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在小人物与大师之间

文/许多余

很不幸，卡佛没有这首诗中描述的那样“好运气”。他一生都没能换一座无人居住的房子（哪怕是很小的可供独自写作的小房间）；他的死亡也恰好与酒有关。《大教堂》出版后五年，也就是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写作五年后，把戒酒看作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在其写作日渐受到瞩目之时，因吸烟毁掉了肺，在1988年5月2日，五十岁的卡佛英年早逝。

卡佛曾在一篇自述中如此描写过自己的生活：“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很多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在成名之前都有过一段艰难的生活，但很少有作家像卡佛那样艰难——并且艰难持续的时间如此之漫长——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在生活的折磨之下，他也曾有“放弃写作”的想法，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自己这个可怕的念头。我认为那不仅仅是“出于表达的需要”，而是一个写作者坚定而顽强的信念——即使再怎么艰难，也要将写作继续下去。

《大教堂》是卡佛最著名的短篇之一。主人公的妻子多年来与一位神秘的名叫罗伯特的盲人朋友保持联系。有一天，罗伯特要来拜访这对夫妇，妻子兴致勃勃，主人公情绪复杂（或许有些许醋意），他竭力克制自己毫无理由的敌意和鄙夷。和卡佛其他一些小说一样，故事中的主人公对生活这种无所谓、消极、琐碎与厌弃相混合的态度，始终是个没有任何铺垫、暗示或提示的谜题。卡佛的写作，多是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入手。在小说《大教堂》的结尾，那个紧张、焦虑、无所适从的男人，在闭着眼睛和盲人一起画画的过程中，绷紧的神经终于不自觉地放松下来。读者在阅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感觉有什么矛盾和冲突要发生，并且一触即发，但直至结尾，并无大事发生——甚至连微小的争吵或不悦感都没有。有评论家如此评论这篇小说：“不是四两拨千斤，而是花大量篇幅在天平一端放了过多郁闷之后，在另一端放一茶匙淡淡的欢欣意思意思。然而，这便是雷蒙德·卡佛。”

在《谎话》中，一对夫妻因另一个女人的某一句“谎话”而开始纠结。男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女人，尽管他也不太愿意相信那个女人的话，他更愿意相信她说的是“谎话”，他努力地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妻子——可恰在此时，妻子却主动坦陈，“是真的，上帝原谅我，她跟你说的全是真的，我说我对那一无所知，那时撒了谎。”接下来的故事稍显沉闷，男人想进一步知晓女人为何说谎，她到底干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女人的行为和话语有些支支吾吾，并且带着些许挑逗，有些像是在掩饰自己，又像是调戏男人；男人不知如何开口直奔主题，答非所问似是而非又剑有所指。直至小说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到底是谁说了谎话。“撒谎对某些人来说只是娱乐。”我们只能看到，“她还在微笑，盐粒在她饱满的双唇上微微反光。”

我读了卡佛的一些诗歌作品，个人认为比较一般，比不上同样处于底层的老酒鬼查尔斯·布考斯基的诗。但布考斯基的小说比卡佛差得太远（我甚至后悔买了布考斯基的《苦水音乐》）。布考斯基的小说和他的生活一样凌乱、庸俗，可卡佛，虽然生活琐碎平庸不堪，但其小说却简洁有力，叙述的克制让人惊叹。

村上春树是卡佛作品日译本的翻译者，他在《雷蒙德·卡佛：美国平民的话语》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卡佛。他说，“他（卡佛）的名字会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应有的位置，他留下的六十五篇短篇小说中，至少也会有六篇被当做经典长久地阅读下去。”

卡佛坚信，“没有什么能像一个位置妥当的句号一样，带着如许力量直刺人心。”他说，“一位作家有时需要能不管是否会显得愚蠢就站起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单纯的惊奇，看着这样那样的事物——一次日落或者一只鞋子——目瞪口呆。”所以，他的小说，初看上去，像是在记流水账——没有什么新鲜的故事，没有任何宏大的主题，语言不事张扬，情节亦不动人，也不玩结构，他就是以冷静而通俗的语言，以平凡琐碎的故事，成就了“极简主义”小说经典，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诗人，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是“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 据说，卡佛写小说有“一种反复修改的怪癖”。据他自己说，他的小说至少修改十遍以上，最多的有三十多遍。反复地做同一件事，在精神病学上被称为偏执。他的小说语言冷静、平实，不动声色。他用词没有色彩，只是把他取舍的生活呈现给人们看。正因如此，他那种独特的语调和文学质地，深刻影响了日本的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以及王朔、苏童、韩东、朱文、李洱等中国作家。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关于写作》一文中，卡佛对自我的写作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客观的分析。他说自己不从事长篇小说写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注意力难以持久”。但他同时又说，主要是因为“生活不允许他进行长篇小说写作”，他处于社会底层，生存太艰难，他只能写短篇小说，“投入，放下，不拖延，写下一篇”。他像伊萨克·迪内森说过的那样，“每天都会写一点，不抱希望，亦无悲观”。

在《火》中，卡佛谈到亨利·米勒，四十几岁时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努力写作《北回归线》，“他随时可能不得不停笔，因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别人从他屁股下面抽走。”而这种状态，正是卡佛生活中的常态，“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把日子过得比勉强维生更好一点”。他也总是担心，“有人会把我屁股底下的椅子抽走”，以至于让他无法写作。

他的担心并不多余。他时常因为工作无法写作。但只要一有空，哪怕是细小的时间，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抓住。他曾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谷底。可苦难和失望的前半生，并没有将卡佛彻底击溃。他一次次从支离破碎的生活“废墟”中站立起来，奋力抒写着自己小人物式的生活——那种被长期漠视的——平民的自豪感。

正如村上春树对卡佛的总结：“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写不张扬的小说，作不张扬的诗，自是不张扬的人。”卡佛的写作，如他的生活一般，就是这样徘徊在小人物之间，并最终获得了“极简主义小说大师”这一无形然而不朽的耀眼“勋章”，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位抒写小人物的“小人物大师”。

晚年的卡佛或许说得上稍微幸运了一些，他的小说和诗歌分别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可，陆续获了好几个大奖，作品开始热卖，他也得以靠写作愉悦地生活下去。

在走向生命尽头之前的最后几年，卡佛邂逅了女诗人加拉赫，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戒烟戒酒，重塑生活，在“第二次生命”的平静氛围中，孕育出大量优秀作品。

据说，加拉赫直到现在还把他的书房保持成原来的样子。卡佛的打字机里还夹着雪白的纸张。好似未来的某日，他会重返人间，敲打下他生前未能写完的直击人心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