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壶
投壶，是中国古代一种由射箭演变出来，由投壶人站在离壶一定距离的地方，把箭投向壶中来计算筹（得分）的多少以决定胜负的游艺形式。
投壶游戏起源很早，先秦时期即已流行，《礼记》曾有这样的记载：“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谓，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然后宾又客套一番，最后经过一番礼让，才开始投壶。说明“投壶”是古代主人宴请宾客的游戏。由于其礼仪繁琐，所以为投壶服务的竟有十余人之众。投壶所用的器具除壶、矢之外，还包括各种盥洗用具和酒樽之属。可以说，投壶在早期是一种礼仪特点较浓的的游艺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投壶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宫廷和民间都迅速盛行起来。《史记·滑稽列传》说：民间城镇酒肆中，男女可同座边饮酒边投壶。在宫廷中，投壶更加流行。有时在各国交往的国宴上也举行投壶游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段诸侯间投壶的史事。
公元前530年，各国的君主来到晋国祝贺新继位的晋昭公，晋昭公设宴招投壶画像石待，并与齐景公等人一起投壶。晋昭公先投，齐景公后投。晋国的大臣中行穆子起身致辞说：“有酒入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大意是，我国的酒多如淮水，我国的肉高如陵阜。我们的国君投中了这一箭，当为诸侯的盟主。那时各国都想称霸，晋国也不例外，似乎投壶投中了便是能称霸的一个吉兆。结果晋昭公真的投中了。齐景公也不甘示弱，回敬道：“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意思是说，我国的酒多如渑水，我国的肉高如陵阜，寡人投中了这一箭，代替你们的国君为诸侯的盟主。结果也投中了。晋昭公和齐景公的对话使这一场投壶带上了政治斗争的色彩。他俩位能每投必中，说明水平不低，是经常玩投壶游戏的老手。
关于投壶的方法，《礼记》中的“投壶”和“少仪”篇都有详细的记载。投壶之式（部分）投壶所用的壶，广口大腹，颈部细长，壶的腹内装满又小又滑的豆子，防止投的箭跃出。所用的“矢”是用朽木制成，一头削尖如刺。矢的长度有二尺、二尺八、三尺六三种，用于不同的投壶场合。一般每次比赛，只准投四根矢。
投壶游戏时，每投进一矢，由司射给投中者一边放上一“算”，即用来计算投中数目的用具。假如投中者高兴得忘乎所以，不等对方投掷就抢先又投一矢，即使投上了，司射也不给“算”。大概“不算”一词即由此而来。四矢投完算一局，司射为胜者“立一马”。共要进行三局，谁立三马，就算取得最后胜利，输的一方就要喝酒。这种游戏一来可使嘉宾多饮酒，以示主人盛情款客，二来可增添宴会欢乐气氛，一得两便，倍受古人的欢迎。
在汉代，酒宴上举行的投壶游戏仍然盛行。贵族、士大夫们喜好投壶，每“对酒没乐，必雅歌投壶。”《献帝春秋》里记有袁绍的投壶活动《魏略》中记载了北地太守游楚和台郎王弼饮酒投壶，相互比试的故事：在汉画像石中也有投壶图象，这说明投壶在当时流行的情况。南阳画像石中有一幅《投壶图》，画面上中间立一广口大腹长颈投壶，壶内已投入两矢。壶侧放一个三足酒樽，樽上放一勺，用来舀酒。壶两侧有五人，其中二人投壶，每人怀抱三矢，手执一矢，向壶中投掷。画面左端一彪形大汉，已有醉意，席地而坐，正被一人搀扶退场，显然为投壶场上的败将。画面右端有一人跽坐，双手拱抱，正在观战。这幅生动的画像石刻反映了汉代投壶游戏的情况。
这一时期，投壶游戏的方法也有变化。据《西京杂记》记载：“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之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这种名为“骁”的新投法，省去了许多繁琐的礼节，不用传统的“棘”制木质箭具，而采用竹箭，目的是为了增加箭杆的弹性，提高了投壶的技巧。旧式投壶为避免箭杆反弹出壶口，在壶中装上小豆郭舍人去掉壶内小豆，使箭投入壶中立即反弹出来，他接箭在手，再投箭入壶，如此一投一反，连续不断。这种投法增加了投壶的娱乐性，很受人们的喜欢。不过这种投法难度较高，能“骁”的人恐怕不多。
自西汉以后，新旧两种投壶游戏并行于世。汉魏年间人邯郸淳写有一篇《投壶赋》，赋中说当时的投壶“厥（其）高三尺，盘腹修（长）珐琅彩投壶颈，饰以金银，文以雕刻。”显然这种壶已不是席间通常来盛酒的壶，而是精工制作的游戏专用壶。汉代的投壶实物，目前发现的不多。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曾出土绿釉直颈陶壶，江苏盱眙东阳东汉墓也曾出土刻花直颈铜壶，它们的造型特点与《投壶赋》中投壶“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通高1尺2寸，约276厘米）的记载正相符合。
两晋南北朝的投壶，是以纯娱乐为目的。所以魏邯郸淳在《投壶赋》中说：投壶“悦举坐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当时，统治者和文人饮宴欢聚，无不以投壶为乐。《南史·柳恽传》记载：南齐竟陵王肖子良与柳恽夜宴，柳恽善投壶，两人玩到天明。因而肖子良和柳恽朝见齐武帝都晚到了。齐武帝询明情况后，不仅未加斥责，反而“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可见当时对此戏的爱好。在北朝，投壶同样流行。《颜氏家训》中讲：颜之推从南梁逃到北齐，见北齐广宁王高孝珩、兰陵王高长恭等人的家里都有投壶用具，但技艺稍逊于南朝。
这时的投壶，在口的两旁，还设有两个小耳，说明从晋代开始出现了有耳投壶。随着壶耳的出现，投壶的难度增大了，花样增多了，技巧也随之提高。晋朝左光禄大夫虞潭在《投壶变》中记载了许多新鲜的投法。例如：投入左或右耳的箭，箭身斜倚在耳口形同腰间佩剑那样的，称为“带剑”。箭身斜倚在壶口的称为“倚竿”。投的箭“圆转于壶口”，停时成为“倚竿”的，称为“狼壶”。箭尾投入壶口的称“倒中”等等。
当时不仅男子投壶，女子也好此戏。石崇家“有伎，善投壶，隔屏风投之。”梁无名氏作《华山箴》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娇时。”描写了女子相思丈夫，以投壶消愁解闷的情景。投壶可以使人从娱乐中解除疲倦，而且可以起到健身的功效。三国王粲《棋赋》说：“夫注心锐志，自求诸身，投壶是也。”他认为投壶可以磨炼意志，培养注意力的集中。晋朝傅玄在《投壶赋序》中说：“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说投壶可以矫正怠惰的习惯。这都说明，古代讲究礼仪的投壶之戏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成为愉悦身心，矫正怠惰的游艺活动。
宋代，传统的投壶形式较为盛行，但是，司马光对当时流行的投壶意见很大，认为传统的投壶玩法不合礼制，多为奇巧侥幸的投法。于是他对投壶进行符合封建礼教的改革，撰写了《投壶新格》，用以宣传封建道德，巩固封建秩序。此书对古代的投壶活动作了总结，对投壶的意义和规则作了详细的阐述。司马光认为投壶虽是一种游戏，但亦是圣人用来教育人们修身治心的礼，它可以“养志游神”，解决疲劳，并且可以“合朋友之和”，“饰宾主之欢”。此书对投壶的礼节、用具和规则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比如，第一箭投入壶中，名“有初”，作十算（计算每人投中数目的小棍）最初投入壶耳，名叫“贯耳”，作十算投箭倒入壶中者，名“倒中”，旧为一百二十筹，司马光认为不合礼议，改为无筹。……《投壶新格》中所载的投壶规制一直被后代所遵循。
到了明清，投壶游戏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宫中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都还在流行。并且出现了多种式样的投壶，但在投壶的方法方面，宫廷与民间的纯娱乐性质迥然不同，他们总是借投壶来提倡尊卑揖让的封建礼仪。今北京中山公园（明清时社稷坛）内有“投壶亭”，为明清两代帝王在此投壶演礼的地方。现今公园内还保存着6只明清时代的铜质投壶。故宫博物院也藏有4只投壶，都是清乾隆年间所制。其中一只壶中铸有乾隆帝御题投壶诗：“宾主雍容欢既洽，降升揖让节堪论。”反映了乾隆帝提倡投壶的目的。投壶作为一种高难的游戏，既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又不失为酒宴助兴的方法，如果在今天的高级饭店里设置“投壶厅”，训练几名投壶高手，陪伴并教授客人投壶，一定会受到游客们的欢迎。
藏钩
藏钩，又叫藏驱、打驱、竞驱、藏阄仪。是把一种特制的精巧玉钩（当然也可用别的物藏钩画像石件代替）藏在一组人手中，叫另一组人来猜的游戏。
藏钩是古代宴请宾客之后经常玩的一种游艺形式。《宋书·符瑞志》记载说：“汉武赵婕妤家在河间，生而两手皆拳，不可开。武帝巡幸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子气，名而见之。武帝自披其手即时伸，得一玉钩，由是得幸，号拳夫人。由是汉有藏钩之戏。”将藏钩之戏的起源归于某一人，这未必准确，但说它起源于汉代，当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四川新津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石上，就有一幅表现藏钩游戏的图案，所画为两人对坐，并同时各举一拳作投击状。其藏钩游戏的特点极为形象。
关于藏钩游戏的玩法，在周处的《风土记》中有着详细的说明：“分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人奇则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乌’，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手中，曹人当射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三筹为一‘都’”。可知这是分伙玩的游戏。若单数时，有一人游弋于两伙之间，名叫“飞乌”。“钩”是一种以玉或金属制作的环状物，藏在甲伙某一人手中，令乙伙人猜。中则赢一筹，不中则输一筹，以三筹为一都。一都，即今天所说的一轮、《风土记》还对当时义阳古都（位今河南省）流行藏钩的习俗作了记述：“义阳腊月饮祭之后，叟妪儿童分为藏抠之戏。”说明当时的藏钩游艺已遍及中原一带，且为男女老少所喜爱。
晋代，还有一位叫瘐阐的写过一首《藏钩赋》，其中描写“藏钩”乐趣时有这样的诗句：
叹近夜之藏钩，复一时之戏望。
以道生为元帅，以子仁为佐相。
思蒙笼而不启，目炯冷而不畅。
多取决于公长，乃不咨于大匠。
钩运掌而潜流，手乘虚而密放。
示微迹于可嫌，露疑似之情状。
辄争材以先叩，各锐志于所向。
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陈而不丧。
对藏钩游戏的全过程和所有参与者的神色表情，各种心态，尤其是藏钩者的内心活动均有传神描绘。因为要想把流动于数十人手中所藏的钩及时准确地猜出来，殊非易事。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射钩高手，而这些善于藏钩的高手，都善于心理分析，察对方之言，观对方之色，以断定钩所藏处，并留下了经验总结。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六记述说：“举人高映善意驱，成式尝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囚视盗也’。又山人石昱，尤妙打（射）弓区，与张又新兄弟夜会，张藏钩于巾臂中。昱曰，尽张空拳，左眼，有顷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射钩高手高映，一是善于观察藏钩人的举止表情，就好像审视强盗一是精于推测，简直神奇得有点近于特异功能了。
唐代藏钩游戏常在酒宴中进行，开射覆酒令之先河。唐·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第六首云：“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皮日休诗：“投钩列坐围华烛，格塞分明占靓妆。”“投钩”即为藏钩。说明这种活动是一般在席宴中不可缺少的游艺形式。
至辽、宋，藏钩成为了宴仪中的重要内容，有了新的名称——“藏阄仪”，并成为宴请朝臣、使节的主要娱乐仪式之一。《辽史·礼志》六《嘉仪》说：“藏阄仪：至日，北南臣辽常服入朝，皇帝御天祥殿，臣辽依位赐坐，契丹南面，汉人北面，分朋行阄。或五或七筹，赐膳。”
到了元代，有一种酒令名叫“猜花”，这种猜花是以十杯覆一花，一杯下有花，九杯下空，猜中者赢。这实际上也是藏钩的一种变种。元人顾瑛有诗曰：“分曹赌酒诗为令，狎坐猜花手作阄。”说明当时也有以手藏花，令对方猜的玩法。
明清时代，民间流行一种“猜子令”的游戏，这种游戏是用瓜子三枚，花生二枚，叫“三红二白”。分别握于手中，随意出一拳，与人猜。先猜是单是双，其次猜几枚，最后猜红白，五子三猜，二手不空。假如掌握瓜子三枚，猜者说是双，则不中，罚酒一杯单数非一即三，一猜三则中，出拳者饮一杯最后猜红白，若猜者说两红一白，则不中，猜者再饮一杯。如此反复三次为一轮。从这类游艺形式看，应是由藏钩游艺发展演变而来。
今天，藏钩游戏已很少见，但由藏钩直接演变而来的相类游艺还是时见于民间的酒令中，是一种较具特色的传统游艺形式。
射覆
射覆，顾名思义，即射所覆也，是从藏钩发展变化而来的一种猜度游艺形式。它近似于我国古代占卜一类的游戏，其特点是将一物覆盖起来令他人猜。
射覆游艺最早见于班固《汉书·东方朔传》，其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汉武帝将一只守宫（壁虎）用盂盖起来，让善于占卜的数家来猜。结果，他们都不能猜中。东方朔说：我对《易经》有些研究，请让我猜，后来被他猜中了。对于射覆，《汉书》注是这样解释的：“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这在当时的铜镜图案中有着较为形象的描绘。
汉代以后，射覆的范围日渐扩大，凡用相连字句隐物为谜让人猜度的游戏也称为射覆。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在《无题二首》诗中曾留下了“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的诗句，所描述的就是酒宴上作射覆游戏以劝酒的事。关于这种射覆游戏的方法，俞敦培在《酒令丛钞·古令》中是这样解释的：“今酒座所谓射覆，又名射雕覆者，殊不类此。法以上一字为雕，下一字为覆。设注意‘酒’字，则言‘浆’字、‘春’字使人射之。盖春酒，酒浆也。”这是说，如一人以“春”字为射覆的谜面字，则谜底（覆）就是“酒”字。这两种射覆的游戏在古代宫廷和文人中曾极盛行。
明、清两代是射覆令发展、完善期。人们把早已发展成熟的谜语引入射覆，从而使原本简单的射所覆之物的游戏复杂化，这个时期的射覆已具备了酒令游戏和文字游戏的双重性质。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曾描写了大观园的姐妹们以射覆令侑酒的情景，极为热闹。那一次由探春为“令官”，按照掼例她先饮了“令官酒”，开始行使令官的职责。游戏开始后，她指令从宝琴开始掷骰子，点数相同的两个人作为一副对子。宝琴先掷了个三点儿，接下去的岫烟、宝玉等都掷的不对点儿，轮到香菱方掷得三点儿，于是宝琴和香菱射覆，探春吩咐：宝琴覆，香菱射。
她们玩的射覆很典型，也很复杂。要求用一句诗或一个典故、一句成语，将所覆的事物隐寓其中，作为酒面儿，亦即覆对方则以另外一些隐寓该事物的诗句、典故、成语去射。射误或覆者误会射者本意，皆为负，由令官主罚饮酒。
后来探春和宝钗又对上了点子，于是二人射覆。探春覆了“人”、“窗”两个字。宝钗灵慧，略为思索，很快射了个“埘”字，二人会心的一笑。这叫作“两覆一射”。
怎么回事呢？原来她们事先讲好，覆、射的事物，只限室内，美其名曰“室内生春”。宝钗见席上有鸡，知道探春用了“鸡窗”、“鸡人”两个典故，便由鸡而联想到鸡窝，于是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鸡栖于埘”句中的“埘”字射。
“鸡窗”、“鸡人”这两个典故出自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文中讲到：晋代兖州刺史宋处宗得一长鸣鸡，常置窗前，这便是“鸡窗”的出典。后来鸡忽作人语，与宋处宗交谈，则是“鸡人”的出典。宋处宗因而学问大进。大观园的姐妹们都是饱学之才女，这些典故早已是了然于胸，射覆时才显得轻车熟路，犹如探囊取物一般。
射覆后来传到民间，逐渐变为“猜枚”游戏。猜枚游戏在我国民间有两种。一是取一些小物件如钱币、瓜子、莲子、火柴棍等握在手中，让别人猜是何物，或者猜其个数等。这是一种类似射覆或藏钩的形式，只不过更简便易行罢了。第二种即指猜谜。近人丁惟汾在《俚语证古》中考证说：“猜默，猜枚也。解谜谓之猜默。默字当作枚。《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杜云：‘不指其事，讯卜吉凶。’解谜犹讯卜，故谓之猜枚。”今山东民间仍称猜谜语为“猜枚”。《金瓶梅词话》第十六回有猜枚饮酒的描写，如“李瓶儿同西门庆猜枚吃了一回”。现今，这一传统的猜枚游戏仍在民间盛行。
叶子酒牌
叶子酒牌，源于唐代出现并逐渐丰富起来的叶子戏。唐人刘禹锡等在《春池泛舟联句》中所说的“杯停新令举，诗动彩笺忙”中的“彩笺”，所指的就是叶子。彩笺上书以令辞，在宴中行令，就发展成叶子酒牌。
兴起于唐代的叶子酒牌发展至宋代，形式更具完善。在元代人陶宗仪辑刻的《说郛》中，收录有“壤东漫士”所著的《安雅堂觥律》一卷，壤东漫士是宋代曹继善的号。而他的这部《觥律》记述的就是叶子酒牌，在其卷尾署名屠田叔的《跋》中这样记载说：“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觥律》中共记有叶子酒牌一百一十九张，全部按宋代的牌式绘图，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八、九百年以前叶子牌的基本样式。
明列仙酒牌清
这一百一十九张牌中，有觥赞一张，觥例五张，觥纲五张，其余一百零八张为觥律。
在叶子酒牌中，有一种形式是采录古代有善饮、豪饮、嗜饮等掌故的人，立为一张叶子，在叶子的右侧用五言绝句一首来概述这个掌故，再以一句话总而括之，最后写上罚、饮酒法。比如其中的“曹参歌呼”这张叶子，上面的“相国不事事”五绝所咏之典故，出自《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佐刘邦灭项羽，汉惠帝时继萧何为相国，以无为为治，完全遵循萧何的旧规，史有“萧规曹随”之称。《曹相国世家》说曹参：“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闲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又说：“相国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曹参）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而这张叶子牌，正是根据这两条记事制成了这样的令辞：
相国不事事，闲中饮一卮。
邻吏方举觞，歌呼以应之。
饮酒而歌，不必规规矩矩、守板依腔，因而又总括一句“曲无腔板倚醉号呶”。而“酒鉴”就是以酒为鉴，罚席间喧哗者一杯。至于其他叶子，其制法都是如此，并都隐含着不同的历史典故。
从宋代这种较为完善的饮酒叶子的盛行开始，在不同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演化和丰富，而其发展的直接标志，则是明清时期多种“酒牌”的出现。它是集版画艺术和叶子牌为一体的新式酒牌，而且形式多样，名目繁多。如明末著名的陈老莲《水浒叶子》、《博古叶子》，清初任熊（字渭长）《任渭长列仙酒牌》等都属此类。其中的《水浒叶子》，是从“万万贯呼保义宋江”开始，选水浒人物四十名，每人一张制为酒牌，共计四十张，牌上注明饮法。而《列仙酒·牌》则是选古代传说成仙的四十八人，制成四十八张酒牌。行令时，按摸到的牌上所标示的饮法喝酒。这些由叶子发展而来的叶子酒牌游戏，在中国历史上既是一种传统的极有特点的游艺形式，同时，叶子酒牌本身又是一种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品。
划拳
划拳又叫“拇战”、“拇阵”，今人又称为“猜拳”。
关于划拳的来源，应与五代时的“手势令”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新五代史·史弘肇传》云：“他日会饮（王）章第，酒酣为手势令。”说明以手势的变化行令的游艺在这时的酒令中已很普遍了。此后，经宋、元至明代，这种酒令形式已发展得相当可观了。明代人袁福徵曾搜集了各种划拳形式，编为《拇战谱》一书，记录了不少指拳令辞。
清人赵翼《瓯北诗钞·五言古律·新春报程霖岩汤蓉溪二丈……小集》有诗曰：“老拳轰拇阵，谜语斗阄戏。”老拳轰拇阵，就是席间划拳。小说《红楼梦》曾多次提到划拳。如第六十二回“大家又该对点的对点，划拳的划拳。”六十三回“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赢唱小曲儿。”作为古代一种流行于民间的饮酒娱乐游艺。划拳和其他酒令不同之处是其言词直露，俚俗浅显，简单易行，容易掌握，很受中、下层人们的欢迎。
为了使猜拳在酒酣耳热的气氛中饶有乐趣，一般是在出拳瞬间大呼所猜的指数，这既可造成一种声势与攻势，又能为酒席宴间平添乐趣。所出的指数一般都不直呼其名，而有一些含义有趣、颇有文化传统意味的代名词，如出一指，叫一枝花，或独一根；二叫哥俩好；三称三桃园；四叫四进士，或四季财；五叫五魁手；六叫六六顺；七叫七巧巧；八叫八大仙；九叫九重阳；十叫全来到。在划拳中，如果自己出一个手指，对方出三个手指，假设你叫的是四季财，你就赢了，对方就输了，罚酒一杯或做一些其他游戏小品。当然，如果对方也呼叫四季财，就都是赢家，大家都不罚酒，继续划拳。
划拳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其内容也有所不同，但都是大同小异。比如有的地区，就把民族、谣谚引入划拳，以增加划拳的趣味性。比如当划拳者出一指时就可以唱道“高高山上一头牛”对方可以接下去唱“两只角，一个头”，只要他出三只就行。“四个蹄子分八瓣”，唱的人应出四指，“尾巴长在腚后头”，等等。清人俞敦培《酒令丛抄》收录划拳令多种，如“摆擂台令”、“五行生克令”、“五毒令”、“哑拳令”、“添减正拳”、“内拳”、“空拳”等，这里选两例介绍如下。
五毒令：古代民间通常把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五种虫叫作五毒，这里的五毒令则以蟾蜍、蛇、蜈蚣、蝎虎、蜘蛛合为五毒。其中，大指为蟾蜍、食指为蛇、中指为蜈蚣、无名指为蝎虎、小指为蜘蛛。从小指开始，蜘蛛吃蝎虎，蝎虎吃蜈蚣，蜈蚣吃蛇，蛇吃蟾蜍，蟾蜍吃蜘蛛。拇战时，以所出的指头定输赢，决赏罚。
内拳令：两人出指头，以不出的指头数计算，两人同时喊数，以所喊的数和未出的指头数相同者为胜。如二人划拳，各出一个指头，那么喊“八”的胜，因为两个人都有四个指头未出，合计为“八”，于是对方饮酒，若二人都出拳头，那么喊“十”为胜。余可类推。划拳游艺以简单、便捷的方式来娱乐饮酒各方，并且穿插小品表演、民歌、字谜等内容，可以达到烘托气氛，和谐友谊，活跃酒席间的情绪。同时还能对每个饮酒者进行智力考察，反映快慢，判断是否准确，心、口、手是否配合一致等等。另外，划拳中所呼叫的名称也渗透着相互信任，彼此祝愿以及喜庆欢愉的意绪，是友谊、祥和、愉悦的象征。无不含蕴着良好的祝愿与友谊永恒的渴望，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和淳厚朴实的民族特色。
绕口令
绕口令又称“急口令”、“拗口令”、“吃口令”等，是古代民间流行于酒席间的传统的语言酒令游戏。其特点是将若干双声、叠韵词汇或者发音相同相近的语词，集中在一起，组成简单有趣的韵语，并要求朗诵者快速地念出来。
绕口令是语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从现有文献看，至迟于唐代就出现了绕口令的酒会游艺，但这时的绕口令还较为简单。唐代牛僧孺传奇《刘讽》有这样一段描写：一天月夜，刘讽在他投宿的夷陵空馆里，看到一群女郎（唐代称未婚女青年为女郎）正在设宴饮酒。酒席上有一个女郎提议行绕口令，并说明行令方法是用一个翠簪传巡过令，翠簪传到谁手里，谁就要说：“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谁说慢了说错了都要罚酒。行绕口令时，因席中有一个口吃毛病的女郎，紧张之际犯了口吃病，说道：“鸾——鸾老——，”为此而被罚酒，引得众女郎大笑不止。牛僧孺在这篇传奇中借另一女郎的口，讲了这则绕口令的来历。隋朝时，长孙鸾侍郎因年老没有头发，嘴又口吃，另一个大臣贺若弼有意作弄他，就编出这则“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绕口令来取笑他。
明人冯梦龙《古今笑史》也讲述过一个关于绕口令的故事：唐代进士及弟之后，照例要参谒宰相。导词答语，全由状元负责，不巧状元卢肇有事未到，依次该由丁棱应付。丁棱口吃，本来想说：“棱等登科”，但是“科”字却不能出口，却一连数个“棱等登、棱等登”。第二天，朋友们戏弄他说：“听说老兄善筝，何不弹上一曲，让我们一饱耳福。”丁棱说：“我不会。”那人笑道：“昨日听‘棱等登，棱等登’难道不是筝声吗？”“棱等登，棱等登”也颇似绕口令，是口吃者语言障碍，不能顺利发语，于是有人便模仿口吃说话的这一特点，作“口吃诗”。比如苏东坡有一《口吃》诗这样讲道：
江干高居坚关扃，耕犍躬驾角挂经。
孤航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警。
解襟顾影各箕踞，击剑高歌几举觥。
荆笄供脍愧搅聒，乾锅更戛甘瓜羹。
尽管题为“口吃”诗，实则与绕口令无异。
随着说唱艺术的盛行，绕口令也得以发展，并在民间普及开来，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语言酒令游戏。绕口令可分为对偶式和一贯式两类。对偶式的特点是两句对偶，平行迭进，例如：
十四四十四十四，
十四是十四不是四十，
四十是四十不是十四。
东洞庭，西洞庭。
洞庭山上一根藤，
藤条头上挂铜铃。
风吹藤动铜铃响，
风停藤定铜铃静。
一贯式的特点是一气呵成，环环紧扣，句句深入。例如：
墙上一根钉，钉上挂条绳，
绳下吊个瓶，瓶下放盏灯，灯下有个瓮。
掉下墙上灯，脱掉钉上绳，
滑落绳下瓶，打碎瓶下灯，砸破灯下瓮。
瓶打灯，灯打瓮，瓮骂灯，灯骂瓶，
瓶骂绳，绳骂钉，钉怪绳，绳怪瓶，瓶怪灯，灯怪瓮。
叮叮铛铛铛铛叮叮，乒乒乓乓乓乓乒。
其特点诙谐而活泼，节奏感较强。另外，民间还流行一些较简单的绕口令，如“不吃葡萄不吐皮，吃了葡萄才吐皮”等。说绕口令有训练人们口齿伶俐、发音准确、增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作用，且极有趣味，这一在古代民间盛行不衰的语言酒令游艺，直到现在还盛行于民间，并成为了一种艺术表演形式。
灯谜
灯谜，顾名思义，就是写在花灯上的谜语。是一种以文字为组合形式的较为复杂的休闲游戏。
灯谜，古人还起了这样一个名字——“灯虎”。这是因为虎性凶猛，难以制服，用此比喻灯谜的难以猜射，遂有“打灯虎儿”、“射虎儿”等称谓。花灯高悬，灯上书以谜语，众人立于灯下，商确射虎儿，因又有“商谜”之称。
灯谜约出现于宋代，据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灯品”的记载，当时，上元灯会十分盛行，有好事者“以绢灯翦写诗词，时寓讥猜谜图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在南宋的京师临安，有专门从事“商谜”的伎艺人。这些伎艺人，在上元灯节上是很活跃的，这种情况下的灯谜往往在音乐声中进行。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社众伎》说：“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这里所记为南宋朝事。类似的情形在清代初年阮大铖《春灯谜》剧本中依然看到，该剧演湘乡县黄陵猜谜语图庙庆赏元宵，届时有一伙商谜伎艺人，他们“持灯谜、灯笼、细吹打”上场，同样有音乐伴奏，所持灯谜，任人猜射。射中的赏以串钱，名为“彩头”，射而不中输一串钱。
可见，清代的灯谜游戏更为盛行。当时，有一首竹枝词是这样写的：
几处商灯挂粉墙，人人痴立暗思量。
秀才风味真堪笑，赠采无非纸半张。
所咏正是斯文辈打灯虎的情景。说明这样的例子在明清两代是举不胜举的。
古代的灯谜形式约有两种，一为“弹壁灯”。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一记载说：“灯一面覆壁，三面贴题。”形似今天的壁灯另一种是在十字街心或通衢热闹之所，张设鳌山灯坊，上悬谜灯，四面写谜面。后世图便利，有时干脆弃去花灯，将谜语写成一条幅，或贴于壁，或挂于绳，习惯上仍称为灯谜。清代百本张钞本时尚俗曲有《平灯谜》一首，咏唱京师“灯谜雅社”的情形。而到社里猜谜者通常是带着自制的谜语，并事先写好条幅，人社后，“钉壁子按墙宽窄分长短，粘条儿成排端正莫斜歪。忽听得乒乓一声锤儿响，顷刻间柳绿花红次第排。”大家把谜语凑在一块，互相猜射。这里没有花灯，但仍以“灯谜”呼之。
古代灯谜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谜格。所谓谜格就是灯谜的格式，犹如律诗一样，律诗要按固定的格式来写，平仄、韵脚、字格、句格无不有严格的规定。作诗者既不能违背格律，读诗者同样要懂格律，否则，读之不谐和，丧失掉律诗应有的音乐美。灯谜也一样，制谜者要按格式制，射谜者同样要按格式猜，不懂谜格，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懂谜格，就会游刃自如于谜海之中。
谜格的发展是由少渐多，由简单到复杂的。古人有“广陵十八格”、“射虎二十四格”之说，甚至多到以百计，然而，常用谜格不过十几种。下面，我们举几例分别说明。
会意格这是灯谜中最普通的迷格，比较常见。游戏时只需会其意思，就不难射中。如：
留学欧洲打《左传》人名一谜底为西乞术。
拆字格拆字格，即是拆开一字，编为谜面而猜射者只需原路返回就可猜中。如：
又进村来打字一谜底为树。
求凰格求凰格，取“凤兮风兮归故乡，邀游四方兮求其凰”之意而得名。该格要求谜底不少于两个字，而且是那些常有成双成对意思的字。如：
雾都打中国地名一谜底为连云港。
卷帘格卷帘格按“倒卷珠帘上玉钩”取意。古时书写格式是自上而下，犹如竹帘之垂下。猜射时，要求谜底从下向上读，意思与谜面相扣和。如：
西伯之孙打《聊斋》篇目一谜底为《王成》。
谐声格谐声格的谜底既要会意，也要求谐音。根据谐音字所在的不同位置，而有种种名堂：第一字谐音的叫“白头格”，最末一字谐音的叫“粉底格”，中间一字谐音的叫“玉带格”，全部谐音的叫“梨花格”等等。如下面一谜即为“梨花格”：
红娘之功打蔬菜名一谜底为莲藕。
亥豕格亥、豕二字极易舛误为一字，此格依此而得名。如：
梁上君子打唐文一句谜底为登高作赋（贼）。
解带格解带，解去腰带之意，谜底通常三个字，除去中间一字，而与谜面相扣。如：
黑衫打中药一味谜底为乌豆衣。
解铃格解铃格，出自“解铃还须系铃人”典故，猜射时原来谜底读为“圈音”的，在此皆读其正音。如：
阃教打四书中句一谜底为夫有所受之也。
蜓尾格蜓尾格要求上下分拆谜底的最末一字，如蜻蜓之尾，再与谜面扣和，如：
桃园结义有刘张打诗经一句谜底为兄弟既翕。
（按：“兄弟既翕”为《诗经·常棣》中句子。这里意思是既有刘、张，更合一关羽。）
徐妃格此格出自梁元帝妃子徐氏半面妆典故，传说徐妃每以半妆见帝。徐妃格也就是半妆格，须取二字中每字的一半与面扣和。比如：
阎罗王出告示打虫名一谜底为，螟蛉。
（按：“螟蛉”二字去掉“虫”字旁为“冥令”，冥间之令即是阎罗王出告示）
古代的灯谜游艺，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深受人们的喜爱。直至今日，仍在民间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