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佳时刻的概括，是对生活最愉快时、对入迷、狂喜、幸福、最大欢乐体验的概括。这样的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时的入迷，爱情成熟的时刻，完美的性体验，父母的爱，自然分娩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体验。我们用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泛指的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所有这些欣喜若狂的体验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的确，我们已发现有可能构成一种概括的和抽象的图式或模式描绘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或任何这一类体验。在这里，之所以解释高峰体验这一概念，因为只有这种体验才能最容易和最充分地证明事实与价值的整合的问题。
我们把来自百十来人在高峰体验时刻和以后对世界的描绘所用的大量词汇熔铸和浓缩为：真，美，完整，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完成，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
虽然这完全是个人的浓缩和熔铸，但却毫无疑问，任何别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特征表。那不会有很大不同，至少不会超过同义词选用或个别描述词的差异。
这些词都是很抽象的。不抽象又能怎样呢？因为每一个词都有任务在一个标题或一个项目下包容许多种直接的体验。这必然意味着这样的标题是广泛概括的，换句话说，是非常抽象的。
这便是描绘高峰体验中所见世界的各个方面。这里可能有着重点或程度上的不同，也可以这样说，在高峰体验中，世界看来更纯正、裸露，更真实，比在其他时刻看来更美丽。
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在被试报告中，这些被认为是描述性的特征是有关世界的事实的描述。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来像什么的描述，他们甚至声称，这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它们和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家在目睹某一事件以后所做的描述类似，属于同一的范畴。它们不是“必须”或“应该”陈述，也不仅仅是研究者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它们不只是情感状态，缺乏认知的参照。它们被报告为一些启示，一些关于现实的真正的和确实的特征，那是他们过去视而不见的。
然而，人类在3000年前有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学会一件事：知道这一主观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证实，必须有某种办法核实宣称的真理，对成果的某种测试、某种实用的测试；我们必须以某种保留、某种审慎、某种清醒态度研究这一引进说法。有太多的思想家、先知、预言家在绝对肯定的感受以后已最终证明是不正确的。
这种幻灭的体验是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对个人启示录的不信任。正式的、经典的科学长期以来曾拒绝私人的启示录，认为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我们（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始阶段。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体验中，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患者中和我们自身中见到偶尔的启示、高峰体验、孤寂体验、顿悟和欣喜若狂的时刻，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已意识到，虽然它们令人难以意料，但它们有一部分肯定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专家才会继续怀疑这一又老又新的看法，即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阵冲撞中，在一种情感的启示中，在一种迸发中，通过破裂的围墙，通过抗拒，通过畏惧的克服出现。我们是一些专门同危险的真理、同威胁自尊的真理打交道的人。
即使在非人格领域，这种非人格的科学怀疑主义也是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象珊瑚的昆虫而不是雄鹰。例如，克库雷关于苯环的梦就是源于想象的。
大部分的人的想象力是很狭隘的，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高峰体验的洞察力的想象力，然后像如何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其他存在知识的例子——对迄今尚未觉察的、高峰体验中的真理的真切感知——来自那种由存在爱而获得的清晰性，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团体治疗的亲密关系体验，来自理智的启示，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一种证实存在知识的崭新可能性展现出来。在三所不同的大学中，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能治愈大约50％的酒精中毒症。我们得知这一巨大福音、这一意料不到的奇迹都非常高兴，但当我们冷静下来时，由于我们都是不知足的人，我们不免要问：“那些没有治好的人怎样了？”何弗医生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封信的日期是1963年2月8日：
“我们曾有意地利用高峰体验作为治疗手段。我们给服用LSD和墨斯卡灵的酒精中毒者提供高峰体验的条件，利用音乐、视觉刺激、言语、暗示，以及任何我们能对高峰体验起作用的东西。我们治疗过500个酒精中毒者，取得了一些一般规律。其中之一是：治疗后有节制反应的酒精中毒者大多数都曾得到过高峰体验，相反的，几乎任何未曾得到高峰体验的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取得了有力的论据说明感情是高峰体验的主要成分。当LSD被试首先服用两天的青毒胺时，他们有一种体验和通常从LSD得到的相同，但有明显的感情衰减。他们观察所有看得见的变化，能引起思想中的各种变化，但在情感上是平淡的，他们是非参与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被试没有得到高峰体验。此外，只有10％在治疗后效果较好，而在几项较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我们期待的治愈率是6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的主题：这同一张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虽然是在某些时刻所见的但也恰好和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也就是说，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然而，正是这同一的关于世界看来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人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这也是一些“最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最经常地光临最优秀的人物，在他们的最佳时刻、在最佳情况下来临。它们是高级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限定词，而且我还可以附加一句，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的长远目标。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品性，所以受到我们的崇敬；这些品性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贤、甚至我们的上帝的特性。
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应该等同了。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希冀的世界等同了。应该成为的世界被是的世界所取代，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整合。几乎任何手段价值都能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聪明就要这样做。一件工作起初为生计的缘故不得不干，最终却为了它自身的缘故为人所喜爱。即使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从一个简单的手段变成一个目的、一种价值自身，即实体化了。有一个日本电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生命必须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论它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整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的，并因而使它成为那样的。但我认为，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尽管两者有交迭。
自我实现的人既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一般不会混淆是非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前者从那时以来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后者一直是个难解之谜。当然，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了。
这二者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那就是说，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存在的认识的东西，或对他、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概括来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而且，这一应该性、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到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到对一套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100万色盲不能看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有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那地毯本来就是灰色的，而且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的、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盲目的”。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因此，他们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者说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目”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目”可能是有益的，除非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同一对象的应该面不可以分开。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目”。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自我实现被试者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应该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可能性的盲目性，尽管这可能使问题复杂化。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论述。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的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不能看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软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女性在他的时代确实不怎么样，但不能忽略她们机体内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不能看到一个孩子有机会就能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全部现有和可能有的“现在的是”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
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有描述性的、自然主义的价值科学。“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间的古老对立是排斥的，从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对立是虚假的，像我们可以研究蚂蚁、马、橡树的价值一样，我们也能够研究人的最高价值和目标。我们可以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人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倾向、向往并为之奋斗的价值是什么，而在染上心理疾病的时候，失去的价值又是什么。
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只有当我们把真正健康的人和其余公众区分开时，我们才能有成效地研究人的最高价值；至少是在历史的这个时代和供我们使用的技术还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如此。我们不可能把神经病态的向往和健康的向往加以平均，并由此提出有益的成果。
这些价值是创造或构建的，也是揭示的；它们是人性自身结构中固有的；它们来自生物上的和基因上的发展，但也有文化上的发展；我们是在描述它们，而不是在发明它们、设计它们，或渴望得到它们。这种看法与萨特尔等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在这里，为把这种观点以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提出来，我们可以研究各种环境中的人、各种健康程度的人、各种年龄段的人的选择或偏爱。作为研究者，我们当然有这样做的权利，正如我们有研究白鼠、猿猴、神经病患者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样。我们通过这种研究，可以避免价值观上许多不相干的和令人迷惑的争论，而且这样的研究还有一种优点，强调了计划的科学性，完全消除了先验性。不管怎么说，“价值”概念不久就会被废弃掉，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多，意味着形形色色的东西，而且历史也太长。另外，这些各式各样的用法并不经常意识到，因而造成了混乱。我经常想，干脆把这个词抛弃，选用一个更特定的、因而较少混淆的同义词，一般情况下这是可能的。
这种更自然主义的、更描述性的、更科学的研究，还有这样的长处，它能变换问题的形式，从负载过重的问题转移到能够依据经验检验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先已负载着隐含的、未经审查的价值的“必须”和“应该”问题转移到普通经验形式的问题。例如，人在自由选择时遇到的问题，何时？何地？何人？多少？在什么条件下？等等。
我们的另一些主要假设是所谓更高级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等，与我们在相对健康的（成熟的、发展的、自我完成的、个别化的）人处在好的境况、并觉得自己最好和最强时的自由选择中所发现的东西很近似。
或者，这个假设可以用更有描述性的方式表达：当自我实现的人觉得强大的时候，如果真正的自由选择有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就自发地倾向于选择真而不是假、善而不是恶、美而不是丑，倾向于选择整合而不是分裂、快乐而不是悲伤、生气勃勃而不是死气沉沉、独特性而不是老一套等等。概括来说，他们倾向于选择我描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
在这里一个辅助性的假设：同样可以在所有人至少是大多数人身上轻微地看到选择这些存在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存在价值可能是普遍的人种价值，它们可以在健康的人身上最显著地看到，而且，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这些高级的价值极少被由焦虑引起的防御价值降低成色，也极少被归入健康的倒退价值或“滑行的”价值降低成色。
另一个非常可信的假设是，在总体上说，健康的人所选择的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东西；在生物学的范畴内说，肯定也是这样；在其他意义上说，也可能是这样。在这里，“对他们是有益的”意味着“有助于他们和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从长远来说，对健康人是有益的东西（被他们选择的东西），对不太健康的人也可能是有益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成为好的选择者的话。说明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是，与不健康的人相比，健康人是更好的选择者。或者把这个论断倒过来。
我们观察和探索自我实现者的选择结果，然后假定这些选择结果是整个人类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他们这种最佳样品，假装看成是生物学上的分析物，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更灵敏的变体，能比我们自己更快地意识到什么东西对我们有益时，再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也就是说，如果设想有充足的时间，那么我们最终也会选择他们迅速选择的东西。或者说，我们朦朦胧胧地察觉到的东西，他们能敏锐而清晰地察觉。或者说，我们迟早会看到他们选择的智慧，随后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从大体上来看，高峰体验时察觉到的价值与上述选择价值是一样的。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个假设，只为了表明选择价值只有一种。
最后，我们假定，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作为偏爱或动机存在于我们最佳样品身上的存在价值，也是描述“好的”艺术品、普遍的大自然，或好的外部环境的价值。人内部的存在价值，与在宇宙中察觉到的同样价值是同晶型的，而且，这些内部的和外部的价值之间，有相互促动和相互加强的动力关系。
这里只是说明一个意思，这些命题是断言人性内部存在最高价值，并有待于在那里被发现。这与那种古老的、传统的信仰——最高的价值只能来自超自然的上帝，或来自某种人性自身之外的源泉——是尖锐对立的。准确把握自己的心声在阿尔杜斯·赫胥黎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正处在一项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做出伟大综合创造的边缘。他的许多思想在他最后的小说《岛》中有所阐述。虽然《岛》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很重要，但它作为一部讨论人能变成什么样子的心理著作却是非常有启发的。其中教育方面的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因为在赫胥黎的理想国中教育体制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社会的教育体制有根本的不同。
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社会中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分明不同的因素。首先，有压倒多数的教师、校长、课程设计者、学校督察，让学生得到在我们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他们工作的主要目的。这些人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也不会常常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教授他们所教授的东西。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效率，即，在尽可能少的时间、费用和人力的情况下，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另一方面，少数倾向人本主义的教育家把培养较好的人作为目标，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为目标。
传统课堂学习通常有一个不言明的目标——使教师满意从而得到奖励。在传统的课堂上学生很快就意识到，创造性会受到惩罚，死记硬背反而会得到奖赏，因而他们集中注意于教师要他们说些什么，却不求对问题的理解。由于课堂学习的中心在行为而不在思想，学生学习的也正是如何行动，同时保持他自己的思想不变。
实际上思想通常起阻碍学习的作用。有了真知灼见，宣传、灌输和操作条件作用的效果统统都会消失。让我们以广告为例，对于广告的最简单的药剂。你可能在为广告的效果和动机研究操心，但你所需要的一切主要是为证明某一种牌子的牙膏有臭味，于是你就不会受世界上一切广告的影响了。
真相对外在学习的破坏性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心理学班级对教授开的一次玩笑，当这位教授讲条件作用时，学生们密谋向他施加条件作用。教授没有发觉学生的恶作剧，开始越来越多地点头，到讲课快结束时他已在频频地点头了。当学生们告诉这位教授事情的真相时，他立即中止了点头。自然，此后学生不论怎样微笑也不能再使他点头。真相使学习消失了。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有多少课堂学习确实是受到无知支持的，其中又有多少由于真知而被破坏？
学生们已经浸透着外在学习的态度，并会像黑猩猩对拨弄者的技巧做出反应一样，自然会对分数和考试做出反应。在美国最好的某所大学中，一个男生坐在广场上读一本书，他的一个朋友走过他身边问他为什么要读那本没有被指定的书？读一本书的唯一理由竟会是它可能带来外部奖赏。在外在学习的态度包围中，这样提问是合乎逻辑的。
为了说明大学教育中内在和外在方面的差异，举一个关于厄普顿·辛克莱的故事。辛克莱年轻时发现他攒不够大学学费，他仔细翻阅了大学学分制规则，发现有这样的规定：假如学生不能通过一门课，他将得不到这门课的学分，必须以另一门课的学分作为替代；对于这第二门课，学校将不收学费，因为学生已经为他的学分付过一次费了。辛克莱利用这一规定，故意让每门课都考不及格，结果赢得了自由的教育。
“赚取学位”这一说法概括了侧重外在教育的弊端。在传统的教育范式中，学生投资一定量的小时数（称为学分），然后便机械般地取得他的学位。大学中所教授的一切知识都有以学分形式标明的“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所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是很少或全无区分的。例如，一学期的篮球训练正如一学期的法国哲学课一样赚取同样的学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的学位被认为是最具有真实价值的。如果在完成高年级学业前离校将会被社会看成是浪费时间，被父母看成是不小的悲剧。你们都听到过母亲悲泣诉说她的女儿中途辍学的愚蠢行为吧，为什么她要在高年级时去结婚，白白“浪费”她本来可以得到的教育呢？在大学三年的学习价值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在理想的大学中，将不再有学分、学位、必修课。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想学习的任何东西。一位友人和我曾试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行，我们在布兰代斯大学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并称它为“新生讨论会——理智生活入门”。我们宣布：这个课程不设必读或必写的作业，也不给学分，学生自己选定讨论的课题。并且，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身份——一个是心理学教授，一个是开业的精神病学家，并且期望通过我们对讨论会的说明和我们自己专业兴趣的说明能向学生表明谁应该来和谁不该来。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学生是出于他们的自愿，并有至少要对他的成败承担一部分责任。在传统的学校教室里，情况恰恰与此不同，——那是强制性的，学生总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进去听课。
在理想的大学中，任何需要内在教育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学习。学生群可以包括有创造性的、聪明的儿童以及成人；包括低能者也如包括天才一样（因为甚至低能者也能通过感情和心灵学习）。大学将无所不在，它不再局限于一定建筑物和一定时刻，教师将是任何有体会并愿与他人交流的人。学习与生命同长，活到老学到老。甚至死亡也能成为一种哲学启发的、高度教育的体验。
理想的大学将是一种教育的隐退，使你能试着发现你自己；发现你喜欢什么，需要什么；你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学生们将选取种种主题，出席种种讨论会，虽不敢十分肯定自己应走哪条路，但已在寻找自己的使命，而一旦找到了它，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技术教育。也可以这样说，理想大学的主要目标将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命的发现。
我们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找出你的真实愿望和特征是什么，在哪种生活方式中它们能表现出来。你经过学习成为真诚的、忠实的，也就是让你的行为和言谈成为你内在感受真实而自发的表现。我们大多数人已学会避免真诚。你可能正处于一场战斗中，你的内脏正因恼怒在激荡，但假如电话铃响了，你仍会拿起话筒，亲切地应一声“喂”。真诚是虚伪向零点的下降。
有许多教导真诚的方法。训练组是一项尝试，它使你意识到你真正是怎样的人，你对他人怎样反应。途径是给你一个变得诚实的机会，说出你的内部真正在进行什么活动，而不是掩饰真相或斯文回避。
我们描绘为健康、坚强和鲜明的人，他们在感受内在心灵方面比普遍人更加灵敏、清晰；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正如他们清楚自己不需要什么一样；他们内在的爱好告诉自己，某种颜色和另一种不协调，他们不需要毛衣，因为它使身上发痒，或肤浅的性关系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相对的一些人恰恰相反，似乎很空虚，失去和他们自身内在信号的接触。他们吃、喝、拉、撒、睡，都按钟点安排，而不是接受他们自己身躯的暗示。他们做一切事都以外部标准为根据，从选择食物（它对你有益）和服装（它正时兴）到价值和伦理判断（我爸爸说的）都是如此。
我们非常善于使我们的孩子弄不清他们自己的内在呼声。某个孩子可能说：“我不想喝牛奶。”而他的妈妈却回答：“为什么，你知道你需要喝点牛奶。”或者孩子说：“我不喜欢菠菜。”而妈妈告诉他：“我们必须吃菠菜。”有能力察觉来自内部的这些信号是自知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做妈妈的却弄得这些信号混淆不清，这对她的孩子不会有任何益处。她也能很容易地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菠菜，但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
有审美能力的人对于色调、外貌的协调、式样的适宜等等似乎比多数人有更清晰的冲动声音。同样，智商高的人对于理解真理、看出这种关系为真、那种关系非真似乎有强有力的冲动声音，正如有审美能力的人似乎能看出这个领带适合这件夹克衫而不适合那件一样。在儿童中进行了大量关于创造性和高智商之间有何关系的调查研究表明，有创造性的儿童似乎是那些有较强冲动声音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儿童。而非创造性的高智商儿童的冲动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他们变得遵循常规，总是期待父母或老师给予指导或启发。
关于伦理和价值问题，健康人也较有清晰的冲动声音。从某种程度来讲，自我实现的人已经超越了他们文化的价值。他们与其说仅仅是某国人不如说是世界公民，首先而且重要的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能客观地看他们的社会，喜欢它的某些方面，不喜欢另一些方面。
假如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教育就应该帮助人超越他们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们的条件作用而成为世界公民。这里便有了一个如何才能克服他们的文化的问题。面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时，你如何才能唤醒他对全人类的同胞意识，以便他长大成人以后能仇视战争并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呢？教堂和主日学校已经审慎地回避开这项任务，并以向孩子们讲授多姿多彩的圣经故事作为替代。
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应该追求的另一个目标是使命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和归宿的发现。一部分要理解你是什么人，一部分要能够谛听你内在的声音，也就是发现你要用你的生命做什么，发现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和发现一个人的事业，或揭示一个人将为之献身的圣坛，发现一个人的终生事业有点像发现一个人的配偶。在婚姻方面，有一个风俗要年轻人“进行实战”，和许多人接触，进行一、两次恋爱，在结婚前或许还要进行一次严肃的试婚。这样，他们才能发现他们在另一性别的成员中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那些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最终也恰恰能彼此发现并结识。在你寻找你的终生事业时，有时也有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你感觉它很合适，或忽然你发现一天二十四小时似乎太短了，于是你开始抱怨人生的短促。在我们的社会中，却有许多职业顾问根本不懂得人的存在的可能目的，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对于基本幸福所必需的。所有这一类型的顾问所考虑的只是社会对航空工程师或牙科医生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提及，假如你对于你的工作不满意，你就丧失了自我完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概括来讲，学校应该帮助孩子们观察他们自身的内部，并从这种自知中得到一系列价值观念。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的学校中并不讲授价值。这可能是从宗教战争时代传递下来的惯例。在那个时代教会和国家是分立的。统治者认为价值的讨论是教会的事，而非教会的学校只关心其他问题。在严重缺乏真正的哲学和训练有素的教师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校不讲授价值也许还是一件好事，正如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讲性教育一样。
对自己有不同的观点是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结果之一。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几句话很难说清楚，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它第一次谈到一种内在的本质，谈到种族性，谈到动物性。这和欧洲存在主义者的看法显然不同，尤其是萨特的。萨特认为，人完全是他自己的设计，完全是而且仅仅是他自己专断的、没有辅助的意愿的产物。在萨特和一切受他影响的人看来，一个人的自我变成了一种专断的选择、一种命令式的意志，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做什么事而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准则。萨特基本上否认生物学的存在，完全放弃了任何绝对的或至少是任何遍及全人种的价值。这非常接近于使强迫性神经病成为一种生活哲学，其中你能发现我曾称之为“经验空虚”的特征——不存在从内部发出的冲动声音。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大都更接近心理动力学家而不是萨特。他们的临床经验使他们设想人有一种本质、一种生物的性质、一个物种的成员性质。我们很容易就能说明“揭示”疗法能帮助人发现他的自我同一性、他的真实自我，简单地说，就是他自己的主体生物学，于是，他能进而实现它，“造成他自己”，进行“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种是唯一的一种物种，它发现自己很难为统一的物种。一只猫就是一只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难理解的。猫似乎没有什么复杂性或矛盾或冲突，没有迹象渴望成为狗，它们的本能是非常明显的。但人种却没有这种明确的动物本能。我们的生物本质、我们的本能残余是微弱而难以捉摸的，而且它们很难把握，那些外在的学习比我们深蕴的冲动更有力量。这些人种中最深部的冲动处在本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的场所，它们在那里是非常微弱的、极端纤细娇嫩的，若想发现它们只有深挖，这也就是内省生物学的所在，生物现象学的所在。
也就是说，寻求自我同一性、寻求自我、寻求自发和自然的必要方法之一：闭上你的眼睛，隔断噪音，摒除杂念，放下一些事务，完全以一种道家的和承受的方式使自己放松。这里的技术就在于等着瞧会发生什么事，会想到什么。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由联想、随意浮游，而不是有什么固定任务的活动。而如果你这样做取得成功，并懂得怎样去做，你将会忘记外部世界及其嘈杂声音，并开始听到一些微小的纤细的来自内部的冲动声音，来自你的动物本性的暗示，这些感受不仅来自你的普通的种族本性，而且来自你自己的独特本性。
这种现象不但有趣而且很矛盾。我们一方面谈到揭示或发现你的特质，在全世界发现你和每一个他人的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我们又谈到发现你的种族性、你的人性。正如卡尔·罗杰斯所说：“当我们在寻求我们自己个人的同一性时，进入作为特殊而独特的自我越深，我们也越能发现整个人的种族，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会很容易使你想到R·W·爱默生和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发现你的种族性到足够的深度，这两方面将会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懂得如何成为丰满的人意味着两种活动同时进行。你在主观上体验什么是你所特有的，你为什么是你，你的潜能是什么，你的风格是什么，你的步调是什么，你的爱好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身体的趋向如何，你个人的生物因素引你到何处，即你和他人有何不同。在这个过程的同时它又是了解一个人成为像其他人一样的人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也就是了解你和他人有何相似之处。
教人了解生活的可贵也是教育的目标之一。假如生活中没有欢乐，就不值得生活。很遗憾，许多人从未体验过欢乐，体验过那些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的全面肯定生活的极少的时刻。弗洛姆既谈到能经常体验欢乐的乐生者，也谈到似乎从未体验过欢乐时刻的欲死者，这些人对生活的理解是微乎其微的。后者会追逐他们生活中的各式各样愚蠢的机会，换个方式说，他们为了摆脱自杀的痛苦念头，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意外事件来拯救他们。在逆境下，如在集中营中，有的人认为生活每时每刻都很珍贵，不断地为求生而斗争，而另一些人却任自己毫无抵抗地走向死亡。我们研究发现，只要你能给那些进行局部自杀的吸毒上瘾者提供某种有意义的生活作为替代，他们放弃吸毒是很容易的。心理学家曾把酗酒者描绘为极度沮丧、厌烦生活的人。他们形容这些人的生存为一种无尽头的平板经历，没有任何高潮和低谷。柯林·威尔逊在他的著作《新存在主义导论》中指出，生活必须有意义，必须充满高度紧张的时刻才能肯定生活使它有价值。不然，死的愿望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谁甘愿忍受无尽无休的痛苦或烦恼？
我们知道儿童也有高峰体验，这在童年期是很常见的。我们也知道，传统的学校制度是一种压碎高峰体验、禁止它们出现的极端有效的工具。在教室中，老师很难容忍儿童欢娱的景象，而且他们不是自然地尊重儿童。自然，一间教室坐满35个孩子又要在一定时间内教完一节课，这种传统的模式会强迫教师比她教学生学习体验一种欢乐感时更注意秩序和安静。但一些官方的教育哲学和师范学院似乎由此得出一个不言自明的想法：一个孩子过得快活是危险的。要知道，甚至学习阅读、减法和乘法这样的困难任务（在工业化社会中是必需的）也能弄得很有吸引力并成为一种乐趣。
幼儿园教育能做些什么来对抗死的愿望，小学一年级能做些什么来增强生的愿望呢？也许它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让孩子得到一种成就感。儿童在帮助某一比他们自己幼弱的孩子完成某件事时能得到很大的满足。不加管辖和约束能使儿童的创造性受到鼓励。由于儿童模仿老师的态度，老师能受到鼓励变成一个欢乐的、自我实现的人。父母把他们自己歪曲的行为模式传递给孩子，但假如教师的行为较健康、较坚强，孩子将转而模仿教师。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式教育呢？首先，不像作为讲课者、条件者、强化者和老板的教师的流行模式，道家的辅导者或教师是承受型的而非干扰的。
在拳击界有一个年轻人，他自己觉得很不错并想当一名拳击手，到体育馆找到一位负责人说：“我希望当一名职业运动员，愿列入您的门下，我愿受您管教。”在拳击界，那时要做的事是试试他。好的经理会挑选出一位职业拳击手并说：“领他去拳击场，和他打几个回合，让我们看看他的能耐如何，让他把他的本事全使出来。”
假如证明这位拳击手有希望，是一个“天生的”材料，好的经理就会接收他并训练他，看他是否能成为一位拳击家，一位更好的拳击家。换句话说，他认为他的风格是一种天赋，是给定的，他只能在给定的风格上建造他的未来。他不是一切都从头来过，他也不会让新生忘掉他已经懂得的，完全按一种新的模式来练习，那等于说，“忘掉你的身体类型”或“忘掉你的所长”。他承认他的现状并依据他自己的才能把他培育成一位他有可能成为的最佳拳击家。
这是值得教育界重视的方式。假如我们要成为辅助者、顾问、教师、引导者或心理治疗家，我们就必须接受有关的人并帮助他理解他已经成为何种类型的人，他的风格是什么，他的能力倾向如何，他适于干什么、不适于干什么，我们建造的基础是什么，他的有价值的原材料是什么、有价值的潜能是什么，我们造成一种接受他的本性的气氛，使他的压力减弱甚至消失，使畏惧、焦虑和防御降到最低的程度。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关心他，欣赏他和他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像罗杰斯派的医师，他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怀”，他的和谐一致论，他的开放和他的照顾。的确，现在已有证据表明这能“使他显露出来”，使他有所表现，有所动作，有所尝试，甚至出错；让他自己为人所见。
在这一点上的适当反馈，如在训练小组或基本的交朋友小组或非指示咨询中常见的那样，能帮助他发现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必须懂得珍视儿童在学校中的“闹剧”——他的狂想、入迷，他瞠目结舌的惊讶，他如醉如痴的热情。至少，我们以欣赏他冲淡的狂喜，他的“兴趣”，他的业余癖好，等等。这些对发展好人有很大的助益。特别是能引向艰苦作业——坚持不懈的、全神贯注的、富有成果的、有教育意义的作业。
相反，也可以设想高峰体验、敬畏、神秘、惊奇或完美成就的体验都是学习的目标和奖赏，既是它的开端也是它的终局。假如这对于伟大的历史学家、数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等等是真实的，我们也不应该试着把这些研究扩大为儿童的高峰体验的来源，这显然已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我们所得到的支持这些提示的有限知识和经验大都来自聪明的有创造力的儿童而不是迟钝的或被剥夺基本权利的或病态的儿童。
内在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目的要看到儿童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儿童的安全、归属、爱和尊重等需要得不到满足，他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儿童这时没有焦虑，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知道他属于这个世界，有人尊重他，需要他。在辛那侬的大部分吸毒者都曾提到，他们经历过一种几乎缺乏任何需要满足的生活。辛那侬社区里能创造一种气氛使他们觉得似乎自己是4岁的孩子，然后让他们慢慢地在这种气氛中长大，在那里他们的基本需要能够一一得到满足。
教育的另一个目的是使意识保持清新，使我们能不断地觉察到生活的美妙无穷。在传统的教育文化中，我们往往变得失去敏感，以致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劳拉·赫胥黎有一个小巧的立方形放大镜，你能插入一朵小花，然后观看立方镜各边的光线在花朵上的变化。注视片刻以后，观察者能忘怀一切并由此引起幻觉体验，似乎在观看一件东西的绝对具体的方面和它存在的美妙。
保持日常体验清新的极佳方法是想象你就要死去，或和你朝夕相处的别的什么人就要死去。假如死亡真正威胁到你，你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事物，比你平常更密切地注意一切。假如你知道某人就要死了，你决不会不带我们经验中常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专断本质去看他，你会更集中注意且更亲切地看他。你必须向定型倾向作战，绝不要让你自己以惯例态度对待任何事情。
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历史、数学或哲学课，最好的教育方法都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其中的美。我们有必要教我们的孩子领会统一与和谐，领会禅宗的体验，能够同时看到短暂和永恒，能够在同一个对象中看到圣洁和亵渎。
再一次强调，控制我们的冲动是很有必要的。弗洛伊德治疗过分压抑者的日子早已过去，我们面临的问题恰好相反，是每一种冲动都迫不及待地表现出来。但请注意，这里的控制并不是指过分压抑或无限度地压抑。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一套阿波罗式的控制系统，使控制和满足在一起发生作用，使满足带来更大的愉快。例如，他们知道，假如你坐在一张摆满美食的整洁桌前吃东西那将更为惬意，尽管准备烹调和收拾桌子要有更多的控制。在性欲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
理想教育的任务之一是超越虚假问题，并力求解决严肃的存在生活问题。一切神经症问题都是虚假问题，邪恶和痛苦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每一个人或迟或早都必须正视，是否有可能通过受苦达到高峰体验呢？我们曾发现，高峰体验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是感情的欢乐，一种是理智的启示。两者并不一定要同时出现。例如，性高潮在情感上可以是极为满意的，但不会以任何方式给人以启发。面临痛苦和死亡时，可以产生一种非欢乐的启示，如玛加尼塔·拉斯基的著作《欢乐》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大量研究资料讨论死亡心理，而且我们也确实从中发现，有些人临近死亡时确能体验到启示，得到哲学的卓识。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岛》中，举例阐明一个人如何带着和解和承受的心情死去，而不是以一种不庄严的方式被人世抛弃。
学习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选择者是内在教育的另一个侧面，你能教你自己进行选择。你面前放着两杯葡萄酒，一杯廉价的，一杯昂贵的，看你喜欢哪一杯。你是否能闭上眼睛分辨两种牌子的香烟有何不同。假如你不能分辨，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什么？我们希望理想的教育制度造就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呢？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他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那么，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变成如此忙碌而胜任的人呢？一个原因是，所有自我实现者都有一个他们信仰的事业，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为之献身的使命。当他们说“我的工作”时，指的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使命。
假如你问一位自我实现的律师他为什么进入法律界，什么东西能补偿那许多繁琐事务的劳累，他最终会这样向你诉说：“原因很简单，我一看见有什么人捉弄另一个人，气就不打一处来，那是不公平的。”公平对于他是终极价值，他说不出他如此重视公平的原因，正像一位艺术家说不出他为什么珍贵一样。
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会做他们所做的事，似乎是为了终极价值的缘故才那样做，这些终极价值似乎又是为了捍卫一些具有内有价值的原则。他们保护并热爱这些价值，假如这些价值受到威胁，会惹得他们恼怒，激发他们行动，并往往做出自我牺牲。这些价值对于自我实现的人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自我实现的人的一部分，正如他们的骨骼和血管一样。永恒的真实、存在价值、纯真和完美不断地激励着自我实现的人。他们越过了两极，力图看到潜伏的浑一，他们力图整合一切，使它的内容更丰富。
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这些价值是类似本能的吗？是生命体中固有的吗，就像对爱的需要或对维生素D的需要是生命体中固有的那样？假如你从你的食谱中排除所有的维生素犇，你身体的机能将因此而减弱、甚至会导致死亡。
依此推断，我们也可以说爱也是一种需要。假如你剥夺了你的孩子们的所有的爱，那会杀死他们。医护人员已经懂得，得不到爱的婴儿会由于感冒而夭折。我们对真理的需要也是如此吗？我发现假如我被剥夺了真理，我会得一种古怪病——我好似患妄想狂一样，不相信任何人，怀疑每一件事，寻求每一事件的暗含意义。这种顽固的不信任肯定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真理的剥夺会导致一种病态——一种超越性病态。超越性病态是由于一种存在价值被剥夺而引起的疾病。
美的剥夺也能引起疾病。审美方面非常敏感的人在丑的环境中会变得抑郁不安。那很可能会导致很多不良症状，例如，头痛、精神低落等等。
马斯洛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美的和丑的环境对人的影响。当被试者在一间丑陋的屋子里判断所看到的人面照片时，他们会认为这些人是精神病、妄想狂患者或危险人物，这表明在丑的环境中人的面孔并由此推及人本身看起来也不好。当然，丑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依赖于你的敏感和你能不能较容易地使注意力从令人不快的刺激物转移开。进一步看，生活在一种不合意的环境中和龌龊的人在一起是一种致病的因素。假如你与美的和正派的人相处，你会发现你的精神较好，自己也随着提高。
公正是另一种存在价值。历史曾提出大量事例说明，当人们长期被剥夺了公正时会发生什么事。在海地，人们弄得对每一件事都怀疑，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互相信任，认为一切的背后都隐匿着阴谋。
有许多年轻人，他们的基本需要已经得到满足，他们正在有效地运用他们的能力，而且他们没有任何明显的心理病兆，所有条件显示他们能达到自我实现。但他们受到了破坏和干扰。他们怀疑任何存在价值，包括人过三十都会拥护的一切价值，并认为真理、善良、热爱等一类字眼完全是空洞的陈词滥调，甚至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面对未来的世界丧失了信念，于是，他们能够做的一切仅限于以一种毫无意义和破坏的方式表示抗议而已。假如你没有价值生命，你可能不致成为神经症患者，但因为你和实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歪曲和扰乱，所以你会受到认识病和心灵病的侵袭。
假如存在价值像维生素和爱一样不可缺少，又假如它们的缺失能使你生病，那么，人们谈论了几千年的宗教的或柏拉图式的或理性的生活似乎便成为人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是由许多层次的需要构成的，层次系统的基部是生物性需要，顶部是精神性需要。和生物性需要不同，存在价值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是没有高低层次的。一种存在价值和另一种是同样重要的，每一种都能依据其他各种予以说明。例如，真必须是完善的、美的、内容丰富的，而且是十分奇特；在奥林匹斯山神传说的意义上，它还必须是爱开玩笑的。美必须是真的、善的、内容丰富的，等等。
假如存在价值能依据彼此的概念互相说明，我们将能依据因素分析原理得知，有某种一般因素在所有这些存在价值的背后——用统计术语说，有一个G因素。存在价值不是一堆互相分离的碎玻璃，而是一块宝石的不同侧面。献身于真理的科学家和献身于公正的律师两者都是献身于同一使命，他们每一位都已经发现，一般价值中最适合他的那一侧面就是在他的终身事业中所利用的那一面。
存在价值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能超越许多二歧式，如自私和不自私，灵与肉，宗教和世俗，等等。假如你在做你所热爱的工作，献身于你最崇尚的价值，你会成为尽可能“自私的”而同时又成为不自私和利他的。假如你已经把真理作为你内心最珍贵的价值，就像它是你的血液一样成为你的一部分，那么，假如你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一种谎言流传，你就会如芒刺在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你自身的边界将远远超出你个人私利的范围而包容整个世界。
接着我们讨论“宗教”和“世俗”的二歧式。我们在童年接受的宗教仪式似乎非常可笑，它使许多人对宗教完全失去兴趣并毫无“寻找上帝”的念头。但很多宗教界朋友，至少那些已经超越类似把上帝看成又有皮肤又有胡须那种认识水平的人，却津津乐道地谈论上帝。超越的神学家认为头等重要的问题已经成为这样的问题——如宇宙的意义，宇宙是否有一个发展的方向，等等。宗教传统的本质是追求完善，揭示价值信奉。许多宗教团体开始公开宣称，宗教的外部装饰和标志，如礼拜五不吃肉等等，是不重要的，甚至有害，因为这会混淆视听，使人忽略宗教的真谛。
由于享受并献身于存在价值的人使他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神圣的，因此他们也更能享受这种满足。对于那些能从存在价值的角度也如从需要满足的角度一样彼此相待的爱侣，性交也能变成一种神圣的仪式。要体验精神生活，无须在高山上打坐10年。只要能在一定程度上认知存在价值，就能使肉体和它的一切欲望成为神圣的。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和唤醒存在价值，我们将会有一种新型的巨大发展。人会变得更坚强、更健康，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活承担更大的责任，有一套合理的价值指导自己的选择，人会主动地改造他们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趋向心理健康的运动也是趋向精神安宁和社会和谐的运动。不能顺其自然存在认知使活动成为不可能，或者至少是使活动犹豫不决，这是它的主要危险。存在认知没有判断、比较、宣判或评价。它也没有决定，因为决定是行动的准备，而存在认知是消极凝视、鉴赏、不干预事物，是“任其自然”。如果一个人仅是凝视肿瘤或细菌，或者肃然敬畏，赞美、惊异、陶醉于丰富理解的快乐，那么，他就什么也不会去做。所有一切全都被暂时搁置在一边了，无论是愤怒、畏惧、改善境遇、破坏或屠杀的欲望、谴责，或是以人为中心的结论“这对我是有害的”或者“这是我的敌人，会伤害我”，错误和正确、善和恶、过去和将来，全都与存在认知没有关系，同时也是对它不起作用的。在存在主义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或者至少这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存在认知是超然的、有同情心的、非主动的、非干预的、非行动的。它与以人为中心的意义上的朋友和敌人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当认知转移到缺失性认知时，即转到决定、判决、惩罚、谴责、规划未来的时候，活动才成为可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自然会产生危险：存在认知与当时的活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中，所以活动是不恤必需的（防御的或进攻的）活动，或利己主义的活动，从观看者的角度而不是从被观看者的角度说。老虎，从它自己“存在”的观点看，有活的权利（苍蝇、蚊子、细菌也一样）；而人也有同样的生活权利。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自我实现可能迫使人杀死老虎，尽管对老虎的存在认知是反对杀死老虎的。
虽然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自我实现概念的固有的和必需的东西，也是一定的利己和自我保护，是对必要的暴力甚至残忍的某种允许。因此，自我实现不仅需要存在认知，而且也需要缺失认知作为自身不可或缺的方面。这就意味着，冲突和实践的果断、抉择，必然包含在自我实现的概念中。这就意味着搏斗、斗争、努力、不确定、内疚、悔恨也必定是自我实现的副现象。这就是说，自我实现必须包括两个方面：沉思（注视）和活动。
在有某种分工的社会里，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另一个人可以干这种活动，那么沉思者完全可以免除活动。我们并不需要为我们自己吃牛排而去宰牛。哥尔德斯坦已经以广泛概括的形式指出了这一点，正像他的脑损伤的病人那样，由于别人保护他们，并为他们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从而使他们能够无分离、无灾难、无焦虑地生活。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在各个领域得到别人的容许和帮助，至少在特定范围内是如此，因此自我实现变得有可能了。
心理学家托曼在谈话中曾强调说，在专门化的社会里，全面丰满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爱因斯坦，一个在他的晚年高度专门化的人，由于他的妻子普林斯顿、朋友们的帮助和容许，才有可能自我实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放弃多面性并且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在荒岛上，单独地，他可能有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即在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尽他的所能。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具有的这种专门化的自我实现，在那里是不可能的。而且，自我实现大概是全然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死去了，或者由于他明显的无能为力而变得焦虑和自卑，或者可能悄悄地回到缺失性需要水平的生活。
存在认知和沉思理解的另一危险，是它可能使我们成为不太负责的，特别是在帮助别人方面。极端的事例是对幼儿的态度，“任其自然”意味着阻碍他的发展，甚至意味着扼杀他。我们对于非幼儿、成人、动物、土地、树木、花草等也都负有责任。对美丽的肿瘤感到极端惊异而不理会病人的医生，可能伤害了他的病人。如果我们鉴赏洪水，我们就不会建筑堤坝。这不仅对于遭受不活动后果的其他人，而且对于沉思者自己，都是确确实实的。由于他的旁观和不活动在别人身上造成的恶劣后果，肯定会感到是有罪的。他必然感到问心有愧，因为在某个方面他“爱”他们；他与他们的兄弟情谊使他们融成一体，这就意味着关心别人的自我实现，而他们的死亡或遭难则中止了他们的自我实现。
这种二难推理的最好例子，在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治疗者对病人的态度上完全可以找到了。在这里，很容易看到，这种关系变成了自身同类的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须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教师（父母、治疗者）在促进成长上的责任，也就是树立界限、纪律、惩罚、不使满足、蓄意成为阻挠者、做出能唤醒而又能承受的敌意等等。
活动的抑制和责任心的丧失导致宿命论。也就是说，未来将成为怎样就成为怎样，世界是怎样就是怎样，这是确定了的。对此，我没有事情好做。这是意志论的丧失，自由意志的丧失，是决定论的一种坏理论，而且对于所有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肯定是有害的。
不活动的沉思肯定会受到这种沉思危害的其他人的误解。他们会认为这是缺乏爱，是缺乏关心和同情。这不仅会阻碍他们向着自我实现成长，而且可能使他们在成长的斜坡上往下滑，因为这会“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坏的，而且人也是坏的。结果，他们对人的爱、尊重和信任将会倒退。这也就意味着使世界变得更坏，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和意志薄弱的成人来说是如此。他们把“任其自然”理解为忽视和缺乏爱，甚至理解成蔑视。
纯沉思就是上述问题的一个特例，包含不书写、不帮助、不教育的意思。佛教区分为佛陀和菩萨。佛陀只是为自己获得启蒙，而不管其他人；而已经达到了启蒙的菩萨，则仍然觉得只要其他人还没有得到启蒙，他自己的皈依就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可以说，为了自我实现，他必须离开存在认知的极乐世界，以便能帮助其他人并且教育他人。佛陀的启蒙是纯粹个人的、私人的占有物吗？还是它也必定属于其他人、属于世界呢？
的确，书写和教育他人经常是从极乐世界隐退，它意味着自己放弃天堂，而去帮助其他人达到天堂。当然，也并非永远是这样。禅宗和道教是正确的吗？他们说：“你一谈了它，它就不存在了，它就不再是真实的了。”这就是说，检验它的唯一方法是体验它，而且用什么话都永远不能描述它，因为它是不可言喻的。
当然，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这也是存在主义永远不能解决的二难推理的原因。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分享的绿洲，我们将独自享受它呢？还是把别人也领到那里以便挽救他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发现了约斯米特幽谷，而它的美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寂静、无人、幽僻，那么，我们是保持它的原状好呢？还是使它成为千百万人观赏的国家公园好？因为人们是众多的，这会使它失去它的本来面目，甚至会使它遭到破坏。
我们要不要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私人海滩，从而使它成为非私人的？尊重性命、憎恨主动杀生的印度人，让牛吃得很肥却任婴儿大量死亡，这究竟算不算正确呢？
在贫困的国家中，面对挨饿的儿童，我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考虑才可以让自己享用食物？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一个好的、彻底的、理论上的先验答案。自我实现必然是利己的，然而它也必须是不利己的。因此，这里必定有抉择、冲突，以及遗憾产生的可能性。
也许分工的原理（与个人体质性差异的原理相联系）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较好的答案（尽管永远不可能找到尽善尽美的答案）。在各种宗教团体中，一些人受到“利己的自我实现”的感召，另一些人受到“成为善的自我实现”的感召。这可能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因为社会赞成一些人变成“利己的自我实现者”，变成纯沉思者。社会可能设想支持这种利己的自我实现者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给其他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为别人提供纯粹的、世界之外的沉思（旁观）能够存在的启示和范例。我们为少数几个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做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免除他们进行教学、写作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不仅是由于“纯粹的”理性，而且是在进行一场冒险，认为这样可以抵偿我们的支出。
这个二难推理也使“真实的内疚”问题复杂化了（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内疚”），我这样称呼它是为了把它同神经病的内疚区分开。真实的内疚来自没有达到对你自己的、对你自己一生命运的、对你自己固有本性的忠诚。
在这里，我们就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什么样的内疚出自对你自己的忠诚，而不是来自对他人的忠诚呢？”因为我们看到，对你自己的忠诚有时可能与对他人的忠诚存在着固有的、必然的冲突，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选择才能同时满足二者。如果为了对你自己是忠诚的，你就必须对别人是不忠诚的，而社会兴趣又是心理健康的本质方面或规定方面，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是可悲的，因为自我实现的人为了挽救另一个人就要牺牲他自己的某些份额。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首先对自己是忠诚的，那么这个世界也必然是可悲的，因为纯粹的（而且是利己的）沉思者并没有帮助我们的想法。
存在认知可能导致无区别的认可、损害日常的价值、丧失鉴别能力以及过分容忍。的确如此，当每一个人只是从自己存在的观点来看自己时，就会把自己看成是完美的。这时，对于这种观点来说，一切评价、评定、判断、非难、批评、比较全都不适用而被抛在一边了。然而，请允许我说，无条件的认可对于治疗者、相爱者、教师和朋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显然，对于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来说，无条件认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考察了包含其中的两种人际态度的不相容性。大多数心理治疗家都会拒绝对他的病人采取惩戒或惩罚活动。许多行政官员、管理人员或将军，则拒绝对他们指挥的人承担任何治疗的责任，对于他们指挥的人，他们的态度只有解雇和惩罚。
几乎对于所有的人，这种困难都由在不同场合既应该成为“治疗者”又成为“警察”的必要性造成。而且，我们可以推测，人性越完美的人担当这两种角色也就越认真。同通常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困境的普通人相比，这种完美人性越多的人，很可能被这种困境搞得更加烦恼。
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我们所研究过的自我实现的人，一般都能依靠同情和理解把两种功能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他们也比普通人更有正当义愤的能力。有些资料证明，自我实现的人和比较健康的大学生在表露正当义愤和非难的程度时，与普通人相比，前者显得更真诚和更少犹豫。
除非理解和同情有愤怒、非难和义愤作为补充，否则就有可能拉平一切感情，对人反应平淡，无义愤能力，丧失对真正能力的识别力，扼杀优越性和美德。对于专业的存在认知者来说，这就有可能导致职业上的危险。例如，如果我们可以从表面上评价这种普遍印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许多心理治疗家在他们的社会交往中，看来就过分中立和无反应，太温和，太平稳，太没有火气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另一个人的存在认知就是把他看成“十全十美的”，这很可能使他产生误解。不仅受到无条件的认可、接受绝对的爱、得到完全的赞许，有奇妙的增强和促进成长的作用，还有高度治疗的作用，而且能促进心灵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态度也可能被曲解为一种不能容忍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以不实际的至善论的期望作为生活实践的目标。他觉得越不完善和越无价值，他对“完善”、“认可”这些词曲解得就越多，他也会越发觉到这种态度是一种包袱。
当然，“完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存在范畴内的，一是缺失、力求、形成范畴内的。在存在认知中，“完善”意味着完全现实主义地理解和承认这个人的一切实际情况，在这层意义上，说明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缺失性认知中，“完善”包含不可避免的错误感知和幻觉的意思在内。也就是说，在第一种意义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完善的；在第二种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善的，而且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存在性完善的，因而自然就可能弄得不自在、自卑和深感内疚，仿佛他在欺骗我们。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出，一个人越是能够存在地认知，他也就越能认可和享受存在认知。我们也可以预期，这种曲解的可能性通常可以在存在认知者、完全理解并认可另一个人的人身上，造成棘手的策略问题。
值得在这里分开来谈的最后一个棘手问题：可能有的过分唯美主义是存在认知保留下的。对生活的美感反应，在本质上往往同对生活的实践和道德反应相抵触（古老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一种可能性是完美地描绘丑陋的东西，另一种可能性是不适当地、非审美地描绘真的、善的、甚至美的东西。我们真、善、美地描绘真、善、美，即没有问题的描绘，暂时撇开不谈。由于这个二难问题在历史上已经争论得太多了，所以，它也包括更成熟的人对不太成熟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即对可能混淆存在认知和缺失性赞成的人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对于生活在令人恐怖的和使人误入歧途的世界上的存在认知的人，这是一个要承担的附加责任。以健康的心态等待时机在任何高峰体验时，任何人都暂时具有了自我实现个体中发现的许多特征。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变成了自我实现的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时的性格上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情绪与认知的表现状态。在这时，不仅是他最快乐和最激动的时刻，而且也是他最成熟、最个体化、最完美的时刻——简而言之，是他各个方面最健康的时刻。
这样，为了使它较少具有那种只有极少数人直到60岁才能进入的、有点全或无的神殿意味，我们就可能消除自我实现的静力学和类型学的缺点，来给它重新下定义。我们可以把自我实现定义为一种插曲或一种迸发，在这种迸发中，这人的能力以特别有效的和剧烈快乐的方式一起到来了，这时，便是更多整合而较少割裂的，对体验是更坦率的，更有特异性的，更完全表现或自发的，或充分运行的，更有创造性的，更幽默的，更超越自我的，更独立于他的低级需要的，等等。在这些插曲中，他更真正地成了他自己，更完善地实现了他的潜能，更接近他的存在核心，成了更完善的人。
从理论上说，在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这样的状态和插曲都可以到来。因此，区分出我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人的东西，是在他们身上这些插曲比普通人来得要频繁得多，而且强烈得多，完善得多。这样，就使得自我实现成了程度的问题、频率的问题，而不是全有和全无的问题，因而使它能够经受通用的研究程序的检验。我们不必再局限于研究那些在大多数场合实现了他们的自我的那些极端研究对象了。至少在理论上说，我们也可以研究任何人的生活史了，特别是那些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其他有特殊创造力的人的，虔诚信教的人的，以及在心理治疗或其他重要成长经历中体验过巨大顿悟的人的生活史了，以便更清楚地研究自我实现。
我们描述主观的体验几乎都是运用经验主义的方式。它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仅凭觉察者自己相信他更真实地、更完整地觉知了，并不是他确实达到这一步的证明。判断这个信念的效度的标准，存在于被察觉的对象或人身上，或者存在于所创造的产物上。因此，从原则上看，它们只是相关研究的简单问题。
可是，把艺术说成知识是在什么角度考虑的呢？审美知觉肯定有其内在的自我证实，它被认为是一种宝贵的和奇妙的体验。但是，一些幻想和幻觉也具有同样的情形。此外，你可以被人们不予理会的一幅画激发起美感体验。即使我们达到超越个人的境地，效度的客观标准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正如它在所有其他知觉问题方面也存在一样。
对于爱的知觉、神秘的体验、创造性的时刻以及顿悟的闪现，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相爱者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看到的东西，其他人是没有看到的可能的，再者，对于他的内部体验的内在价值，对于他、他所爱的人以及世界上的人的许多良好后果，是勿庸置疑的。假如我们举一位母亲疼爱婴儿的例子，情况甚至就更明显了。爱不仅使她觉察到了潜在性，而且也使它们现实化。没有爱肯定会抑制潜力，甚至会扼杀潜力。个人的成长要求勇气、自信，甚至大胆；从双亲和伙伴那里没有得到爱，就会引起相反的后果，自我怀疑、焦虑、无价值感和怕受嘲笑等，所有这些都是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抑制因素。
人格学的和心理治疗的经验是这种事实的证明，爱能促使潜力实现，不爱则使潜力无效，不论是否值得，结果都是如此。
在这里，产生一个复杂而循环的问题：“在怎样的程度上，这个现象才是自我实现的预兆呢？”正如默顿所设想的，丈夫确信其妻子是漂亮的，妻子确信其丈夫是勇敢的，在一定程度上就创造出了美和勇气。这与其说是对于已存在的事物的觉知，倒不如说是由于信念而导致存在。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知觉到潜在性的例子。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美丽的和勇敢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与觉察某人可以成为伟大的小提琴家这种真实的可能性有所不同，因为后一种可能并不是普遍的可能性。
然而，除了存在这种复杂性之外，对于那些希望最终把这些问题拖到公开的科学领域中来的人来说，还有潜伏的怀疑存在。出现最普遍的情况是，爱给另一个人带来幻觉，也就是说，爱可以使人感知到那种并不存在的品质和潜力，因此，这并不是真实的感知，而是持有者心中的创造。这种创造基于他一系列需要、压抑、克制、投射和文饰。如果说爱比不爱更有洞察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可能是更盲目的。不断困扰我们的研究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出更敏锐地知觉真实世界的事例呢？我已经报告了我在人格学水平上的观察，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察觉者心理健康的变量，心理越是健康，就越能敏锐深入地知觉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由于这个结论是无控制观察的产物，所以，它应该仅仅作为一个有待控制研究的假设提出来。
一般来说，在艺术和智力的创造性迸发时，在顿悟的体验中，我们都会碰上类似的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体验的外部有效性与现象学的自我证实并不是完全相关的。巨大的顿悟有可能是错误的，伟大的爱会消失。在高峰体验时创作的诗，可能后来由于不满意只好抛弃。一个经得起检验的创作和一个后来在冷静、客观的批判审查下放弃的创作，在主观上的感受是相同的。经常创作的人对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们预见到，只有一半深刻顿悟的时刻还不宜动手创作。所有高峰体验的感觉都像存在认知一样，但并不是所有高峰体验都真的如此。然而，我们不敢忽略这些明显的暗示，即至少有时认知的更大清晰性和更高效能可以在更健康的人身上和更健康的时刻发现，也就是说，有些高峰体验确实是存在认知。如果自我实现的人能比其他人更有效地、更完善地和较少动机地污染觉知现实，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作为生物学鉴定使用。通过他们的超乎寻常的感受和知觉，我们就能获得比通过我们自己的眼睛获得的更要好的现实情况的报告，正如金丝雀可在不太敏感的人之前嗅出矿井中的瓦斯一样。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最敏感的时刻，我们的高峰体验。这时我们是自我实现的，所以给予我们的关于现实的报告比我们平时所能得到的要更真实。
我们所描述的认知体验不能代替常规怀疑论和谨慎的科学程序。虽然这些认知可能是富有成果的、敏锐的，而且完全承认它们可能是发现某些真理的最好方法或唯一方法，然而检验、选择、否决、确定和（外部）证实的问题，在我们的顿悟闪现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不管怎样，把二者放到对抗排他的联系中是愚蠢的。现在这一点很明显了，在大致相同的程度上，它们是相互需要和相互补充的，像边疆居民和开拓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以敏锐的目光感知存在马斯洛通过同80名个人进行个别谈话以及190名大学生对下述引导语的书面回答做出的原始近似概括——一种印象主义的、典型的、“混成的模拟”或组织。
希望你想一想你生活中最奇妙的一个体验或几个体验——最快乐的时刻，着迷的时刻，销魂的时刻，这种体验可能是由于恋爱，或者由于听音乐，或者由于突然被一本书或一张画“击中了”，或者由于某种巨大的创造契机。首先列出这些体验，然后请你说出来，在这种激动的瞬间，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这时的感觉同其他时候的感觉有何不同，在这种时刻，在某些方面你是怎样一个不同的人。在其他研究对象那里，问题也可以这样提出：这时世界看来有什么不同。
事实显示，没有一名测试者做出完全的症候报告。马斯洛把所有不完全的回答加在一起，得出了一个“完全的”混合症候群。另外，大约有50人阅读了他以前发表的文章后，主动给他写了信，向他提供了有关高峰体验的个人报告。最后，他还发掘了大量有关神秘主义、宗教、艺术、创造、爱等许多方面的文献。
自我实现的人，那些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人、健康的人、自我完成的人，给我们很多有益的经验，以致有时觉得他们是不同种的人。但是，由于这些如此的新颖，所以它最终的可能性和抱负就是探索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艰巨而曲折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包括不断破除珍爱的公理，不断处理似乎矛盾的、相互抵触的和模糊不清的现象。每当那些长期建立起来的、深信不疑的、似乎无懈可击的心理定律在我头脑中纠缠时，我也会很伤感。不过，这些东西往往被证明根本不是什么定律，而只是在轻微的、慢性的心理病理和畏惧状态下，在发育不全、残缺和不成熟状态下的生活常规。这些缺陷我们并不注意，因为他人大都也具有这一类和我们相同的疾病。
在科学理论的创立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情况是：在任何科学解决成为可能以前，便有一种对当时缺陷的不安感。换个方式来说，在创立科学理论之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通常是采取一种深感不满的形式。例如，在我们研究自我实现者时，首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他们的动机生活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我们过去学习和知道的那些动机。开始时，我们把他们的动机描述为表述的而不是应付的。但是作为全面的表述，这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又描述为是非激发的或超激发的、超越努力的，而不是被激发的。但是，这个表述是如此严重地依赖你所认可的那种动机理论，以致这种表述造成的困惑和它给予的帮助一样多。我们已经对比过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在这里是很有帮助的。但是这仍然不是定义性的，因为它并没有充分区别开形成和存在，必须提出一个新的行动方针转入存在心理学，它包含和概括了已经做出的三种尝试，以某种书面方式说明，在动机生活和认知生活方面，充分发展的人和其他大多数人有哪些差异。
存在状态是暂时的、超激发的、非努力的、非自我中心的、无目的的、自我批准的状态，是尽善尽美和目标达到时的体验和状态。这种分析的形式，首先来自研究自我实现者的爱的关系，其次来自研究其他人，最后来自浏览神学、美学、哲学文献。但最为重要的事却是区别两种类型的爱：缺失爱和存在爱。
我们在（为了其他人或物的存在）的状态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认知，那是心理学知识未曾武装过的。但是，一些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作者对这种认知却曾有很好的描述。我们将这种特殊的认知称之为存在性认知。它同那种由个体缺失性需要构成的认知——我称之为缺失性认知的那种认知——形成鲜明的对比。存在爱有更敏锐、更透彻的感知力，即他能在亲爱的人身上觉察到他人视而不见的现实。
存在爱的体验，也就是父母的体验，神秘的或海洋般的或自然的体验，审美的知觉，创造性的时刻，矫治的和智力的顿悟，情欲高潮的体验，运动完成的某种状态，等等。这些以及其他最高快乐实现的时刻，我们称之为高峰体验。
在“实证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中，这个问题是未来的一个议题。因为我们论述的是充分发挥作用和健康的人，而不仅仅论述常规的病人，因此，它同“一般人的心理病理”心理学并不是矛盾的；它超越了那种心理学，而且能以一种更广泛的、更综合的结构体现那种心理学的所有发现。这个更广泛的理论结构既包括疾病的，也包括健康的；既包括缺失性的，也包括形成的和存在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存在心理学，因为他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目的体验、目的价值、目的认知，以信作为目的的人。大多数心理学是研究不具备的而不是研究具备了的东西，是研究努力而不是研究完成，是研究挫折而不是研究满足，是研究寻求快乐而不是研究达到了快乐，是研究力图达到那里而不是研究已存在在那里。一切行为都是被激发的，这虽然是错误的和先验的公理，然而被普遍地接受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以高度的自律完善自身在存在认知的过程中，体验或对象普遍存在着被看成是超越各种关系、可能的利益、方便和目的的倾向。从某种角度来考虑，它似乎就是宇宙中所有的一切，似乎它就是和宇宙同义的全部存在。
这一点同缺失性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多数的人类认知经验都是缺失性认知。这些经验只能是部分的和不完全的。
19世纪的绝对唯心主义，把全部宇宙被设想成是一个单位。由于这个统一体永远不可能都有限的人容纳、理解或认知，所以一切对现实的认知，必然被看成是存在的部分，而它的整体永远是不能想象的。
在具有存在认知的时候，知觉对象是被充分而完全地注意到的。这个特性可以叫做“总体注意”。在这里，我们试图描述的特性与迷恋补充完全吸收。在这种注意中，图形成为全部的图形，背景实际上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没有被显著地觉察到。这时，图形似乎从所有其他东西中抽出来了，世界仿佛被忘掉了，似乎这时这个知觉对象已变为整个存在。
由于整个存在正在被察觉，如果整个宇宙又可以同时被容纳，那么它所包含的一切规律都会被掌握。
这种知觉与常规知觉有明显不同。在这里，注意对象和注意有关的所有其他东西是同时进行的。对象是在它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东西的关系中，而且是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被察看的。正常的图形背景关系是有效的，即背景和图形两者都被注意到了，尽管是以不同方式被注意到的。另外，在普通的认知中，对象不是按其本来面目，而是作为类的一个成员，作为更大范畴中的一个范例来看的。我们已经把这种知觉描述为“类化的”，而且还要指出，这种常规知觉并不是包括人和物各个方面的完美知觉，而是一种分类、归类，是为放进这个或那个文件柜而贴上标签的。
假如想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日常的认知，就要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进行，这里包括自动地比较、判断和评价，如更强、更少、更好、更高，等等。
而存在认知可以叫做不比较的认知，或者不判断的认知，不评价的认知。
一个人可以作为他本身来自察，即由他自己来看他自己。他可以被特异地和独特地察看，仿佛他是他那一类的唯一成员。这就是我们通过独特的个体知觉所表示的意思。当然，这也是一切诊疗学家所力求做到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它比我们平常打算承受的困难要大得多。然而，这样的知觉是能够短暂地发生的，而且在高峰体验中，它已经作为这种体验的特征发生了。健康的母亲爱恋地感知她的婴儿，就近似这种个体的独特知觉。
她的婴儿完全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人，他是妙极的、完美的、令人销魂的（至少她能够把自己的婴儿从格塞尔常规中分离出来，并能够与邻居的孩子进行比较）。
一个对象整体的具体知觉也包含这种带着“关怀”看的意思。反过来也是一样，即“关怀”对象可以引起对它的持续注意。反复地审视知觉对象的一切方面是非常必要的。母亲一再地凝视她的婴儿，爱人一再地凝视他所爱的人，鉴赏家一再地凝视他的画，这种精细的关怀肯定会比那种不合逻辑的、一闪即过的、漫不经心的形式化知觉能够产生更完全的知觉。从这种全神贯注的、入迷的、完全注意的知觉中，我们可以期望获得细节丰富的、对客体多侧面的知觉。这种知觉成果同漫不经心的观察成果形成鲜明对照，后一种知觉只能提供经验、对象的裸露骨架，只是有选择地看到它的某些方面，而且是从“重要”和“不重要”的观点出发的（一幅画，一个婴儿或所爱的人有什么“不重要”的部分呢？）。
存在认知的实际情况是，人的一切知觉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人的产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创造。但我们也可以整理出外部对象——作为与人的厉害无关的东西，和作为与人的厉害有关的东西——在知觉上的一些差异。一般地说，自我实现者通常这样感知世界万物：仿佛某个对象不仅在外部事物之中是独立的，而且它也是独立于人的。普通人在他最高大的时刻，即在他的高峰体验的时刻，也是如此。这时，他能比较容易地这样看待自然，仿佛是从它自身并且是为了它自身来看，它本来就在那里，而不是作为人的活动场所、为了人的目的而放置在那儿的。他能比较容易地防止把人的目的投射到它上面去。总之，他能按照对象自身的存在“终极性”来看待它，而不是作为某种有用的东西，或者作为某种可怕的东西来看待它，也不是按照某个别人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
以显微镜观察切片作例子。这架显微镜透过组织切片可以发现事物本身的美，或事物的威胁、危险和病态。透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的切片，如果我们能够忘掉它是癌，那么它就可以被看成是美丽的、复杂的和令人惊异的组织。如果从蚊子本身的目的看，那么它就是一只奇妙的东西。病毒在电子显微镜下也是迷人的东西（或至少它们是可以迷人的东西，只要我们能够忘掉它们与人的关系的话）。
由于存在认知更有可能成为与人毫无关联，所以，它就能使我们更真实地去查看事物本身的性质。
重复的存在认知看来能使知觉更丰富，这是我们在研究存在认知和普通认知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差异。重复审视我们所爱的面孔和我们赞赏的绘画，会使我们更喜欢它，而且能使我们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多地感知它，这个我们称之为客体内部的丰富性。
但是，重复存在认知的效应与普通的重复体验的效应（厌烦、熟悉、丧失注意等）相比，则构成更鲜明的对照。对于好人和坏人（如残忍卑鄙的人）来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即重复地审视好人，似乎使他们看起来更完美；而重复地查看坏人，则内心倾向于使他们看起来更坏。
在那种普通的知觉中，通常最初的知觉只是分成有用的和无用的、危险的和没有危险的类别，重复地观察会使它变得越来越空虚。基于焦虑或由缺失性动机决定的普通知觉的任务，通常在第一次查看时就完成了。接着，察看需要就消失了，此后，已经分成了类别的人和物，简直就不再被觉察了。在重复体验时，贫乏就显露出来。这样一来，贫乏也就会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多。此外，重复地观察不仅会造成这种知觉的贫乏，而且会造成持有这种知觉者的贫乏。
同不爱相比，爱能导致对于所爱对象内在本质更深刻的知觉，这里主要的机制之一就是爱包含迷恋这个所爱的对象，因而“关怀”地重复审视、研究、查看、观察。相爱的人能相互看出潜在性，这一点旁观者是无能为力的。习惯上我们说“爱是使人盲目的”，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承认爱在一定情境中比不了更有知觉能力这种可能性。当然，这里也包含着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察觉尚未实现的潜在性的意思在内。这并不像是难以研究的问题。专家手中的罗夏测验也是探察那些并没有现实化的潜在性的。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假设。
美国心理学，或者更广泛地说，西方心理学以那种我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假定，人的需要、畏惧和兴趣必然永远是知觉的决定因素。知觉的“新观点”是以认知必定永远被激发的这种假设为基础的。这也是古典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进一步的假设包括，认知是应付现实的工具性机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认知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设想事物之所以被看到只是由于观察者的兴趣的优势地位，而且设想经验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或定点而组织起来的。另外一点，这是美国心理学中的一个古老观点，即所谓的“机能心理学”，它在广泛流行的达尔文主义的强烈影响下，也倾向于从能力的有效性和“实用价值”的观点来考虑一切能力。
而且，我们把这种观点看作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原因的之一显然是由于它作为西方观点的自然流露而出现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受到东方特别是中国、日本、印度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作的长期忽视，而不提及哥尔德斯坦、墨菲、C·比勒、赫克斯利、索罗金、瓦茨、诺尔斯罗普、安吉尔，以及许多其他的作者。
在自我实现者的正常知觉中，以及在普通人比较偶然的高峰体验中，知觉可能是相对超越自我的、忘我的、无我的。它可能是无目的的、非个人的、无欲求的、无自我的、无需要的、超然的。它可能是以客体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就是说，知觉经验可以围绕作为中心点的客体组织起来，而不是以自我为基础组织起来，仿佛他们觉察的是某种独立的现实，这些现实并不依赖观察者。在审美体验和恋爱体验中，有可能成为如此全神贯注，并且“倾注”到客体之中去，所以自我自然消失了。一些讨论美学、神秘主义、母性和爱的作者，如索罗金，甚至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认为在高峰体验中我们甚至可以说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同一、两个事物融合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整体、一个超级的单位。这使我们想起某些有关神人和自居作用的定义。当然，这也展现了在这方向上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高峰体验被认为是自我批准的、自我证实的时刻，这种自我证实把自己的内在价值带给了自己。这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同一的，是我们可以称做目的体验的而不是手段体验的东西。它被认为是如此宝贵的一种体验，是如此巨大的一种启示，甚至试图证实它也会脱离它的尊严和价值。通过我的研究对象关于他们的爱情体验、神秘体验、突然顿悟的报告，表明它是普遍性的证明，尤其是在治疗情境中的顿悟时刻，这一点变得更明显了。由于人会采取防御手段保护自己避免洞察真情，所以顿悟的根本含意就是痛苦的认可。它的突入意识，有时对人是沉重的打击。然而，尽管如此，它仍然被普遍报告为是值得的、称心如意的和长期需要的。看见比看不见更好，即使是在看见伤痛时，也是如此。事实是这样的，体验的自我批准，自我证实的内在价值，使得痛苦成为值得的了。众多的讨论美学、宗教、创造性和爱的作者，同样也把这种体验不仅描绘成是有内在价值的，而且把它描绘成在另一方面也是有价值的，即由于它们的偶然出现使得生活成为值得的了。神秘主义者总是断言，那种在一生中只能偶然两、三次的、崇高的神秘体验有巨大的价值。
这种高峰体验与正常生活体验相对比，差异非常显著，行为被认为是同达到目的的手段一致的。在许多作者那里，“行为”这个词和“工具性的行为”这个词被看成是同义的，每件事情都是为某个未来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获得某物而做的。在杜威的价值理论中，这种态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目的，只有达到目的的手段。甚至这样的表述也不是完全确切的，因为这里还包含着有目的的意思。更确切地说，手段是达到其他手段的手段，而这个其他手段反过来也是手段，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纯真快乐的高峰体验，即是终极生活目标和生活的终极证明和证实。心理学家居然无视高峰体验，甚至官气十足地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更糟的是客观主义的心理学甚至先验地否定它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这是难以理解的。
在所有普通高峰体验中，都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定向能力的丧失。确切地说，在这种时候，这个人在主观上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例如，诗人和艺术家在创作的狂热时候，他周围的事物和时间的流逝对他丝毫没有影响。当他“醒”过来要判断过去了多长时间时，几乎不能做到，通常他只好摇摇他的头，仿佛刚刚从茫茫然中苏醒，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
但是，更经常的是，完全忽略了时间的流逝，热恋中的人尤其如此。在他们的迷恋中，不仅感到时间过得惊人地快，一天可能像一分钟似的过去，而且形成强烈印象的每一分钟生活也可能像一天甚至一年那样长。在一定程度上说，仿佛他们是在另一种世界上生活。在那里，时间既是静止不动的，又是以光的速度运动的。对于我们的日常范畴来说，这当然是矛盾的和荒谬的。然而，研究对象的报告确实是这样的。因此，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说，这种时间的体验可能经不起实验研究的检验。在高峰体验中对于时间流逝的判断，必然是非常不准确的。同样，对于周围事物的觉知，与在常规生活中相比，也必然是极不准确的。
从价值心理学的涵义的角度考虑，我们的发现是极其令人困惑的，然而又是如此始终一致的，因此，不仅有必要报告这些发现，而且需要有所理解。让我们首先从末尾开始，高峰体验仅仅是善的、合乎需要的，而且从来没有被体验为恶的和不合乎需要的。这种体验本质上就是正当的；这种体验是完美的、全面的，而且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作为补充，它本身就是充分的。从本质上看，它被认为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它正像它应该成为的那样，对它的反应是敬畏、惊奇、诧异、谦卑，甚至崇敬、得意和虔诚。神圣这个词偶尔也被用来描绘人对高峰体验的反应。在存在的意义上而言，它是快乐和欢欣的。
在这里，哲学的蕴涵是惊人的。如果为了辩论，我们承认在高峰体验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现实本身的性质，更深刻地看透现实的本质，那么，这就和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所说的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断言，当从其最佳状态和崇高的观点来看时，整个存在仅仅是中性的或善的，而邪恶、痛苦、威胁等只是一种局部现象，一种不看宇宙的完整和统一，只从自我中心的或过于卑劣的观点来看它的产物。当然，与其说是否认邪恶、痛苦和死亡，倒不如说是与它们的一种和解，是对它们的必然性的一种理解。
另一种观点是把高峰体验与包含在许多宗教之中的“上帝”概念作比较。由于“上帝”能注视和包容整个存在，从而也就理解了它，因此，“上帝”必定把存在看成善的、恰当的、必然的，必定会把“邪恶”看成是局限的和自私的看法和理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我们能像神那样，那么，出于对普遍性的理解，我们也就不会一味地申斥或谴责、失望和震惊了。如果这一假设成为可能的话，对于别人的短处我们只会有怜悯、宽容、仁慈的情绪，或者也许还会有悲哀或存在性幽默的情绪了。毫无疑问，这恰恰是自我实现者时常对外界的反应形式，这恰恰是所有心理治疗家在对他们的患者做出反应时所力求做到的方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达到这种像上帝般的、普遍宽恕的、存在性幽默的和认可存在的态度是极端困难的；甚至从纯粹形态上看是不可达到的。可是，我们应该能意识到这是个相对性的问题，而且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接近它。但如果因为它来的很少、很短暂、很不纯粹，就简单地否认这个现象，那将是愚蠢的。尽管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纯粹意义上的“上帝”，可是，我们能够或多或少地经常地像“上帝”那样。
总之，这种存在认知与我们的日常认知和反应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们的日常认知是在手段价值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我们的目的是否有益、是否合乎需要、是好是坏的考虑下进行评价、控制、判断、谴责或者赞许。例如，我们是为什么而笑，或是跟着一起笑。我们从个人角度和经验作判断，我们是在与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目的的关联中来察觉世界万物的，因此，我们仅仅把世界万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看待。这与超然于世界是对立的。反过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并没有真实地察觉世界，而只是在察觉世界中的我们自己或我们自己中的世界。这时，我们是以缺失性动机的方式感知的，因此，我们能察觉的只是世界万物满足缺失的价值。从这一点来讲，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在高峰体验中，我们作为世界万物的代理人，察觉整个世界或它的遗产。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察觉世界万物的价值，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我们称之为存在价值。这些存在价值类似于哈特曼的“内在价值”。
我们可以列举出来的这种存在价值有：
完整（统一；综合；同一性倾向；互相联系；简单；组织性；结构性；超二歧式；秩序）。
完善（必然性；恰当性；合理性；不可避免；适宜；公正；完全“应当如此”）。
完成（结尾；终局；证实；某事做完了；实现；到达末端；命运；天数）。
正当（公平；条理；有规律“应当如此”）
有活力（进行中；不死性；自发性；自我调节；充满活力）。
丰富性（分化；复合；错综）。
单纯（诚实；坦率；实质；抽象；必要；骨骼结构）。
美（正直；仪表；有生气；单纯；丰富；整体；完善；完成；独特性；纯正）。
善（正直；合乎需要；应当；公正；仁慈；忠诚）。
独特性（特质；个体性；不可比性；新颖）。
不费力（自如；没有紧张；没有努力或困难；文雅；完美；优美的活动）。
乐趣（高兴；快乐；兴致；生气勃勃；幽默；兴奋；不费力）。
真实；纯正；现实（赤裸裸；单纯；丰富；应当；美；无瑕；清洁和地道；完全；实质性）。
自足（自主；独立；为了成为自我不需要自身之外的他物；自我决定；超越环境；单独；按着自发的规律生活）。
显然，这些存在价值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不是彼此分离或性质截然不同的，而是混在一起或相互覆盖的。最终，它们是存在的各个侧面，而不是它的各个部分。这些各式各样的侧面，暴露了它们的作用，都会进入认知的前景。例如，感知优美的人或美的绘画，体验完美无瑕的性感和爱情，顿悟，创造性，生产（分娩），等等。
这种存在价值的完美程度还不仅如此。古老的真、善、美三位一体，表现了融合和统一，但是，存在价值要比这个多得多。在我们制度下的一个普通人身上，真、善、美仅仅是达到了还算好的相互关联；而在神经病人身上，甚至这样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存在价值的统一只存在于发展了的和成熟了的人身上，也就是说，只在自我实现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身上存在这种高度融合。因为种种实践的目的已经高度联系起来了，也可以说它们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其他人在他们的高峰体验的时刻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发现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它们就会同一个指引一切科学的基本公理发生直接的矛盾，换句话说，知觉越是客观和不受个人影响，它也就越超然于价值。事实和价值几乎总是被看作反义词和相互排斥的。但或许相反的情况才是正确的，因为当我们审查最背离自我、最客观、最无动机、最被动的认知时，我们却发现这种认知要求直接觉察价值，价值不可能和现实割裂，对“事实”最深刻的觉知将导致“是”和“应当”的熔合。在这种时候，现实染上了惊奇、赞美、敬畏和满意的色彩，即染上了价值色彩。
常规的体验嵌在历史和文化中，也嵌在人的转变着的、相对的需要中。它是按照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是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些更大整体和参照系来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这种常规体验都被认为是依存于人的，如果人消失了，它也就会消失，所以，组织的参照系就从人的兴趣转移到环境的要求方面；就从现在转移到过去和将来，从这里转移到那里。在这个意义上说，体验和行为是相对的。
从这个角度考虑，高峰体验就有较多的绝对性和较少的相对性。从前面指出过的意义上看，它们不仅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不仅是脱离背景而更多地以它们自身被感知的；不仅是相对非激发的、超越人的私利的。而且，我们对它们的感知和反应，它们仿佛是在自身之中，是在我们“之外的某处”，仿佛它们是我们对于一种不依赖于人的现实的觉知，而这种觉知是超越人的生命长久存在的。在科学上谈论相对和绝对肯定是困难的和危险的。而且这是一个语义学上的泥潭。然而，正如我们的心理学家最终会同意我们的看法那样。研究对象在描述那些本质上不可言喻的体验时，他们使用了“绝对的”、“相对的”这些词。
我们自己也一再对这些词发生兴趣。例如，在艺术领域中，中国花瓶本身可能是完美的，同时可能是两千多年前的老古董，然而在这个时候是新的，是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中国的，从这些感觉考虑，至少是绝对的。但是，对于时间、它原初的文化以及持有者的美学标准来说，同时又是相对的。各种宗教、各个时代、各种文化的人们几乎用同样的词进行描绘神秘的体验，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毫无怪异之处，赫克斯利把它称作“持续不绝的哲学”。伟大的创造者，如由吉塞林编入选集的那些人，尽管他们是各式各样的诗人、化学家、雕塑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等，几乎都用同样的术语描绘他们的创造时刻。
绝对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理解的困难是由于它几乎总是被静态的污点渗透。从我的研究对象的体验来看，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了，静态并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避免的。感知一个美的东西、可爱的面孔或美好的理论，是一个波动的、转移的过程，但是，注意的起伏严格地限制在这个知觉之内。它丰富的内容可以是无限的，注视的角度可以从一个方面转到另一个方面，此刻集中注意它的这个方面，随后集中注意它的那个方面。一幅美的绘画有许多结构，而不仅是一个结构，因此，由于观看不同的方面就能够不断地有波动的快乐。我们没有必要在它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问题上进行搏斗，它可能是二者兼有。
平常的认知是非常积极的过程，其特点是，它是认知者的一种塑造和选择。他选择他要感知的东西和不要感知的东西，他把它们同他的需要、畏惧和兴趣联系起来，他给它们以结构，整理它们，进一步整理它们。总之，他在它们上面做工作。认知是消耗精力的过程，它包含警觉、戒备和紧张，因此，它是使人疲劳的。
存在认知与平常认知相比要被动得多，接受性更多。自然，它永远不可能完全被动、完全接受。东方的哲学家对于这种“被动认知”的描述是最好的，特别是来自老子和道教哲学家。克里士纳默特对马斯洛的论述有一个极好的描述，他把它称之为“没有选择的觉知”。我们也可以称它为“没有欲求的觉知”。道教“听其自然”的概念也说的是马斯洛力图去说的东西，即知觉可能是无所求的，而不是有所求的；是沉思的，而不是强求的。它在体验面前可能是恭顺的、不干预的、接受的，而不是强取的，它能让知觉成为其自身。而且，这种知觉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无自我的而不是自我为中心的，是轻松的而不是警惕的，是容忍的而不是不容忍的。它对体验是注视而不是打量它，或向它投降和屈从。
我们发现，区分被动的听和主动的听之间的差异是有意义的。优秀的治疗家以便能够听到实际说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到他期望听到的或他要求听到的东西，必须能在接受的意义上而不是获取的意义上。他必须不对自己施加影响，而是让话自然地流到他的耳朵中来。只有如此，他的定形和模式才能是吸收性的，不然，他就只能听到他自己的理论和预期。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划分任何学派优秀的和蹩脚的治疗家的标准，就是能否成为接受的和被动的。好的治疗家能够根据每一个人自己鲜明的实际情况感知他们，而并不强求类化、成规化和分等级。蹩脚的治疗家只能在一生的医疗经验中发现从他的事业开始所学到的那些理论的重复确证。这个情况表明，一个治疗家可能在40年间重复同样的错误，随后又说这“丰富了医疗经验”。
传送这种独特的存在认知感，可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虽然也是同样古老的方式，就是把它称为非意志的而不是有意志作用的，像劳伦斯和其他浪漫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普通认知是高度注意的，所以是有所求的、预定的、先入为主的。在高峰体验的认知中，意志没有干预，它被暂时抑制了，所以是接受而不是要求。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能指挥高峰体验，它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高峰体验时的情绪反应具有特殊的惊异、敬畏、崇敬、谦卑、降服的色彩，在这种体验面前就好象在某种伟大事物面前一样。有时，这种体验有点害怕会被压倒，虽然是愉快的畏惧。我们的研究对象用这样一些短语表明这一点，“这对我来说太多了”，“它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这太惊人了”，等等。高峰体验可能具有某种辛辣和尖刻的品质，这种性质可以引起流泪和大笑，或者二者都出现。反之，高峰体验也可能近似于痛苦，尽管这是一种称心如意的、通常被描述成“甜的”痛苦。这种高峰体验可以走到如此遥远的程度，能以一种罕见的方式包含了死亡观念。不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且许多讨论各种高峰体验的作者，都把这种体验和死的体验，即一种渴望的死亡进行比较。典型的措辞可能是：“这简直太奇妙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我可以现在就死，那也很值得。”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想紧紧抓住这种高峰体验，不愿从这个顶峰返回到普通生活的深谷的缘故；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在高峰体验的伟大面前极度谦卑和深感自身渺小和无价值的一种表现。
在这上面我们还必须处理另一种矛盾现象，虽然这很困难。在观察世界方面相互抵触的报告中，这个矛盾被发现了。在一些报告中，特别是关于神秘体验、宗教体验、哲理体验的报告中，整个世界被看作是统一体，像一个有生命的丰富多彩的实体那样。在其他高峰体验中，尤其是在恋爱体验和美感体验中，世界中一个很小的部分这时却被感知为似乎它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知觉都是统一的。对一幅画、一个人或一个理论的存在认知，拥有属于整个存在的一切属性，即拥有存在价值，这个事实很可能是由另一个事实派生出来的，即在高峰体验中，仿佛这个体验就是那时存在着的一切。
抽象的、类化的认知与具体的、朴素的、特殊东西的鲜明认知，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就是我使用抽象的和具体的这些术语的意思。从哥尔德斯坦的术语来看，它们是极为不同的。我们的大多数认知（注意的、感知的、记忆的、思维的和学习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生活中，我们主要的是进行类化、图式化、分类和抽象。我们并没有按着世界万物实际存在的样子来认知世界万物的本性，我们的大多数体验都经过了我们的范畴、结构和成规体系的过滤。我们把这个差异用于研究自我实现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既有不抛弃具体性的抽象能力，又有不抛弃抽象性的具体化能力。这样，就在哥尔德斯坦的描述上增添了一点新东西，因为我们不仅发现向具体东西的缩减，而且也发现向抽象东西的缩减，即降低了认知具体东西的东西。从那时以来，我们已在优秀的艺术家和诊疗家身上发现察觉具体东西的这种特殊能力，尽管他们并不是自我实现者。我们在普通人的高峰体验时刻发现了同样的特殊能力。这时在具体的、特异的性质上讲，他们都能把握知觉对象。
因为这种独特的具体觉知通常被描绘成是审美感知的核心，所以它们几乎已经成了同义语。对于大多数哲学家和艺术家来说，按着这个人内在的独特性具体地感知他，就是审美地感知他。这种关于对象独特本性的知觉是一切高峰体验的特征，而不只是美的高峰体验的特征。
把发生在存在认知时的具体感知理解为一种同时或连续地对有关对象的一切方面和一切属性的感知，这是有益的。从实质上来讲，抽象就是只选择出对象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对我们有益的方面，那些对我们有威胁的方面，那些我们熟悉的方面，那些符合我们语言范畴的方面。抽象，即使它们是有益的，但它们仍然是不真实的。总之，抽象地察觉一个对象并不意味着察觉到了它的一切方面。抽象显然包含挑选某些特性，而拒绝其他特性，并创造或者歪曲其余的特性，我们把它制造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我们创造它，我们制造它。而且，在抽象中把对象的各个方面与我们的语言体系联系起来的强烈倾向是极端重要的。这个倾向造成了特殊的麻烦，因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语言是二级过程而不是原初过程，因为它论述的是外部现实而不是精神的现实，是有意识的而不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在诗人的语言和狂人的语言上，这个不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矫正了。但是，在许多体验的最终分析上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而且可能被投入根本没有语言的状态。
让我们举感知一幅画或一个人为例。为了完善地认知它们，我们必须同我们的分类、比较、评价、需要和使用的倾向作斗争。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一名外国人时，我们就已经给他归了类，完成了一个抽象动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把他看成是独特的人和完整的人的可能性就己被排除了，他已不再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别人的人了。在我们看墙上的一幅画并读出画家名字的时候，按照这幅画的独特性以完全新颖的眼光看它的可能性就被轻易地排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称之为认识的事情，即把一个经验放在概念、词或联系系统中去时，就排除了完全认知的可能性。里德指出，儿童有“天真的眼睛”，有看某种东西仿佛他是第一次看它的能力（他的确经常是第一次看它）；他能以惊异的目光凝视它，考察它的各个方面，接受它的全部属性，因为对于在这种情境中的儿童来说，陌生对象的一种属性并不比任何其他属性更重要。他并不组织它，他只是凝视它，体会这个经验的特性。在类似的情况下，对于成人来说，只要我们能够阻止抽象、命名、分类、比较和联系，我们就能越来越多地看到人和绘画的更多的方面。我们特别应当强调察觉不可言喻的、不能翻译成词的东西的那种能力。努力把这种东西翻译成词就改变了它，使它成了某种非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像它的其他东西，成了某种类似它然而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越出局部而感知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各种高峰体验时认知的特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人这个词的最完全的意义上了解人。自我实现者在他们感知人时，在他们洞察一个人的核心和本质时是如此高度敏锐，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也是我确信这一点的原因，即理想的治疗家，大概是由于专业的需要，他应该能在没有预先假定的情况下，从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和整体性上，至少是从这个人是一个还算健康的人的角度来理解他。
在人更高的成熟水平上，二歧式被融合了，两极被超越了，冲突被消除了。自我实现者既是自私的又是无私的，既是狂欢的又是具有古典美的，既是与别人融合在一起的又是与别人分离的，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等等。我们曾设想过的那个线性的、它的两极彼此相反和尽可能分离的连续统一体，已证明更像是圆圈和螺旋，在这里，两个极端汇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融合的统一体。在完美地认知客体时，我们也同样发现了这种强烈的倾向。我们对于存在的整体理解得越多，我们也就越能容忍和知觉不一致、对立、直接抵触的同时存在。这些对立看来是不完全认知的产物，随着对整体的认知，它们就消失了。从完美的优势地位察看神经病人时，就能把他看成是一个奇妙的、复合的、甚至是美丽的过程的统一体。我们平常看成是冲突、矛盾和没有联系的东西，这时就会被理解为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任何东西能够被充分地理解，那么，它就会进入其必然的位置，而它就能被审美地感知和鉴赏，甚至疾病和健康的概念也可以融合起来而变得界线不清。如果我们把症状看作是朝向健康的压力，或把神经病看作是此时对个人问题最有利于健康的解决，就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处在高峰体验时刻上的人，不仅在那些意义上是像坚贞那样的人，而且在某些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特别是在完全地、热爱地、同情地以及自娱地认可世界万物和人的方面更是如此。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他可能显得不尽如人意。神学家在不可能完成的课题上曾进行过长期的奋斗。也就是说，神学家把世界上的罪孽、邪恶、痛苦和全能、全爱、全知等概念结合起来，花费的时间决不是几个小时或几天。一个附带的困难是试图把奖善惩恶的必要性和这种爱一切人、宽恕一切行为的概念协调起来作为一项任务造成的。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既惩罚而又不惩罚，既宽恕而又谴责。
我们从研究自我实现者对这个二难推理的自然主义解决中，从所讨论的两个广泛不同的认知类型——存在认知和缺失认知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学到某种东西。存在知觉通常是暂时性的东西，它是一个顶峰、一个制高点、一个间或达到的成就。看来，人在大多数场合是以缺失方式感知的，也就是说，他们比较，他们判断，他们批准，他们使用，他们联系。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两者挑一地感知另一个人；有时以他存在的方式，仿佛他眼下是宇宙的整体；然而更为经常的，则是我们把他感知为宇宙的一部分，而且用许多复杂方法把他同宇宙的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当我们存在地感知他时，这时我们可以是博爱的、完全宽恕的、完全认可的、完全羡慕的、完全理解的、以存在自娱的、爱好自娱的。但这些恰恰是指定给上帝概念的属性（娱乐除外——在大多数上帝概念中，不可思议地缺少这个品质）。在这样的时刻，在这些品质上，我们就像伟人似的。例如，在治疗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用这种热爱的、理解的、认可的、宽恕的方式，把我们自己同各种这样的人联系起来，而这些人我们平常是畏惧的、谴责的、甚至是憎恨的，如谋杀犯、鸡奸犯、强奸犯、剥削者、懦夫等等。所有的人都不时地表现出似乎他们都希望成为存在认知的人，他们对于成为被分类的、类化的、成规化的人是不满意的。把人标上侍者、警察或“夫人”的标记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个体，通常是触怒人的。我们全都希望我们的成熟性、复杂性、丰富性受到赏识和认可。如果这样的认可者在人世间不可能找到，那么就会出现非常强烈的投射倾向，并且会创造一个上帝的形象，有时是一个人的形象，有时则是超自然的形象。
对“邪恶”问题的另一种答案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了，即我们的被试依据现实本身的存在，按照现实本身的权力“承认现实”。现实本身是非人格的，它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反对人。毁灭性大地震仅仅对于某种人才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问题，这种人需要一个人格高尚的榜样，他既是博爱的，同时又是一本正经的、全能的，并且是创造世界的。对于能够自然的、非人格的和作为永存的东西感知和承认地震的人来说，地震是没有伦理或公理问题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打扰他而爆发的。如果罪恶以人为中心下定义的话，那么他也只是像他承认季节和风暴那样来承认地震。从原则上说，在洪水猛兽杀伤人之前，赞赏它们的美，甚至认为它们是有趣的，这是可能的。当然，如果在有损于人的人类活动方面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就不是很容易了。但是，这有时也是可能的，而且人越成熟，这种可能性也就越大。
在高峰体验时刻，知觉强烈地倾向于独特的和非类化的。无论是对一个人的，还是对世界的，无论是对一棵树的，还是对一件艺术品的，所有的知觉都倾向于被看作是独特的事例，看作是它的类别中的独特成员。这与我们日常根据法规掌握世界的方法是对立的。实质上，日常的方法是停留在一般化上，停留在亚里士多德式的——把世界万物分成各种类别上。对于类来说，对象只是实例和样品。整个类概念依靠一般的分类，如果没有类别，相似、相等、类似和差异的概念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和作用。我们不能比较两个完全没有共同性的对象，而且对于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两个东西来说，例如具有红、圆、重等这样的共同性质，必然意味着抽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抽象地感知一个人，如果我们坚决要求一起察觉他的一切属性，并且认为这些属性彼此之间是相互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不再有可能分类。从这种观点来看，每一个人，每一幅画，每一只鸟，每一朵花，都会变成类的独特成员，因此必须独特地感知。这种心甘情愿地察看对象的一切方面，意味着知觉的更大效力。
高峰体验的一个方面是完全没有畏惧、焦虑、压抑、防御和控制，抛弃了克制、阻止和管束，尽管这是暂时的。崩溃和消亡的畏惧，被“本能”压倒的畏惧，死亡和精神错乱的畏惧，以及害怕产生放纵性愉快情绪等等，暂时都倾向于消失或中止了。这就更大地解放了被畏惧弄得不正常的知觉了。
这一点可能被看作是纯粹的满足，纯粹的表现，纯粹的得意洋洋和快乐。但是，因为它“到底”了，所以它体现了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熔合。因此，这仍然是在心理机能的高级水平上解决普通二歧式概念的又一实例。
因此，在共同具备这种体验的人那里，可以预期某种“渗透性”，一种对无意识的靠拢和开放，一种对无意识的相对的无畏惧。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高峰体验中，我们已经看到，人倾向于成为更一体化、更个体化、更自发、更表现、更安详、更勇敢、更强有力，等等。
但是，这些全都是类似的，或者几乎是一样的。在这里似乎是一种内部和外部的、动态的平行性或同型性。换个方式说，这个人感知到了世界的本质存在，这样，他也就同时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他自己的完善，更完善地成为他自己）。这个相互作用的后果看来在两个方向上。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却使他更接近了他自己的存在或完成，因此，也使他更容易看到世界的存在价值。由于他变得更统一了，他也更有可能看到世界更多的统一性。由于他懂得存在性欢乐，因此使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存在性欢乐。由于他变得更强大了，因此，他更能看到世界的强大力量。这个造成了那个的更大可能性，正如压抑使世界显得更不好一样，反之则亦然。他和世界变得更相像了，因为二者都在向着尽善尽美运动，或者说，二者都在向着失去尽善尽美的方向运动。
也许，这就是爱者熔合所表示的部分意思。在宇宙的体验中，与宇宙相称的一个人，感到成了这个统一体要素的一个人，以巨大的哲学洞察力进行感知。也有一些（不充分）有关的资料指出，一些形容“优秀绘画”结构的性质也能用来描绘优秀的人，如存在价值的整体性、独特性、生气勃勃等等。显然，这是可以检验的。
处理无意识和潜意识之外的现实世界是二级过程的任务。逻辑、科学、常识、良好顺应、文化适应、责任心、规则、理性主义等，全都是二级过程的方法。原初过程最初是在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随后是在儿童身上，只有在健康的人身上才发现。在梦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意识活动的规律。欲望和畏惧是弗洛伊德机制的原动力。顺应良好的、负责的、有常识的人，在现实世界上生活很好的人，他们做到这些，通常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返回他们反对、否定和压抑他们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上去。
我们必须面对自我实现被测试者的实际情况。因为他们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很孩子气的。我们称它为“健康的儿童性”或“第二次天真”。自我心理学家的“复归到自我的帮助”，不仅在健康人身上发现了，而且最后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爱也已经被认为是复归（即不能倒退的人就不可能爱）。最后，分析学家赞成灵感和重大的（基本的）创造部分地出自无意识，即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人一种暂时离开现实世界的向后转。）在这里我们所描述的东西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超自我和自我理想的熔合，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熔合，原初过程和二级过程的熔合，一种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综合，一种在最高成熟性帮助下无畏惧的健康的倒退，一种在所有水平上个人的真正整合。防备疯态社会的诱导我们讨论一下与良好人伦关系等同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定义和内涵。这一社会是把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最大可能性提供给他的成员，反过来就意味着良好。依如下方式建立起制度上的契约安排的一个社会，它扶植、鼓励、帮助、产生最大限度的良好人伦关系以及最小限度的不良人伦关系。
从前面的定义与说明导出的必然结论是良好社会与心理学上的健康社会是同义的，而不良社会与心理学上的病态是同义的，反过来也就分别意味着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基本需求的阻挠，即不充分的爱、情感、保护、尊敬、信任、真实与过多的敌意、侮辱、恐惧、轻视与驾驭。
尤其应说明，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是由社会的压力与制度的压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真实。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另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
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一个社会折中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我更看重的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社会明显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得不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观阐释是我们抛开上述一般观点而转向个人心理学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实际性问题。按照这一观点，对于这一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到太多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当作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主观上产生病态时。
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
如果将心理疗法大力推广开来，心理治疗者每年就有千百万个求助者，那显然这些与社会本质抵触的微小力量将会变得强大起来，那么社会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化将偶尔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学习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来自于社会之中，尽管这会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类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这一套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从而极易被误解，至少它对人们的误解是一种诱导。也许用不着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修理及幻想的东西），并且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良好状况如何？社会的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固有的困难角度看，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完美无缺的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类比起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至于完善的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可以得到，那么对于人来说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等级排列起来。
另外我们了解了很多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异常变化的可能性。改进个人可能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特殊现象，并不应当期望太深。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动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经常也会支持这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丰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如上所述，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显然是持续深化的表述。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才是病态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治愈。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减弱直至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成立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问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种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就算这样，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抑制冲突发生首先，应该搞清这里所指的内部沟通的失败是什么意思。从根本上说，最简单的例子是人格的分裂，而通常其中最富戏剧性、最熟知的是多重人格。
那个突然爆发进入意识并控制全身的“人格”是冲动性的而不是有控制的，放纵自己而不是克制自己，大胆、粗鲁而不羞怯，藐视习俗，热衷于享乐，侵犯他人、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不成熟。
具有“正常的”或外现的人格的人是一种羞怯的或安静的或含蓄的人，往往多为女性，因循惯例并有控制，谦恭甚至能克制自己，不侵犯别人，“善良”，但往往胆小怕事，并容易受欺。
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不极端形式出现的分裂现象，而且我们在所有人当中都能看到这一点。这是冲动和控制、个人要求和社会要求、不成熟和成熟、不负责任的寻欢作乐和承担责任等等之间的内部冲突。我们既在成为恶作剧的小淘气鬼，又在成为清醒、负责、能控制冲动的公民。
在这些方面我们能取得多大程度的成功，我们也就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减少分裂和更加整合。顺便说，这也是对多重人格理想治疗的目标：保留两种或全部人格，但要有一种优美的融合，或在意识控制或前意识控制下的整合。
这些多重人格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和世界交往。他们不同地谈话，不同地书写，沉迷于不同的活动，以不同的表现陷入情网，选择不同的朋友。
“任性人格儿童”写一手大笔、散乱的字体，说儿童的口头语，并时有拼音错误“能克制自己、受人欺压”的人写的字却是小心翼翼的、因循惯例的、守规矩的中学女生的手笔。也可以这样说，一种“人格”渴望读书和学习，另一种却坚决排斥，因为他太没有耐性，也没兴趣。如果我们曾想到让他们一试的话，他们的艺术作品一定也会有很大不同。
在我们其余的人中，我们自己的那些遭到拒绝并被逐入无意识存在状态的部分也能突然发作，而且必然会如此，而且对我们和外界的沟通，不论是吸收和输出，都将产生公开的影响，既影响我们的行动，又影响我们的认识。要想证明这些是很容易的，一方面通过投射测验，另一方面通过艺术表现。
通过投射测验，与其说它表明世界在我们看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组织世界，我们能从世界中取出什么，不如说我们能让它向我们说明什么，我们选择观察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在选择中拒绝倾听、拒绝观察的是什么。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我们的表现面上，我们表现我们是什么，我们分裂到怎样程度，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相应地分裂、偏颇、片面到怎样程度。我们整合、完整、统一、自发以及能充分发挥作用到怎样的程度，那么，我们的表现和沟通也在怎样的程度上成为完整、独特、有自己的风格、活跃并富有创造性，而不是受到抑制、习俗化和矫揉造作的，并成为诚实的而不是假冒的。临床经验表明，这既适用于绘画和文字艺术表现，又适用于一般的表现动作，或者也适用于舞蹈、体育运动和其他全身活动的表现。这不仅适用于我们有意对他人施加的沟通作用，而且它也适用于我们非有意施加的作用。
我们自身内部的那些遭到我们排斥和压抑（出于畏惧或羞耻心）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是它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潜伏起来。我们人性中的这些潜在的部分可能对我们的沟通产生影响，它们往往都是不为我们所注意的，或者是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的一部分，例如，“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支配了我”。
这种现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生物学现象，而且也意味着它是一种文化的事情。我们必须讨论人性中的类似本能的因素，讨论那些人性内在固有的方面，而不论文化怎样，哪怕是在卑怯的方式下，它们仍将继续影响我们的表现。文化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不是充足的原因。但我们的生物因素也只是人性的必要原因，而不是充足原因。
的确，在一种文化环境中我们能学会一种口语。但同样真确的是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一只黑猩猩却不能学会说话。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觉得沟通是太绝对化地在社会学水平上受到研究，而在生物学水平上研究得很不够。
追踪上述这一问题，探讨人格内部的分袭如何污染我们和世界的沟通，我们援引几个著名的病理例子。引用它们还因为它们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的例外。这个普遍规律认为，健康的和整合的人会成为一个优越的感知者和表现者。有大量临床和实验的证据支持这一概括；例如，H·J·爱森克和他的同事的工作。然而也有例外迫使我们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控制和防御方面正在瓦解或已经瓦解的人。于是，这样的人倾向于溜回个人自身内部的世界，他和他人以及自然界的接触往往会被破坏。但这也包含着他和世界沟通中的某些破坏。对外界的畏惧，他切断了和外界的沟通，内部的冲动和呼声也变得十分高涨，扰乱了现实的试探。
但也很真确的是，精神分裂患者有时表现一种局部的优势。由于他太陷于被禁止的冲动和始发过程认知，他偶尔会在解释他人的梦和探测他们深藏的冲动中显得非常敏锐。例如，探测他人隐匿的同性恋冲动，等等。
我们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有些治疗精神分裂的医师自己就是精神分裂者。我们在各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报告，以前的患者能成为特别优秀和理解病情的护理员。这方面的有效性与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原理大致相同。
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能从精神变态中学到很多知识，尤其是在“陶醉”型变态人格中。可以简略地描述他们为没有道德意识，没有内疚，没有羞耻感，没有对他人的爱，没有抑制，很少控制，他们能相当有效地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会变成伪造者、骗子、重婚罪犯、娼妓，靠机智而不是靠努力工作赚得生计。
这些人，一般不能理解他人的良心谴责、悔恨、无私的爱、同情、怜悯、内疚、羞耻心或难为情，因为他们的认知很贫乏。
你自身不懂什么，你也不能认识或理解什么。它不能向你传递它自身，由于你是什么，所以它迟早会传递自己的信息给你。
精神变态者，即使起初那么兴高采烈地无忧无虑，寻欢作乐，没有神经质，但他最终会被看作是冷酷的，可憎的和可怕的。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例证，它表明，病态虽然包含沟通的普遍切断，却也包含着在特殊的方面有更高的敏锐和技巧。在觉察精神变态因素方面，精神变态者是非常敏锐的，不论我们怎样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能认准并利用我们心中的骗子、膺造者、说谎者、偷窃者、伪装者、假冒行为，并能利用这种技巧谋生。他说“你不能欺骗一个诚实的人”，并非常相信自己具有探测任何“灵魂中的窃贼”的能力。
当然，这也表示他能看出偷窃的不存在，那又意味着人品在外表和举止中变得可见了，至少对于强烈感兴趣的观察者是如此。也就是说，人品把自身传递给那些能理解它并赞同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