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政治合作
1941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进入了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法西斯轴心国之间进行集团对抗的新阶段。在集团战争的情况下，能否实现集团内部的团结合作，能否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协调一致，便成为事关战争结局的首要因素。在这方面，互相对抗的两大集团表现出相反的趋向。以苏美英中等大国为核心的同盟国频繁举行高级会晤，不断克服相互间的矛盾与分歧，从而使同盟国之间的军事、政治、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与此相反，以德日意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缺少合作，在军事战略上各行其是，内部矛盾日趋扩大。这种互为反向的发展变化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苏德战争爆发到反法西斯联盟形成这段时间，苏美英三国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促进它们之间的联合，如1941年7月的英苏协定，8月英美的《大西洋宪章》，9、10月份苏美英三国莫斯科会议，以及12月英美首脑的阿卡迪亚会议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莫斯科，等等。这些行动，既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也为这三大国进一步加强团结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及其仆从国把主要力量投入了苏德战场，苏联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苏德战场成为关系到战争结局的重要战场。这就在客观上使英美等国支持、援助苏联坚持战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团结合作、联合抗敌的主要内容。
苏军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证明了苏联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和实力，也使西方盟国重新认识并估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及作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它们对苏联速败的担心，为西方盟国加强与苏联的团结合作提供了契机。1942年5、6月份，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进行了巡回访问，与英、美两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加强合作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要员第一次出访西方盟国。
1942年5月26日，“英苏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仆从国战时同盟和战后互助合作条约”签署。条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规定了双方结成战时同盟的责任与义务。双方承允在对德国及其欧洲仆从国的战争中，彼此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不与敌国单独谈判或缔结和约。条约第二部分就双方在战后的行动做了某些规定，如共同行动以维持和平，制止德国等国再次发动侵略，对受侵略一方给予全力支持，为欧洲安全与经济繁荣密切友好合作，相互给予经济援助，不参与针对对方的任何同盟等。条约一经批准就立即生效。第一部分有效期到战争结束，第二部分有效期为20年。
英苏战时同盟和战后互助合作条约，是1941年7月英苏对德战争共同行动协定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在战时的同盟责任与义务，而且第一次规定了双方在战后互助合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对确定双方关系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历史意义。艾登在条约签字时说：“在我们两国的联系史中，我们的联合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过，我们为将来互助而履行的义务，也从来没有达到如此完全的程度。”莫洛托夫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苏英条约时也指出，条约的内容“着重显示了不仅对苏英邦交的发展方面，而且对欧洲整个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方面，都具有伟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表明苏英的友好关系“已在实质上巩固起来了”。
5月29日，莫洛托夫抵达华盛顿。苏美谈判也基本上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一是美国按照租借法案原则向苏联提供武器和物资问题，一是第二战场问题。由于1941年10月1日苏美英在莫斯科签署的向苏提供援助的议定书至1942年6月30日就将到期，苏德战场的紧张局势又使苏联对这种援助非常倚重，因此与美国政府讨论新的援助计划，扩大援助范围和数额，是莫洛托夫此行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苏联提出需要的武器和物资的总数量为410万吨。
同时，苏联还急于摸清美国政府对开辟第二战场是何态度。由于英国政府以种种理由拒绝在这一问题上作出承诺，因而美国的态度非常重要。在到达华盛顿的当天和第二天，莫洛托夫便在会谈中提出了盟国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要求。莫洛托夫坦率地告诉罗斯福总统，在希特勒军队数量上占优势的情况下，苏军有可能还要考虑后退。这不仅对苏联是巨大的危险，对英国和美国同样会形成威胁。如果英美能从苏德战场吸引走40个德国师，哪怕不是最好的师，那就有可能在1942年粉碎德国，至少能注定它的命运。莫洛托夫强调：“第二战场问题是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战争的大战略问题”，“不应由军人而应由国务活动家来解决它”。
1941年9月29日~10月1日，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的代表阿佛拉·哈里曼在莫斯科签订了《对俄供应第一友好议定书》。美国把对苏援助与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由于美国已正式参战，本国也需要大批武器装备及物资，因而满足苏联提出的数额有困难。但罗斯福同时也表示，“苏军可能的被迫后退会导致盟国整个形势的极大恶化”，因此美国将尽其可能地帮助苏联，提供援助和开辟第二战场都是这种帮助的体现。在会谈中，罗斯福总统几次明确表示美国希望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会谈的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也基本同意罗斯福的意见，但提出准备开辟第二战场的工作将使美国已经非常紧张的海上运输工具和物资供应，变得更为严峻。美国方面提出，为加速开辟第二战场，不得不大大削减对苏援助的数额，在7月1日至1943年6月30日一年中只能提供250万吨援苏货物，这个数字远远低于苏联要求的410万吨。不过，削减的几乎全部是一般物资，未包括坦克、飞机、弹药这类军用品，因而苏联并非完全不能接受。苏联方面表示，如果第二战场能于1942年开辟，苏联愿意接受这个建议。美方承诺将立即在英美军方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进行磋商并制订出计划。在苏美双方共同商定的联合公报中特意写明：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紧迫任务达成完满的协议”。莫洛托夫回国途中再次来到伦敦，受苏美谈判的影响，英国政府也勉强同意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并把类似苏美公报中的词句写入苏英联合公报。这样，西方盟国第一次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作出了比较明确的承诺。尽管美英两国政府尚有某种保留条件，但当时苏联对此承诺的评价是积极和乐观的。莫洛托夫在6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上说：英美的声明“对于苏联各族人民具有伟大的重要性。因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就一定会使我们这一战场上的希特勒军队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
莫洛托夫访美的另一成果，是在他离开之后，由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与美国国务卿赫尔于6月及正日签订的苏美关于进行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诸原则的协定。协定规定了双方在战争中相互援助的范围、程序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双方互助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协定，加上美英两国在1942年2月23日签订的同样内容的协定以及1941年7月12日的英苏协定和刚刚签署的英苏条约，使三大国之间又增添了一条加强它们团结与合作的法律纽带。
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参加战斗成为盟国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及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由于其抗敌性质，最先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后来由于自由法国的部队在北非比尔哈希姆地区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加上英美此时正在筹划在法属北非的战役，使“自由法国”的地位有所提高。
1942年6月2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政府正考虑以一种新的态度对待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第二天，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与戴高乐会晤时满意地指出，近日一些征兆使人可以希望国务院和自由法国之间关系趋于缓和。7月9日，美国政府发表公告，决定“给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一切军事援助和可能的支持，因为该委员会是法国反抗轴心国的旗帜”。这一公告正视了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地位，承认了它领导作战的权力和与盟国共同组成军事组织的权利，戴高乐对此比较满意。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把法国本土沦陷区中那些丧失自由但仍进行抵抗的力量吸收进来，民族委员会建议把“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7月13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接受上述名称更改，并与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就“战斗法国”及其领导机构的性质、地位、作用等达成共识。此后，在英国政府看来，“战斗法国就是各地团结起来与同盟国协同作战反抗共同敌人的法国人和法国领地的一个集合体；也是法兰西民族不肯投降，并在任何地区为同盟国的共同胜利而努力，以解放法国的反轴心国的标志。”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是战斗法国的领导机构，是在联合王国政府面前代表法国利益的一个机构。”
美英政府对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抵抗运动的重新认识，对增进反法西斯联盟的力量和它们之间的团结无疑是有益的。当然这种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在美英眼中，它还不是唯一能代表法国的一般和永久利益的政治实体，戴高乐将军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是西方盟国选中的唯一的法国政治军事领导人。这就决定了在随后的时间里，戴高乐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在与西方盟国的合作中，免不了产生多方面的矛盾冲突。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同盟国想在北非、地中海这些与法国相关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时，不考虑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且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威信日增的“战斗法国”的作用，显然是不现实的。而戴高乐将军等人光复祖国的夙愿，没有同盟国的军事支援和物质帮助也难以实现。正是战争逻辑本身，推动战斗法国与同盟国关系在矛盾中向前发展。
北非战役开始后，维希政权与美国断交，促使美国政府必然要在维希政权拥护者之外寻找能代表法国与同盟国合作的人物。在1943年1月中下旬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专门讨论了法国问题，并特意请来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进行会晤。在同盟国的竭力促成下，6月3日组成了由戴高乐和吉罗担任平等两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法国的中央政权机关”，对“一切法国领土和陆、海、空军都拥有最高权威”。不久，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又进行了调整，吉罗将军不再任主席而任法军总司令，戴高乐将军成为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
意大利投降后，8月2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向美英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提请它们注意，在对意停战谈判和监督意大利的机构中，都应有法国参加。8月26日，美英苏三国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2个多月后，正式阐明了它们各自政府对该委员会的态度。英国政府承认该委员会是“管辖承认其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土的机构”；美国把其看成为“有助于保证实现并捍卫法国利益的机构”；苏联承认它为“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同盟国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同程度的承认，为它们与法国这支最主要的反法西斯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开辟了有益的前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美除美英苏法抗击法西斯的力量外，另一股远在东方亚洲的抗战力量也不可忽视。那就是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和消耗作用是各国有目共睹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制定战略方针时不能不考虑中国战场这种特殊而又重要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改变了大战条件下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也使中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日益突出，这就为同盟国围绕支持中国抗战展开合作与互助奠定了基础。
美国对日宣战后，其基本战略仍然是“先欧后亚”。但为了利用中国在人力和国土上的独特优势，最大限度地牵制和削弱日本，美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援华抗日的措施。继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财政援助后，6月2日，美中两国政府又签定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称《中美主体租借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与中国相互提供用于国防的用品、兵力及情报，以及上述各项的使用原则和报偿原则。根据此项协定，美国应允提供8.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装备及训练中国军队。在日军占领缅甸、中国接受外援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与英国一起于1942年春，新辟一条从印度东北部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脉到昆明的空中航线，靠这条空运线，把数量有限但非常宝贵且极具象征意义的盟国援华物资送到中国。起初，经这条运输线每月运送3000吨物资，到了1943年3月，罗斯福总统答应把空运数量逐步提高，最终达到每月1万吨。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最高军政首脑在华盛顿召开了代号“三叉戟”的会议，特召英美远东战场的战区指挥官韦维尔元帅、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将军参加。援助中国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罗斯福总统在会议开始的当天，便向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了中国作为抗日基地的重要性、中国可能崩溃的严重性以及迅速增加对华援助的必要性。14日，英国政府同意“把积极发展空运援助中国和在中国建立空军作为1943年的目标”。在20日讨论太平洋作战的会议上，丘吉尔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保证：“英帝国将尽一切人事之所能来援助中国”。罗斯福则明确承诺要建立一支航空队，并用空运来的大部分物资供应它。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书写道：“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中国，使中国成为有效的盟国和对日作战的基地”，是美英全面战略的基本任务之一。据此，美英有关部门制定出具体计划：组织和增加援华空运航线，以求到初秋达到每月1万吨的运输量；发展印度阿萨姆的航空设施；在1943年雨季结束时，在缅甸北部发动战役，作为打通中印公路的基本措施。
除了军事上的支持外，美英政府还从政治上采取了一些举措。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宣布愿与中国政府就废止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署条约，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及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的驻兵权、租界权、内河航行权。同时，在罗斯福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中，中国也占有重要位置。尽管同盟国围绕支持中国抗战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考虑，引出了许多分歧、矛盾，但客观上仍起到了加强同盟国之间对日作战上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联合的实际作用。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得了国际地位。
2.同盟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在“联合国家宣言”中，26个国家郑重宣布，它们将“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的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因此，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经济合作，是反法西斯各国根本利益在战争条件下的必然要求。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后，美英两国的经济联系迅速扩大。进入1942年，这种联系开始向纵深发展。为适应战时加强经济管理和合作的要求，英美着手建立起新的政府机构，使本国经济计划与对方需求接轨，并尝试对两国的经济合作实行统筹计划与管理。根据罗斯福与丘吉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作出的决定，1942年1月26日，三个英美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它们是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同年6月9日，又成立了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和联合粮食委员会。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为把英美两国经济联合成一个能更有效地应付战争需要的整体创造了条件。
英美联合委员会在促进两国经济合作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联合原料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就卓有成效。它依据美国的战时生产局和英国的生产部提供的统计数字及对原料的需求量，进行综合平衡。对那些供应不足，尤其是特别紧缺的原料，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在两国之间进行更合理和最有效的分配。在该委员会协调下，美国曾按季度把本国十分需要的铜分给英国一部分，同样，英国也把珍贵的锡兰橡胶分给美国。
1942年9月3日，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又签署了一系列互惠援助协定，互惠援助协定更加明确和具体化，也使它具有了更为可靠的法律依据。英美政府关于互惠援助实施原则的照会中规定的互助原则为：“……两国的战时生产和作战资源应由两方和其他联合国家的军队加以使用，并要以各种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可以得到的原料、人力、生产设备和海运舱位。”“虽然各国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潜在能力和责任做出最后决定，但是所有关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决定必须尽量符合一起赢得战争胜利的共同计划。”根据上述原则，英国政府明确保证向美国提供军火、美军需要的供应品和劳务、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境内工程建设的供应品和劳务等等。据英国学者统计，截至1943年6月30日，英国给予美国的各类援助共计2.3亿万英镑。一年后达4.2亿英镑。根据美国总统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12号报告”（1943年11月11日）中的计算，到1943年6月30日，美国从英帝国（包括联合王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所得到的供应和劳务的货币价值合计117490万美元。英国的R·艾伦教授在比较了美国给予英国的租借援助和英国给予美国的互助援助和总值，以及占各自战时开支、国民收入、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之后得出结论：“根据联合王国的资源，它按照互惠援助协定对美国的贡献比美国按照租借协定给予英帝国的援助可能是少一些，但是肯定少得并不太多。”可见，互惠援助协定不仅密切了美英等国的合作，而且还证明它们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西方民主国家除了自己的经济合作外，对苏联的经济合作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大发展。美英两国向苏联提供援助是通过连续签署一系列议定书进行的。美英苏第一个相互提供物资的三方议定书签定于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6月30日到期。在上述议定书行将到期之际，美苏达成“关于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协定明确了双方依租借法精神，在国防物资、供应和情报方面给予相互援助。
1942年10月6日，美英苏在华盛顿签署了第2个关于美英两国向苏联提供军用物资、军火和原料的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美国将向苏联提供坦克、飞机、扫雷舰、鱼雷艇、各种火炮和炮弹、汽车、轮胎等，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防工业原料如铜、铅、钢材、汽油，另外还包括车床、动力设备、化学设备和食品，总计250万吨。为了完成向苏联的运货任务，盟国这时期新辟了两条运输线，一是横渡太平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二是经波斯湾、伊朗至苏联南方。其中后一条运输线的月货运量4万吨，而到了1943年12月，增至每月24.8万吨。
1942年与1943年相比，运往苏联的租借物资，除个别项目外，货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同时，也应看到，尽管苏联在战争年代条件十分困难，但仍按照各次议定书的有关条款给予美国价值约220万美元的援助，主要包括修理美国货船，为美空军提供加油基地，给美在苏军事及工作人员提供食品及供应品等等。美苏两国政府间合作的加强，在两国人民中引起极大共鸣和积极反响。1943年，1000万美国人将自己的储蓄作为援助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的基金，500个地方募捐委员会负责募集购买送往苏联的药品、粮食和衣物。
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经济合作的扩大与加强，保证了它们能够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挖掘、调动经济潜力，结果是极大地增强了它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力量。可以说，同盟国间这种打破以往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传统的战时经济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伟大创举之一。
3.法西斯集团内部矛盾加剧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合作以及各战场的胜利，加剧了法西斯集团内部的矛盾。
1942年下半年，随着法西斯轴心国在北非战场和苏德战场受挫，轴心国集团内部被最初的军事胜利所掩盖的矛盾不仅重新显露出来，而且一些新的分歧和争执也不断产生。尽管这些矛盾、分歧尚不足以立即导致这个集团的崩溃，但无疑增大了集团各成员国之间的隔阂，削弱了其整体力量。
德国与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手，日本曾利用德国卷入欧洲战争之机，夺取了德国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第一次大战后，德、日两国均走上法西斯主义的扩张道路，共同的利益和对手使它们逐渐靠拢。自1936年结成以反共为旗号的政治同盟后，两国关系开始向军事同盟方向发展。然而，德日之间的联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因此，每当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两国间的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1939年春夏期间，长期关系紧张的日本与苏联之间，在诺门坎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上一次是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日本之所以敢在泥足深陷中国的时候与苏联兵戎相见，主要原因在于有德、日“反共协定”撑腰，德国在欧洲的威胁将牵制苏联在远东的行动。
然而，德国另有打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德国背着日本于8月23日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德日“反共协定”是根本矛盾的，它意味着日本原先出于牵制苏联而参加“反共协定”，以及将两国关系向军事同盟发展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德国的“背信弃义”对日本造成了极大冲击。
日本大本营被迫否定了关东军要求增援、与苏军在诺门坎地区进一步作战的计划，并于9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8月2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停止德、日、意三国条约的交涉。8月28日，平沼内阁以“欧洲局势复杂离奇”为由而辞职。9月4日，日本内阁新首相阿部信行发表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声明，公开暴露了德、日两国的矛盾。
1940年5月，德国在西线发动闪电攻势，很快迫使法国投降，英国退出欧洲大陆。面对德国的巨大胜利，日本生怕“误了班车”，一度销声匿迹的三国同盟论重又抬头。7月，日本内阁再次更迭，确定了南进、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国策，同时决定加强德、日、意三国轴心。就德国而言，由于美国加强了对英国的援助，德、美关系日趋紧张，因此希望借助与日本结盟来牵制美国。1940年9月27日，经过讨价还价，《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字。
然而，三国同盟并未消除德、日两国各自所怀的异志。日本缔结同盟条约，是为了南进。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即要求德国利用其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充当日、苏缓和的“中间人”，以便日本在放手南进时无后顾之忧。可是，日本万万没想到，早在其确定要与苏联改善关系的7月，也就是三国同盟缔结前的2个月，希特勒就已另有所图，决定要发动侵苏战争，并于12月18日签发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被蒙在鼓里的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德、日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影响深远。1941年6月，德国在日本全力准备南进的时候，突然发动侵苏战争。这对日本的整个战略无疑是又一次巨大的冲击。日本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决定暂不协助德国进攻苏联，继续贯彻“北守南进”的既定方针，并于同年12月8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从此，德国和日本这对轴心国的主要战车分别驰向不同的方向，在以后的战争过程中，再也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直接的战略协同了。
以后，随着德、日在不同战场上陷入困境，两国的所谓“独立性”有增无减。1942年秋，德军向伏尔加河地区大举进攻时，曾多次要求日本出兵苏联，配合行动。但日本政府自顾不暇，根本无意帮助德国。等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失败，日本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1943年3月6日，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转告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深切理解德国盟邦切盼日本参与反俄战争之愿望。但顾念当前战局，日本政府无法参战。”日本学者也承认，日本早就在伺机进攻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后“这种机会永远不会来了。不仅如此，日本军部对德军的那种牢固的信赖感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动摇”。
在准备1943年夏季攻势时，德国仍想说服日本配合行动。4月18日，里宾特洛甫在召见大岛浩时劝告日本：“对日本来说，如果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拥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那么今年是进攻俄国最有利的时机，因为俄国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大岛浩表示，尽管他还不知道政府的意图，但他觉得“只要能事先看到这次进攻中的成就，那毫无疑问会进攻的”。
这种典型的外交辞令，显然不能让里宾待洛甫满意。相反，1943年9月，日本政府主动向苏联提出准备派一个专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交换看法并在访问其他国家之后，重新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显然，日本政府是想利用在对苏战争中的中立身份，在苏联与轴心国成员国之间充当中介，为自己捞取好处。
在法西斯轴心国，德国除与日本貌合神离外，与意大利的矛盾也由来已久，尽管两国在对外扩张方面存在共同点，但利益上的差异仍使两国间不断产生分歧，乃至明争暗斗。1939年8月23日，希特勒背着意大利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墨索里尼深感不悦。尤其当墨索里尼于8月26日从英国得悉，德国向伦敦提出要与英国结盟的文本内容后，更是大为恼怒。更有甚者，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事先也未通知意大利。因此，当德国于9月1日向波兰发动进攻后，墨索里尼当即宣布采取“非交战”立场。这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他认为，英法之所以敢在9月3日对德国宣战，与意大利的隔岸观火有很大关系。希特勒曾正式要求意大利参战，但意大利以缺少战略物资为由加以拒绝。希特勒对此怀恨在心。9月中旬，他唆使住在上阿迪杰的南蒂罗尔人脱离意大利，归顺德国控制的奥地利，从而使德、意矛盾公开化。
当然，意大利不可能长期保持“非交战”立场。墨索里尼本人就表示：“意大利不能无限期地保持中立。”这是因为意大利称霸地中海和巴尔干的野心，以及德军正在取得的胜利等等，都诱使意大利急于参战分赃。1939年12月7日，墨索里尼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参战。
尽管意大利已表明要与德国“并肩作战”，但两国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意大利的反德势力还很强大。以总参谋长巴多里奥为首的多数高级将领，一直对德国持仇视态度。他们不愿与德国为伍，更不甘心受其约束。因此，直到墨索里尼下令制订作战计划时，巴多里奥还说：“由于他们（德国人）摆老资格和傲慢成性，我们绝不能同他们采取统一行动。”
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巴多里奥征得墨索里尼同意后，于1940年4月6日，制订出一个被称为“平行战争”的作战计划。该计划以意大利的扩张需要为基础，以夺取非洲和巴尔干为目标，为此，意大利不想与德军联合作战，而企图单独行动。事实上，意大利参战后，正是按照“平行战争”的设想，对非洲和希腊发动了进攻。这一战略上的分歧当然引起德国的不满。但是，意大利军队不堪一击，在非洲和希腊战场连遭失败，只得恳求德军救援。从此，德、意两国从伙伴关系逐步变为主仆关系。
进入1941、1942年以后，尽管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赖日趋加深，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间的矛盾得到缓解。相反，两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感情上的裂痕不断深化。
1942年5月26日，北非德意非洲集团军发起代号为“忒修斯”的进攻行动，至6月21日，便攻占了英军坚守的号称“不屈的要塞”图卜鲁克。第二天，指挥此次行动的隆美尔被晋升为德国陆军元帅，德国的新闻媒介则着力宣传德军在北非取得的辉煌胜利，而对意军的作用几乎不提。这就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满。墨索里尼对把这次胜利仅与隆美尔等同起来深感不快，认为希特勒晋升隆美尔“显然是为了加强这次战役的德国色彩”，给外界形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是德国的胜利而不是意大利的胜利。
为改变这种印象，墨索里尼于6月29月赴利比亚，目的是为了能就地防止德国人在埃及问题上再次欺骗意大利。为此，墨索里尼主动致电希特勒要求就埃及将来的行政管理问题进行磋商，并建议任命隆美尔为军事司令，另由一名意大利人任民政代表。
希特勒同意对隆美尔的任命，但却对意大利的民政代表问题反应冷淡，认为这一问题没什么“紧迫性”。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从利比亚回国后，“反德调子日甚一日……墨索里尼说：‘现在人们不知道，两个主子哪一个好，是英国人好还是德国人好’”。而齐亚诺本人则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德国人是刻薄的主子”。
由于英军在阿莱曼一线抵抗的加强，同时由于德意军队得不到必需的补给和援兵，隆美尔的攻势到7月上旬已成强弩之末，9月初被迫转入防御。进攻受阻且给养不足的德意军队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齐亚诺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有消息告诉我，说德国人在利比亚的行动引起军界内部对他们强烈的愤怒。他们攫取了所有的战利品，他们的爪子伸得真长。他们派德国的士兵看守战利品，任何走近战利品的人都要遭殃。”等到10月下旬，英军开始反攻，德意部队开始溃退时，德军在危难中抛弃了意大利部队，带走了后者的淡水和几乎全部机动运输工具，致使被丢在沙漠中的3万名意军官兵成了俘虏。德意部队之间甚至互相开火。
英军在阿莱曼的胜利和紧接着美英军队在北非的登陆，极大地震动了轴心国集团，引出新的矛盾和分歧。为使意大利免遭迅速灭亡的命运，只有大力加强轴心国在地中海战区的军事力量。但在轴心国把主要力量和武器装备都投入到苏德战场的情况下，要做到这点很困难，唯一的可能就是停止轴心国在苏德战场的军事行动。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墨索里尼等人提出，先与苏联单独媾和，然后把轴心国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军队调到地中海战场，形成对美英部队的优势，迫使西方大国接受轴心国提出的和平条件。
1942年11月初，墨索里尼在与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会谈时，第一次谈到上述设想。他说：“我想告诉您我个人的建议，需要尽快与俄国人单独缔结和约，以便处理法国问题，否则继续进行战争将十分困难。”12月初，墨索里尼向来访的德国空军总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再次谈到通过与苏联缔结和约来结束对苏战争，借助在中亚给“俄国领土补偿”的方式，“建起一道用轴心国最少的武装力量便能粉碎任何敌对行动的防线”。
在12月18~19日希特勒与齐亚诺会谈中，后者受墨索里尼之托，把上述想法当面向希特勒作了说明，并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吸收日本参与“同俄国的政治解决”。对墨索里尼的建议，希特勒持否定态度。他不相信苏联会接受如此解决办法。同时，希特勒还认为，在东方的和平解决将使轴心国失去在苏联被占领土上的一系列重要原料来源，而且在承受了丧失重要原料来源的物质损失之后，也未必能把大量部队从东方调到西方。希特勒的理由很简单，“只要苏联军队存在，德国任何时候都无法把自己的师从东方调走。”相反，希特勒要求意大利再派几个师到苏德战场作战，并要求墨索里尼给正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作战的意军拍发个人电报，要求它们不要后退一步。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面对苏德战场出现的不利于轴心国的军事形势，纳粹德国急需为自己和盟国打气，以适应新形势下德国军事政治战略的需要。1943年2月下旬，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他向墨索里尼表示，现在德国要进行反苏的总体战，两三个月内便会看到实际效果。他让墨索里尼相信，希特勒不打算向俄国辽阔的地域继续深入，只想占领乌克兰，以保证德国获得农产品，这将有助于提高德国的军事潜力。为此，必须让苏联遭受决定性的军事失败，这就需要轴心国集团各国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但墨索里尼仍然坚持他的看法。1943年3月，在与希特勒的通信中墨索里尼反复强调首先解决俄国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希特勒强化反苏战争实际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在西方大国威胁增大的情况下，应想方设法使俄国中立。在墨索里尼看来，“俄国的插曲现在应该结束了”，其方法或是同苏联单独媾和，或是在此举不成的情况下，建立一道防御体系，形成一道俄国无法攻破的东方壁垒。针对希特勒占领俄国的主张，墨索里尼表示，“俄国领土如此广阔，以致任何时候都不能占领它和管理它”。这与里宾特洛甫转达的德国领导人的主张，有着明显的不同。
为了弥补德意两国领导人的分歧，1943年4月7日至10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德国的萨尔茨堡举行了会谈。据墨索里尼自己回忆，他曾向希特勒说：“从1942年6月我们就丧失了主动，而丧失主动的国家将输掉战争。”他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了——与俄国缔结和约并把我们所有潜力集中到地中海”。他认为希特勒没有给予意大利应有的帮助，“不是因为您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在与俄国媾和之前您不能这么做”。希特勒再次拒绝了墨索里尼的建议，相反却坚持把轴心国全部力量集中到苏德战场，集结全部的“欧洲力量”对付苏联。希特勒一方面为墨索里尼鼓气，另一方面却没有满足意大利提出的武器装备的要求。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请求德国提供500架飞机，但被德国以意大利机场不具备接纳如此数量的飞机为由拒绝了。结果，墨索里尼从萨尔茨堡除了得到希特勒通常那些无法兑现的保证之外，实际上别无所获。萨尔茨堡会谈表明德意之间存在着深刻分歧，暴露出这两个国家在军事政治战略上已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柏林—罗马轴心还将维持一段时间，然而不论是彼此的信任，还是对对方的信心，都已不如一两年前了。
如果说德意之间矛盾的加剧，相当程度上是与北非和地中海地区战局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德罗关系产生裂痕，更主要的是与苏德战场战局，特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程及结果联系在一起。
德军向顿河、伏尔加河地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进攻开始后，罗马尼亚派出大量部队与德军共同行动。投入顿河和伏尔加河战斗的有18个罗马尼亚师。结果，这18个师全都被苏军击溃，使罗马尼亚损失了全部陆军部队的一半多，或者说投入苏德战场的2/3的部队。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罗军中最有经验和最具战斗力的精锐。据罗军统帅部统计，1942年8月1日前，罗军共损失1.74万余人，而在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间，便损失了37万余人，其中28.6万余人被打死、受重伤或被俘。武器装备的损失在上述相应时间的价值分别为5210万列夫和2.5亿列夫。由此可见，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几个月的战斗中，罗军所受损失比此前全部战争时期的损失总和还大。
具体到某些作战单位，这种损失的严重性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反攻阶段，防守斯大林格勒西南战线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损失惨重。第2、第4、第5步兵军，第1、第7骑兵军和第1坦克师，几乎损失了全部装备，30%的人员被消灭，其余绝大多数被俘。第3集团军残部撤到奇尔河一线后又在德军支持下投入战斗，结果再次受到重创，如第5步兵师1万6736人中只剩下1347人，第6步兵师1万5969人剩下1262人，第15步兵师1万5920人，仅存677人。
尽管遭受了如此惨重损失，罗马尼亚并未得到轴心国其他国家的同情。在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官眼里，正是罗军的怯弱，才是输掉这场战役的原因之一。在苏军反攻成功后，原来就对罗军战斗力和指挥官评价不高的德军最高统帅部，现在完全丧失了对罗军的信任。1942年11月27日，罗马尼亚驻柏林武官格奥尔格向政府报告：“我从极秘密的渠道得知，在第3集团军中发生的事件让德国领导层对罗马尼亚军队大失所望。”指挥“冬季风暴”行动的曼施坦因元帅亦有同感，他在1942年12月27日的命令中强调：“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士兵和军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想打仗”，军官“在不是非常必要的时候便下令撤退”。在高加索地区作战的德军A集团军群司令官克莱斯特元帅，在1943年2月初也不得不承认“对某些罗马尼亚分队一点也指望不上了”。
罗马尼亚方面对这种指责并不接受。罗马尼亚总统扬·安东内斯库对曼施坦因的上述命令极为不满，说“曼施坦因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态度导致了参加顿河集团军群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覆灭”。罗马尼亚的战士和军官则认为，德国人应对前线的失败负责。罗第3集团军的调查机关在总结顿河地区被击溃的第5军士兵和军官的意见时写道：“被包围的第5、第6、第13和第15师很快被消灭了。这些部队的军官们认为罪责在最高统帅部，特别是德国人。……前来支援的德军先撤退了，而且是在罗马尼亚师的掩护下，结果罗马尼亚师成了牺牲品。”经过共同作战之后，双方部队之间的关系不是更密切，而是日益恶化了。战斗失利后，德国人对罗军多方刁难，从交通工具、食品供应、军用物资等方面给罗军出难题。如罗第3集团军各部队，1942年夏被送往前线时是坐火车，速度很快；但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失利后，则要徒步后撤。罗马尼亚驻柏林武官格奥尔格在1943年2月21日给政府的电报中说，德军最高统帅部也似乎承认。
“在德军和罗军之间的一些事情，由于因一些意外事件引起的神经过敏，已经导致了对我军供应和运送上的疏忽”。这种疏忽的结果是让罗马尼亚士兵几个星期处于饥饿之中。
军事上的失败使罗军内和国内受到极大震动，失败主义情绪日益强烈。前线部队士气消沉。1943年1月26日，罗第4集团军指挥部在报告中写道：“军官和士兵的精神非常沮丧，当前不能在军事行动中把本军算在内，士兵只想回国。”罗军的精神状态甚至引起了希特勒的不安，1943年2月2日他亲自致信扬·安东内斯库，说编入德第17集团军的罗马尼亚各师“重新表现出一种涣散症候”，这似乎是由“某些军官不坚定的立场”引起的。他要求安东内斯库“要尽快采取必要措施恢复罗马尼亚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
同时，罗马尼亚国内反战呼声加大，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增长。罗军大本营的扬·阿尔希普将军在1942年底承认，“尽管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坚定必须把反苏战争继续下去的社会情绪，但无论是军队，还是国民中间，有些人仍不接受这一国家的无上命令”。就是统治集团的宣传部门也被迫进行了调整。在米哈伊尔国王1943年新年讲话中，把过去的一年称为“经受考验的一年”。扬·安东内斯库则称之为“进行着不可思议搏斗的一年”。如果说不久前罗马尼亚统治者还想使人民相信短期内可以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反复强调的是残酷的战争如何不可避免，是东方的艰苦战斗，是在未来的一年中“将要付出更多的牺牲和巨大的力量”。
罗马尼亚在承受着军事失败带来的沉重打击和精神冲击的同时，还要承受德国对罗马尼亚日益加强的经济控制和搜刮。罗马尼亚的石油一直是轴心国集团所依赖的重要战略原料。德国对它尤为需要。1941年，罗马尼亚出口原油519.5万吨，其中出口到轴心国各国363.6万吨，德国占了287.1万吨。1942年，上述相应的三个数字为564.8万吨、307万吨和220万吨。根据1943年2月2日在柏林签定的关于1943年德罗商品交换的“秘密协定”，罗马尼亚本年度要向德国出口7.1亿德国马克的物品，其中有4.5亿马克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其余为农产品和皮革。德国向罗马尼亚出口4亿马克的物品；多一半为金属制品和工业半成品。这就意味着罗马尼亚的经济要进一步服从于第三帝国。对德国的这些要求，特别是在军事失败后军内、国内普遍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罗马尼亚政府内部开始出现反对意见。在讨论上述“秘密协定”时，文化和艺术部长彼得洛维奇说：“现在我们在尝着1940年政策的苦果。当时我们拿出石油、粮食，做出各种让步，是希望能够挽救已经不能挽救的东西。现在我们丧失了国界并且一无所有了……我们应该逐渐重新审视整个问题了。”其他的政府成员也有同感，认为罗马尼亚“给的多而从盟友那儿得的少”。
几个月后，这种看法再次得到证实。随着战线逐渐接近罗马尼亚边境，罗马尼亚的一些露天油田和其他重要经济目标受到苏军空中打击的威胁日益增大，仅靠罗马尼亚一国的力量无法保证所有目标的安全。因此，只有借助其轴心伙伴的财力物力共同保护这些不仅仅对罗马尼亚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了。1943年7月7日，扬·安东内斯库在与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领导人康森谈话时，提出要德、意和其他利用罗马尼亚资源的轴心国成员，分摊此项约为110亿列夫的巨额开支。但康森却以德国没有列夫为由拒绝了。当扬·安东内斯库希望德国提供武器以装备9或10个在1942~1943年冬季被严重削弱的罗马尼亚师时，康森回答他没有全权讨论这一问题，并且当场说明：“注意到当前的形势，德国正被迫供养整个欧洲，我想，要德国提供武器和装备不大可能。”
军事上的失败以及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使罗马尼亚当局愈来愈怀疑德国能否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从自身利益考虑，也是为了寻求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罗马尼亚政府也与意大利政府一样，开始向反法西斯同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试探。所不同的是，它不是把苏联，而是把英美等西方大国作为接触和谈判的对象。所以如此，一方面罗马尼亚虽然形式上与英美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不仅参加了对苏战争，而且一直没有放弃收回1940年被苏联强行要去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两地区的希冀。在作战失利情况下，如果去与苏联谈判归还上述两地区，其可能性几近于零。相反，与英美等国谈判，罗马尼亚至少还有阻止红军向西深入、削弱苏联对巴尔干地区影响这张牌可打。在罗马尼亚最高领导层看来，“西方盟国对苏联深入欧洲的后果比对消灭法西斯制度更为关心”。
罗马尼亚的和平试探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在轴心国集团内部，它试图通过与意大利、匈牙利等国联合行动，寻求支持。1943年1月，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米·安东内斯库向意大利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斯科普帕表示，罗马尼亚像意大利一样，必须“与同盟国建立接触”，“以保卫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害”。7月初，米·安东内斯库应邀访意，在与墨索里尼会谈中，双方在共同行动以便与同盟国缔结和约问题上看法一致，只不过在行动的具体步骤和时机上尚有某些分歧。由于墨索里尼在7月下旬垮台，罗意双方就此问题的进一步磋商才全面流产。在1943年上半年，米·安东内斯库还指示罗马尼亚驻梵蒂冈、安卡拉、里斯本和马德里等地的外交机构和人员，在反苏基础上与西方盟国建立接触。为了利用梵蒂冈，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要求部下摈弃东正教与天主教教廷之间的隔阂，尽可能对后者让步，争取双方在“在未来的欧洲确立基督教秩序”这一点上达成共识。英美对罗马尼亚单独谈判的试探作出了相应的反应。美国驻马德里大使卡尔顿·汉斯在与罗驻西班牙使馆秘书谈话时表示，“避免罗马尼亚被红军完全占领的唯一办法，就是米哈伊尔·安东内斯库政府向美国递交无条件投降的正式声明”。
当然，罗马尼亚政府在1943年上半年与西方大国单独谈判，并不意味着它将立即中断与德国的同盟关系。在西方大国的军事力量尚未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之前，德国仍然是罗马尼亚抗击苏联的唯一可以凭借的力量。因此，罗马尼亚政府把自己为同“布尔什维克威胁”作斗争而与西方大国进行外交接触的情况，通报给了德国。德国也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了有关情报。尽管德国领导人不怀疑罗马尼亚的反苏动机，但他们仍认为在德国控制之外与西方大国单独接触的行动并无必要。德国担心这将加剧轴心国的分裂。因此，从一开始它就试图制止卫星国的单独行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德罗之间的猜疑和矛盾。1943年4月12~13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与扬·安东内斯库举行会谈，希特勒希望安东内斯库在一连串的军事失败后振作起来，为此他宣布德国最近将重新实施对俄军的粉碎性打击，只要有最后的可能就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斗争。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停止与西方大国的任何媾和谈判，要扬·安东内斯库解除米·安东内斯库外交部长职务，召回罗马尼亚驻马德里、里斯本和伯尔尼的外交代表。在希特勒的一再坚持下，扬·安东内斯库答应停止与西方大国的接触，但他要求德国在经济问题上作某些让步，用黄金清偿德国对罗马尼亚的欠款。扬·安东内斯库回到布加勒斯特后，只是责备米·安东内斯库行事不谨慎，并未按希特勒的意思解除他在外交部的职务。这进一步增加了希特勒对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不信任。为了必要时能要挟罗马尼亚领导人，希特勒分子还预谋用罗马尼亚的特种部队在罗国内制造混乱。据罗驻德武官格奥尔格证实，罗马尼亚的特种部队与德国的秘密警察之间保持着联系。德国在罗马尼亚的间谍机构不断加强，情报组织的任务要点中有一条就是“对政治活动家、政府成员和那些对轴心国持否定态度的人进行监视和侦察。本组织应随时与盖世太保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再次证明，德罗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和矛盾在进一步加深。
进入1943年后，德国与轴心国集团中其他国家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德军在战场上接二连三的军事失利，使其卫星国纷纷采取行动，为避免与德国同归于尽做准备。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芬兰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苏德战场局势和芬兰的对策。绝大多数出席会议的人认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德国的战败不可避免，芬兰必须利用最初的机会退出战争。1943年2月13日，芬兰财政部长唐纳致信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询问有什么途径可以恢复英芬之间的和平。同时，芬兰政府还利用美国外交官向苏联进行和平谈判的试探。德国对芬兰的上述行动非常不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与芬兰外长拉姆赛会谈时明确要求芬兰必须保证停止一切单独媾和的行动，否则，德国将对它采取“极端措施”。这使德芬之间的关系急剧冷淡。自1942年底和1943年初，芬兰便不再参加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攻，也没有去切断同盟国经摩尔曼斯克铁路向苏联输送物资的交通线。
匈牙利政府也开始向西方大国进行和平试探。早在1942年夏，匈牙利外交部的一名负责官员在伊斯坦布尔与英国外交官建立了接触，在英匈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匈牙利政府代表表示，匈牙利准备投降，只要英美军队进抵匈牙利边境，匈牙利的投降便立即生效。同时，匈牙利还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寻求意大利的支持。1943年4月，当时任匈牙利总理的卡拉伊访问罗马，卡拉伊直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讨论匈牙利停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1943年秋季，匈牙利与英美两国接触频繁。7月，匈牙利国家银行行长巴拉尼亚伊在伯尔尼同美国战略情报处官员艾伦·杜勒斯举行秘密会谈，前者表示匈牙利反对的是苏联而非西方。之后，匈牙利的代表又在里斯本同美国人接触，双方赞同战后在中欧建立以哈布斯堡王朝成员为首的联邦。9月初，匈牙利代表在停泊于马尔百拉海上的英国军舰上会见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英国大使向匈牙利代表通报了接受匈牙利的投降建议，并转达了可供选择的条件。据美国驻匈牙利公使蒙哥马利证实，英匈双方还拟订了停战协定草案。匈牙利的这些行动被德国视为背叛行为，遭到指责，并促使德国最终下决心占领了匈牙利。
4.四巨头会议
早在1943年8月7日，丘吉尔就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够在最近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议”。8月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并建议先由三国有关代表举行一次会议，作为三国首脑正式会晤的预备会议。在魁北克会议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丘吉尔商定先召开三国外长会议，为他们亲自参加会谈做准备。此后，三国就会议的议事日程、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协商。美英希望在英国或某个中立地点举行会议，但斯大林坚持要在莫斯科举行。最后，美英作了让步，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这样，10月18日至30日三国外长会议便在莫斯科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三国外长外，还有三国的高级军事参谋人员。这次会议是为三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做具体1944年1月14日，苏军在列宁格勒反攻德军，图为取得胜利后的苏联红军。准备，与会者的目的各不相同。正如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所说：“每一个主角都有他认为特别重要的议题。俄国人感兴趣的是1944年春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赫尔最关心的是四大国签署关于战争目标和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我的目的是就建立一个同盟国协商与战争有关的欧洲问题的机构达成协议。”这样列入会议议程的有：缩短战争时间的措施的问题、签署普遍安全宣言问题、德国的处置问题以及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问题等。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苏联希望会议明确规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因而要求英美对此作出具体的承诺。美英反复表示进攻法国的决定没有任何改变，但必须具备3个条件：西北欧的德国空军力量的削弱；进攻时德国在法国的预备队不超过12个师；在发动进攻的头两个月内，德国无法从其他战场向法国调集15个师以上的兵力。美英实际上不愿承诺开辟第二战场的具体日期，最后在苏联的倡仪下，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在公报中宣布：三国政府一致认为首要目标是结束战争，三国并就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卫星国的战争所采取的措施作了开诚布公而又详尽的讨论。
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是与会国关注的问题之一。赫尔提交了一份处置德国问题的文件，主要内容有：德国承认彻底失败；赋予联合国家占领整个德国、监督德国经济活动、遣散德国军队的权力；释放战俘和政治犯，解散集中营等。由美苏英占领德国，并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来落实上述措施。艾登则主张分割德国，特别是要把普鲁士分离出去。莫洛托夫表示，苏联完全赞成所有能够使德国将来不再战的措施，但苏联对处置德国的问题缺乏考虑。经过协商，三国一致同意，德国应归还侵占他国的领土，边界恢复到1938年的状态，东普鲁士应从德国分离出去。至于具体细节再作研究。
关于四国签署战争目标和维护和平的宣言问题，赫尔提出后，莫洛托夫表示苏联政府“非常同意宣言提出的原则”，但坚决反对把中国包括在四强之内。赫尔坚持认为应包括中国。他说：“如果一个正在为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家被排除在外，那将对联合国家的团结在心理上造成极坏的影响。”艾登表示同意赫尔的意见。这样，莫洛托夫也就勉强同意。10月30日，三国外长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宣言》。宣言声明，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第一次开罗会议。
四国将合作把战争进行到底，并将在今后为缔造、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合作：根据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四国将以协商而不是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就战后军备控制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这实际上是为战后的安排和未来联合国的活动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
根据艾登的提议，三国同意成立由美英苏三国代表组成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与战争结束有关的欧洲问题。但艾登提出在中欧和东南欧建立两个联邦的建议，因遭到莫洛托夫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实现。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意大利问题、奥地利问题、惩办战犯问题等。
总之，这次会议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有的得到了解决，有的已达成原则协议，有的虽存在分歧，但各自交换了意见，从而为三国首脑会晤做了充分的准备。
魁北克会议后，美英苏三国就三国政府首脑会晤的地点进行了多次协商，最后定在德黑兰。罗斯福既想使中国成为美国战时的军事盟友，又想使中国成为为美国战后远东战略服务的盟友，因而多次强调应把中国作为四强之一，他希望这次中国能以四强的身份参加首脑会议，以便讨论远东问题。但是，斯大林坚决不参加有中国参加的首脑会晤。在这种形势下，美英中三国首脑便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在开罗会晤，以讨论远东问题。
在开罗会议上，军事问题主要讨论了缅甸作战问题。会前，蒙巴顿制定了一个代号为“冠军”的作战计划。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军队向缅甸北部、英印军向缅甸西部发动进攻，同时英国海军在孟加拉的安达曼群岛发动一次两栖突击。会上，蒙巴顿向三国领导人提交此计划时，据称为了防止泄密而没有说明英国海军的行动。对此，蒋介石表示不满，提出在陆军反攻缅甸的同时，英国海军须从孟加拉湾发动两栖攻击，以夺取制海权，切断日军补给线。但是，丘吉尔还是老一套，希望绕过缅甸，攻打苏门答腊北部，因而对在孟加拉海湾发动两栖攻击不作任何具体承诺。后来，罗斯福出面调解，并单方面向蒋介石保证，“在陆军反攻北缅时，英国海军必能在南缅同时行动。”然而，蒋介石实际上只是得到一张空头支票。由于英国的坚决反对，加上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许诺对日参战，罗斯福又改变立场，于12月5日电告蒋介石，因欧洲大陆进行的大规模作战需要大量重型登陆艇，“把足够数量的重型登陆艇用来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已不可能实行”。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从孟加拉湾发动两栖攻击计划。
会上，三国还讨论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问题，经过协商，三国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并写进了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开罗宣言”。这些原则是：三大国对日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并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岛屿；把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将日本从其凭借武力和贪婪攫取的其他领土上驱逐出去；在适当的时候让朝鲜独立。
在开罗会议上，中美英三方虽然未能在缅甸作战问题上真正达成一致协议，但是，《开罗宣言》的签署不仅表明三国决心把对日战争进行到底，而且表明三国已就战后对日本处置的原则达成了共识，《开罗宣言》也成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
由美英苏参加的塔尔雅会议和由美英中参加的开罗会议，加强了美英苏中四大国在抗击法西斯轴心国各方问题的合作，为最终打败法西斯，迎来世界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