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决心大，再高也不怕！
爬山是历史，艰苦是光荣！
解放全广西，活捉白崇禧！
解放军第四野十二兵团的四十一军担负解放省城桂林的军事任务，分三路大军奔袭桂林。
桂林人民手持彩旗，激情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全城沸腾，人们大喊：“桂林解放了！”
艰苦的征程
我野战司令部命令：
令三十八军的先头部队继续向百色前进，由梁兴初军长、梁必业政委率军主力转向德胜前进；
令兵团副司令兼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率领的三十九军则停止西进，立即南下，军主力分路向柳州、宾阳急进，插入广西心脏地区，以求在由桂林南逃之敌的道路上布设层层防线予以拦截；
令一一五师以每日70公里的急行军抢占珠玉塘渡口，搜集船只，保障主力顺利渡过浔江，继续向南急进。
沿湘桂铁路南下的中路第四十一军，在其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率领下，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向桂林急进，于11月22日解放了当时广西省会桂林。接着由钟伟军长等率领的四十九军进入桂林，控制桂林地区。由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率领的四十军，于25日解放桂东重镇梧州。至此，以粉碎敌“南线攻势”的钳形包围已经形成。
按照多路围剿白崇禧的军事部署，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担负迂回任务。1949年10月，该部队急行军500余公里后，抵达了苗岭山下，他们还必须穿越湘桂黔边境的苗岭大山脉，这样才可以进入广西境内。
苗岭大山脉的海拔很高，站在上面常常可以看到身边飘浮的云彩，山路崎岖，少有人烟，粮食缺乏，有时候遇到大雨，山路更加难走……
面对种种困难和阻力，解放军战士并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愈加坚强。战士们下决心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使命，解放广西全境，进而清剿白崇禧集团的反动势力，使广西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去分享新中国解放的喜悦。
苗岭大山脉有“云雾山”之称，到底有多么高，谁也说不清，因为高得直入云霄，高处的山常常被云雾所遮挡，于是大家就用出汗量来计算山的大小。
他们是这样计算的：把累出一两身汗的山叫小山，约3公里至5公里；把累出三四身大汗的山叫中等山，约5公里至10公里；把衣服全部湿透的山叫大山，约10公里至20公里。
苗岭大山脉连绵起伏，常常是刚翻越一座，前面又出现了一座，据统计中等以上的大山共翻越25座。山路崎岖难走，有的坡度竟然达到60度以上，必须四肢爬行才可以通过。
即便这样，战士们却笑着说：
“过去说爬山，其实都是用两脚走路，只能算走山，这回可真是爬山啦！”
战士们没有任何的埋怨和唠叨，有的只是信心，在山谷里面总是回荡着战士们响亮的口号：
山大决心大，再高也不怕！
爬山是历史，艰苦是光荣！
解放全广西，活捉白崇禧！
根据当地人讲，这座山脉曾经只有两支部队勉强通过：十多年前，少数红军到过这里；另一次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有些溃兵曾来过。
当地人说，像这次大规模的兵力翻越这座山还是第一次，浩浩荡荡的队伍还带着大炮从这里经过，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这山真的是很难走，难怪没有大部队在这里行军的经历。没有现成的路，或者山崩路坍后无法通过，就得用炸药开路，响声能够震动山谷。
前卫部队的战士们说：这比榴弹炮的声音还大，简直和原子弹差不多。为了能够让大部队顺利通过，工兵们克服种种困难，日夜抢修道路，克服了无数困难。
这个时候，连雨也给他们添加麻烦。由于没有雨具，他们的衣服全都淋透了。而且道路变得十分泥泞，鞋子走起来很费劲，时常会绊倒在地。
为了防止滑倒，战士们都拄着一根木棍，并成立了“互架组”。在险要的地带，指挥员就指挥大家如何走，大家一个看着一个，小心谨慎地学习。尽管有了大家的帮助，滑倒在地的人还是有很多，一个人甚至连跌数十次，不过每次都坚强地爬了起来。
在这里睡觉才是更大的困难，难以找到宿营的地方，有的战士就干脆坐着背包撑起雨伞睡觉。夜间走路的阻力更大，于是就手牵手人拉人，慢慢地摸索着前进，一夜只走了十公里路。
既然人都很难通过，何况马匹呢？当时马的死亡逐日增加。指挥部决定把军部的马留在后面另寻道路。政治部只留下了邢干事的那匹马，这匹马是警卫营的战士费了好大的劲才硬拖上来的。每次经过险要的地带，马被吓得直哆嗦，于是战士们就把马身上拴起绳子，在后面拖住，让马慢慢慢慢往下走。
一天夜晚，战士们在坳洞宿营，因为找不到吃的，警卫员们和往常一样穿着湿衣服，准备坐着休息。
这时警卫排长站起来说：
“同志们！这几天很艰苦，吃不饱睡不好，但现在连火都没有，我们还是拣些柴火，烤干衣服才能恢复体力啊！”
战士们的心情又开朗了，纷纷出去拾柴草。这时教育干事邢上善忽然从外面回来了，端着几个大饼子，特意来送给首长，这是他用马带来的3斤白面制成的面饼。政治部主任分给大家吃，在这十分饥饿的时候，吃到这么美味的大饼，真是太享受了。
由于广西的地形缺乏精确的测量，而军用地图也减低了效用。虽然从地图上看，有很多村落，但在实地根本找不到；地图上没有大山，可现实中却有很多。有些大山，根本就不符合宿营的条件。
为了勘察道路情况，指挥部的科长、参谋，常常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指挥大家行走，并寻找宿营的地方。倘若碰到苗人的竹尖或其他原因不能通过时，就得原路返回，重新寻找其他的出路。
军长梁兴初曾经负过伤，军政治委员的身体也很虚弱，但他们却总是以身作则，给战士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一次，山洪挡住了去路，报社编辑孙成本脱下衣服站在水里，对政治部主任说：
“我把你背过去吧！”
政治部主任谢绝了，他和战士们一样，徒步踏过了山洪。之后，他和战士们讲起了十多年前红军经过苗岭的故事，让战士们的斗志更加高涨起来。
驭手的困难最大。每次经过危险地带时，他们组织起来把驮马一匹一匹护送过去，如果马陷在泥里或掉在沟里，就得全部下去营救。
炊事员和运输员们身上的负担更大，他们慢慢爬行，脸上红通通的。
机枪射手和机炮兵们扛起武器，有时一天只走一两公里，但他们的热情却很高。有个师的山炮营曾有六天时间没吃上一顿饱饭，可他们仍然顺利完成了所担负的军事任务。
再高的山也无法阻挡解放军前进的步伐。白崇禧集团做梦也想不到解放军会从大山那边跨过来，像猛虎下山一样。一天晚上，三十八军突然出现在柳州以西的黔桂公路上，像神兵从天而降。敌人乱了手脚，纷纷逃窜，解放军坐上敌人丢弃的汽车继续追剿。
白崇禧集团部署在金城江的十七兵团残部，还没来得及反抗，就有上千人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大批将校级军官乖乖投降。解放军缴获了大量物资，增加了自己的军事装备。
三十八军的汽车多起来了，行军的速度更快了，不到几天就追到滇桂边境的百色。这时桂西北山区大部已被我军控制，白崇禧集团向云南逃跑的后门被堵死了。
敌人就这样陷入了解放军的大迂回包围圈里。
发动群众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辞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命令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
全国解放在即，中共中央向在桂林的地下党下达了“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的指示。革命形势得到迅猛的发展，桂林人民仿佛看到了幸福的明天。
2月初，桂林市地下党在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以陈光为书记、黄绍亮为副书记、郭其中为组织委员的中共桂林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工委）。
在桂林东郊的山江东村，城工委的地下机关召开了桂、柳、邕三市工作干部的《一月会议》，会议积极贯彻中央指示。
《一月会议决议》提出：
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各阶层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集中力量组织城市主力军，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赶快做好迎接解放军入城的“里应外合”工作，制定《城市调查大纲》。
为了使《一月决议》马上付诸行动，书记陈光又在地下机关举办了市区地下党的领导骨干学习班，以认清李宗仁的和谈真相，明确形势与任务，积极投入“里应外合”的斗争。
根据《一月决议》“善于利用敌人弱点，有掩护而能够安全开展斗争”的要求，在3、4月间，桂林工委抓住敌人经济的崩溃时机，巧妙地进行了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斗争方式，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在桂林的统治。
在解放战役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桂林市区的物价暴涨，民怨沸腾。3月中旬，桂林银币价格在两三天之内，由4000左右的金元券涨到1万，生活艰难已威胁到广西大学的教职工。
而国民党中央银行还在迟延兑汇，广西大学的教职工已是食不果腹。3月28日，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广西大学教授开始罢教，学生也开始罢课。
3月30日上午，广西大学800余名师生，包围了桂东路（今解放东路）的国民党中央银行，他们以进行演讲、散发传单、示威游行等方式进行索款斗争。
这次斗争进行了6小时之久，群情激愤的师生，将国民党中央银行涂改为“种殃银行”，又撰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控诉。
4月18日，桂林中学老师秦强因饥寒交迫休克致死，引起公愤。桂林地下党组织了反饥饿的抬棺游行，游行队伍到了王城省政府门口。
在那里，学生们高呼着：“救救老师、救救教育危机”的口号，赢得了社会极大的同情。4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桂林版却对此事作了幸灾乐祸的报导，激起了民愤。地下党又组织起桂林的中学生，捣毁它在桂林的经理部和印刷厂。
学生们又如法炮制，将《中央日报》涂改成“种殃日报”，还配上“造谣是我本色，欺骗是我拿手”的绝妙对联，使敌人哭笑不得。这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谁遭殃”。
4月28日，广西大学中共地下党又利用代总统李宗仁从南京匆匆回桂之机，推选代表到文明路李公馆，面对面地向李宗仁索取“万担粮应变费”的请愿。
早在4月1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屠杀和平请愿学生代表，造成“七人惨死”，100多名受伤，失踪者不知其数。消息传开，全国震惊。
4月17日，在桂林的广西大学、艺专、桂中、汉中、松中等学生2000余人，联合召开“四一”烈士追悼会。会上，以“死于战犯特务凶手下，活在人民同学心里……”的哀歌开始，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战歌中结束，群情愤讨“打倒中国的法西斯！”
由市城工委组织的一系列斗争，为发动群众，迎接桂林解放创造了舆论条件。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南迁作垂死挣扎。
5月17日，中共华南分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地下党“抓紧城市接管准备工作，使大军到达时立即有计划地接收”。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桂林市城工委根据省城工委的指示，将中心工作集中到以下几点：
第一是壮大党团组织。桂林市的地下党组织曾经屡遭破坏，临工委成立时，仅有党员15人。在桂林解放前夕，桂林市已逐步形成一支坚强的反压迫、迎解放的先锋力量。
第二是发动凌厉攻势。随着解放大军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桂系当局强化特务控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地下党针锋相对，在腥风血雨的桂林城，一次次散发打倒国民党统治的传单。
为了宣传中共和解放军的政策，粉碎敌人的反共谣言，稳定人心，5月14日晚上8时，在广西城工委的统一部署下，四个城市的全体地下党员、爱青会员和部分进步青年，都走上街头秘密散发传单。
传单发出，全城震动，人民群众打消疑虑，迎接解放，敌人胆颤心惊，军心瓦解。连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都收到了传单，气急败坏，大骂特务头子梁学基是“饭桶！”
这次的“五·一四”行动也有血的代价，地下党员徐智在“老同丰金号”散发传单时，当场被特务老板发现而被围捕，十天后被枪杀。
第三是开展城市调查。调查在7、8月间达到了高潮。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地下党全力以赴，千方百计，对在桂林的广西大学、科学馆、图书馆、文献委员会、通志馆、广播电台、报社、德智中学等25个单位、大专中学进行了调查。
调查还深入省市政府、参议会、法院、监狱、省市党部、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电信局、国税局、银行、水电厂、房产、敌产和驻军等等重要部门。调查很详细，就连军事机关的枪支、守卫都能弄得清清楚楚。
这些调查材料，为军管会后来接管桂林提供了主要依据，肃清了隐藏的国民党内患，使各项工作都能得以顺利进行。
第四是开展护路护厂护校运动。9月，衡宝战役开始后，迎接解放再次推向高潮。城工委派出尹伊等一批地下党员、团员及爱青会员深入基层，“扎根串联”，壮大骨干。
当月，城工委建立了铁路职工解放联合会，投入了护路；10月，在自来水厂成立了工农解放联合会，投入护厂；11月，苏桥车辆制造厂组成保护器材委员会，开展护厂、护路。
广西大学组成护校委员会和应变委员会，有力地投入了护校运动；广西艺专组成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开展了护校斗争。
城工委又以卢燕南为首组成工商界解放联合会，开展了护市斗争。地下党的工作已深入到市郊，分别在二塘人头山村、六塘铁寨村、柘木李家村、穿山渡头村等建立了农民解放联合会，发动农民反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
解放在即，他们又在南郊二塘至六塘40公里长的主要干道旁，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震惊了当局，而群众奔走相告。
10月，衡宝战役结束。白崇禧吃了大败仗，慌忙到了桂林，16日即在全广西部署反共“总体战”，组编五个军政区，在多个地区阻击解放军，妄图负隅顽抗，桂北军政区就是其中一个。
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迎接着桂林的解放。但不幸的，桂林城工委的陈光书记被叛徒出卖，10月5日被捕，11月11日被华中长官公署宪特杀害。
在这紧急的关头，城工委的人员化悲痛为力量，副书记黄绍亮担负起了全市迎接解放的使命。
尽管敌人十分残暴，但解放军马上就要逼近桂林了，胜利的曙光即将照耀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三路大军奔袭桂林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十二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发起湘赣战役。在大军节节进逼的同时，派十五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派第四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分路向醴陵、萍乡迂回。
三路大军自7月8日起潜师隐踪，日夜兼程。四天后，解放军的意图被白崇禧察觉。7月13日，白崇禧下令所部全线撤至攸县、茶陵山区。
此时正值酷暑，作战条件之困难艰苦超乎四野全体将士的想象，同时还暴露出作战准备严重不足的弱点。
这是一次艰难的行军。正是南方盛夏炎热而多雨的季节，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大雨滂沱，暑气蒸人，道路泥泞。这些来自东北的部队，经过平津战役，迅即南下，途中解放了新乡，又急速前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部队十分疲惫。
酷暑、饥饿、疾病、疲劳，轮番袭击着四野的追击大军，伤病日多，非战斗减员直线上升，战士体质急剧下降。据统计，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的连队占四分之三。但是，全体将士仍然士气高昂。
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的四十一军担负解放省城桂林的军事任务，分三路大军奔袭桂林。
其部署如下：
第一路大军以一二三师为军的先头部队，主要进攻方向是湘桂路，首先攻击光华铺守敌九十七军一师，然后集中力量突破兴安、严关口一带敌防御，直向桂林之敌攻击前进，紧紧抓住敌人。
第二路大军以一二一师为军的左翼，首先突破全县、黄金桥、高四地区一线之敌的防御，尔后向桂林方向迂回，切断敌人的退路。
第三路大军以一二二师为军的右翼，由油榨坪向桂林方向迂回；一五四师由庙头直插兴安与大榕江之间，向灵川方向压缩。
11月10日，白崇禧集团的四十六军撤出全县，担负进军桂林的解放军一二三师侦察分队进入了全县。
11月16日，桂北人民解放总队副政委阳雄飞到达湘南东安，向四十一军军部汇报广西敌情。
军政委欧阳文亲切表示：
“你们辛苦了！你们在白崇禧的老窝里坚持斗争，壮大了自己，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我们南下，真不简单啊！”
11月17日拂晓，先锋部队一二三师在桂北游击总队的配合下解放全县县城。敌二二六、一七四、八十七、八十八师闻风撤退。先头部队顺利入城。
11月18日，解放军四十一军各师高呼着“消灭白崇禧，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由湘南东安境内出发，向桂林逼近。
先头部队一二三师以日行60公里的急行军，于11月19日在兴安以北的光华铺一带与白崇禧集团的四十六军一七四师相遇。经过战斗，击溃该部队两个团的防御线，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而敌九十七军一师却从正面阻击解放军的前进。敌人主力转移至湘桂线的重要隘口，沿关口一带继续抗击解放军。鉴于这种情况，一二三师即令三六七团向该敌右侧后迂回包围。
三六八团沿铁路直插大榕江，深入到桂北的地区。这里是敌人的心脏，战略位置很重要。解放军抢占大榕江北桥，切断了敌人的后退之路。
这个时候，一二二师主力也沿着湘桂路的西侧也向大榕江、桂林方向迂回前进。战士们冒着阴冷的大雨，在榕江以东翻越上下共20公里的大毛岭山，取小路向桂林方向前进。而解放桂林的左翼部队一二一师沿湘桂路东侧通过全县，迅速向桂林的东南部迂回前进。
一二三师三六八团三营担任团的前卫营，在向大榕江行进的过程中，尖刀连七连快速行军，在富家村地带，与企图逃窜的敌人一师一团一部及其炮连相遇，尖刀连很快就把敌人消灭了。
之后，七连抵达周田桥车站，又与该车站的守敌展开了战斗。敌人还没等开战就准备逃跑。七连战士迅速越过十三孔铁桥，把正准备破坏铁桥的敌工兵全部剿灭。但是敌人的残余部队却把大榕江以西的铁桥炸毁了。
三六八团三营不顾疲劳，乘胜追击，连续突破敌人九十七军一师师部一个团的军事抵抗，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解放军在11月20日3时，赶在敌人一师前面到达大榕江，占领了大榕江以东桥头阵地，堵住了敌人的退路，保证了三六八团主力迅速向大榕江攻击前进。
这个时候，天空依然下着大雨，解放军战士披着雨衣，连夜踏着泥泞的道路向大榕江方向快速前进。敌人九十七军一师师部率其主力也慌忙向南撤退，可是双方都没有发现彼此，两支部队在一起行走了五公里。
突然，一个解放军战士看到铁路对面有人擦亮火柴抽烟，借着火光发现了对方头戴青天白日帽徽，才知道对面原来是敌人，就马上报告了团长。
三六八团马上停止前进，命令：铁路对面是敌人，全团战士要快速调整状态，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
然后，三六八团迅速下令向对面敌人开战。炮弹齐发，顿时火光一片。敌人慌成一团，失去了战斗力，大部分被解放军歼灭，还有800多人投降。
而一二三师师部率三六九团赶到大榕江时，因桥被敌军炸毁，大部队不能通行。鉴于这种情况，一二三师当即命令三六九团马上架桥。
三六九团利用被敌人炸毁的桥料，重新在大榕江残桥上架起了一座长100米的新桥，保障了师主力顺利通过该桥。之后，三六九团抢占了大榕江车站和桥头阵地。
敌人七十一军八十八师，见解放军的一二三师已顺利通过了大榕江，放弃抵抗，慌忙向灵川方向逃窜。一二三师于当日占领了兴安。
11月21日，敌人在小榕江以南的险要地形上构筑阵地，阻击一二三师前进。一二三师占领了小榕江，于22日6时30分，组织一二三师三六七团向该敌进攻。
经过战斗，敌人惨败，纷纷撤退。一二三师于11月22日8时攻占了灵川县城。部队继续向桂林挺进，行进到甘棠渡时，又与敌人九十七军一师接火。
顽强的一二三师在12时突破了白崇禧在桂北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甘棠渡，有800多名敌人投降，打开了桂林的大门。
桂林解放的曙光已经照耀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但桂林境内的国民党更加强化它的白色恐怖。
11月20日这天，桂林警备司令部垂死挣扎，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八条，竟然以一个个枪决令威胁人民大众欢迎解放大军，严令：
反叛政府、聚众暴动、图谋不轨者枪决！造谣惑众、煽动罢市、破坏金融者枪决 ……
接着，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的工兵第八团，装上一车车炸药冲进铁路、水厂、电厂、邮局、电信局等重要部门，要强行引爆破坏。在各个解放联合会等组织的周旋下，大都得到了保护。
在全县至苏桥的21台机车中保存了12台，还保护了400多台车辆和大量的弹药、医药及器材等军需用品，只有电信局遭到强行破坏。
1949年11月22日，是桂林人民万分激动的日子，因为解放军已经踏入了这片土地，胜利的火焰马上就要点燃了，所有的人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当天下午2时30分，解放军前锋一二三师在江燮元师长的率领下，从北门进入桂林市区。进城部队在游击队第十一大队的导引下，沿着中山路分两路纵队前进。
一路鞭炮齐鸣，口号声不断，人山人海的群众夹道热烈欢迎解放军。十字广场插上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广西艺专的师生最先加入欢迎行列。他们手持彩旗，激情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全城沸腾，人们热烈欢呼：“桂林解放了！”
南宁解放
根据解放军四野的部署，十三兵团的三十九军负责西路迂回任务，并在这期间解放南宁。
三十九军的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在辽沈战役中参加了锦州战役，首先攻克外围重点义县，在总攻中，迅速突破锦州城垣。
在天津战役中，“二纵队”率先攻破坚固的城防，高举鲜红的战旗进入市区。
1949年初，“二纵队”整编为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军长，吴信泉任政委。
解放军千里南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
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盘踞广西，经营多年，并不甘心失败。
1949年11月6日，广西战役打响。解放军战士一路杀敌，白崇禧沿桂黔、湘桂边境和湘桂铁路布设的防线被撕裂。
解放军三路大军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截断了敌军西撤贵州、南撤海南岛的道路，就像三把利剑，插入广西腹地，形成三面合围的态势。
三十九军的广西之旅可谓是艰险而且惊心动魄。
当时，该部队自湘南武冈出发，冒着南方连续不断的雨水深入湘、桂、黔边境地带。
边境地区是没有人烟出没的五岭山，由于雨水多，道路变得泥泞难走，战士们攀越陡峭的枫门岭和武胜关，被五岭山脉的崇山峻岭包围在其中。那里的光线很暗，有时候，连路面都很难看清楚，战士们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摸索前进。
更难以想象的是，当走在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的山路上时，很多牲畜和马匹都不小心掉进了山涧，人也差点跌下去。三十九军的首长们坚持和战士们一起爬山越岭，这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士气。
最值得一提的是炮兵和驭手们，这些战士每个人牵着一匹牲口，要让这些生长在蒙古草原上的马在南方山区这样险要的地形上跋涉，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何况这些马匹驮运着大量的物资。
所以，每次通过险要的地方，战士们就把牲口背上的物资卸下来自己背着，而在上坡时还得拉着马头，下坡时又得拖着马尾，就这样在大部队后面慢慢地跋涉前进。步兵一天走的路程，在他们脚下必须要耗费一天一夜的时间才能完成。
在前进的路途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炮兵战士拖着疲惫的身躯刚赶到宿营地时，步兵又继续前进了。炮兵战士得不到休息时间，也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但仍然继续坚持在雨地里行军。
因为每一个炮兵战士都深深知道：从松花江转战到南海边的路，马上就要到头了，不能因为眼下的一些困难而停止脚下的步伐。
炊事员们的负担更重，他们的肩上背着数十斤重的锅，到宿营地后又要淘米、切菜、烧水和做饭。
有时候刚刚给一个部队做完饭后，还没来得及休息，又要给另一个赶到营地的队伍做饭。可是炊事班的战士们并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每一个炊事员都深深明白：革命队伍里每一件细小的工作，都是胜利的保证。
在三十九军所走的道路中，根本找不到可以容纳部队过夜的房子，没办法，战士们必须在野外宿营。
没饭吃是常有的事情，但大家却忍着饥饿继续前进。
没有鞋子穿的困扰也磨砺着解放军战士的意志。三十九军在出发的时候，虽然每人都带着四五双草鞋，但这样遥远而艰难的路途，走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把草鞋踏破。在这荒郊野外，找做鞋子的人是不可能的，所有战士忍着脚上的痛，继续大步往前迈进。
战士也会在休息的空隙里自己做鞋子，有时候连十分钟的时间也不想放过，要是鞋子实在做不好，就光着脚走，即便磨出了血，也不会喊疼。
行军条件越是艰难，战士们的激情就越高涨，也更增强了剿灭敌人的决心！
三十九军兵分两路通过了五岭山，浩浩荡荡向广西境内迈进……
1949年11月13日，进入贵州的三十九军的西路军从东北方向击破敌人的防线，乘胜解放从江。
到了11月18日，三十九军东路军以两个师分头挺进，也解放了三江（古宜），先后歼敌三二九师、十四军等各一部1500余人。
当三十九军向柳州挺进的时候，柳州敌机曾一天起飞九次，对解放军部队轮番轰炸，妄图阻止解放军前进的步伐，进而掩护自己的部队后退。
但敌人的炮火打不垮解放军战士的斗志，当桂林胜利解放的消息传来时，更加激起了战士们的热情，他们迅速抵达柳州外围，和敌人展开战斗。
在这场战役中，战士刘殿清等人将手榴弹投入敌装甲车射击孔内，迫使敌人的装甲车停止了进攻……
解放军火速占领了柳州，于11月解放柳州。
占领柳州之后，三十九军的西路军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自贵州边境飞快地通过一座座大山，攻下罗城；抢占三岔渡，切断黔桂公路，又奋勇强渡柳江，击溃敌三十三师的阻击，直插到柳州西南，歼敌十四军六十二师一部。
三十九军东路部队渡江后立即沿柳邕公路追击逃敌。
12月1日，经过激烈战斗攻克了迁江，抢占浮桥，歼敌九十七军八十二师及湘西纵队千余人，缴获汽车百余辆。
在同一时间，西路三十九军也连克析城、上林，迂回至宾阳，截击由来宾等地西窜的敌三兵团和十一兵团部分兵力。当解放军三十九军东西两路汇合以后，矛头便直指南宁。
在三十九军未到达南宁之前，南宁已经处于风声鹤唳之中。
白崇禧集团在南宁作着负隅顽抗的最后努力，试图阻止解放军进入这片地区。
解放军的各路部队展开围剿的时候，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携白崇禧从桂林飞到了南宁。见大势已去，两人都在思考如何善后的问题。
11月20日，李宗仁离开南宁，飞往香港。
白崇禧则往返于重庆和南宁之间，商讨对策。
他们结集桂系主力，在粤桂边境发动“南线攻势”，妄图挽回颓势战局，但解放军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解放军各路部队拼命喊着：“进攻！进攻！再进攻！”仿佛从群山奔涌而出的激流，将任何敌人的抵抗冲刷得七零八落。
到了12月3日，白崇禧忽然接到第一兵团司令黄杰从邕宾公路上打来的电话，告知宾阳已出现解放军。白崇禧急命第十四军守住南宁的门户昆仑关。
这个时候，解放军的三十九军已经越过昆仑关，挺进南宁。
战况急转直下，惊魂未定的白崇禧于3日上午10时从南宁乘军机起飞，11时在海南岛降落，从此离开了中国大陆。
白崇禧飞往海南岛之后，南宁的防御体系也几乎崩溃了，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三十九军前进的步伐了，而战士们也仿佛看到了南宁老百姓在向他们招手。
1949年12月4日清晨，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进至南宁市北郊，粉碎了守军一个团的顽抗。
下午，国民党守军残部退到邕江南岸，撤离时焚烧了飞机场和邕江上的浮桥。在溃败的路上，散落着大量的美制军用物资。
穷凶极恶的敌军在撤退中沿途大肆烧杀抢掠，强迫居民实行所谓“空室清野”，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三十九军前进的步伐。
许多部队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有的以少量地瓜充饥，但也一样乘胜追击敌人。
在南宁地下党工作的努力下，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工兵团、南宁警察局、南宁护商大队、第三二九师山炮连等部共2000余人，以及第七军少将马宗骥、军统广西工作站少将站长谢岳山等人宣布起义。
12月4日晚上8时许，三十九军三四七团进入南宁市区，南宁宣告解放。
在解放军入城时，南宁市民大都已入睡。为不打扰市民，除一部分搜索残敌外，其余就在街头路旁露宿。
当南宁市民得知解放军入城后，纷纷起床，走出家门，拉着部队干部战士到家里休息，有的送食品给战士们吃。
战士们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婉言谢绝了。
学生、工人则连夜贴标语，挂横幅，精心刺绣五星红旗。
12月5日，在王世林主任指导下，成立了南宁治安委员会，并任主任委员，阮洪川（城工委）、胡中平（城工委）为副主任委员。
该委员会由三十九军三四七团长薛永强率领与原警察局警员及工人纠察队，负责维持市面治安。
这天，城工委在《广西日报》上刊出解放大军的宣言，派慰劳队慰问大军，解放军宣传队上街开展活动，各街道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到处欢声笑语，一片欢腾。
就在同一天，称病的李宗仁在香港得到了南宁解放的消息，心灰意冷的他登上飞机去了美国，直到1965年7月20日才回归祖国。
解放军一五二师脱离三十九军建制，改为南宁军分区，继续守护这座秀美的南国绿城。
在三十九军解放南宁的时候，二野的四兵团也已经逼近广东的钦州、廉江，切断了残敌的海上逃路，敌人的一兵团等部队已经成了笼中之鸟。
解放军三十九军一部马上沿邕钦公路分头堵击，12月5日在板塘墟把敌人一个野炮营歼灭，并继续追至大塘墟等地，歼灭敌人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及运输团全部，捕获敌人正副师长以下6000余人。
战斗结束后，三十九军又回师西转，12月7日攻占上思，剿灭敌人七十一军军直大部及八十八师二六二团全部，俘敌5000多人。
三十九军另一部在大雨中继续行军，沿着南宁到龙州的公路向西南国境线快速前进，每日行军50余公里。在行军过程中，没饭吃是常有的事情，战士们克服一切困难，于12月11日在明江以西的白马塘歼灭敌人九十七军的三十三师。
南宁成立新政府
在南宁解放之后，到了1949年12月11日，中共广西省委在桂林开会，决定广西全省十个地市的党政军三方面主要负责人共76人的具体职务。
这次会议任命孙以道为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刘锡三为南宁市市长。这一决定经中共中央中南局批准之后，广西省委即发文要求各地市遵照执行，要求有关人员立即正式到职。
1950年 1月10日，广西省委向中央发电报，请示广西成立新政府的决定。
电文如下：
决定以南宁市为广西省委及省府所在地，故在交通地位上很重要，为更好地掌握市区的一切，现决定莫文骅兼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孙以瑾为市委副书记，刘锡三为副市长。请予批示。
到了1月13日，中央电复，同意省委的请示。其实，早在中央作出这个决定之前，莫文骅已经为成立新政府积极努力着。
当时莫文骅接到南宁解放的报告后，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久久难以入睡。作为一个南宁人，他离开家乡已经整整20年了，无数次梦回乡关，如今很快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当年他随着红七军离开广西时，就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打回来。20年过去了，今天他所率领的部队终于解放了家乡，他的心情分外激动。
作为主攻南宁的部队领导，莫文骅率自己的兵团总部抵达南宁后，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
1949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宁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莫文骅任主任，兵团副政委吴法宪任副主任。
该委员会是当时南宁最高权力机关，统一领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事宜，办公地点与兵团政治部一起设在民生路原广西银行的楼上。
南宁市警备司令部也于当日成立，接着，又成立改编委员会，莫文骅任主任。
根据中央关于“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的指示精神，结合南宁的实际情况，莫文骅分别派出军代表，对南宁原国民党军政机关、司法、交通、银行等部门和物资实行全面接管，责令其留守人员保管好物资、档案，完整移交。
对其旧职人员，按中央指示，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继续留用。对暂无工作的职员，也发给大米，解决其生活问题，有些分配了工作，如原银行分行行长邓绍棠任广西银行第二办事处主任等。
12月29日，莫文骅主持召开了南宁市各界代表座谈会。会上，莫文骅向代表们阐明南宁军管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号召全市各阶层群众共同努力，肃清潜伏的匪特，维持治安，恢复生产，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南宁而积极努力。
1950年1月22日，南宁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对外办公。随后，逐步健全下属各级工作机构和各种群众团体，把全市的各项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不久，南宁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莫文骅以市长身份作了《南宁市施政方针及今后三个月的任务》的报告，阐明党的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形势及市政府的施政方针，提出了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建立革命的社会秩序作为南宁市今后三个月的中心工作。
会上还选举产生了市首届协商委员会，莫文骅为主任委员，孙以谨、张景宁为副主任委员。这样的会议，仅1950年就召开了三次。
建国之初，由于各条战线急需大批干部，莫文骅除了依靠南下工作队和地下党的干部，大力培养选拔本地工农干部外，还注意吸收了一些大革命时遗留下来的革命骨干参加工作，如黄道生为改编委员会委员，杨赐璋为邕宁县副县长，孙醒依为妇联委员。
同时，根据中央精神起用了一批民主人士。这样，既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为新政权服务，又能通过他们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扩大民主政权的基础。
李任仁是白崇禧的老师，在广西有一定的影响，莫文骅常到他家里看望，询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当了解到他家楼板上有白蚁时，立即给他调房。
他搬出后不久，楼房便塌下来了，所以他对新政府很感激，积极工作。实践证明，起用这些人是正确的，长期以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与新中国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为地方建设作出了贡献。
在当时，南宁社会治安依然存在很大的隐患，调查发现，很多人都藏有私枪，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在收缴民枪的行动中，省委、军区和地方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
南宁市由于有驻军的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好，收缴民枪工作比较顺利。他们挑拣出拥有私枪的一些人加入到新政府的公安部队、工人纠察队和市郊民兵组织。
在这一时期，南宁政府着力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明令禁毒、禁赌、禁娼，先后查封鸦片烟馆，关闭赌场，取缔花艇、妓院。
政府把打击贩毒、严惩鸨公鸨婆同教育烟鬼、赌徒结合起来，综合治理社会恶习，对赌徒令其改行，各操生业，对吸毒者则收监劳动改造，强迫戒绝。对无视法令、挺而走险的走私毒贩，则予以严惩。缉获的烟毒，当众焚烧。
以前南宁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国民党设妓院（花艇），纳花捐，卖淫是公开的，仅“公娼”就有180名，花艇104只，多在市区的巨江北岸一带。这些娼妓大都是穷苦人家的女儿，为生活所迫卖身受辱，受尽嫖客的蹂躏和鸨公鸨婆的欺榨，而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她们获得了解放。
为了把污秽荡清，南宁政府查封了妓院、花艇，建立教养所把妓女集中起来，一面帮她们治病，一面改造思想，学习正当的谋生技能，帮助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劳动者。
就这样，南宁的新政府在整顿社会治安、巩固政权上双管齐下，把解放初混乱的局面逐步扭转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