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民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但土匪人数众多，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在竹林中。
刘美树走在桥中，张官波走出桥头，肖真轩就带领3名土匪在附近向他们猛烈射击。
湖北宜昌地委、宜昌军分区领导在宜昌民乐戏院主持召开军人动员誓师大会。
新生政权面临考验
1949年11月，宜昌五峰县获得解放，可是这里的匪乱依然很猖獗。
藏匿在采花区一带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纠集湘鄂边界近10个县的土匪恶霸，组织“反共救国军”，蛊惑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制造了一起震惊鄂西的反革命土匪大暴乱。
采花山区位于鄂西的五峰县境内，该山区与鹤峰接壤，又与巴东、长阳和湖南石门为邻。
五峰县虽然解放了，但由于这里人烟稀少，地理条件复杂，成为众多土匪出没的地方，匪乱形势依然严峻。
解放后，五峰县城设在渔洋关，那里地势险要，对外通信不是很方便，新生人民政权在这场土匪大暴乱中，受到了严峻的威胁和考验。
1949年10月份，五峰相继建立渔洋关、升子坪、长乐坪、城关4个区政府。
当年12月，采花建立区政府，即第五区，刘美树担任区委书记。
由于全国迅速解放，干部奇缺，五峰山区干部更少，采花区调配新吸收的干部仅3人，配备的野战部队也只有一个班。
当时，采花区所辖的面积很广，包括牛庄、湾潭和白溢一部分，区政府设在前坪。
离区政府100多米是地主胡宇洲的山庄，他家附近有其父胡元卿在当民团头子时修建的一座两层结构山寨碉堡。
此时碉堡早已成为解放军保卫人民政权的营房。
1950年1月，采花区调来一个排的解放军兵力，编为区中队，驻守在这个营房里，中队长是蔡康，指导员为王海卿。还抽出一个班，驻守与巴东县交界的牛庄。
早在1949年5月，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就委派绥靖公署副司令袁良甫就在五峰建立“反共”基地，组建所谓鄂西“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下设4个支队。
9月前后，这个土匪支队升格为纵队。
袁良甫是一个极其反动的人。当时，解放军四野部队在发动鄂西战役的时候，据守五峰县城的国民党七十九军遭到了四野部队的沉重打击，残部慌忙逃窜，袁良甫随军西撤至宣恩沙道沟。
但袁良甫却一个人逃到了五峰县，以采花山区为基地，招兵买马，密谋叛乱。
袁良甫召集钱福堂等土匪，秘密组织了“反共救国军特别纵队”，任命原国民党五峰县长骆存之为纵队司令，委任土匪钱福堂、苏仁甫、宫云、陈升之为一、二、三、四支队长，钱福堂、胡显卿和王务之分别为纵队司令、副司令和参谋长。
这伙土匪秘密组织以五峰西部的湾潭、采花高寒山区为潜伏活动区域。
袁良甫为了让这些反动势力尽快组织起来，他亲自到采花等地蛊惑匪首们。
当时袁良甫就住在钱福堂家里，他们打算纠集采花地区的反动势力，利用复杂的地理条件，继续和解放军对抗。
袁良甫对匪首们说：“共产党没什么可怕的，湖北还是国民党的！采花山高险峻，共军进得来，出不去！共军不会爬山上岭，不吃包谷饭，来了也搞不长！”
袁良甫的话是想阻止旧职人员和群众接近解放军的部队。
由于五峰县是和平解放的，所以县里的反动残余势力私藏了大量枪支弹药。
采花地区更为复杂，区政府只收到一些没用的旧枪和用水煮过的子弹，匪首们并没有真心要投降，而是各怀鬼胎。
采花地区的的土匪主要有两股。
一股是以原民族乡乡长钱福堂为首的地方恶霸和封建势力。这股土匪势力拥有一批自己的武装，欺压当地百姓。在解放前，袁良甫任命钱福堂为鄂西“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
另一股以恶霸地主王务之为首，也拥有一定的兵力，同样长期欺压当地百姓。
1947年至1948年，王务之曾投靠湘鄂西瞿伯陔匪部，在那里任支队队长，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他被国民党派到松滋、宜都一带驻守长江江防，在那里，他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补充。
在解放军准备渡江的时候，瞿部害怕被歼，率部队去了湖南龙山，而王务之则带领自己的部队回到采花，成了采花地区的一大土匪。
这两股土匪势力有惯匪300多人，都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还可以临时调集团练乡勇上千人。
虽然两股土匪势力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歧，但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却狼狈为奸，在袁良甫的蛊惑和策动下，两个丧心病狂的家伙走到了一起。
他们多次到牛庄、大龙坪等地召开“反共救国”和各保长秘密会议，以“减租减息不合理”、“政府禁止种鸦片就没有饭吃”等理由，煽动群众抗征公粮，抗缴税收，伺机发动反革命暴乱。
1950年3月初，五峰县委、县政府通知采花原乡、保、甲长赶到渔洋关集训。
王务之等人在集训时，表面上说欢迎解放军，带头交枪，背地里却串通起来煽动大家说：“五峰西边高山野岭，是种大烟换包谷吃的地方，政府不准种烟（鸦片），就是不给我们活路！现在减租减息，接着就要共产共妻砍脑壳。”
集训结束回到采花区后，采花、湾潭、白溢的顽固分子相互串连，活动加剧。
混入征粮专班的土匪胡宇洲，被袁良甫任命为绥靖公署少校参谋后，开始到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甚至传递假情报。
他白天在区政府假装做事情，可到了夜里就四处造谣说：“共产党的军队都是光棍，来到了这里，他们就要共产共妻！”
不少群众信以为真，匆忙给女儿办婚事，有的女孩11岁多一点就送去了婆家。
为了欺骗解放军，狡猾的袁良甫指使钱福堂、王务之等向共产党政府假意投诚，将煮过的子弹和烂枪支上交政府，背地里却把大量的枪支弹药都藏了起来。
与此同时，湖南石门县的向应东，鹤峰县的王协堂，五峰西部山区的桂孔道、肖文卿、王定安等30多个土匪头目，在地龙坪、牛庄和长阳鸳鸯池等地10多次密谋策划，准备发动土匪暴乱。
1950年2月底，钱福堂、王务之等匪首遵照袁良甫的“秘密联络，分头组织、伺机起事”的指示，密谋发动暴乱。
为了安全起见，在3月中旬，袁良甫称病潜逃松滋方向。
袁良甫见时机已经成熟，一场暴乱马上就要开始。
为了制造暴乱前的混乱局面，暴乱分子以不法地主恶霸、流氓地痞和土匪团丁为骨干，同时蛊惑不明真相群众参加，提出了“反交枪，反收鸦片，反征粮征税”等口号。
后来，土匪公开张贴反动标语，打冷枪，到处暗杀共产党基层干部和爱国人士，刚刚稳定的局面又开始混乱起来，弄得人心惶惶。
对于土匪的活动，当时并没有引起解放军部队的高度重视。
这个时候，土匪已经开始行动了。
军民抗击暴乱匪徒
1950年4月6日，在采花地区，钱福堂、王务之等土匪势力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分头调集匪徒，和外地土匪进行联络，请求支援采花地区的“反共义举”。
那个时候，解放军和新政府正忙于整训工作。
在3月底，五峰县大队和军分区驻五峰机动三营奉命集中渔洋关整编，各区中队也轮流到渔洋关整训。
五峰县西仅剩下城关区中队、采花区中队和暂驻湾潭的县公安中队留守应急，三地相隔百里，互为犄角，交通条件不是很便利，仅城关与采花之间有电话联络，这三个地方的解放军兵力还不到一个排。
情况最危险的是采花中队，采花区的实际兵力不足两个班，很难去应付大面积的土匪势力。
后来土匪获得了解放军这些情报，他们在4月6日就展开了全面的行动。
王务之首先带领陈美大、周博安等20多名匪众，在万家岭黄家伏击解放军前往牛庄的区中队长蔡康等3人。土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打死解放军战士，绑架税务干部，抢劫枪支。
土匪酷刑拷打蔡康，蔡康宁死不屈，后来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王务之杀害蔡康等人以后，在当晚把在陶家垭工作的张东民等4名税务干部包围。
张东民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但土匪人数众多，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在竹林中。
那天深夜里，土匪切断城关至采花电话线，两地交通要道火烧岭受到了敌人严密地包围。
4月7日，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反共救国军”分队长、保长肖真轩和胡宇洲带领一支土匪队伍，前后夹击采花区政府，一路从后荒界下到区政府后山，另一路由严家河往上到区政府前面，双方以枪声为信号，然后群起而上。
后山是下坡来得快，一到就开了枪，火力很猛。
听到枪声后，另一路土匪以为后山的队伍和解放军已经交火了，两路土匪就一起开始猛烈射击。
土匪一直打到天亮才停止，却发现他们是自己在打自己，还死了不少的土匪。
后来，两支土匪队伍一起向采花区政府发起了正面的攻击。
危急时刻，区委书记刘美树立即部署中队以驻守的碉堡为主要阵地，猛烈还击，和敌人展开了激烈地对抗。同时，组织驻区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在驻地周围和土匪打游击。
天亮以后，土匪在解放军反击下，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开始撤退。
刘美树与战友们商议，现在敌强我弱，难以长时间抵抗，于是，命令中队指导员王海卿带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向城关区委书记邢克山请求支援。
但没有想到的是，五峰县指挥部机动三营集中到渔洋关整编，准备抽调部队开赴朝鲜战场，所以县里兵力更加不足。
对于这种情况，匪首王务之、钱福堂事先早就知道了。他们认为解放军主力北上，县区防守薄弱，这正是他们发动土匪暴乱的最佳时机，就开始加紧串联地主、富农、土匪恶霸、流氓地痞及社会渣滓，和他们联合在一起，公然挑衅政府和解放军部队。
另外，在边界地区的匪首向应东、王协堂、肖文卿、桂孔道、王安定、吴伦山等人，组织500多人的匪徒，内应外合，进行暴乱，使得土匪活动变得更加猖狂，暴乱情势极度恶化凶险。
在4月6日晚，另一路土匪队伍以涂嗣云为首，率领60多名土匪，以抬棺送葬为名，暗中勾结区中队一班驻地附近的部分村民，暗中偷袭解放军战士。
由于土匪数量过多，他们把区中队的驻地团团包围。
经过激烈的交战，班长蔡祥银英勇牺牲，两名战士被抓，被敌人抢去部分枪支弹药。
另外有一些战士最后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撤回区政府。
混在解放军内部的土匪头目胡宇洲，在7日和肖真轩在偷袭采花区政府未能得逞后，又在16时许，跑回采花区里向刘美树谎称说：“长茂司保长鄢厚然反了，我亲眼看到鄢手持步枪，撕共产党张贴的布告。”
听了胡宇洲的谣言后，刘美树信以为真，顿时怒火中烧，恨不得将鄢厚然立即捉拿归案，却没有想到这只是胡宇洲的阴谋。
刘美树把自己的帽子戴在头上，甩下了破棉衣，提起手枪连声说：“我去把他抓来！”
其他人劝说不了，张官波便要求和他一同前去。
刘美树是山东人，已经37岁了，经历了无数的战役，而张官波18岁，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
这一去要往返30多里，刘美树一个人去，谁也放心不下，经过再三劝说，刘美树才带上了张官波。
4月8日17时左右，他们二人就上路了，行至离区10多里的长茂司，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那里距鄢厚然家还有几里山路。
有一位善良的群众知道土匪正在策动暴乱，见刘美树就两个人黑夜前来，劝说道：“你们人地生疏，现在‘气候’不好。”
这位好心群众是想告诫他们，这里很危险，土匪已经已经做好了偷袭他们的准备。
刘美树这才醒悟过来，马上原路往回赶。
胡宇洲见刘美树已经中了自己的圈套，秘密让手下通知肖真轩伏击刘美树。
刘美树和张官波在返回途中，在砂田子经过了一座桥，那是一座已经腐蚀的木桥，走起来非常危险。
当时，刘美树走在桥中，张官波走出桥头，肖真轩就带领3名土匪在附近向他们猛烈射击，他们身中数弹。
在疼痛中，刘美树和张官波举着枪进行反击，但因伤势过重，难以支撑，跌落在水里。
土匪下水把两人拖到南岸，拿起刀残忍地把二人砍死。土匪良心泯灭，又从附近找来柴禾，把尸体用火焚烧了。
到了4月10日，王务之在二龙坪组织20多名匪徒，到长阳丰竹园（长五边界）企图抢劫工作组枪支，因为根本没有找到工作队的影子，就扑了空。
之后，王务之马上带匪徒与各土匪一起合围采花区政府。
土匪以机枪、步枪、刀矛、土枪土炮，和被蛊惑来的无知群众300多人扑向区政府。
当时，在采花区政府里电话无法和外界联系，下乡干部无人回区，上下联系全部中断，守卫区政府的干部战士忧心忡忡，人人都在思考如何应对如此凶险的局势。
在这关键时刻，刘美树和张官波又至今未归，音讯全无，想必是出了什么意外。
于是，区中队文化教员鲁真马上召集全体干部开会，商量对付土匪的办法。
在这次紧急召开的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十分危急，等刘美树回来部署指挥已不可能，大家决心动员所有人员，团结迎敌，以土制碉堡为依托，誓死保卫采花区政府。
会上讨论确定了三条应急措施：
一是严防内部出问题，先解除罗九云的武装。因罗是收粮管财务的，以防乱中丢失账款为由，将罗带入碉堡，枪弹交他人用来阻敌，实则将其软禁起来。
二是派区政府通信员张凤武化装成茶农，并请一名可靠群众为伴，连夜赶到湾潭去搬兵增援。
三是全体干部战士拼死据守。中队战士坚守碉堡，居高临下，掩护区政府。
区机关全体干部固守在区政府，人人挖战壕，修筑工事，阻击敌人。
大家随时密切地监视碉堡下面的敌情活动，保证碉堡的绝对安全，相互团结，紧密配合，坚持等到援兵的到来。
这三条应急措施让全体人员有了统一的行动目标，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增强了对抗土匪的信心。
土匪发起进攻后，解放军战士死死地坚守阵地，耐心等待着援军的到来。
面对解放军战士的奋勇抗争，这些暴乱的土匪始终也未能前进半步。
守城的解放军战士和干部们，久久不见援兵到来，电话不通，采花区政府处在土匪的炮火的包围之中，枪支弹药越打越少，吃的东西也不多了，大家心里很着急。
采花城的老百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富裕人家也受到了土匪的控制，城内的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个关键时刻，区干部陈华主动请求，经指导员王海卿批准，让他化装成采花小学教师，并安排一名战士，化装成校工，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去五峰城向县委报告采花区的情况。
当陈华行至离采花区30多里的最高山西堂界时，碰上土匪拦路盘查。他临危不惧，沉着应付土匪，以给学生买书和购办公用品等借口，混过了土匪的盘查。
陈华用半天的时间跑了90多里山路，找到了县委委员、城关区委书记邢克山，将采花土匪暴乱的详细情况报告县委，为歼灭土匪立下功劳。
县委了解到采花区的情况后，连夜进行了商讨。在11日中午，五峰县委组织部长刘尚在带领一个班，从白溢火毛洞赶往采花区。
路过火烧岭的时候，土匪见刘尚骑着白马，估计随后必有大军，所以没敢轻举妄动。
当队伍过去后，发现解放军没几个人，但刘尚早已走出了土匪的射程之外。
在17时左右，县大队的韩清桥又从湾潭带领两个班出发，途经树屏营、后槽、采花台抵达采花区。
增援的人马在经过磨架溪河谷时，和敌人相遇，双方发生了激战。当他们把土匪击溃后，继续快速地往采花区赶。
这时，采花区里只剩下一个排的兵力了。
看到县里的援军到了，在采花区坚守的战士们和区干部喜出望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热烈欢迎增援部队的到来。
各路部队一起研究作战方案，随即分头进入前沿阵地，迎击匪徒的再次进攻。
解放军的兵力虽有明显加强，但土匪的势力仍不可以忽视。
到了晚上，土匪突然在区政府的前后高山上，烧起两处大火，两处相隔10里，但仍能听到柴火燃烧的声音。土匪以此来威胁采花区的守城部队。
匪首钱福堂亲自指挥着匪众，伙同王务之纠集各路土匪和被蛊惑的群众400多人，将采花区政府团团包围，不断发起进攻，但是，他们的每一次进攻都被解放军的守城部队打退。
土匪轮番进攻，始终无法接近解放军的阵地，打到4月12日凌晨，也没有推进半步。
忽然，一个土匪慌忙报告王务之说：“县公安中队攻破莫家溪防线，向采花方向开进。”
得知这个消息后，土匪的阵地一阵混乱。
王务之被迫下令撤退，那些受蛊惑而来的群众也一哄而散。
到了12日天刚亮，部队和区干部分别组成几个组，向区政府四周的群众展开宣传，解放军大部队马上就要到来，土匪很快就要被消灭了。
宣传队公开说要为大部队寻找住宿的房子，通知保长吴九陔准备粮食柴禾、铺草，稳定群众。
对于解放军的举动，土匪们都很害怕，都暂时老实了很多。
围攻采花区政府再次失败后，土匪并没放弃继续和解放军进行对抗的念头，气焰依然很嚣张。
匪首派匪徒在周围山头燃火壮胆，到处鸣枪放炮，在通往采花区的各个路口，都有大量土匪伏击。
当时，县政府派出线务员余成威、朱建望与采花小学教师冯国斌赶往采花。
行至火烧岭的时候，他们紧急修补中断的电话线路，却当场被土匪捉住了，3人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
丧心病狂的土匪，对和人民政府有关系密切的人，一律绑架谋害，残杀泄恨。
在暴乱初期，大村副保长谭本之、白鹤村一姓周群众都因给区政府送过信，被土匪知道后，遭到了他们残忍地杀害。
在土匪发动的这次暴乱中，采花区牺牲解放军战士、区干部和革命群众19人，被抓干部战士7人，被抢夺机枪、手枪、步枪21支。
在这期间，叛匪杀人放火，猖狂至极，抢劫民财，欺压群众，无恶不作，一片白色恐怖，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采花区的老百姓和各界人士盼望着解放军能够早日把这群土匪剿灭干净。
宜昌军民联合剿匪
1950年4月12日，湖北宜昌地委、宜昌军分区领导在宜昌民乐戏院主持召开军人动员誓师大会。
大会提出的口号是：
保卫胜利，保卫新中国！
在这次会议上，宜昌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延春向独立六团下达了“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彻底消灭五峰采花土匪”的剿匪命令。
独立六团团长邹作盛代表全团指战员宣誓：
不消灭土匪，绝不回宜昌！
4月15日，宜昌地委秘书长李东波率领地委工作队先行到达五峰城关，会同五峰县委书记孟月山和五峰城关区委书记邢克山等分析暴乱匪情和剿匪措施，并就了解到的情况和作战部署向宜昌地委作了书面报告，准备主动出击土匪。
4月17日，李东波率地委工作队前往采花区，而独立团团长邹作盛、政委刘慎民率4个连的指战员也开赴采花。
根据李东波的建议，地委随后派出地委文工团近100人，一起来到了采花地区。
到达采花区以后，就成立了“五（峰）、长（阳）清剿指挥部”，邹作盛任指挥长，李东波任政委。指挥部通过无线电台，直接与宜昌军分区进行联系。
在剿匪策略上，要求部队做到以下几点：
采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与武装歼灭相结合的方针。
写出大批布告和标语，张贴于全区和邻省、邻县等边沿结合部，悬赏捉拿湖北省保安副司令袁良甫和匪首钱福堂、王务之。
施加政治压力，震慑敌人。部队分别开进采花台、大村、牛庄、楠木桥等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工作队、文工团分成小组随部队前往。紧密配合，大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等政策，家家户户墙上都写上了大小不等的标语。
向群众宣传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剿匪斗争，和土匪划清界限，不窝藏土匪，不给土匪一粒粮食。
为群众演出革命战斗故事和军民鱼水情等戏剧，提高群众觉悟，密切军民关系。
召开土匪亲属会议，教育启发他们劝说亲人改邪归正，弃暗投明，给予宽大处理，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作恶的，严惩不贷、坚决镇压。
在解放军战士和党员干部耐心劝说下，当地群众纷纷觉醒。
土匪在群众中已隐藏不住，被迫躲进深山，只是在夜晚或防守薄弱地方进行偷袭。
因此，指挥部决定，剿匪部队以排或连为单位，分片清剿搜索。工作队和文工团分成若干小组随同部队行动，深入开展群众思想工作。
部队和工作队也及时改变斗争方法，要求如下：
由重点进攻改为普遍清剿，分住各村，白天发动群众，支援生产，协助组建乡村政权和民兵组织，掌握土匪信息。
夜晚由部队和民兵配合搜山查洞，捣毁土匪搭盖的栖息棚，使之无处藏身。
断绝粮源，断绝信息，使其日夜不得安宁，灭其嚣张气焰。
4月下旬，解放军又在湾潭、白溢两个区建立了新的政府机关。
同时，党员干部抓紧组建乡、村人民政权、农会和民兵组织，基层工作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剿匪部队到处搜捕土匪，步步推进，土匪开始往大山里逃窜。
由于没有粮食吃，土匪们常常抢劫老百姓的粮食来维持生计，很快就激起了民愤。
土匪每到一处，就有群众送信揭发，有力的支援了剿匪工作。
4月29日，采花区中队指导员王海卿带领两个机动班到西界堂汪家墩一带搜查土匪。返回区里的时候，途径火烧岭，突然与王务之、王定安、陈美大率领的土匪“第一支队”相遇。
土匪占据着有利地形，而采花区中队的人数很少，又在土匪的射程范围之内，处境十分危险。
王海卿却认为这些剿灭土匪的绝好机会，于是下令和土匪开战。
双方了打了半个时辰，突然左边窜出一股土匪，区中队避其锋芒，退守在一道土坎下面，后方却陷入了土匪射程内的开阔地带。
中队指导员王海卿激励战士说：“与其撤退被打死，不如拼命与敌人战斗到底！”
这里山高险峻，虽然区中队向敌人发起了多次进攻，却未能全歼敌人，而且区中队多人伤亡。
这场战役一直打到傍晚还没有停息，区中队既攻不上去，也无法后退，始终无法占领土匪的阵地，而身上的子弹也没有多少了。
在关键的时刻，解放军独立团搜山部队经过楠木桥，发现对面山上打得热火朝天，马上指挥炮火增援区中队。
迫击炮弹射向土匪阵地，土匪背部受敌。
土匪看到解放军来了援兵，慌忙开始撤退。
区中队和独立团这个时候也筋疲力尽，也决定撤离。在撤回采花区的途中，区中队副队长走散。路过茶垭时，让两个土匪挡住了去路，他迅速掏枪击毙了一个，另一匪徒逃跑了，这才脱险回到了区里。
土匪在火烧岭被打败后第五天，钱福堂、陈绍轩带“第三支队”100多人窜到湾潭区茅庄板厂一带活动，抢劫民财，要粮要钱！
群众早已恨之入骨，主动向驻守湾潭的县大队报告匪情。
大队长何子龙亲率一营兵力，急行军100余里赶到了茅庄，这个时候土匪正在蛟儿湾扎营做饭吃。
县大队迅速调整状态，大队长何子龙让一连正面进攻，让二连和便衣队两侧迂回包围土匪营地。
当尖刀排将匪徒所有哨兵放倒之后，何子龙下令冲向土匪阵地，各连战士犹如闪电一般杀入敌阵。
但土匪的反应却很敏捷，迅速组织人马，占据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县大队一连在机枪、六○炮掩护下，向土匪的阵地发起猛烈地攻击。
二连和便衣队、尖刀排迅速包抄，切断退路，匪徒阵脚大乱，溃不成军，狼狈逃命。
战斗数小时毙匪10余人，匪支队长陈绍轩和60多个匪徒被活捉，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人民群众拍手叫好。
匪首钱福堂跑得口吐鲜血，由心腹保镖拼死护卫，幸免一死，逃走后，在老家后槽一带山上躲避。
全歼武装匪徒
土匪发动的多次暴乱都受到了解放军和区政府的痛击，已经是穷途末路，再也没有力气和解放军对抗了。
面对马上就要被剿灭的命运，土匪开始在1950年5月24日进行试探性投降。最后，这些无恶不作的土匪流氓，终于向人民低头了。
首先是匪首钱福堂派长子钱祖家带着手枪和步枪向剿匪指挥部投降。钱祖家还和指挥部的领导商谈其父钱福堂的投降问题。
剿匪指挥部的领导说，只要缴械投降，从此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共产党和解放军一定会对他们宽大处理的。但如果继续对抗的话，就一定将其全部剿灭。
回来后，钱祖家向钱福堂传达了解放军意见，钱福堂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才下定决心投降人民政府。
6月1日，钱福堂和次子钱祖博带着枪支向指挥部缴械投降。
钱福堂一家缴械投降后，使得土匪的抵抗心理开始崩溃，因为匪首都投了降，匪徒们也只能跟着投降。另外，钱福堂投降后，并没有受到解放军的严刑拷打，而是安然地呆在家里，对解放军和新政府的顾虑也放心多了。
钱福堂投降之后，攻击牛庄班、杀害解放军指挥员的周博安、周祜家、王俊民、刘炳举等土匪骨干也纷纷来到剿匪指挥部投降。
截止到7月13日，剿匪指挥部共收缴轻机枪、备用管、步枪、手枪、各种战刀、手榴弹、子弹、军号若干。
为了彻底剿灭土匪，指挥部又安排田子模等一批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开办缴械投降人员思想改造训练班，讲解全国已经解放的形势，讲党的方针政策，给投降的土匪指明出路，启发他们认识自己所犯罪行，检举揭发还在躲藏的土匪，政府会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同时，政府内部的土匪奸细罗九云，因为罪恶深重，经上级部门批准后，公开审理，极大地震撼了土匪。
剿匪部队还从部队中抽出精干力量，组成若干个“飞行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腰插短枪，神出鬼没，寻找土匪的行踪，决定一网打尽。
剿匪部队在人民群众的大量支援下，不定期实施大规模群众性搜山查匪行动，还充分利用民兵力量站岗放哨、设关堵卡，配合剿匪部队行动。
军民联合行动让土匪无路可逃，纷纷落网。
从1950年6月上旬开始，“飞行组”在各村民兵和广大群的积极协助下，搜遍了五峰、长阳、巴东、鹤峰、石门等县边界线上的每一个山头，一些顽固的土匪首领相继落网。
台山村的顽匪漆光南是钱福堂的忠实党羽，钱福堂投降后，漆光南却拒绝投降。
对于这个极其顽固的土匪头子，民兵战士就把他家给团团包围了，很轻易就捉拿归案。
而严家河的土匪骨干胡显卿在大批土匪投降后，依然顽固不化，作最后地挣扎。
剿匪部队经多方侦察，胡显卿在藏身地被剿匪部队和民兵围住。
胡显卿想逃出解放军的包围圈，却被击中了大腿，束手就擒。
杀害刘美树和张官波的凶手、土匪骨干肖真轩也被剿匪部队逮住了。
“飞行组”和民兵协同作战，让土匪纷纷逃窜。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土匪已经无路可逃了，投降是唯一的选择，和剿匪部队对抗的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7月底的时候，除匪首王务之和鄢厚然、夏阴林还在潜逃外。
其他土匪大部分已经投降或者被剿匪部队击毙，这当中擒获土匪大小头目100余人，投降的也有1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多支，子弹上万发，还有大量的军用器具。
经过7个月的剿匪行动，终于把土匪肃清了。
为了庆祝剿匪行动的胜利，老百姓在大街上载歌载舞。每一个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微笑，他们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除掉了这些长期欺压自己的土匪恶霸，从此真正当家作了主人。
剿匪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安枕无忧了。绝大多数降匪释放以后，在群众监督下积极改造，服从领导和安排，愿意重新做人。
但也有少数土匪头目和惯匪无法适应这种生活，时刻都在寻找机会妄图东山再起。
匪首钱祖家释放回家后，继续和区政府进行对抗，引起了群众的严重不满，再次将其扭送到区政府。
有一天，区中队全体指战员都在田地里干活，枪支弹药全部整齐立在营房的墙上。
当时，看守罪犯的副班长和一名战士见牢房便桶已满，令钱祖家和另一犯人把便桶倒在外边的田里。
钱祖家他们把便桶抬到田边的时候，钱祖家就拿起手里的扁担砸向了副班长的头部，副班长头部开始大量冒血。
另一个土匪正欲抢下副班长的枪，在这紧急时刻，副班长扣动扳机，当场把那个土匪击毙。
听到枪声，钱祖家拔腿就跑。
两名战士奋起直追，终于在一个河沟里才将这个顽匪击毙。
杀害刘美树和张官波的刽子手肖真轩两次被送往宜昌劳动改造，两次越狱逃到山里。第二次逃跑后，怕被别人发现，就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跑到地龙坪干亲家处，躲避起来了。
干亲家对这个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早就恨之入骨，所以干亲家表面上应许，叫他藏在屋里，之后就把民兵叫来了。
民兵一看见这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杀人犯，分外眼红，气愤之极，当场砍掉了他的脑袋，送区人民政府悬吊示众。
匪乱平息之后，匪首王务之等人仍在潜逃之中，剿匪部队一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但对他的搜捕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到了1950年冬天，剿匪部队终于发现了王务之等人的线索，决定迅速出击捕捉他们。
根据村民的反映，王务之的叔叔王明汉和鄢厚然的干亲家胡昆元经常往来于板栗溪的深山密林。
剿匪部队在掌握可靠情报之后，马上审问了王明汉、胡昆元2人。
剿匪人员告诉2人：坦白主动，可得到1000斤粮食的奖赏，如抗拒、窝藏，继续作乱，一律严惩不贷。
在干部们的耐心劝说下，2人交代了王务之等3人在板栗溪桃树坪的隐藏地点。
得到这个情报后，剿匪部队率领“飞行组”、民兵和手持镰刀、猎叉的群众400多人，押着王、胡寻找王务之等3人的下落。
队伍经过一处悬崖的时候，王明汉故意跌倒，惊动了山崖下的王务之等人。
王务之等人看到解放军要来捕捉他们，就一头钻进了深山老林里，并凭借悬崖峭壁和茂密的树林，和剿匪部队进行负隅顽抗。
剿匪部队和民兵多人受伤，搜捕行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当天晚上，王务之突破剿匪部队的包围圈，逃到了裴家槽一山洞。
洞在悬崖之中，左侧通行小径完全暴露在射程之内，由“神枪手”之称的鄢厚然把守洞口。
剿匪部队和民兵在重机枪掩护下，发了多次强攻，却牺牲了17名战士。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指挥部改强攻为“围控”。
采花区政府密切协助剿匪部队，迅速组织民兵、群众1000余人参与行动，控制方圆10余里一切路径和大小路口。
长阳、巴东、鹤峰等县大队也奉命相继赶到防守地点，让王务之等人无路可逃。
一天夜里，乌云密布，山里一片漆黑，王务之等3人趁夜爬出洞外，妄图凭借茂密丛林和复杂地形冲出解放军的包围圈。
而在这个时候，解放军的突击队秘密潜入到了洞内，却发现土匪早就离开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突击队经过分析后认为，王务之等人熟悉这里的地形，有可能想乘机逃脱。
突击队决定先退出山洞，在外围加强防守，迫使他们再次回到洞中，然后合力围剿。
事情真的如突击队的判断，到天快亮的时候，王务之等人见各个路口都有人把守，又灰溜溜地回到了洞中。
于是剿匪部队开始封锁洞口，准备长期围困洞里的土匪。同时每天都用土喇叭喊话，劝说他们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还动员他们的亲属轮换劝降。
一个土匪的老婆首先近前喊话，还没说几句，就被洞里的人开枪打死。
之后，又围了3天，指挥部预备长梯、湿棉被和集束手榴弹，督促匪属再次喊话，促其尽快缴械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王务之的父亲急得哭喊道：“本娃子（王务之的乳名），严世英（王的小老婆严世英，最疼爱的一个女人）就在洞外，你赶快出来吧，救救一家人吧！”但洞里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时候，解放军的炊事班送来香喷喷饭菜，战士们拿着碗，用筷子敲得像奏乐一样，香味顿时弥漫到了山洞里。
多日没有吃过饱饭的王务之在洞口喊道：“交枪投降可以，先要给送饭吃。”
指挥部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令王务之的老婆严世英和鄢厚然老婆廖才梅送饭到洞中，劝说他们投降。
严、廖2人把饭送进洞中，对3人说：“你们只有出去缴枪才有活路。外面围得紧紧的跑不脱，不出去饿也要饿死！”
3个人都饿急了，只是狼吞虎咽，并没有说什么。
吃饱后，鄢厚然伤心地说：“我们打死了他们那么多人，出去也是死，不如自己死得了。”
对于鄢厚然的话，王务之表示赞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要自己的老婆严世英出去。
严世英出洞以后，王务之对鄢厚然说：“完了，鄢保长你送我们先走吧。”
短暂的犹豫之后，鄢厚然端起枪，轻轻地闭上眼睛，把王务之、夏阴林打死，然后把枪递给自己的老婆，转过身，要她开枪打死自己。
他的老婆握着手里的枪，不知道如何是好。鄢厚然又夺过枪，将枪口对准自己下巴，用脚趾踩动扳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长期盘据在采花地区的土匪，烧杀奸掳，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解放后，又利用我部队东移集中整编之机，组织武装暴乱，妄图凭借大山与我军顽抗。
我清剿指挥部集中优势兵力，历时4个月，全歼武装匪徒。
在清剿土匪的同时，组建了乡、村政权和民兵组织，强化了专政职能。
一场剿匪行动彻底结束了，当时人们看到倒在血泊里的3个土匪，战士们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拍手叫好。
他们都在想，如果他们不是土匪，没有伤害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他们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然而他们走错了路，任何违背人民利益的人，最终都会受到惩罚的。
1950年“八一”建军节后，剿匪部队主力撤回宜昌，留下了部分兵力，继续驻守山区，配合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政府批准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公审镇压，巩固了胜利成果。
平息九里坪土匪暴乱
1958年上半年，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张士雄回到家乡长阳县城。
8月份，张士雄被派往九里坪农场任保卫班长，也就是民兵教员，负责训练30多人的民兵。
11月28日晚上，张士雄在邓家埫铁厂事务室楼下睡觉。此前，县武装部的张参谋一直睡在这间屋里。刚好这天晚上他外出不在，张士雄和另一名县商业局送货下乡的职员杨福民睡在这间屋子里。
凌晨两点左右，睡梦中的张士雄突然听到有人破门而入，吼道：“缴枪不杀！”
他刚睁开眼睛，便听见“轰”的一声土铳响声。只见睡在他脚头的杨福民中了土铳，一颗子弹从他的下额穿透到后脑部。
张士雄立即用被子捂住杨福民。
他意识到，土匪肯定是为了抢夺枪支。
于是，张士雄拼命护住冲锋枪和步枪，还有配备的37发子弹。
转瞬间，刀影在黑暗中闪了一下，他感到自己左臂生疼，用手一摸，血肉模糊。
土匪最后抢走了步枪、土枪、挂包、手表。当听见楼上有动静时，土匪迅速逃窜。
土匪们又连夜张贴反动标语，气焰嚣张。
在武装暴乱前的28日深夜，暴乱分子张子林割断牛庄大队电话线，切断了当地与县里唯一的联络。
张子林曾任当地团干部，因犯错误受处分被开除。他不满这一处分，就加入了这次反革命暴乱行列。
据后来调查时获知，当时的反革命头目陆金堂秘密串联心腹张顺早、陆伍廷，和鹤峰不法之徒曾宪廷等谋划反革命暴乱，企图先到铁厂抢走民兵的枪支后，把“右派”分子拉拢到一起，攻打占领九里坪公社，然后占领牛庄，攻下沙河农场，再顺势攻下渔峡口区，攻下县城，攻入宜昌，步步打出去。
张士雄其实根本就不认识陆金堂，陆金堂原是牛庄大队的秘书。陆金堂认为共产党的当地政府没有提拔他当党委书记而不满。
素有“土匪窝子”之称的牛庄暗藏着几名1950年“采花暴乱”残余势力，他们一直在寻找暴乱的机会。
于是，这些残渣余孽和陆金堂等人一拍即合，谋划反革命暴乱。
土匪们纠集当地不满共产党的群众，发展了70多人的势力，秘密组织暴乱。他们侥幸认为，九里坪山大人少，天高皇帝远，万一起事不成还可以保全性命。
由于仅仅他们抢到枪，没有抢到子弹和枪栓等，土匪没有武器，无法进行下一步攻打九里坪公社的计划，便纷纷连夜逃进了九里坪的大山里。
张士雄担心土匪还会返回来，强忍着伤痛将子弹藏进袋子里，悄悄绕道往后山上躲藏。
钢铁厂的厂长李友才当时在楼上睡，听到楼下有土匪枪响声，就在大冬天里，穿着短裤从约一丈高的山墙上跳下去，一口气跑了5公里路到牛庄，向公社党委书记张振汉报告。
李友才叫醒熟睡的张振汉，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土匪……暴乱……六七十人，拿着土枪和刀，把……把张士雄杀了……民兵的七八支枪被抢走了……”
当时整个公社里就唯一可以和县城联络的是一部摇把电话，而且有时线路还不通。
公社党委书记张振汉拼命摇，却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怎么也打不通。
张振汉灵机一动，迅速将电话打到渔峡口公社书记聂武槐处，让他火速将敌情报告县公安局。
牛庄大队民兵连长罗明月在暴乱发生的当晚，迅速向大队部报告匪情，深夜，他又召集民兵上山站岗放哨，密切监视土匪卷土重来。
第二天一大早，土匪发动武装暴乱的消息就在整个农场里传开了。
张士雄的女朋友向克英听到他受伤的消息后，寻着雪地里的斑斑血迹一路找到山上。终于在一个树桩下面找到了已经昏迷的张士雄。
民兵们迅速找人把张士雄用担架抬到了县医院进行抢救治疗。
九里坪暴乱发生后，当地沙河公社党委，一面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监视敌人动向，一面向县公安机关报告。
当地民兵立即上山，堵住土匪去路。
匪首陆金堂带领70多名暴匪逃窜到长阳与鹤峰、巴东三县交界处的张家湾。
29日清晨，距离较近的五峰县武装中队近30人最先赶到事发现场。
九里坪武装暴乱当天晚上，县公安局召集各区特派员开大会。
在会上，时任县公安局局长李文榜曾专门询问渔峡口区特派员钟云山：“你牛庄那里该没什么问题吧？”
钟云山说：“我才去过，没什么问题。”
谁也没想到，李文榜放心不下的牛庄还是出了土匪暴乱的大事！
会后，李文榜下达紧急通知：紧急集合，执行任务！
队长点了15个人，命令每人带上5颗手榴弹和100发子弹，连夜奔赴九里坪。
28日晚深夜里，长阳县委副书记张景昶接到民兵打来电话，报告九里坪发生了土匪的武装暴乱，说“打死人了！”
县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方面报地委办公室、宜昌军分区司令部，一方面与恩施地委和巴东、五峰、鹤峰三县公安局联系，协同调集兵力。
29日清晨，宜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连升捷和民警大队长张坤祥，带领公安人员和武装民警赶长阳，张景昶率领县公安局人员及民警中队两个班100多人，全副武装，连夜从县城资坵到天子口过河，然后通过双龙、白庙、桥坪、傅家堰，赶赴九里坪公社。
他们一路上马不停蹄，第二天天亮时，终于赶到了双龙乡。
一行人简单吃过饭后，又急速行军，总共走了120公里路程，第二天晚上抵达牛庄大队。
部队一来，土匪吓坏了。
部队抵达九里坪的第3天，五峰县公安局派出两名干警回来接省总队民兵。
2人在长阳双龙与省总队碰上头。
12月3日，抵达九里坪的县公安局，会同宜昌地区公安处组织成立前线剿匪指挥部，共结集民兵812人，干部93人，公安民警141人。
这次行动由宜昌军分区副政委侯占太任指挥长，恩施专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曾子民和宜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连升捷任副指挥长。
剿匪指挥部确定三大战术：
一是围攻，迅即在二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包围封锁山岔林边和大小路口，进行武装搜捕，继而又增设内线包围，步步逼近，将敌压缩在四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
二是发动群众喊话，让群众对着藏在山洞里的土匪喊话，劝说其投降。
三是攻心战术。
剿匪民兵层层封锁，而且还要随时防备土匪在山林里放暗枪，不敢有丝毫疏忽。
由于当地群众对打仗特别害怕，加上土匪的欺骗和威胁，各县市民兵刚到九里坪时，处处见不到群众，隔远见到有人，等走近时人就不见了。
为了以最少的牺牲获取最大的胜利，剿匪指挥部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一面作好匪徒家属工作，宣传“宽严”政策，劝敌投降。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大好形势及土匪对人民的危害。
逃窜的暴乱匪徒藏在洞里没有吃喝，家属便偷偷给他们送饭。
剿匪指挥部派出政工人员，挨家挨户给土匪家属做工作，宣传只有共产党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救星。打倒蒋介石，人民当家作主。对土匪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立功受奖”，坚决彻底地消灭，不消灭干净绝不收兵等政策。
指挥部的宣传工作，使群众从思想上认识到暴乱行为是反革命行为，是为人民政府反对的。
平暴部队政工人员又在洞外向躲在其中的土匪喊话，指明陆金堂等匪首是反革命分子，揭露其暴乱的真相，叫他们不要上当受骗，如果及早清醒还有“宽处”机会。
政工人员还趁土匪家属送饭的时机，将外面形势告之土匪，劝他们出洞投降。
暴乱匪徒顿时陷入恐慌之中。
数十名饥饿难耐的土匪在家属的劝降中，先后走出山洞向我军投降。
整个剿匪斗争进行到半个月的时候，大部分土匪出洞投降。
剿匪指挥部对土匪放出话来，所有防备民兵只要看到土匪就大喊“不许动”，如果连喊三声“不许动”，土匪仍然逃脱的，就开枪。
大部分土匪通过喊话和家属做工作纷纷投降。
张早兴、张早地两弟兄是最后走出山洞的土匪。
张早地、张早兴的家属在山洞外喊了几天话，告诉他们只有投降才有出路，但两弟兄始终不出来。后来，没有家属送饭了，自个临逃时带的食物都吃完了，两土匪饿得没办法，便趁着夜黑偷偷从洞里溜出来。
两人担心一出来便被捉，便一前一后躲着往家里跑。张早兴走在前面，民兵早已经在他们家中布下埋伏，只等其落网。
张早兴一踏进家门，为防止其逃跑，民兵迅速一扑而上，将张早兴活捉。
张早地走在后面，刚走进家门口，便听到屋里有动静，他预感到不妙，转身飞快逃跑。
民兵在后面紧迫不舍。张早地飞奔，民兵连喊数声，他仍不停下投降，民兵果断开枪将其击毙。
张早地、张早兴兄弟俩顽固的结果极大震慑了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纷纷投降。
在山洞与民兵周旋20天后，眼见大势已去，两眼饿得发黑的陆金堂，偷偷潜逃至大山沟里以前一个相好的农妇家里。
距离该山沟较近的鹤峰民兵早有预料，所以就在此前通过多方做工作，已经做通了该农妇的工作，她答应配合民兵抓获陆金堂。
陆金堂一路躲藏，一逃进该农妇家门就让她给他做饭吃。
农妇镇定地说，你先上楼睡觉，我在楼下给你做好了饭再叫你下来。
把陆金堂送上楼后，农妇说马上出去拿柴禾做饭。这时，农妇偷偷出去将消息报告埋伏在周边的民兵。
陆金堂躲在床上双眼还未合拢，就听见楼下有脚步声，他迅速拿起枪瞄准楼道口，准备逃跑。
民兵一拥而上，民兵傅中书刚到楼口就被陆匪卡住脖子，他毫不畏惧。
其中一人一个箭步冲上去，趁陆金堂不备，一把紧抓陆金堂举枪的手腕。
众民兵上前缴枪，将陆金堂生擒。
武装搜山时，匪徒陆伍廷被活捉后逃跑，牛庄大队民兵连长罗明月奋不顾身进行追捕，终将其捉拿归案。
经过半个月的围剿，到12月14日，匪首陆金堂、陆伍廷以及匪徒朱会清等74人被活捉，潜逃匪首吕祖和畏罪自杀。
通过搜查，共收缴步枪6支、土枪8支、子弹5发、大刀8把，还有2颗手榴弹。
据审查，案犯中有巴东人4名，鹤峰人35名，长阳人35名，分别押送各有关政法机关，依法惩处。
平暴民兵在九里坪的日子极其艰苦，吃不饱，睡不好，所幸当地群众在认清形势后，对平暴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持。
原长阳县委副书记张景旭回忆说，土匪全部落网后，剿匪指挥部最开始决定在沙河开万人大会，枪毙8名罪大恶极的土匪。
但到了开会的头一天半夜里，省军区来电话要求，一律不枪毙，将土匪全部押回县里再说。
剿匪指挥部遵守诺言，对于受骗参与暴乱、情节较轻的土匪，全部释放，给其改过自新机会；对情节较严重的土匪由长阳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审判。
时任县法院法官的黎泽牟等人参与审判，朱明等人负责押送犯人进入法庭。
审判庭上，土匪雷正凯、惯匪陆伍廷跪在地上给法官求情，要求宽大处理。
陆金堂见两人在法庭上哭着求情，不屑一顾地说：“有这副肚肠，就吃下这服药。”意思为既然造反，就要面对这个下场。
当天，3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美丽的清江两岸，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