向捷克斯洛伐克进攻，他们就要履行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要是法国军队因此而转为与德国交战，我们觉得有义务支援他们。”
欧洲的局势又紧张起来。在紧张之中，希特勒一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领导人大肆攻击、谩骂和威胁，并且蛮横地限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在9月28日下午2时以前接受德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对英法摇动橄揽枝，声称德国并不希望和英、法打仗，并感谢张伯伦争取和平的努力，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张伯伦从德国回来之后，仍执意向希特勒退让。他表示：“不论我们多么同情一个强邻压境的小国，我们总不能仅仅为了它的缘故就不顾一切地把整个大英帝国拖入一场战争。”因此，他两次致电贝奈斯，要求捷方接受德国人对苏台德地区“某种有限度的占领”。他还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被采纳，取而代之的就只有武力入侵、武力肢解这一条路。”
4.签定屈辱条约
就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德国的法西斯朋友出来救场了。意大利总统墨索里尼提议，召开一个有英、法、德、意四国参加的国际会议。
9月28日，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并且发出了邀请。29日，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在慕尼黑同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讨论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
同一天，苏联政府也提出了建议，立即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防止侵略和避免新的大战的措施。但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德国心目中，都在有意地排斥苏联，不让其参与解决欧洲的政治问题。
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在慕尼黑的谈判基本是一边倒，协定完全是按照希特勒的要求作出的。
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当事国，它的代表虽然也被召到了慕尼黑，但却一直被排斥在会议之外。
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之一马萨里克博士后来在他的文章里就当时的情况描述道：
“9月29日晚上10点，英国代表霍拉斯爵士把新计划的要点告诉了我们，并交给我们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将要立即被占领的地区。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此他两次斩钉截铁地说，他对于他所讲的话，没有什么可补充了。我们就对于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的那些地方和地区发表了意见，他对这些意见毫不在意。最后，他回去开会了。”
4个小时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接到了四国达成的协定。
马萨里克博士在他的文章里写道：“一个法国人用一种十分粗暴的态度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一项无权上诉、也不可能改变的判决。”面对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很清楚，1918年边界所确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不复存在了。
当布拉格正在沉痛地发表公告时，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则是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人们沉浸在一种残酷而短视的欢乐中。正如丘吉尔就德捷问题上评价张伯伦一样：“让你在战争与耻辱之间作一抉择，你选择了耻辱，而你将来还得进行战争。”
在英法同法西斯分子共同狂欢不到半年，希特勒就撕毁了协定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国家也立即陷入了捷克人民一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