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击“四三”惨案制造者
岳阳，地处湖南省北部，三面环湖，北靠长江，粤汉铁路穿市而过，北宋时期，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使其名闻遐迩。
1950年4月3日上午，岳阳县一区区中队分队长刘湘涛同往常一样，按时上班来到队部，他首先对正在生病的一区区中队副指导员蔡玉芬深表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并连推带劝地要蔡副指导员去治病。
然后，又命令在家的战士们去白湖段开荒，并要求他们只带锄头不带枪支。他自己则和另一战士任笃初留在驻地值班。
10时许，十几个鬼鬼祟祟的人来到区中队，刘湘涛一见，连忙迎了上去，只见他与为首的一个人嘀咕了几句，就直奔区中队存放枪械的房间，将里面的18支步枪和1支手枪全部分给了来人。
随后，这十几个人分两组开始行动，一组去白湖寺追杀副指导员蔡玉芬，一组去西塘追杀主持全区工作的一区区委副书记孙锁成。
蔡玉芬看完病，动身回白湖寺，走出不到1公里，忽见区中队的刘湘涛分队长和几个人一起急冲冲迎面走来。
蔡玉芬忙打招呼：“刘队长，哪里去？”
“送你上西天！”刘湘涛恶狠狠地答道，同时向蔡玉芬开了一枪。
蔡玉芬闪身跳入路坎，躲在一棵大树后拔枪还击，一名叛匪应声倒地。此时，她才知道，区中队出大事了，蔡玉芬击倒一个叛匪后越堤脱险。
区委副书记孙锁成在西塘检查工作，他正在街上一缝纫店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抱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娃娃逗乐时，突然发现五六个端步枪的人，径直朝店里走来。
孙锁成连忙扔下茶杯，将小孩送进里屋。他刚拔出手枪，即被叛匪连发数枪击中，孙锁成当场牺牲。匪徒摘下孙锁成的手枪后，即返白湖寺。
这是一伙什么人，胆敢在解放后的街面上肆无忌惮地枪杀区干部，劫取枪支呢？那个刘湘涛是什么人？同刘湘涛接头盗取枪支的又是什么人？
这一切都还要从头说起。
1949年7月，岳阳和平解放。南下干部与解放军官兵同岳阳人民一道，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运动中。
然而，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社会惯匪流氓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他们组织反革命武装，继续猖狂地与人民为敌，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
原国民党岳阳县自卫大队营长胡坤和胡春台，就是两名典型代表。解放前，他们充当岳阳反共头子、伪专员王翦波的爪牙，坚持与人民为敌，干尽坏事。王翦波逃台前，即令胡匪潜伏下来，发展匪特组织，与共产党暗中争斗。
岳阳解放后，胡匪一方面伪装向人民投诚，一方面暗中网罗残匪伺机暴动。由于我党政策开明，胡春台、胡坤等弃暗投明的旧军人均受到宽大处理。胡春台被安排回原籍岳阳县康王桥参加生产，胡坤则被派往长沙军政大学受训。
然而，这些人时刻不忘他们失去的“天下”。他们乘县一区区中队组建之机，派特务刘湘涛等隐瞒身份，打入区中队，并伪装积极，分别骗取了分队长职务。
1950年2月，特务胡坤离开长沙军政大学，回到老家岳阳县平地乡，暗中与匪首胡春台、黄菊秋等纠集旧部，招募社会渣滓，组成武装组织。
3月26日，匪徒们在胡坤家集会，宣布成立反革命组织——“湘鄂赣闽边区剿共总部”。胡春台自任司令，胡坤、李高峰任副司令，方朝盘任书记长，黄菊秋任副官。同时，由胡春台出面，唆使原国民党团长李炳锡在临湘县纠合旧部，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由胡坤出面在岳阳县秘密串联一批土匪旧部和恶霸地主，以互相策应，壮大声势，伺机在两地同时发动反革命叛乱。
3月底，胡坤纠集同伙十多人，召开反革命暴乱秘密会议。会上，特务刘湘涛等提供了一区党政干部及区中队人员武器配备情况。匪徒们分析认为，一区区中队虽有指战员六十多人，但居住非常分散：一部分在白湖寺垦荒生产；一部分随同工作队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运动；留守区政府的人最少，加之有区中队几名特务互通情报，里应外合，十分有利于暴动。
经过策划，匪徒们确定了具体行动方案：首先设法夺取一区中队枪支，得手后再攻打一区政府，抢夺公粮，摧毁农会。后夺取三、六区区中队武器，再会合李炳锡率领的叛匪，攻打岳阳和临湘县城。得逞后与王翦波等联系，寻求支援，进而同人民政府长期对抗。
此时，中和乡干部按照减租退押的有关政策，责成胡坤退还佃户部分钱粮。胡坤憋不住这口气，乘胡春台去临湘策动叛乱之机，擅自主张，决定提前发动叛乱。4月2日，他与特务刘湘涛等密谋策划了行动方案。
4月3日早饭后，刘湘涛采用调虎离山计，假劝一区区中队副指导员蔡玉芬去治病，将蔡玉芬骗离驻地白湖寺。然后，又命战士们去白湖山上开荒。
10时许，胡坤率匪17人来到区中队，刘湘涛立即带领他们窃取了区中队的枪支，并随即追杀蔡玉芬和区委副书记孙锁成。
随后，他们窜至康王桥，与混进区中队的6名特务会合，兵力增至23人。
16时许，胡坤率众匪至驻康王桥李家大屋的一区区政府，命10名匪徒在桥头和四周要道设下埋伏，将区政府包围，并切断电话线。
然后，胡坤带13名匪徒冲入区政府院内，区中队叛徒刘世文、李美盘等冲在前面。
此时，吃了晚餐的15名留区干部大多在房间，有的在阅读报纸文件；有的打点行李做下乡准备，对匪徒的突袭毫无戒备。
叛匪冲进区干部住所，正遇到县公安局侦察股长王良玉从房内出来，他们举枪便射，王良玉当场牺牲。与王良玉同住一房的区中队队长张三来听见枪声，立即拿枪进行还击，但他的左臂被枪打伤，血流不止，他忍痛继续搏斗，竭力不让匪徒冲入楼上。
独立团排长王应德、县大队干事马宗廷、炮兵连班长彭光朝、区中队分队长李梓清等听见枪声，知道情况有变，便各自为战，据守住房与土匪进行枪击。激战约半小时，子弹全部打光，4人壮烈牺牲。
刚参加工作的区青年干部谭子贵，因缺乏战斗经验，听见枪声便走出房门观看，被土匪击倒。
正在另一房内研究工作的区长杨仲英、区委宣传委员侯国珍、妇女主任赵林钦3人听见枪声，知道情况不好。杨仲英看到情势危急，命令大家保存力量，突围出去。
侯国珍为掩护其他同志，一脚踢断窗户木栏，从4米多高的屋顶跳下去，将匪徒吸引到自己身边。杨仲英、赵林钦越过屋顶隐藏起来。
这时，赵林钦踩在瓦片上的脚一滑，蹬掉了一些瓦片，她的一只布鞋也掉了下去，被土匪发现。土匪马上朝她这边开了几枪。赵林钦扑在瓦上不动，只听外院的土匪喊：“死了！”
胡坤见屋内人已杀光，即吩咐大股匪徒留下搜查钱财、武器和文件，自己则带了一名土匪去追赶侯国珍。侯国珍从屋顶跳下时，脚受了伤。他忍痛拔腿向西塘方向奔跑，将追击的土匪引出距区政府1公里多远。眼看被土匪追上，他转身躲入一厕所内。不料被埋伏的3名土匪抓住杀害。
胡匪血洗区政府撤退后，傍晚，幸免于难的杨仲英冒雨跑到30多公里远的县城报案。赵林钦从屋顶跳入水渠爬出后，浑身湿透，被当地一位老大娘救进家里掩护起来。
当日深夜，匪徒十多人到一区和平乡十四村，抓走了正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区公安员康镜秋和县公安局侦缉员陈海泉，第二天早晨将他们绑到西元冲枪杀，劫夺手枪2支。
由于通讯遭到破坏，直到4日3时，岳阳县委才接到杨仲英的报案。县委书记赵冰岩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并向省委和地委作了汇报。会议决定成立由县大队政委陈仕林、县长罗西芳、公安局长范福海和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政委王衍铎等组成的剿匪委员会，对岳阳驻军和地方武装实行统一指挥。
4月4日清晨，按照会议部署，岳阳县县大队和公安局的武装配合长沙军分区独立一团前往围剿。由独立一团抽一个机动排和两个侦察班，县大队抽一个排，负责保卫一区区政府和押送捕获的犯人；公安干部负责了解敌情和审讯犯人；其余武装人员分头追歼匪徒。
与此同时，省委、地委指示邻近的湘阴、临湘、平江等县派出武装力量严密戒备，防止胡坤一伙向外地逃窜。
面对我追剿部队强大攻势，匪徒们化整为零，有的隐蔽山中，有的伪装劳动，有的躲藏进亲戚家。匪徒们还收买一些地痞流氓和落后群众，假报胡匪去向。
针对这种情况，追剿部队也化装成农民、学生、商人，分散侦察，张网捕捉。由于我军的严密搜捕，加上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自4日至27日，经过二十多天日夜追剿，除匪首胡坤潜逃外，其余匪徒全部落网。
胡坤漏网逃脱后，只身逃至香港，与前期逃港的匪首王翦波、李高峰会晤，王翦波指使他潜返岳阳，继续组织土匪队伍发动暴乱。
1950年7月14日，胡坤在广州登上开往武汉的列车，15日傍晚在临湘县云溪站下车。
他化装成收购茶叶的小贩，溜回岳阳县平地乡桃花岭。在刺探剿匪部队的动向时，被农民李汤民一眼认出。胡坤欲逃，李汤民即大呼“捉胡坤”。霎时，四面八方的自卫队员和农民群众手持柴刀、鸟铳、梭镖等蜂拥而来。
胡坤为摆脱群众的追捕，边跑边将金戒指、钞票撒在路上，群众视而不见。胡坤正要爬上一条3米多高的土坎逃脱，被民兵梭镖刺伤，拖下坎来。这个十恶不赦的匪首终于落入人民的法网。
1950年8月13日，在岳阳县城的岳阳楼广场上，根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胡坤被县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四三”反革命暴乱平息后，为纪念在“四三”惨案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县委、县政府在一区及县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将11位烈士的忠骨安葬在康王桥黄峁山中。
降伏太浮山“南天王”
1950年4月4日拂晓，解放军第一三八师四一四团及湖南省委警卫团共14个连的兵力，把湘北常德太浮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太浮山是常德临澧的第一大山，位于县城西南12.2公里，与桃源、石门、慈利、临法等县相邻，主峰第一峰海拔604.5米。此山方圆约70余公里，且山峰陡峭，林密草深，素为土匪藏身之所。
在太浮山区活动了二十多年、人称“南天王”的土匪头子侯宗汉就盘踞在这里。
1950年1月，侯宗汉将自己的五百多名手下编成3个纵队，成立“中国人民湘鄂边区反共救国军太浮山清剿指挥部”，自任总指挥。
以太浮山区为基地，自设政权，并勾结地主、恶霸、帮会、流氓，成立各种反动组织，公开张贴反动标语，制定“十杀”政策，用以恐吓群众，逼民附匪。侯宗汉的“十杀”政策如下：
见解放军不跑者杀；
见杀人后向外宣扬者杀；
葬埋被杀尸首者杀；
和解放军及地方工作人员接近者杀；
向解放军送粮交草者杀；
给解放军带路送信者杀；
解放军住在谁家不报告者杀；
不站岗放哨者杀；
不送情报者杀；
不缴税费者杀。
同时，侯宗汉还设立“中国国民党湘西铲共团临澧分团机构”，任命祝英为主任，鄢璋为副主任；祝锦成、黄鳌、彭道宽等分任支队长、大队长。
他们在二区王化乡、陈二乡几乎普遍建立乡大队，并自制土炮、单刀、梭镖、鸟枪等武器武装土匪组织。
他们日散夜集，杀人越货，利用“圈子”等手段，扩充匪势，控制地盘，培植党羽，勒索钱财。
祝英的一个中校副官彭魁士1人就发展圈子数百人，勒索银圆四千多块，收集长枪16支、手榴弹12枚、单刀15把。
他们还冲击区乡政府，抢夺枪支，明目张胆地杀害革命干部。
1月份，祝英在太浮山地区杀害干部、无辜群众二百余人；在王化桥郑家楼抢走公粮1万余斤、短枪11支。
3月份，他们又以“共党密探”之名，在太浮山杀害三十多个无辜乞丐。
侯宗汉还组织暗杀队，化装成商人、贫苦农民或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四处行凶。仅从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遭其杀害的地方干部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就近500人，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消灭这股顽匪，湖南常德军分区曾于1950年3月，调独立第九团的直属分队与第三营前往进剿，但因兵力不足，加之土匪消息灵通，地形熟悉，流动快速，几次出击都未得手。
中南军区高干会议之后，湖南军区文年生副司令员亲临常德，与军分区的指挥员共同分析匪情，总结前几次进剿的经验教训，重新作出了部署。
首先抽调中共常德地委和军分区的有关负责人，组成太浮山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和发动群众的工作。
然后，调整兵力。增调第一三八师四一四团一个营及湖南省委警卫团的两个连，加上原在太浮山地区的进剿部队，共14个连的兵力，分内外两层部署：在土匪活动的外围地区，布置一个连和县大队把守交通要道和控制消水渡口，防匪外窜；主力则集中合围太浮山中心地带，聚歼顽匪。
另外，加强情报工作。在所属地区由进剿部队、公安、民兵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侦察小组，掌握土匪流动线路及地下联络点，扑灭土匪的耳目。
一切准备就绪。4月4日拂晓，进剿部队分多路向太浮山中心区奔袭，将股匪分割包围。
经连续3天3夜拉网式的清剿，大部分股匪被歼。但未发现匪首侯宗汉的踪迹。
原来，这次进剿部队行动突然，出乎侯宗汉的意外。他虽然想到解放军总会再来太浮山，但没料到来得这么快，包围这么严。自知无力抵抗，只好带上几名卫士及一些大米、炊具，逃进密林中的山洞，暂避风险。
但是，搜索分队来回穿梭，步步紧逼，逢林即进，遇洞必搜，迫使侯宗汉不敢久留洞内，只好往草丛中躲躲藏藏。
连续几天，侯宗汉和他的几个爪牙们饥不得食，困不能眠，想逃下山去又遭封锁，实已无可奈何，不得不于4月9日晚上带着随从向解放军投降。
降伏侯宗汉的消息，迅速传遍太浮山区，广大军民的剿匪热情更加高涨。
剿匪指挥部根据散匪插枪隐蔽的情况，随即下令剿匪分队以排为单位展开逐剿。
进一步发动群众，向散匪展开政治攻势。并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实行户口登记，控制来往人员；组织民兵、积极分子监视地主恶霸及伪保长、甲长等通匪分子的动向，使土匪在农村无藏身之地。
驻剿部队还采取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解放军的剿匪决心及对匪政策。并在当地举办匪俘管教班，对一般胁从分子经教育后释放；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者，则依法予以镇压。
这样，广大群众人心得到安定，反匪防匪的自觉性大大加强，潜藏之匪也纷纷向地方人民政府登记自新。
经两个多月的积极清剿，太浮山区共歼匪一千三百四十多人，其中含校级以上军官79人。
为害太浮山区多年的匪患，终被平息。称霸一方的“南天王”，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
公审“西天王”陈金次
1951年7月23日，石门县人民法庭在刚刚成立的湘西北办事处所在地磨市包家渡召开公审大会，公审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西天王”陈金次。
这一天晴空万里，烈日高照，小小的包家渡人山人海，群情激奋。
会场设在包家渡北坡的一片草地上，会场正面是一个用松柏扎成的正门，门上悬挂着“公审大会场”横幅，深处高台上是用松柏搭建的主席台，主席台宽大威严，横幅是“石门县西北区公审匪首陈金次大会”，上联是“公审匪首陈金次为死者报仇”，下联是“打垮恶霸西天王替生者除害”。
主席台两侧排列着系列漫画和黑板报，展示匪首陈金次二十多年来为匪杀人、吊打群众、敲诈勒索、霸占人妻、抓兵派款的种种罪行。
会场四周挂满了“打倒地主”、“打倒土匪”、“为死者报仇”等标语。
县中队的战士荷枪实弹地布满了四周的大小山岗，公安队的同志们看押着要犯。
10时开始，来自西北区34个乡的1.2万余名劳苦大众持续地进入会场，64名受害者代表也在主席台的一旁就坐。
石门是位于湖南省西北角的一个山区县。解放前，这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是土匪地痞残害百姓、烧杀掠夺活动最猖狂的地区，号称“西天王”的陈金次是这一带的主要匪首之一。
1949年7月25日凌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在石门县人民的配合下，伴随着激越的冲锋号角，攻下石门县城，石门宣告解放。同年8月5日，新生的人民政府——石门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这一天，到处都是欢庆的锣鼓，到处是热情的山歌，“打土匪分田地”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村村寨寨；“我们解放了”、“人民胜利了”的口号声响彻石门的沟沟壑壑。
随后，斗地主、揭罪行的声讨会在石门城乡全面展开，庆翻身、分果实，使山里的人们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欢乐之中。
面对人民的胜利，地主不甘心，恶霸不甘心，土匪不甘心，他们在负隅顽抗。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十五天，在国民党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的主持下，原石门县县长陈聪谟在所街成立了湘鄂边区石（石门）、临（临澧）、鹤（湖北省鹤峰县）3县反共联防指挥部，陈聪谟任指挥长，陈金次任第一纵队司令。
10月30日，中共石门县委工作队在白云桥上遭土匪袭击，工作队员杨文春在与土匪搏斗中壮烈牺牲。
11月17日，侯宗汉匪部趁夏家巷墟日，在墟场杀害我一区区长及战士熊金榜等5人；
同日，侯宗汉匪部又撞入水制水库，将我仓库主任王兰亭等2人杀害；
11月，湘西匪首田再龙在庄塔召集陈金次、朱际凯（朱巴子）、侯宗汉、白元左等湘西匪首开会，研究反共策略，协同反共步调。会后陈金次即率残匪窜至太浮山与侯宗汉残部汇合，攻打我夏家巷政府及驻军。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为了维护新生的人民政府，为了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为了使人民群众尽早安居乐业，党和人民政府调兵遣将，加大了湘西剿匪的力度，围剿之势山摇地动。
11月16日，常德军分区四八〇团开赴石门，与石门县委、县政府共同组成剿匪指挥部，为期1年有余的湘西北剿匪斗争全面展开。
大军压境，湘西残匪已走投无路。1949年冬，国民党十五军逃离石门西北乡，同年11月29日国民党新编一师政工处长、军统特务、匪首陈拔翠在慈利被抓获。
1950年3月上旬，我太浮山剿匪部队，经过五十余天战斗，剿灭叛匪侯宗汉部1500余人，4月9日晚生擒匪首侯宗汉。在石门县境内仅剩的匪首陈金次残部已龟缩到石门西北的壶瓶山中合堰村一个叫向阳洞的地方。我剿匪大军将这个山洞围成铁桶一般，陈匪无处可逃。
我军向其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劝其缴械投降。经过一周的围剿和政治攻势，陈匪弹尽粮绝，人心涣散。
我军审时度势，于腊月初3派出曾在伪县政府当过秘书的陈匪的侄女婿唐纯携带着我军首长的劝降信进入向阳洞做进一步的劝降工作。腊月初4上午匪首陈金次带着匪徒刘弟美、康从业等二十余人举起枪支走出山洞，向人民缴械投降，石门县最后一股顽匪被剿灭了。
1950年4月14日，石门县人民法庭成立。刚刚成立的人民法庭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开始了特种刑事案件的审判。
13时整，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首先是64名受害者代表的愤怒声讨。然后，石门县人民法庭审判长吴斌进行宣判：
查匪首陈金次，男性，现年46岁，本县7区苏市15保财家峪人，出身惯匪，历任伪军排长、鹤峰剿共自卫军排长、铲共义勇队及石、鹤联防剿总队副队长、抗日自卫大队副队长、警察派出所所长、伪保安排、连、营长，保安总队副队长等职。二十多年来，一贯依仗权势，摧残革命，杀害人民，称霸一方，号称“西天王”。
他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
法庭认为，陈匪金次系罪大恶极，死心与人民为敌之匪霸分子，再无争取改造之余地，为维护人民之利益，彻底肃清匪特，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及接受广大群众的要求，替死者报仇，为生者除害。现经我庭审理终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7条3、4、5、6款之规定，予以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收缴其全部财产，赔偿群众。
呈奉上级核准，兹于7月23日将该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人民群众震天的口号中，在6名军警的押解下，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西天王”陈金次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智擒匪首“郭和尚”
1950年初，常德军分区剿匪部队开进湖南省桃源县境。
相传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理想王国，就在这个桃源县。
然而，在旧中国，桃花源并非普通百姓的“世外圣境”，倒常是土匪强盗的出没之地。
解放前夕，全县盘踞着多起大型股匪。在桃源县的西南大古冲、九龙山、陈天池一带，有股匪“中国护民救国军洞庭纵队”，又称“九路军”，由郭和尚（郭炎）、刘新科任正、副司令；在新店驿、泥涂山一带，有股匪“人民反共自卫军桃源纵队”，安步州、燕桂峰任正、副纵队长；在李子溪一带，有股匪“湘西联防大队”，彭立芳任大队长。
这几股土匪，利用当地的帮会组织和封建迷信，造谣惑众，勒索粮款，给当地民众造成深重灾难。
1950年春，就有十多名地方干部与部队零散外出人员遭土匪杀害。土匪头子郭和尚公然闹事，大声命令他的手下说：“走，打到桃源去，我要活捉李铁峰（桃源县人民政府县长）！”。
土匪们的猖狂行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为此，湖南军区决定，令湘西军区与常德军分区共同组织会剿，消灭这帮顽匪。
经两地党政军部门共同研究，作出了如下部署：由湘西军区直属工兵营为主，在沅水南岸布防，以堵住敌人的逃跑路线；由第四十七军四二二团和补充团抽调6个连的兵力从中间围剿匪“联防大队”；由暂驻常德的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抽调师直分队6个连及第三四一团、三四二团全部，进剿匪“九路军”和“桃源纵队”。
4月25日，各剿匪部队进入预定位置。
26日，战斗打响。经连续多日拉网扫荡，俘匪“九路军”副司令刘新科、“桃源纵队”副纵队长宋浩魁等近200人，缴获大量枪支。
这次剿匪，由于在战术上没有注意隐蔽，使土匪能够及早分散潜藏，避开攻击；加上剿匪部队之间缺乏联络，扫荡中空隙过大，未能形成严密包围。因此，这次剿匪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为了吸取教训，改进战术手段，剿匪部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
第一一四师的指战员们在会议中总结说：我们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云南，从没遇到过这样狡猾的敌人。看来，我们用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的那套办法来对付这些土匪，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必须要研究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来，才能将土匪们消灭干净。
针对一一四师的指战员们提出的问题，剿匪部队又对剿匪方案作了新的调整部署。
会后，湘西军区部队返回原地，桃源县境的股匪由常德军分区和一一四师负责，展开全面清剿。
5月上旬，桃源县按照匪情分布情况，划出了剿匪重点区。
一一四师即以班为单位实施按点剿匪，做到了村村驻兵、路路有哨，要道设卡、渡口布岗，对土匪藏匿之地实行全面封锁。同时，与地方干部合作，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解放军的剿匪决心和对匪政策，并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进行生产互救。这使得广大农民真正感受到共产党是救星，解放军是靠山，因而剿匪和生产的积极性迅速提高。
农民群众提高了觉悟，便很快组织起了防匪治安组织，并由积极分子组成情报小组，主动侦察匪情，报告匪踪，使剿匪部队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一些土匪家属，也自动写信或托人劝其亲属归案投降。
在剿匪部队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潜藏土匪既不敢活动，也无法吃顿饱饭、睡个安稳觉，不得不陆陆续续缴械投降。
至5月下旬，先后有匪首“桃源纵队”纵队长安步州、“湘西联防大队”大队长彭立芳等以下五百余人向人民政府交枪投诚。
4月下旬，“九路军”被击溃之后，匪首郭和尚即带着2名卫士，逃往汉寿县，以放鸭作掩护，潜藏在乡间的鸭棚内。
5月下旬，鸭棚被汉寿县剿匪分队抄获，郭和尚只好乔装潜回桃源。
郭和尚的家在桃源县沉水西岸的岩板岭，此地三面靠山，一面临江，十分险要。郭和尚回家之后，被当地群众偶尔发现。剿匪部队三连得悉这一讯息后，即组织围捕。
三连连长是个雷厉风行的北方大汉，指挥作战勇敢、果断。当晚，他带领二排悄悄地前往郭和尚家。待一切布置妥当后，三连长飞起一脚踢开郭家大门，一个箭步冲进去，只见漆黑一片。忽听得后房有推开窗户的声音，连长和五班长一齐奔向后房，只见一个黑影纵身跳入江中。
“对，就是郭和尚！”追捕人员随即开枪，但只见水花飞溅，未有人影。
原来郭和尚从小就在江中戏水，练得一身过硬的水底功夫，能一口气在水下潜行百来米，所以岸上很难击中他，尤其在夜晚，更是如此。
不久，剿匪部队侦悉郭和尚潜藏在白林洲他的姘妇那里。这白林洲，位于流水江心，是个长年由淤泥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岛，四面环水，岛上住有几十户人家。
三连指导员考虑到上次让其逃脱的教训，特地召集骨干进行研究。决定先派副排长林湖章、班长唐健正和一名地方工作人员，化装成老百姓首先进入白林洲，了解匪情、熟悉地形，并暗地控制追捕对象。
随后，指导员利用暗夜亲率连队分乘2只小船，从白林洲南北两边靠岸，迅速在岛上四周布置岗哨，封锁路口、要道，将郭和尚住的姘妇家团团围困。
天亮后，林湖章带上一个战斗小组，飞身纵入院内，直闯郭和尚的住房。进房后，郭和尚还没来得及起床，便当上解放军的俘虏。
指导员和副排长等人押着郭和尚来到了江边，准备乘船返回县城。这时，指导员用眼神示意大家：这家伙水性好，决不能再让他从水下溜了。他和押解人员一齐把子弹推上膛，随时准备应付意外。
登船后刚刚起航，忽见一只天鹅从芦苇丛中飞起。指导员迅速举枪，“叭”地一声，天鹅掉入江心。
这快速神枪，让郭和尚不禁心惊肉跳。他知道，这是解放军对自己的警告。他战战兢兢地说：“大军放心，这回我决不会逃跑。要跑就会和天鹅一样。”指导员和大家听了，会意地笑了。
从4月至6月，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和四十七军一部，以及常德军分区部队，在桃源县境共歼匪五千二百多人。
郭和尚等土匪组织的覆灭，使人间胜景桃花源，终于恢复了本来秀丽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