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孙思邈
可贵的品质和对医学的革新
孙思邈（581~682）是隋唐时代的一个有名的医生，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他比扁鹊要迟一千多年，比华佗要迟四五百年，但他的品质、钻研学问的精神、对待病人的态度，与扁鹊和华佗都有相同的地方。
孙思邈自幼用功读书，据说20岁的时候便精通诸子百家的学说，很有学问，因此，后来有许多著名的人，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都来拜他做老师。隋文帝也曾经要他去做国子博士，他托病推辞了。后来唐太宗和唐高宗又曾召他到京师，给他官做，他也没有接受。他专心致力于医学的钻研，替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关于学医，孙思邈说过：有些人，仅仅读了三年医书，就骄傲起来，以为自己有治好一切疾病的本领，等到治了三年病以后，才知道自己懂得的实在太少。因此，必须孜孜不倦地学习，还要弄清楚医学的源流，绝对不能道听途说，否则就是自己害自己。孙思邈为了学好医学，除了非常认真的研究古代经典医学著作、学习前代医学家的经验以外，还到处采集民间的单方，加以实验和总结。
孙思邈也接受并且发扬了我国古代医生行医的优良道德传统。他说：一个好医生，给人治病，一定要拿出全付精神，丝毫不能夹杂有贪求财物的念头。对于病人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非常爱护的精神。医生的志愿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是否亲友，都要一律对待，把病人看作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遇到危险的病症，尤其不能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踌躇不前。被请出门去替人治病的时候，不论山路怎样难走，不论深夜还是大寒大热的天气，都要立刻就去。这就是孙思邈一生对待病人的可贵态度。
孙思邈治疗过很多麻疯病人。麻疯病是一种很难治好的慢性传染病，他为了找到治疗这种病的方法，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病人，把各个病人的病状和在医疗过程中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药王山
孙思邈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这两部有名的医学著作里，可以看出：他既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有卓越的创造才能。
关于孙思邈的这两部书，宋代的林亿曾经说：这两部书，上自有文字起，下至隋朝止，无论医学的理论和方剂，没有不被采纳的，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也说：张仲景的学说到唐代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张仲景治病、论病的道理完全根据《内经》，所用的药方，都是古代圣人相传的药方，并非自己创造；有时加减，也都有根据，用药的分量也有一定的标准。所用的药物都根据《神农本草经》，没有一味是假借的。但是，《千金方》则并不如此，孙思邈论病的道理，不但根据《内经》，而且也根据《内经》以后的医学家的学说，应用的方剂，除了古方以外，还应用后来的方法。所用的药品，也并不完全根据《神农本草经》，而同时采取杂方和单方中常用而有效的药品；所以一种病有几种治疗方法，也有用一个方法可以治疗几种病的。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大变革。他能够自成一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由此可见，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医学家。
杰出的营养病学家和药物学家
孙思邈在医药卫生上的重大贡献，首先是在营养病学和药物学方面。
山区的人很容易患大脖子病。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这是甲状腺肿大，致病的原因是山区人的食物中缺乏碘质。孙思邈在当时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碘质，但他已经知道这种病是由于久居山区而引起的，并且用昆布（海带）、海藻、鹿靥、羊靥（即鹿和羊的甲状腺）等含碘质丰富的东西，来治疗这种病。
人如果缺乏维生素甲要患夜盲症，缺乏维生素乙会引起脚气病，但这是近几十年才知道的事。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公元1642年；而孙思邈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由于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并且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医治夜盲症和脚气病的有效方法。他说：牛肝明目，肝补肝，明目。他用动物的肝脏给患夜盲症的人当药服用，而动物的肝脏正是含有大量维生素甲的。对于脚气病，孙思邈则用杏仁、防风、吴茱萸、蜀椒等含维生素乙很多的药品来医治。他并且说，用谷皮煮汤和粥吃，可以防止脚气病，而谷皮也是含有多量维生素乙的东西。
除了治疗营养缺乏病的药物以外，孙思邈对一般药物，也很注意研究。例如他用白头翁、苦参子、黄连治疗痢疾，甩常山、蜀漆治疗疟疾，用槟榔治绦虫，用朱砂、雄黄来消毒，都有很好的效果。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六百多种药材，其中有二百多种，都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时候可以采集花、茎、叶，什么时候适宜于采集根和果。要不是他花费了艰巨劳动和苦心研究，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的。
重视妇婴和预防、保健
孙思邈特别注意妇女和小孩疾病的医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没有小孩就没有大人，如何把小孩抚育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书首先讲妇女和小孩的疾病，然后再讲成年和老年的疾病。孙思邈特别指出，妇女的病和男子的病不同，小孩子的病和成年人的病不同，要大家特别加以注意。孙思邈并且主张小儿病和妇女病都应该另立一科，后来妇科、小儿科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证明孙思邈这一主张的正确。
孙思邈说，孕妇不能受惊，临产的时候精神要安静，不能紧张，接生的人和家里的人都不能惊慌，或者流露出忧愁或不愉快的情绪。他认为这些都容易引起难产或产妇的其他病症。他指出，婴儿生下来以后，要立刻擦去小嘴里的污物，以免窒息或者吃下去引起疾病。婴儿生下来如果不哭，就要用葱白轻轻敲打，或者对小嘴吹气，或者用温水给他沐浴，一直到婴儿能哭出声来为止。这一切都是合乎科学的。
关于抚育小孩，孙思邈主张衣服要软，但不能太厚、太暖。要把小孩时常抱到室外去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否则小儿会像长在阴暗地方的花草，身体一定软弱。小孩吃东西也不能过饱。孙思邈还对选择乳母的条件，哺乳的时间、次数和分量，以及其他种种护理方法，作了说明。孙思邈这些见解，到今天都还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此外，孙思邈书中对于如何处理难产，如何治疗产前产后的并发症，也有详细的说明。他对于胎儿和小儿的发育程序的记载，也是很正确的。孙思邈在医学上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一些以外，在针灸方面，他绘制了《明堂针灸图》，对针灸的孔穴加以统一。他并且强调针药应该并用。他说：针而不灸和灸而不针，不是好医生；针灸而不药，或药而不针灸，也不是好医生，针药并用，才是良医。这种用综合治疗方法来提高医疗效果的思想，扁鹊和华佗都很重视，孙思邈则特别加以提倡。这种思想，今天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孙思邈还曾经用疯犬的脑浆来治疯犬病。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也就是用毒物和病菌来增强人的抗病力量以战胜疾病的方法。这与后来用种牛痘来预防天花，接种卡介苗防止肺结核，以及用其他种种疫苗来预防疫病，是同一个道理。
讲求卫生、预防疾病，也在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千金方》里，孙思邈就曾经介绍用苍术、白芷、丹砂等来消毒的方法，以防止疾病的传染。他也告诫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注重公共卫生。而特别注意于节劳和饮食。孙思邈说：人一定要劳动，但不要过分疲劳。又说：吃东西要嚼烂、缓咽，不要吃得过饱，饮酒不能过量，肉要煮烂再吃。孙思邈还劝大家饭后漱口，睡眠时不要张着口，不要把头蒙在被子里睡，不要在炉边或露天睡眠等等。孙思邈后来活到一百零一岁，这同他注意卫生有很大的关系。
人民对孙思邈的崇敬
孙思邈也与扁鹊和华佗一样，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药物学家，后人尊称他为“药王”，而且把他曾经隐居过的五台山称做“药王山”。在他的故乡建有纪念孙思邈的祠堂，祠里有孙思邈和他父母的塑像。药王山上也建有药王庙，庙里有相传是唐朝人拜孙思邈的“拜真台”和孙思邈隐居的石室——太玄洞，洞里还有他的塑像。太玄洞旁边的一个亭子，还有八块“千金宝要碑”，刻着《千金方》的一部分药方，那是宋朝时候刊立的。
第二节 李时珍
李时珍生平李时珍像
李时珍（1518~1593）生活在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关于这位伟大科学家的生平事迹记载很少，除了他的儿子李建元在把《本草纲目》献给万历皇帝时写的《进本草纲目疏》以外，几乎找不到什么更详细的文字记载。直到清朝初年，李时珍的同乡人顾景星才为他写了一篇传记。这篇传记是我们今天了解李时珍的重要史料。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东门外瓦硝坝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李时珍的上几辈都行医。他的父亲李言闻，号月池，著有《月池人参传》、《四诊发明》、《痘疹证治》和《蕲艾传》等书，在家乡一带颇有医名。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李时珍从小就对祖国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常常被人看不起；在正史里，他们的传记也排列在方伎列传里，医学被人视为末学杂流。一般读书人热衷于科举考试，轻视实际知识的积累。李时珍的父亲也希望儿子能够“学而优则仕”，因此督促李时珍从小就读那些陈腐枯燥的八股文。
李时珍在十四岁那年即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考取了秀才。此后又三次到武昌去应乡试（省一级的考试），考举人，但三次都落选了。
李时珍从小身体瘦弱，20岁那年参加乡试前后还生过一场大病。据他自己在《本草纲目》中所说，这次病是从感冒引起的，咳嗽了很久，没有及时注意，结果转为“骨蒸病”，皮肤发热，热得像火燎一样，觉得心烦口渴，每天吐痰一碗多。从现在的医学知识来看，他患的可能是肺结核。李时珍当时已懂得医道，他自己用了柴胡、麦门冬、荆沥等各种清热化痰的药，治了一个月，病情未见好转，甚至以为生命有危险了。后来还是由他父亲给治好了。他的父亲根据李时珍皮肤发热、口渴，而白天又更加严重的情况，选用了名医李东垣的独味黄岑汤，李时珍服后第二天就退了烧，痰和咳嗽也渐渐好了。李时珍事后感叹道，药对病症就好像鼓槌敲在鼓上一样，立刻发出响声，“医中之妙，有如此哉”！
李时珍从小遵父命读八股文，应科举考试，但他对这一套实在不感兴趣。嘉靖十九年（1540），他第三次乡试落选后，从此告别了八股科举，专心一意地钻研医药学。由于李时珍的刻苦钻研和他父亲的精心指导，他进步很快。
李时珍在25岁那年，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开始正式行医。当时他已结婚，有了第一个儿子建中。他帮助老父共同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蕲州玄妙观是李言闻、李时珍经常行医的地方。
李时珍行医不久，蕲州一带连年大旱，河塘干涸，粮食歉收，同时又发生了瘟疫。按明朝的医事制度，明政府在各地都设有“医药惠民局”。而所谓“惠民”，只不过是统治者笼络人心的话。当时贪污成风，药局的官吏营私舞弊，贱买贵卖，以假充真，实际上穷苦百姓很少能沾到什么“惠”。
在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许多穷苦百姓来找李家父子求医。对待穷人，李时珍总是细心诊察、用药，不论他们是乡邻还是远路来的病人，有时甚至还为病人赔上药钱。由于李家父子的精心治疗和热情帮助，许多危重病人恢复了健康，所以后人称赞李时珍道：“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报酬）。”
李时珍行医十年之后，在医学上的造诣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他的医名也越来越大。不久，明朝皇族住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火佥得知他医术高明，就把他召去，让他以王府“奉祠正”（管祭祀礼节的八品官员）的名义掌管王府“良医所”的事务。楚王的长子患有“暴厥症”，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抽风病，经李时珍的治疗，很快就好了。
李时珍在楚王府呆了好些年。他过去长期给群众看病，同普通老百姓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到楚王府后，仍旧常到外面给人看病。武昌蛇山观音阁就是他常去的地方。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明朝皇帝令各地举荐医学人才到北京太医院填补缺额，楚王推荐了李时珍。太医院是掌管医政和为宫廷服务的御用医疗机构。关于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情况，缺乏确凿的记载。据顾景星的《李时珍传》，李曾任太医院判，院判系太医院负责人之一，六品。但后来朝廷应李的长子李建中之请，封李时珍为七品的文林郎、蓬溪县知县（都是空衔，不是实职）。后来所封的官按例不会低于先前所任的官，所以李任太医院判一事，确否存疑。
关于他一年后托病辞去太医院职务的真正原因，由于史料不足，也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值得指出来的，那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是历史上出名昏淫无道的嘉靖皇帝，执掌朝廷大权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奸臣严嵩。在他们的统治下，朝政十分腐败，官场里一片乌烟瘴气，就是太医院这个清水衙门也不能例外。这种情况，对于秉性正直的李时珍来说，的确是难以久处的。
李明珍采药铜像
李时珍辞职后，回到故乡，除了行医，把主要精力用于编写早已着手的《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大约是在明万历六年（1578）写成的，但直至万历十八年（1590）才着手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先要把字雕刻在整块的木制印板上，这是一件相当费时的工作，所以一部书往往要刻很久。
两年后李时珍病倒了。他在病中仍盼望着《本草纲目》能早日刻成，但当快要刻成的消息传来时，这位老人的病势却更加沉重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李时珍与世长辞，终年76岁，遗体安葬在蕲州东门外雨湖的南岸。
李时珍一生除了研究本草外，他在脉学、诊断学以及其他一些中医理论方面，都有深湛的造诣，并有不少专著。现存的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和《脉诀考证》。此外如《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和《白花蛇传》等，都已失传。李时珍还是一个诗人，写过《所馆诗》、《诗话》，可惜也都已失传了。
李时珍遗留给后人的著作，价值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他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
重新修订“本草”
“本草”就是中药。由于绝大多数中药来源于植物，其中又以草类最多，所以中药书都以“本草”命名，其实不少虫、鱼、鸟、兽和矿物也是常用的中药。
李时珍为什么要重修“本草”呢？这要从我国本草学的发展史说起。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代文化灿烂辉煌，药物学方面的遗产也十分丰富。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神农被认作我国药物学的始祖，《神农本草经》（简称《神农本草》）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本草学著作。据考证，《神农本草经》并非神农所著，而是汉代人假托神农之名问世的。《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许多医疗经验和当时认识到的药物365种。
从汉代到明朝，时光已经逝去了一千五百年了，随着人们与疾病斗争的知识日益丰富，本草学也日益发展、完善起来。在这段时间里，历代医药家又编纂了很多新的本草，数目不下二三百种，大大地丰富了祖国的医药学宝库。
南朝齐梁时期大医药学家陶弘景编写的《神农本草经集注》，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集注》将《神农本草》中所收载的365种药物加以注释和整理，又补充了汉、晋以来新发现的药物365种，共收载药物730种。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由大臣长孙无忌、李勋等领衔编纂、由苏恭实际负责编著的《新修本草》，宣告完成，并由政府在全国统一颁行。《新修本草》共收载药物八百四十四种，是我国第一部官修药典。
宋朝影响较大的本草有刘翰、马志的《开宝本草》，有掌禹锡、苏颂的《嘉祜本草》；最值得重视的是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由四川名医唐慎微所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证类本草》是我国当时最完备的本草学著作，共收载药物1455种，并附有药方三千多个。
李时珍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像《神农本草》、《新修本草》、《证类本草》这些名著他早就仔细读过。据《李时珍传》记载，他青年时曾经“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可见他对于学习前人经验是十分认真的。不过这话也有不够符合实际情况的一面，因为李时珍以医为业，经常出外应诊，又喜欢进行实地考察，怎么可能“不出户庭”呢？实际上李时珍不仅善于总结前人经验，而且也十分注意把书本知识和实际情况加以对照、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李时珍在自己行医过程中渐渐感到我国古来的本草同明朝当时用药的实际情况不甚相符，旧本草不只是品种不全，而且还有许多错误。
就拿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来说吧；这是当时医药界公认的“全书”。李时珍一方面称赞唐慎微的学问实在广博，《证类本草》汇集了各家本草的药物和民间许多的单方、验方，使这些民间和古来的用药经验能够流传下来，这些都是他的功劳。但另一方面，李时珍觉得《证类本草》仍“瑕疵不少”，例如把“葳蕤、女萎二物并入一条”，这就是个差错。葳蕤是一种矮小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开白色的钟形小花，叶子像竹子，所以又名玉竹，是一种常用的滋补强壮药。女萎也称万年藤，茎长数丈，是止痢消食药。这两者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还有，生姜、山药是两种菜蔬，《证类本草》却把它们列入草部；槟榔、龙眼是两种果子，《证类本草》又把它们列入木部，等等。
再举一些例子来说：
如硝石与芒硝。前者也称火硝（主要成分是硝酸钾），后者又名水硝（主要成分是含水硫酸钠）。但历代各家本草对硝石和芒硝成分差别都弄不清楚，错加注释。
又如有的本草认为“黄精即钩吻”，“旋花即山姜”。黄精是一种补药，无毒，钩吻却有剧毒；旋花与山姜也是两种不同的植物，分属旋花科和姜科。这些东西怎么可以互相混淆呢？
历代诸家本草“似兹之类（的错误）不可枚举”。药搞错了，尽管医生处方开得再好也还是不能治病，甚至会因此引起医疗事故，所以这些错误都需要及早加以纠正。
同时，从《证类本草》问世到李时珍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四个多世纪了，这四百年来本草学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在与疾病作斗争中，一些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古代医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收获。金、元时期有四大医家闻名于世，他们是：主张用寒凉药的刘完素，常用攻下药的张从正，擅长用补养脾胃药的李东垣，研究滋阴降火药的朱丹溪。他们提出了不应当盲目搬用古方的观点，指出了旧医书和本草的许多讹误不足之处。四大医家研究新药理，推广新药效，发现新药物，讨论如何组成新的有效方剂。他们的学术争鸣对李时珍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增强了他重新修订本草的意愿。
另外，宋元时期海陆交通日益发达，对外贸易超过了唐朝。1973年，考古人员在福建省泉州湾发现了一艘宋元时期沉没的海船，船舱中除有大量古铜钱和瓷器外，还发现了许多药物，如沉香、檀香、水银、朱砂、胡椒等。可见那时我国与国外医药学交流已经相当发达。
元朝时，由阿拉伯邀来了医生，在北京开设了“回回药物院”，并且翻译了阿拉伯医药书籍《回回药方》。
明朝时，郑和七次奉命下西南洋，最远航行至非洲东岸，带回了芦荟、乳香等外国药材和许多国外的医药学知识。
随着本草知识的日益丰富、发展，旧本草早已不够用了。应当早日有一本新的本草问世，来全面地总结祖国本草学的新认识、新经验，以提高医药学的水平，更有效的为人们治病。
历代本草许多是由当时的封建朝廷主持修订的，如前面谈到的《新修本草》、《开宝本草》、《嘉祜本草》。但李时珍所处的时代，如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这些明朝统治者，一心只想炼丹求仙，长生不老，对重修本草却不热心。重修本草的工作已经迫不及待了，李时珍毅然决定，由自己独自承担起这一艰巨的工作。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时珍开始编写《本草纲目》，这一年李时珍是三十五岁。
前面提到，李时珍曾经多年掌管过楚王府的良医所，这使他有机会饱览了王府所藏许多民间难得的医药书籍。此后他到太医院任职，太医院的生药库里保存着各种民间稀有的珍贵药材，图书资料也更丰富。这些都是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时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但是太医院的许多医官只知道一味地讨好皇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这样的环境对他从事《本草纲目》的编写工作，没有什么好处。任职一年以后，他终于弃官回乡了。
北京离李时珍的故乡蕲州有几千里路。李时珍在南归的路上还念念不忘本草，随时为重修本草收集材料。他在旅途中看到北方的车夫常常带着一种叫旋花的粉色小花，于是就向车夫作了调查。车夫告诉他，这是“暮归煎汤”饮用的。因为他们是干力气活的，这草每晚煎汤饮下，可以舒筋活血，补气长力。于是李时珍记下了车夫的话，以后并在《本草纲目》中写道：过去医书中旋花能“益气续筋之说，尤可证矣”。
李时珍回到故乡后，把全副精力集中到编写《本草纲目》上来。他先后查阅了前人医学著作八百多种。他亲自采集药用植物，解剖药用动物，炼制药用矿物。他向农民、猎户、药农、铃医们请教。他对《本草纲目》所要收载的品种“一一采视”，足迹踏遍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河北、两广和太和山（武当山别名）等许多地方。
李时珍重新修订“本草”，经过翻阅大量医学文献，多方面从事调查访问，采集和炼制药物，结合行医进行试验，然后分析研究，编写草稿，反复修改，从壮年一直到晚年，前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有志者事竟成，明万历六年（1578），《本草纲目》这部辉煌的巨著终于编写完成了。《本草纲目》既是我国亿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李时珍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晶。
《本草纲目》完成后，由于李时珍又屡加修改补充，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力量不足，所以这部书迟迟没有雕版印行。本书一开头提到，李时珍带了书稿到太仓去拜访著名文学家王世贞，这可能与书的印行有关。他们两人会见后，谈得很投机。李时珍指着随身带来的几十卷书稿对王世贞说：他历时三十年，参考了八百多家医学著作。三易其稿，写成了《本草纲目》，希望王世贞写篇序言，“愿乞一言，以托不朽”。王世贞欣然从命，他开卷细读之后，很快就看出了这部新著的重大价值，不久就写了序言。
王世贞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本草纲目》，说这部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全面核查原因），直窥渊海（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进而说，它不仅是一部医书，“实性理（哲理）之精微，格物（物理）之通典，帝王之秘篆，臣民之重宝也”。序言还记述了他们两人会见时的情景，形象地刻画了这部巨著的作者：“予窥其人，啐然（面色润泽）貌也，癯然（清瘦）身也，津津然谈议也，真北斗以南（喻指天下）一人。”一位清瘦而面色润泽，精神奕奕，谈锋颇健的老人的风貌，真是跃然纸上。看来，大文豪王世贞对李时珍的学问和为人也极为倾佩，所以赞之为“北斗以南一人”。
王世贞写《本草纲目序》，所署时间为“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即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十五日。估计他们两人会见的日期当在此前不久。就在这一年，《本草纲目》的手抄本传到南京一位出版商胡承龙手中，他觉得这是一部有价值的药物书，所以愿意帮助雕版印行。
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草纲目》在南京刻成印行；因为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这个版本叫“金陵版”，这是《本草纲目》的第一个刻本。
同年，明神宗命令各地献书，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就把《本草纲目》献上去了。明神宗看了《本草纲目》，批了“书留览，礼部（主管礼乐祭祀和典章制度的中央官署）知道”七个字，就没有下文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江西巡抚夏良心倡议主持下，依据金陵本，重刻了《本草纲目》，这就是江西初刻本。江西初刻本改正了金陵本的一些讹误。《本草纲目》此后在国内重版了二三十次，它的各种明、清刻本一般都是以江西本为底本翻印的，改动不大。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合肥张绍棠味古斋经过校勘重刻，对本书作了不少改动。张氏重校刻本固然改正了不少错处，但也有改错的，而且抽换了几百幅图，从而使原书有不少失真之处。
《本草纲目》的内容概要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全书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1.《本草纲目》的序言、凡例、目录和附图
由于《本草纲目》在国内翻刻过几十次，所以各种刻本的《序言》也不完全一样，但一般都收有初版时王世贞所写的《本草纲目序》。和李建元写的《进本草纲目疏》。《进本草纲目疏》转述了李时珍临死前写的准备上奏皇帝的《遗表》的部分内容，陈述了李时珍一生勤奋编纂《本草纲目》，“历岁三十，功始成就”的经过。
卷首除了序言和《进本草纲目疏》以外，还有全书五十二卷的目录，说明编写的方法、体例的《凡例》，以及附图。
《本草纲目》共有附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在《本草纲目》初次刻本中曾有“李建元图”的记载，可以推测这些药物图大约是李建元画的。这些图虽然不算十分精美，但都比较清楚、真实，对于识别药物和防止药物相互混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2.《本草纲目》的《序例》和《百病主治药》
《本草纲目》第一、二卷是《序例》部分。《序例》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四十一部历代诸家本草，这些都是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的主要参考书。《序例》中还列有“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和“引据经史百家书目”，这些也是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时的参考文献。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民间歌谣集，其中记有到现在还应用的药物五十余种，如妄（贝母）、艾（苦艾）、苤苡（车前子）等。《尔雅》是我国古代解释词义的书，共收载了各种动植物约三百种，其中可供药用的有四十种。司马迁《史记》中这方面的资料就更丰富了；其中讲到汉文帝召见当时有名的医学家淳于意时，淳于意叙述的二十五个病人的病历记载——“诊籍”，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记录。这些古籍中的有关资料，李时珍都充分采用，正如他自己说的，“上至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无）不收采”。
序例中还一一列出了《本草纲目》从历代各种本草中收录的药品数目。例如：从陈藏器《本草拾遗》收入了三百六十九种，这是收录最多的；从《神农本草》收入了三百四十七种，次之；等等。李时珍自己发现、收集的药物，则有三百七十四种。
为了便于后人学习，李时珍还从历代医药学名著中摘录了一部分祖国医药学的经典理论和有关知识，列入序例，以供查阅。例如：“神农本草经名例”、“五味宜忌”、“服药食忌”等。其中“神农本草经名例”一节，把《神农本草》收载的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分为三类：能够补养身体，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的属于上品，有一百二十种；可以治病补虚，但有一些毒性的是中品，也有一百二十种；专门用来治病但毒性大的为下品，共一百二十五种，使用一定要谨慎，不可久服。
《本草纲目》第三、四卷是“百病主治药”。其中详细归纳了当时认识到的各种疾病共一百一十七种，在每种病的后面开列了治疗用的主要药物。例如在“诸虫”病项下，李时珍列举了百多种可以治疗人体寄生虫病的药物：如使君子、扁蓄、乌梅、龙胆可以治蛔虫，鹤风、槟榔、百部、榧子可以治蛲虫等。这些药现在一般统称为驱虫药。李时珍当时就能了解这么多驱虫药实在不容易。而且他还认为各种驱虫药对不同寄生虫有选择作用，所以应当因虫选药。又如在“失眠”项下，列举了大枣、酸枣、朱砂、灯心草等药物；在“痢疾”项下，列举了白头翁、绿豆、枳壳、马齿苋；在“黄疸”项下列举了茵陈、大黄、白鲜皮、苦参。这些记载，从现代医学科学角度来看，大体上也都是正确的。
3.《本草纲目》的正文内容
由第五卷至五十二卷是《本草纲目》的正文和主要内容。这里，李时珍把所收录的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物共分成十六个部分；每部又细分成若干类，共六十类；各类之下再分别列出所属的药物名称；对每种药物又按“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正误”、“附方”等八个方面加以解说。对这八个方面，下面略作说明。
“释名”解释各种药物的名称来由，并且列出该种药物的别名。例如，白头翁又名野丈人，那是由于白头翁“近根处有白茸，状似白头老翁”而得名的；再如，夏枯草又名铁色草，是由于“此草夏至后即枯”而起名的；远志又叫细草，李时珍认为“此草服之能益智强志，故有远志之称”，等等。
“集解”专门介绍药物产地、形态、采集等。例如夏枯草，“原野间甚多，苗高一、二尺许，其茎微方”，“开淡紫色小花”，花谢了以后就结出细小的种子。李时珍在这儿还批评了元朝的大医学家朱丹溪观察事物不够细致，因为朱氏曾讲夏枯草是不结种子的。
“修治”该栏介绍药物加工炮制的方法。中药炮制是我国一门独特的传统制药技术，药材经过炮制加工可以降低毒性，提高临床疗效。李时珍十分注意研究各种药物的加工炮制方法，除了引证诸家学说，综述古来记载外，还特别重视调查当代的经验，提出自己的看法。
石膏，古来只把它“打碎如豆大”，然后用丝绸包好就直接入汤药了。石膏性很寒，会影响肠胃的功能。李时珍认为近年来人们都先用火来煅烧，或用糖拌炒后再入药，这种方法好，因为经过煅炒的石膏不会影响肠胃的功能了。
同一种药，炮制方法不一样，加入的辅料不同，疗效就会有差别。黄连味很苦，可以泻火解毒，是治疗目疾、痢疾等许多疾病的重要药物。古来处理黄连，仅以布擦去须根，用水浸泡一下，取出后切片、焙干，就供药用了。李时珍认为根据病情不同，应该有不同的加工炮制方法：可以不加任何炮制而生用，也可以按照需要分别用猪的胆汁浸炒、《本草纲目》书影醋炒、酒炒、姜汁炒、盐水炒、朴硝炒、黄土炒，然后再使用，这样可以增加疗效。例如，用来治上焦（身体上部）的病，就可以先用酒炒；治中焦（身体中部）的病，就用姜汁炒；治下焦（身体下部）的病就用盐水和朴硝炒；黄连治食积，最好是用黄土炒后再入药。
“气味”气味本来讲的是食物的味道、性质，中药为什么也谈气味呢？原来上古时对药物与食物还分不太清楚。最古的本草书《神农本草》中所列的上品药就有许多是今天常用的食品。随着医学日益发达，本草才逐渐分为食用本草和药用本草。明代编写的《食物本草》、《食鉴本草》都是典型的食用本草，而《本草纲目》基本上属于药用本草。由于药用本草和食用本草本来是一家，所以药用本草仍沿用了“气味”这个词。在《本草纲目》中，气味指甘苦咸酸涩，寒温凉平（平指不寒不温），有毒无毒等特性。如甘草，甘平无毒；知母，苦寒无毒；五味子，酸温无毒；迎春花，苦涩平无毒；翦草，苦凉无毒；桔梗，辛微温有小毒；旋覆花，咸温有小毒；银朱，辛温有毒；附子，辛温有大毒；等等。
“主治”列举这种药物治疗的主要病症。例如：五味子可治泻痢，生津止渴；白及可以治痈肿恶疮、白癣、疟疾、跌扑损伤等。李时珍在这一栏中所列内容虽丰富，资料却比较庞杂。像当归名下所列的主治病就有十多种，到底哪一种是主要的呢？这样往往就使人不得要领。这是《本草纲目》的一个缺点。
“发明”这一项记录了李时珍和历代医家对一些药物研究的心得体会。例如黄连，李时珍引述了历代名家对黄连药理作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黄连虽无毒，但性质太寒，所以不宜长久服用。
“正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一些讹误。例如前面提到的，旧本草误认萎蕤和女萎是一物。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所载萎蕤的“正误”栏下指出：“古方治伤寒风虚用女萎者，即萎蕤也，皆承本草之讹而称之。诸家不察，因中品有女萎，名字相同，遂致费辨如此。今正其误……其治泄痢女萎，乃蔓草也，见本条。”
“附方”专门收录以该种药物为主的经验药方。中医的处方是很有讲究的，一种药配方不同，功效也就不同。只讲药，那就只能孤立地了解一味药，没有药方，或方剂组合得不合适，药也就不能够发挥作用。有了好的药方，才能把药物与临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本草纲目》共收载了历代经验药方11096个，其中8160个是李时珍亲手收集的，约占全部的附方3/4.“附方”很有实用价值，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内容。
以上八项，每种药物名下不一定项项俱全，有的多几条，有的少几条。例如，人参这味药八项俱全；百合由于晒干后即可供药用，不需特殊加工炮制，所以缺“修治”一项；棚梅由于收集的资料比较少，仅有“集解”、“气味”、“主治”三项。
就《本草纲目》全书来看，正如李时珍在凡例中所讲的，是“以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而就每一样药品来看，则以这种药的名称为纲，而以其他八项解说为目。由于这种编排方法提纲挈领，纲目分明，正文前又有丰富的资料便于查阅，所以既可由病症来寻找所需用的药物，又可由药物来寻找可供选择的方剂，使用起来十分方便。
李时珍的治学思想
李时珍是一位十分重视实践的科学家。他不为古人旧说所束缚，坚持革新，并且同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封建迷信进行了斗争。他对医药学的研究明显地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
1.注重调查研究
李时珍一向主张通过了解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穷究物理”，反对牵强附会地对前人的经验进行“纸上猜度”。他认为学习前人的经验虽然重要，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对药物只有亲采、亲试才能“颇得其真”。
例如，芸薹是当时常用的一种药，但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李时珍查阅了许多本草，发现各家本草互相抄录，都解释得十分含糊，只说它是一种菜。李时珍一时也搞不清楚，于是就向农民请教，才知道原来书上讲的芸薹，就是我们常吃的油菜。李时珍为了具体了解油菜的形态特点、播种和生长情况，就亲自到菜园进行观察，并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对芸薹重新进行了描叙。他写道：这种菜头年秋天下种，第二年春天才开花，由于容易抽薹而且分枝很多，所以称芸薹。它的叶子“似白菜”，“开小黄花”，花有“四瓣”，和芥菜花十分相像。它的种子可以榨油，这种油“燃灯甚明”，但“食之不及麻油”。有了这些细致的记叙，芸薹到底是什么菜，后人读到也就容易搞清了。
李时珍青年时曾对蕲蛇进行过实地考察，还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了《蕲蛇传》。蕲蛇是李时珍故乡蕲州的一种特产。这种蛇毒性很强，是一种重要的药材，能祛风湿，治半身不遂、关节疼痛。起初李时珍对蕲蛇并不十分了解，由于蕲蛇又叫白花蛇，所以他以为市场上出售的白花蛇就是蕲蛇。白花蛇虽然两湖和四川一带都有，但只有蕲州产的独负盛名，是正品，产量也不多。市场药店里卖的都是从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山中捕来的。要了解真正的蕲蛇，就要到它的产地龙峰山上去。为了观察蕲蛇的生活习性，李时珍冒着被蕲蛇咬伤的危险，几次爬上了龙峰山。
在捕蛇人的帮助下，李时珍仔细观察了蕲蛇的生活习性，他发现蕲蛇常在石南藤上活动。石南藤叶子椭圆带尖，嫩叶是红色的，开白色小花，嫩叶和花都是蕲蛇喜欢吃的东西。每当捕蛇人发现蕲蛇，就先在它身上撒一把沙土，蛇就会盘曲而伏，这时捕蛇人就用叉子叉住它，用绳悬起，破腹去肠，用清水洗净，再用竹架支起来，最后把蛇盘成一团，扎缚好，用火烘干。
李时珍在实地观察的基础上记述了蕲蛇的形态特点：蕲蛇身上的颜色是黑的，有白色花斑，胁下有二十四个斜方格的花纹，腹部还有佛珠似的块斑，嘴里有四个长牙。蕲州产的白花蛇即蕲蛇与其他地方所产的白花蛇不同：蕲地产的烘干后眼睛睁着，药用效果高；而别处所产者干后则闭着眼，药用效果不及蕲蛇。
李时珍长期生活在人民之中，经常进行实地调查和访问，所以他的一些记述都比较细致、确实，对当时一些流行的迷信传说和没有根据的猜测都不轻易地相信。
“伏翼”就是蝙蝠，有的地方又叫夜老鼠。古代有人认为伏翼是一种“仙鼠”，人药服用，可以“令人肥健长生寿千岁”。李时珍认为这种说法实在太荒唐。他指出，伏翼白天倒悬在洞窟里睡眠，傍晚外出飞行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捕食蚊虫的动物而已，所谓“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土诳言也。陶氏（指陶弘景）、苏氏（指苏恭）从而信之，迂矣”。
李时珍在科学上是个坦坦白白的人，如有什么问题自己还没有搞清楚，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不了解，没见过，决不掩饰。例如《旧唐书》上曾载有一种食蛇的鼠，李时珍既没有见到过，也未能查到更多的有关资料。他就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难以断定《旧唐书》所载是否可靠，只好留待后人去研究。他在“食蛇鼠”一目下这样写道：“按《唐书》云：厨宾国（今阿富汗东北一带）贡食蛇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以鼠嗅而尿之即愈。今虽不闻说此，恐时有贡者，存此以备考证。”李时珍所讲的这种食蛇鼠，很可能就是今天我国云南和印度、缅甸一带所产的蛇蒙。蛇蒙又名蒙哥，四肢短小，很像鼬，鼠，善捕毒蛇，对蛇毒有一种特殊的抵抗力。
在四百年前的封建时代，李时珍能这样重视实地调查，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他的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今天也仍是值得赞扬的。
2.纠正古人旧说的错误
李时珍注重实践，所以能不为古人旧说所束缚，人云亦云。古人的话凡是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他就要提出批评；不管是本草名著中收载了的或是医药史上的权威讲过的，李时珍都直言不讳。这表现了他对祖国医药学的忠实和对人民健康负责的态度。
五倍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药品，有收敛止血的作用，可治久痢脱肛、水火烫伤，也是当时的一种解毒剂。但五倍子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大家都不甚了解。宋朝的《开宝本草》曾把五倍子收入草部；《嘉右本草》的作者看到五倍子生在盐肤木上，所以认为是盐肤木的果实，又把它移入木部。李时珍读了这些记载后感到不满意，尽管这两部本草都是很有名的。他讲，五倍子是“梢虫窠也”。梢虫就是蚜虫，五倍子是蚜虫寄生于盐肤木上而形成的。五倍子蚜虫很像蚂蚁，每年五、六月就开始在盐肤木上活动，并渐渐在叶间形成虫瘿。这些虫瘿“初起甚小，渐渐长坚”，大的像人的拳头，小的像菱角，“形状圆长不等”，“初时青绿，久则红黄”，缀于枝叶间，确实很像树木结的果实。但只要敲开它那又薄又脆的壳，就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小虫，由此可见它并不是树木的果实。山区老百姓采来五倍子以后都要先蒸熟，防止以后虫子穿壳而出并使五倍子腐败。
还有，大药物学家陶弘景对穿山甲的记述，李时珍觉得也有问题。穿山甲又名鲮鲤，是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样子像鲤鱼，但有四足，会在陆上爬行，又善游水。鲮鲤全身和尾部都长满了坚硬的鳞甲。它的鳞甲是一种治疗妇女经闭腹痛、乳汁不通的重要药材。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写道，这种动物会在岸上张开鳞甲装死，引诱蚂蚁爬入它的鳞甲，待蚂蚁爬满了一身，穿山甲就闭上甲片钻进水中，然后再次张开鳞甲，结果“蚁皆浮出”，于是它就“接而食之”。为了辨明陶弘景记述的“张甲诱蚁”的说法，李时珍在猎人帮助下曾亲剖其胃，果然从它那特大的胃中掏出了一升多蚂蚁。不过李时珍在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穿山甲虽是一种食蚁动物，但他吃蚂蚁的方式却不是诱蚁后入水吞食，而是直接搔开蚁穴，用它那细长的舌头进行舐食。
李时珍一生纠正了不少前人、包括权威性学者的许多错误。他认为有些错误完全是由于作者在编写本草时，对所收载的品种缺乏调查的结果。例如兰花是兰科植物，可作观赏用；兰草是菊科植物，可治感冒。可是宋代有名的药物学家寇宗爽竟以“兰花为兰草”。又例如，天花粉和栝楼：天花粉即栝楼根，栝楼是栝楼的果实，而宋代名医苏颂却将天花粉和栝楼按两种植物画了药物图。他觉得如果作者事前对所要收载的药品先收集实物，加以研究，搞清其产地、形态、生长特点、药用价值等情况，然后再动笔，那么这些错误就可以避免。
3.主张医药学要有创新，有发展
李时珍认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前人不认识的药物后人在实践中可能不断地发现和了解。所以他强调在本草学的研究中应当“发前人未到处”，对于各种药品凡是“有功用而人卒（始终）未识者”，都应当收录起来。
三七，又名金不换，是一种贵重药品。这种药应用的历史不长，历代本草也都未提到过。李时珍在行医中发现三七这种药治疗跌仆损伤的功效很突出，所以就把它收入了《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详细地记述了三七的药用价值，指出这种药无论对出血或瘀血都很有效。只要把它嚼烂，敷在伤口上，出血马上就能停止，青肿也会随即消散。但是有关三七的传说，李时珍也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分别情况进行分析。当时有人讲，这种植物的叶子左面分成三小片，右面分成四小片，所以叫三七。也有人讲三七又名山漆，是由于它能愈合刀伤创口像漆粘东西一样。李时珍认为前者之说不符合情况，而后一种讲法多少有一些道理。
曼陀罗也是一种新药。它茎直立，圆滑而绿，叶子很像茄子叶，所以又叫山茄子。曼陀罗有野生的，也有家种的。八月开花，花白色，喇叭筒状，很像牵牛花。果实圆而有芒刺，中有许多细小的种子。当时民间传说，用曼陀罗的花酿酒饮，会“令人笑”，“令人舞”，有一定的麻醉作用。李时珍对祖国药物学的历史很了解，他知道早在东汉时名医华佗就创造过“麻沸散”，用来进行全身麻醉。但麻沸散到了明朝早已失传，所以李时珍特别重视关于曼陀罗的传说。
为了验证曼陀罗的麻醉作用，李时珍亲自采来了曼陀罗花和火麻子花，在通风处摊开阴干，然后每样一半研成细粉。李时珍在“割疮灸火”以前就把这种药给病人吃，一般用“热酒调服三钱”。病人服药后不久就“昏昏如醉”，失去了知觉，这时再施行手术，病人就不会有痛苦了。实验结果，证明曼陀罗确实有很强的麻醉作用。于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详细地记下了曼陀罗这一功用。今天，我国医务人员通过大量临床验证，充分证实了李时珍的实验结果是十分正确的，重新发掘了中药麻醉这一宝贵的祖国医学遗产。以曼陀罗为主的中药麻醉，安全、有效，现已广泛应用于外科临床手术中。
对于巴豆的药用价值，李时珍也作过一番探索。巴豆是一种泻药，有毒。南朝大医家陶弘景也认为：“巴豆最能泻人”。而元朝有位医生王海藏却说：巴豆可以通肠，但也可以止泻；还特别指出，巴豆止泻的功能，“世所不知也”。不过，王海藏对此没有作出很具体的论证。到底巴豆有无止泻作用呢？有一次，李时珍遇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她腹泻已经五年。这位老人只要吃一点油腥、生冷的东西就犯病，经过许多医生的治疗，吃了不少止泻和调养脾胃的药，总不见效。李时珍仔细地听了这个病人的陈述，他认为她的腹泻是由于胃寒，是“大寒凝内”所至。巴豆是热性药，可以祛寒，是不是对这种腹泻有作用呢？于是李时珍给这位病人开了巴豆。第二天，病人腹泻果然停止了。事实证明，巴豆能致泻也能止泻，足见王海藏的经验之谈是正确的。此后，李时珍又用这一方法陆续治好了将近一百个腹泻病人。于是他在总结这一经验时写道：巴豆用量大固可致泻，但用量小也有止泻的作用，问题是要药对病症，配合得当。这样，他在自己的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检验了前人的经验，并且作出了具体的、令人信服的说明；这比之王海藏的简单的论断就又进了一步。
还有一些药，如朱砂，根治咽喉肿痛效果很好，但当时“惟太和山人采之”；如半边莲，田边湿地到处都有，对毒蛇咬伤有良效。这些药在古书中也都没有记载，但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因此李时珍把这些药都一一收入了《本草纲目》。
4.批驳方士炼丹的迷信邪说
李时珍在行医、采药、编写本草的同时，还与方士的迷信妄说展开了斗争。
在我国，炼丹术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发展起来了。专门研究炼丹术的人称为方士。方士的迷信活动正好迎合了封建统治者企图长生不死、永远统治人民的愿望。方士炼丹，在社会上也成为宣扬迷信、坑害骗人的一种活动。有的人受骗上当，因服食所谓丹药而损害健康以至丧生。
李时珍所处的嘉靖朝，那个出名荒淫腐朽的嘉靖皇帝，就热衷于炼丹求仙。他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对他所宠信的方士陶仲文，予以“忠孝秉一真人”的称号外，还授以礼部尚书官衔，加官少师，封为恭诚伯。北京皇宫中设立法坛，建醮求仙，搞得乌烟瘴气。陶仲文死后，当时有名的清官海瑞曾在奏章中质问嘉靖帝道：“陛下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对这些情况，李时珍则从医学的角度，作了有力的驳斥。
例如，金子是一种比重很大的金属，但方士却说服食黄金可以成仙。李时珍一向反对服食黄金和所谓丹药。他讲，人是血肉之躯，需要正常饮食才能生活，能忍受“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用现在的话来讲，金子比重太大，吃下去是会引起肠穿孔而危害生命的，这就是古书中通常所说的坠金而死。所以服食黄金实际上是“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
最使李时珍生气的，是一些本草书也收录了不少方士的胡言乱语。例如水银是一种易蒸发的金属，人吸了水银蒸气，水银就会“人胃钻筋，绝阳蚀脑”。方士的“丹书”上胡说水银是长生不老药，这当然不可信，问题是一些本草书也竟随声附和，说水银没有毒。所以李时珍说：“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
究竟水银是否有毒，李时珍引用了宋代名医寇宗爽记叙的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有个太学士李于相信方士柳泌能用水银制造长生不老药，但是当他吃了柳泌用水银烧制的丹药后就开始便血，而且病情愈来愈重，四年以后就死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归登的人，是工部尚书，据他自己介绍说，他也是由于吃了水银才得病的；结果，此人也“唾血十数年以毙”。
我国很早就有人不相信炼丹、服丹、吞水银可以成仙。东汉的一首古诗中就写道：“服食求神仙，终为药所误。”铅、锡、雄黄、硫黄、水银等矿物都有一定毒性，单独服用水银或把这些东西混合烧制成各种丹药吃下去，都是十分危险的，决不能延年益寿。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皇帝朱厚熄由于服食“丹药”终于丧了命。明穆宗朱载垦即位，严惩方士，于是一时许多人再不敢提水银朱砂可以医治什么病了。
李时珍一向反对方士的迷信邪道，不过，他在批判方士邪说的同时，又对丹药在医疗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适当的肯定。他认为炼丹术剔除其中不科学的成分也可为医药学服务。水银虽不可随便服食，“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水银同黑铅结合可制成铅白霜，铅白霜有止惊悸、解酒毒、治疗中风的作用；水银同硫黄可合炼成灵砂，灵砂是一种鲜红色针叶晶体，有安神镇静作用。问题是这些药都有一定毒性，不可随便乱用。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还收载了东晋时炼丹家葛洪炼丹的许多材料，肯定了水银、丹砂、密陀僧、雄黄等几十种金属矿物类药材的药用价值。这些都体现了李时珍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本草纲目》对科学的贡献
明朝时的中国，已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一方面，没落的封建势力开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另一方面，同宋元时期比起来，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明朝的中后期，我国农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医药学等各门学科都取得了许多新成就。这个时期除了李时珍的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以外，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科学技术论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最有影响的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和徐光启的农学名著《农政全书》等。
《本草纲目》内容十分丰富，至今在许多学科研究中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草纲目》对科学的贡献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纠正了历代本草相沿的许多讹误，研究和补充了当时人民群众新发现的药物三百多种，汇集了当时民间流传的有效药方八千多个，绘制了一千多幅药物图，系统地整理、总结了当时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新成就。这是《本草纲目》最主要的贡献。但是《本草纲目》一书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李时珍对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本草学范围，所以仅从医药角度来评价还是不够的。
其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把收录的全部药物清楚地分成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共一十六个部分，纠正了过去本草书中“玉、石、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的情形，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
水部专门收载各种来源不同的水。
火部讲的是如何利用物质燃烧产生的热量或燃烧后的余烬来治病。例如，用艾燃烧产生的热来灸治疾病，用木炭灰来热熨关节等等。
土部多数是指松散的无机物质。
金石部收载金属、金属化合物和比较坚硬的无机物。
苹、谷、菜、果、木五部都收录植物性的药材，它们之间按植物形态“从微至巨”的顺序排列。前三部多数为草本植物，后两部多数是木本植物。
在这五部分中又以草部收载的药材最多，共612种，占《本草纲目》全书药品数的1/3.李时珍又将草部药材细分为许多类，其中山草类、湿草类、水草类、石草类是按植物生长环境来区分的。例如，石斛、骨碎补、石韦、佛甲草都可以生长在石头的缝隙里，所以同属石草类；海藻、海带、水萍都生长在水里，所以都收入水草类。《本草纲目》这一分类法很有科学意义。现代植物学仍十分重视植物区、植物带的研究，并按生境、生态来进行植物分类，如旱生植物、湿生植物、沼生植物、水生植物等。李时珍讲的水草类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水生植物和沼生植物；湿草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生长在湿润环境中的湿生植物和不能忍受严重干旱和长期水涝的中生植物。还有芳草类、毒草类这两类是按植物是否含毒性物质和是否含芳香油区分的，芳草类部分药材就是我们所说的芳香植物。此外，还将具有相同形态特点的一些药草排列在一起，如：一些药草茎比较柔弱，攀援、缠绕在其他物体上或匍匐在地上才能生长，因此同列入蔓草类；又如半夏、魔芋、天南星的花轴都特别肥厚，而且外面都有一个焰火形苞片（佛焰苞）包裹着，所以也排列得比较靠近，这些植物同属今天所说的天南星科。
李时珍这种“析族区类”的植物分类法，是按照植物所需要的生活环境条件、形态特点和所含化学成分不同而划分的。这种分类法要比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耐（1707—1778）所提出的，按植物花雄蕊数目分类的方法要早一百多年。当然，李时珍的植物分类法也还缺乏完整的分类理论，而且在具体划分时不甚严格，但这种分类法毕竟比较实用，所以至今仍常被沿用。林耐的植物分类法由于太死板，实用价值不大，早已很少应用了。
服器部列入了一些可以供药用的日常用品。如麻纸、丝绵，这两种东西烧成的灰都是药物，有很好的止血作用。
“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这大致上是按药用动物由低级向高级的顺序排列的。
虫部相当今天所说的无脊椎动物；鳞部指蛇类和鱼类；介部主要包括鱼鳖类、蚌蛤类；禽部收载鸟类；兽部收载哺乳动物。这种动物分类法与今天按动物进化情况的分类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当时来讲也是比较先进的。
李时珍还认为猕猴与人有许多相近之处，“手足如人，亦能竖行”，甚至母猴已经“逐月有天癸（月经）”，所以将猕猴列入了哺乳类动物最高级的一类——寓怪类，确定了猿猴在动物界的地位。
兽部寓怪类之后就是人部。人体的一些附属物如毛发等也可以入药。人比猴更进化，已经脱离了动物界，所以排在最后。
其三，《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空前的本草学著作，而且在化学、矿物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
我国古代的炼丹术曾为矿物学、化学的发展积累了许多知识，但是由于炼丹术脱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脱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所以不可能得到发展。而李时珍的研究是面向实际、面向人民的，所以他在化学和矿物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炼丹术。
《本草纲目》中共收载了矿物药材一百多种。现代矿物学十分重视矿床的分布。《本草纲目》“集解”一栏里，这方面资料很丰富，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当时金的主要产区在湖南、湖北、四川、云南；铜出在四川、两广、云南、贵州；山西出明矾；朱砂以湖南辰州的最好，所以又名辰砂；蒲州的胆矾最为上品；等等。
在药用矿物的性形、颜色、成分和真伪鉴别方面，《本草纲目》所收集的资料就更丰富了。例如金子是贵重金属，金的纯度不同，颜色也就有差别，“七青、八黄、九紫、十赤”，只有十成的纯金才是赤色的。李时珍还采用了不少化学鉴定法。胡粉又名铅粉，是铅的一种化合物，李时珍用“胡李时珍墓前塑像粉得雌黄而色黑”的变化来鉴别。由于雌黄是一种硫化物，所以胡粉与雌黄接触可以生成硫化铅，硫化铅是黑色的，所以变黑。这是一种简便的快速鉴定法。矾石，其中有一种是硫酸铜，《本草纲目》引述了古来以它磨铁，铁作铜色的鉴别法。铜的化学性质不及铁活泼，所以铜块中的铜都可被铁置换成金属铜，因此用来画在铁上，会使铁变为铜的颜色。这是划线鉴定法。自然铜也常有伪品出现，那就是黄铁矿。这种矿石含硫，燃烧后发出青色的火焰，所以可用“烧之青焰如硫黄者是也”的方法来区别；这就是焰色反应。
以上各种鉴定方法，当时人们对它的原理虽不清楚，可是由于我国劳动人民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方法早已掌握，结论也是正确的。
现代化学十分注意研究晶体。从《本草纲目》中我们还可以知道，从公元五世纪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把盐类的多次结晶法用于制药生产上了。把粗制的芒硝放在锅里，用水煮化，倒入盆中，待慢慢冷却，就可以得到大块的透明结晶。这种经过重结晶的芒硝由于纯度高，所以“纵横玲珑，洞澈可爱”。
李时珍研究矿物之深入，有时使我们感到惊奇。如黑辰砂含汞较多，这样有经济价值的事情直至现代才有人指出，而《本草纲目》中早就记载了。李时珍这一发现是世界上最早的。
《本草纲目》对水质的研究也很细致、深入，他把水分成天水与地水两大类。“天水”包括雨水、雪水等。从现代化学角度来看，雨水、雪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天然的蒸馏水，杂质较少。当时由于科学不发达，还没有人造蒸馏水，但李时珍就已利用雨水、雪水等天然蒸馏水来供药用了。他认为天水比地面的水煎药更好。露水也是一种天水。李时珍认为露水也可治病，柏树叶子上的露，菖蒲叶上的露都有“明目”的作用。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露都含有该种植物的微量分泌物，有一定灭菌作用，所以李时珍的讲法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
“地水”包括一般地面水。李时珍深知水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知道山区的大脖子病（现代医学上叫甲状腺肿大）是由于那儿的溪涧水质不好（现在讲是缺碘）而引起的。就是同一种地水，由于水源不同，性质也不尽相同。例如井水有“远从地脉”来的，有从“近处江湖”渗来的，有从“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的。李时珍认为这三种水以第一种最好，第二种次之，有地表污水渗入的井水水质最差。第三种水用时须先煎滚，等杂质沉淀后才可用，“否则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这与现代水质评价的观点是一致的。
其四，《本草纲目》刊行后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在李时珍革新思想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医学界研究本草的风气甚浓。李时珍以后的本草著作很多，其中以清乾隆年间刊印的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较为著名。该书体例与《本草纲目》大致相同，共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未收载的新药。继《本草纲目拾遗》后，清道光末年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这些著作无论在规模和学术价值上，都远远不及《本草纲目》。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本草纲目》传入日本。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小野兰山翻译为《本草纲目译说》，以后又介绍到朝鲜。清顺治四年（1647），有波兰人将《本草纲目》译为拉丁文，题名《中国植物志》。此后《本草纲目》又先后被译成法、德、英、俄等国文字，流传于世界。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初期，《本草纲目》的传入，对当时欧洲大陆的药物学、植物学、化学、矿物学，都起了一定的影响。
《本草纲目》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李时珍受到历史条件、当时总的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对不少事物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本草纲目》总的倾向是反迷信的，可是也还夹杂了一些荒诞落后的迷信糟粕。例如把“寡妇床头土”、“孝子衫”也列为药品；相信怀孕者不可食兔肉，吃了会“令子缺唇”，等等。他否定了古人关于草子变鱼的说法，却又相信烂灰为蝇、腐草为萤之类的无稽之谈。当然，这些缺点对于一部封建时代的科学著作来说，是难于避免、不足为奇的；这不过是白璧微瑕，决不能掩盖《本草纲目》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李时珍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就是闻名中外的一部文化典籍。
李时珍离开我们已经四个世纪了。解放以来，人民政府积极提倡祖国传统的医药学，有关的研究、出版单位整理和刊行了大量的中医医药学文献，《本草纲目》相继出版了影印本和排印本。许多学者写了关于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论著。
我国医药学源远流长，它曾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古代医学史上，李时珍勤奋治学的动人事迹和他对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都是值得大事表彰的。李时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人民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第三节 贾思勰
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农学遗产
我国勤劳的农民有无穷的智慧和非凡的创造力。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虽然受到极度苛酷的剥削和非常残暴的压迫，生活非常凄惨，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还是有很多的创造，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宝贵的生产经验。这些创造和经验，由许多农学家加以总结，写成了许多农学著作。我国不仅在很早以前就是农业发达的国家，而且也是有最丰富的农学遗产的国家。
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着很多我们祖先关于农业生产的创造和经验的记载。以后的许许多多的书籍里，关于农业生产经验的记载，更是十分丰富。西汉末年，农学家汜胜之总结了当时和以前一部分农民的生产经验，写成了一部叫作《汜胜之书》的农学专门著作。这本书的科学性在当时来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以后，崔的《四民月令》等等，也都是我国农业科学的珍贵遗产。但所有这些著作，就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来说，或是就科学水平来说，都远不如我们现在所要说到的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这部书。
《齐民要术》是我国在六世纪的一部最完整的、最有系统的、内容最丰富的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一部不朽的名著。书中闪烁着我们祖先的智慧的光辉和伟大的创造力。贾思勰能够在一千四五百年前写成这样的一部伟大的著作，主要是由于他很注重生产实践，关心人民生活，肯虚心向农民学习，同时又能够勤修苦学。贾思勰的巨大成就有力地告诉了我们，我们的祖先，在祖国的土地上长期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农业生产经验，是多么丰富，我们应该珍视和发扬这份光辉的遗产，使它有利于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
贾思勰，北魏（386~534）末期人，他的老家在现在的山东。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后来做过高阳郡（郡治在今河北高阳）太守。
贾思勰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他与当时一般地主子弟和读书人不同。这些人轻视劳动，并且喜欢作毫无实用的空谈，而贾思勰则十分注重生产事业，有着发展生产和富民强国的热切愿望。因此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对发展生产事业有贡献的人才是最值得尊敬贾思勰像的。他很推崇西汉时候（前206~23）的龚遂、召信臣，东汉时候（25~220）的王景和三国时候（220~265）的皇甫隆等人，向别人介绍他们的事迹，希望大家，特别是做官的人，向他们学习。
他说，龚遂在他作渤海（郡治在今河北沧州）太守的时候，奖励人民努力耕田养蚕，发展生产。他要那里的人民每人种一棵榆树、五十棵葱、一百棵薤、一畦韭菜；每家养两只大母猪，五只母鸡。有带着刀、剑之类东西的，他就叫卖了去买牛。在春季和夏季，大家必须到田里去劳动；秋冬里要评比收获积蓄的成绩，并让大家收集各种果实。由于龚遂奖励生产，当时原是生产比较落后的河北东部一带，便逐渐富裕起来，人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召信臣也是西汉时候一个注意发展生产事业的官员。他在当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太守的时候，常亲自下乡劝勉大家努力耕种。他又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到处考察水道和水源，领导南阳人民开辟了大大小小的渠道，造起了几十处拦水门和活动水闸，使农田有水可以灌溉。南阳的农业因而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因而也获得改善。
东汉时候治理黄河出名的王景，尤其受到贾思勰的崇敬。王景领导农民在黄河下游筑堤防水，使得当时黄河两岸居民不受水灾的痛苦。这不用说是一件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巨大事业。但最使贾思勰佩服的，还是王景在当庐江（郡所在今安徽庐江）太守的时候，他把北方用铁制造的农具介绍到南方去，并在那里推广了用牛耕地的方法。这就大大增强了当地人民对自然斗争的力量，许多荒地开垦起来了，已耕的土地也比以前耕作得精细了。
贾思勰也很佩服三国时候在敦煌当过太守的皇甫隆。皇甫隆初到敦煌的时候，那里的人民还不知道用犁和耧之类的农具，因此费力大而收获少。皇甫隆向当地的农民介绍了犁、耧等等农具，改进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
在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的官吏都贪污腐化，他们只知道搜括民脂民膏，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像龚遂、召信臣、王景、皇甫隆等那样注意发展生产事业，关心人民生活的人是不多的。我国农业生产事业的发达，以及先进生产技术由中原推广到边疆，由黄河流域推广到长江流域和更南的地带，这当然是广大农民的伟大智慧和辛勤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与这些人努力总结经验，推广进步的耕作技术分不开的。贾思勰深受他们的影响，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