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丘空间”说起

按照弦理论的说法，宇宙的维度可能会有十维、十一维。那么，多出来的那些维度又在哪里呢？这要从最简单的一维和二维说起，先来看《宇宙的琴弦》一书中的一幅图（见图1-13 ）。

图1-13 a表示从远处看，花园的浇水管是一维的。图1-13 b表示走近看，水管的第二维（管壁上环绕管道的那一维）就显现出来了，虫子可以沿这个垂直维度爬。这第二维因为尺度很小，所以“卷缩起来了”，不容易发现。为了看清它，你得用更高的精度来看这根管子。

这个例子强调了空间维一个微妙而重要的特征：空间维有两种。它可能很大，延伸了，能直接显露出来；它也可能很小，卷缩了，很难看出来。这根水管是空间卷曲最简单的例子。

更为复杂的情况有很多。图1-14是卷缩的六维空间的一种形式，这是卡拉比－丘成桐空间（简称“卡－丘空间”）的一个例子。

这六个卷缩的空间维度相互缠绕，扭曲成一个看起来眼花缭乱的形状。按照超弦理论，宇宙的额外维度卷缩成很多卡－丘空间。也就是说，在寻常的三维展开空间的每一点上，都有可能生出一个卷缩着的六维空间，而这些维度是无处不在的，比如在一张地毯上（见图1-15 ）。

弦理论对于多数人来说是非常深奥的。让我们姑且抛开难以理解的弦理论细节，看看卡－丘空间的形状，它倒是颇有趣味的──当事物之间错综复杂时，我们往往称它为“一团乱麻”，这似乎与卡－丘空间一样。

宇宙的维度复杂得超乎想象，人类世界的维度也毫不逊色。

拿一个简单的社会个体来说，我们经常填写的各种信息表的栏目设置：姓名、年龄、性别、籍贯、民族、身高、体重、特长、职业、职称、健康状况、收入情况、婚姻状况、有无子女、获奖情况……所有这些需要填的项目，都是在提供一种用以衡量人的不同维度。

而且，很多维度也的确纠缠在一起，比如一个人的收入情况，常常和地区、职业、职称、年龄等条件是密切关联的。

社会问题更是错综复杂地纠缠着。

以雾霾治理为例。按照相关研究结果， PM2.5的污染源包括燃煤、汽车尾气、工业扬尘、餐饮油烟、秸秆焚烧等，而要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派生出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拿治理汽车尾气排放来说，控制机动车数量，会引起很多购车刚需者的不满；提高油品质量等级，导致油价一路飙升，让消费者颇感吃力；推广新能源车，但充电桩等服务配套的滞后又制约着它的发展；鼓励采用公共交通出行，可是地铁高峰时段人流密集远远超过运载能力；提高高峰时段地铁票价限制客流，又被一些网友吐槽无助于缓解交通压力；限制大城市人口，则被指责城市不够包容……总之，剪不断、理还乱，活生生的如卡－丘空间那般，成了一团乱麻。

再就是中国的养老问题。养老涉及抚养比、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双轨制、退休年龄、养老金来源、养老金的保值增值、不同养老模式、养老和医疗的结合、老年人生活质量……这些问题同样错综复杂。

人口抚养比 正逐渐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抚养比一直在降低，劳动的人多了，靠劳动者抚养的人少了，带来了“人口红利” ，这是中国在过去30余年实现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如今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2013年，抚养比在达到最低值38.3%后出现了“拐点”，此后一直到2035年仍会处在人口红利期（即低于53%的相关标准），不过老龄化趋势也非常明显： 2012年

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为14.3% ，预测2033年将上升到25.4% ， 2050年将上升到33.3% ，那时的养老压力将非常大。想要降低抚养比，就要允许甚至鼓励多生育，但这会对粮食、环境、教育等都提出更高的要求；农村的生育愿望普遍较强烈，而城市人口由于生活、工作压力太大，生育意愿难以大幅提升，尤其是高学历人群不愿生育，给提高人口素质带来不少困难。

养老金替代率太低，老年人的生活就难以得到高质量的保障；反之，替代率太高，又会使得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工作意愿不强，与延迟退休的政策背道而驰。

怎样延迟退休也是一个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由于人均寿命延长、人口结构失衡以及将要面对的养老金亏空，延迟退休是必然趋势；然而如何实施，则需要更细致的考虑。比如，对于体力劳动者而言，身体健康状况未必允许，假如干与不干的收入差别并不太大，更会缺少延迟退休的动力。

上述事关养老的方方面面，不想则罢，一想就令人心乱如麻。当今社会舆论总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当某个问题有甲、乙、丙、丁等诸多维度时，就相互推诿、来回扯皮，时而说甲重要，时而又说乙才重要……于是就变成了死循环，造成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在一个复杂的高维系统中，不同维度相互缠绕，甲、乙、丙、丁……每个问题代表的是不同维度，它们互有交叉，但每个维度都有自身脉络，也都应承担各自独特的职责和使命。

用单一标准“快刀斩乱麻”倒是爽快了，却是一刀切式的鲁莽。遇到多维度的复杂事物，我们需要抽丝剥茧的心态：一个蚕茧，是由一根丝缠绕成的立体事物，但它也可以重新被还原成一维的蚕丝，而这项还原工作需要足够的耐心。

就拿“以药养医”问题来说，它为什么不合理？因为医药本身包括“药”和“医”两个维度，却只用一个维度来体现，必然造成评价“失真”，即医生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几元的普通门诊号有可能被号贩子炒到1000元，让有的医生坦言“甚至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的实际价值似乎很高”。在新医改之前，医生身价无法通过医事服务费得到光明正大的体现，就只好通过多开药、开贵药的方法获取回扣。

为了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就要把不同的维度区分开来看待：药品费、检查费、医师服务费，它们是几个不同方面──正因如此， 2009年新医改提出实行医药分离的改革方向。

这一理论听上去不复杂，其实很多问题都与之类似：不尊重劳动者劳动本身的价值是很多领域的通病，于是拧成了一团乱麻。

比如领导干部的贪腐问题至少有两个维度：一是领导干部手中握有的公权力，二是领导干部自身的劳动价值。公权力的影响巨大，会给掌握权力的人以错觉，认为自己本身就拥有这样的价码；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并不能提供与前者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尊严感，于是贪腐之手就不自觉地伸向公权力，所以，提高公务员待遇，是将这两个维度分开来对待，具有合理性。

而且，要尊重劳动本身的价值、承认不同劳动价值的差异，必然意味着在薪酬设计中拉开差距、分出等级。这其实与“同工同酬”并不矛盾：假如劳动者生产的是螺丝钉，只要大小、尺寸、重量等符合规格就是合格品，这样的劳动是大体相当的，也符合一刀切的适用条件（维度简单的，容易计算的，机会均等的），就应当采用同工同酬的办法。假如劳动者针对的是人，或者有更高的精神附加值，那么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教师的劳动、医生的劳动、领导干部的劳动等，都存在好坏优劣的差别，所以存在工资级别的差异就很正常了。

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不同维度错综复杂、相互纠缠。要解决它们，需要足够的智慧和耐心。

那么，什么时候新维度的解锁才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