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及时捕捉商机
对信息的搜集、整理、判断、处理的过程就是经营生意的过程。——巴菲特
巴菲特的辉煌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着重大的关系，后来人们也把这个名字叫作“伯克希尔帝国”。
伯克希尔的前身是由奥利弗·蔡斯创建的，他于1806年在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开业。业务渐渐发展为纺织业的龙头，使伯克希尔公司的纺棉量曾一度占到整个国家棉花总量的1/4.
1929年，几家纺织公司和伯克希尔棉花生产公司联合起来，并更名为“伯克希尔纺织有限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那些年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商机。在军需品公司的请求下，公司纺织品生产也将原来300万码的生产任务增加至500万码。
战争结束后，伯克希尔精棉纺织有限公司和另一个叫哈撒韦的制造公司共有180万美元的利润，遍布新英格兰州的10多家大型工厂，共雇用员工1万多人。
后来，一场强大的飓风造成了其中一个工厂的毁灭，对公司最大的综合建筑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哈撒韦公司不得不和伯克希尔棉花纺织公司合并，合并后公司的名字也改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由于纺织生意非常难做，在接下来的9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每况愈下。至1964年，这个曾经规模宏大的公司，几乎只剩下一堆瓦砾、两个工厂和大约22万美元的资本净值。
根据经济理论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经营不善，迟早会有投资者认为自己能把它的资产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将它接管下来，这一切就在巴菲特注意到伯克希尔时发生了。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巴菲特就已经注意到这家公司了。那时的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他只是在看着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一路下滑而没有做任何表示。
直至1962年为止，巴菲特都不过是一个目睹公司经营惨状的旁观者。此时伯克希尔的股价已跌到了每股8美元，这看上去是个相当不错的机会。
随着他兴趣的逐渐高涨，一位叫丹尼尔·考因的纽约经纪商朋友，又为他找来了一大堆股票。
1963年的一天，考因应巴菲特的要求来见他，笑容满面地说：“恭喜，沃伦，你已经是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了。”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巴菲特严肃地说，“我要你对外界暂时隐瞒我的股东身份，替我出面来处理一切事宜。”
“那你需要我下一步做什么呢？”考因敏感地察觉到朋友可能要有什么大举动。
“我要你先在伯克希尔董事会里争到一席之地。”巴菲特明确地指示。
股界消息流传很快，渐渐有传言说考因的客户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总监认识巴菲特，马上直接打电话询问：“沃伦，你是不是在买我们的股票？你还要买进更多的份额吗？”
“有可能，但也说不准。”巴菲特含糊其词地敷衍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将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不久以后，巴菲特参观了这个纺纱厂。他复印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伯克希尔的全部财务状况，然后又要求看看厂房。肯·察思，一位平易近人、快满50岁的化学工程师被派去陪同他。
在两天的时间里，长着方方下巴的察思带着巴菲特在纺织厂里四处转。巴菲特觉得一切都很神奇：厚厚的一捆捆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里，纤维被织成闪闪发光的透明网状物，它们像绳子般的细丝在成千上万台的纺架上被拧成纱线，好像士兵集结到一起。
“这台机器是干什么的？它的技术年限是多少？公司目前销售什么产品？销售对象是谁？”巴菲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每件事都要刨根问底。
凭自身实力奋斗成为生产副总裁的察思对答如流。
“那么，”巴菲特突然停住脚步，盯着察思问，“您能告诉我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如何吗？”
“坦率地说，很不乐观。”察思回答，“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全面的衰败。除两家纺纱厂外，其余的厂子都被关闭了，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
巴菲特点点头，继续向前参观，兴致勃勃地提问，但心里却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被沃伦·巴菲特和他的投资合伙体看中，他从1962年开始购入这家公司的股票，于1965年购买下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取得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
大约一个月后，察思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你还记得那个沃伦·巴菲特吗？他想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而且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股票。”察思还未来得及从这个消息中反应过来，对方接着说：“他有事想和你谈谈，希望你能到纽约的广场饭店和他见个面。”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巴菲特和伯克希尔的一个化学工程师察思一同走进前面的一家小店，巴菲特买了一些冰激凌和奶油棒。
巴菲特单刀直入地问道：“我想让你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裁，你意见如何？”
“好，我同意。”察思下意识地点了头。
“那你先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巴菲特叮嘱了一句，“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伯克希尔已经是你的孩子了。”
此时的察思当时已经48岁了，而这个许诺启动他事业的人却只有34岁。
巴菲特的这个许诺很令察思费解，他还没来得及答应下来，巴菲特就补充说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情。巴菲特和察思的谈话前后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察思却一直没回过神来。
正式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后，巴菲特真的任命察思为公司的新总裁。正式接管的那天清早，巴菲特飞到了新贝德福德。他理着一个小平头，衣服扣得紧紧的，尽是皱褶，还被一个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坠着，活像一个热情奔放的推销员。
这是1965年5月10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当天便开始暴涨，以18美元每股收盘。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过这座历史悠久的纺织厂。
此时，察思早已准备好要听取这位新业主对工厂的计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有关于纱线和织布机的事情都由察思来处理，而他自己只管资金。
“那么您靠什么来评价我的工作呢？”
“我不在意你能生产出或卖出多少纱线，对一个孤零零数字所表示的利润额也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利润与资本投资额的百分比值，那才是我评价你业绩的标准。”巴菲特提出的是一个关于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
“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察思觉得这个观点真是闻所未闻。看到一脸迷惑的察思，巴菲特向察思讲解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
经过一段时间的解释后，巴菲特最后说：“我宁愿要一个盈利率为15%的1000万美元规模的企业，而不愿要一个盈利率为5%的10亿美元规模的企业，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别的地方去。”
“还有，”巴菲特补充说，“我会拨给你一笔18000美元的贷款，足够你买进1000股股票。”
“不，我可还不起这么一大笔钱。”察思开玩笑似的拒绝了。他的工资不到30000美元，平常连根鞋带都不愿去借。
“我们应该与企业同风险、共命运，”巴菲特是个优秀的推销商，推销自己时尤为出色，“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向你保证，所有的付出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相信您，巴菲特先生，我接受您的提议。”察思有种很强烈的预感，只要有巴菲特来主管，好运气就会来临。
很明显，巴菲特买下伯克希尔看重的是可以投资的“别的地方”。很快，察思也认识到了巴菲特的用意，他向别人提及这事时说：“我很快就明白了，沃伦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转现金。”
因此，巴菲特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管理就是抓重点。他放手给察思以自治权，他告诉察思不必为每季度的项目和其他一些浪费时间的琐事所烦扰，而巴菲特只需要察思给他送来每月的财务报表。当然关于资金的调度大权属于巴菲特本人。
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后，因为巴菲特关注的重点是资金，所以当巴菲特发现，纺织品是一种日用品，总是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中，制造商们无法靠提高价格来获取更多的利润时，他对继续追加投资的兴趣变低了。
在以后的两年里，尽管世界纺织品的市场十分繁荣，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得到了不错的回报，但巴菲特并不是十分满意。因为权益资本收益率并未超过10%的水平，这对于一向擅长投资赚大钱的巴菲特来说，无疑有点失望。
于是，巴菲特便不愿意再追加投资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了。当然，巴菲特并没有放弃改变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努力。为了尽快使这项大的投资实现盈利，巴菲特要求察思对公司存货和固定资产进行清理。
经过察思的一段清理整顿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局面大为改观。最明显的特征是公司的现金状况也好转了，这令巴菲特和他的合伙人都高兴了起来。
1967年时，巴菲特问林沃尔特是否可以在凯威特广场暂留一下，两人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林沃尔特是国家赔偿公司的主要持有者。
事情已经很明显，巴菲特又开始盯向国家赔偿公司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之前，巴菲特已经从一位名叫查尔斯·海德的奥马哈经纪人那里知道，要想说服林沃尔特放弃国家保险公司绝非一件易事。
然而，巴菲特认准的事情，就会一干到底。和林沃尔特沟通时，林沃尔特并不是十分热情，巴菲特只好说只需占用他15分钟的时间。
后来，在林沃尔特的回忆录《国家赔偿公司及创始人逸事》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巴菲特开门见山地说：“你为何从未想过要卖掉你的公司？”
林沃尔特回答道：“也许只有恶棍和破产的人才会想要它。”
巴菲特问：“还有其他原因吗？”
林沃尔特说：“我不想让别的股东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巴菲特继续追问：“别的呢？”
林沃尔特回答道：“我也不愿让我的雇员丢掉饭碗。”
“别的呢？”
“我想让它在奥马哈持续经营下去。”
“别的呢？”
“理由还不够多吗？”
“你的股票价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题问道。
“市场价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道。
最后，经过艰难的谈判，巴菲特终于以总成交价格860万美元，买下了国民赔偿公司和火灾及海运保险公司的全部流通股。
此次购买的资金是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赚得的，因此，这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多元化经营的开始，也是他非凡成功故事的开端。
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个纺织工厂想要并购奥马哈的一家保险公司，这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啊！
当然，巴菲特有他自己的考虑。原来，经过认真研究后，巴菲特发现，虽然纺织品行业有一定的利润，但它更需要厂房和设备投资，这对于急于大笔资金进行投资的巴菲特来说，无疑是不利的。
而保险行业就不同了，保险公司投保人为之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入，保险公司可以用这些现金进行投资，直至有索赔发生。由于索赔发生的不确定性，这就为巴菲特提供了一大笔可供长期使用的资金。
因此，在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其实对巴菲特来说，得到的不只是两家运作良好的公司，更是一个良好的筹资平台。此次并购杀入保险业，对于巴菲特这样的股票投资老手来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巴菲特购进这两家公司时，拥有价值2470万美元的债券和720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至1969年，仅经过两年，巴菲特就使这两家公司债券和股票总值达4200万美元。
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巴菲特的财富增长得更快了。以前伯克希尔是属于自己的合伙控股企业，随着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解体，至1970年，巴菲特个人拥有了29%的伯克希尔股票，大概有47.5万股，他成为了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
第二节 积极进行扩张
1969年，在华尔街大萧条前，巴菲特成功地提前退出了，当时他公司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为了应对股票的崩盘，巴菲特把其中的1700万美元投资到股票上，而其他的8000多万美元被他投资到了证券上。
至1972年，购买证券向来要求稳妥的巴菲特又开始活动了。显然，他从华尔街又嗅到了股票上涨的信息，就像猎人看到了猎物的踪影，他又要在股市上一显身手了。
然而，此时的股市在外人看来，并不是那么好。当时的美国政治上刚刚经历过著名的尼克松“水门事件”，弹劾总统成为当时美国人的一个重要话题。
而在经济上，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通货膨胀也非常严重，华尔街的股市上一片萧条。
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证券组合价值1.01亿美元，其中只有1700万美元投资于股票，巴菲特把余下的钱一股脑儿都投到了债券上。但是，他逐渐一步一步回到了游戏规则中来，这次导致他转变的催化剂又是华尔街。
此时，1969年的股市崩溃还让许多人记忆犹新。在1969年的大崩溃中损失惨重的那些投资者、经纪人们，都吓破了胆，有的还转入到了其他行业。
曾被繁荣后的崩溃吓坏了的基金管理者们，都纷纷缩回到壳里。经纪人的报告空洞无物，分析家们都在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那些仍然坚守在股市上的资金，此时也变得非常谨慎，他们都选择把资金投资在那些广为人知的成长型股票中，如宝丽来、雅芳等成熟稳健的股票。
当时，人们还给这些股票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漂亮的50种股票”。在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中，这些公司有一定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同于大繁荣时代那些忽高忽低的公司，将会永远成长下去。因此投资它们无疑是安全的。
当然，投资这些公司是安全的。在1972年，“漂亮的50种股票”以天文数字般的80倍盈利率的价格在市场上交易。于是，在股市一片萧条的情况下，那些基金纷纷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来，把这些优秀企业的股票拉得非常高。
很明显，现在再投资所谓的“漂亮的50种股票”，此时利润也已经非常有限了。善于出奇制胜的巴菲特自然不屑于追逐那“漂亮的50种股票”，他要在“漂亮的50种股票”之外寻找机会。这也是巴菲特从不人云亦云、另辟蹊径的做事风格。
股市的低迷给巴菲特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他的改变出奇地熟悉却完全颠倒了方向，就像过去年代里电影胶片倒放一样。在大繁荣的年月里，他的主意和愿望慢慢地干涸了；但在现时市场没落的情况下，他却活蹦乱跳的像一匹小马驹。
巴菲特一直在寻找低价的股票，至1973年，巴菲特身边的人们发现，巴菲特开始研究各个公司的股票，他这儿抓一把NPI公司，那儿抓一把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接着是美国卡车、芝星维公司、汉帝哈曼，一大串名单都在巴菲特的视野中徘徊。
当市场下滑时，巴菲特企业名单的数量增加得更快了，考德威尔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国王商场、摩西鞋业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匹克赛夫公司，这些显赫的公司的资料，都出现在了巴菲特的面前。
经过认真的研究，巴菲特不断在寻找着商机，而他本人也处在一种极度的亢奋之中。
有一次，巴菲特与人谈话时，他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说，“有几天我起床以后甚至想跳踢踏舞。”
发现了商机后，巴菲特就会果断出手。那时，巴菲特会拿起电话，订购股票。
“巴菲特先生，你要咨询什么股票？”
“我不要咨询，”巴菲特略显兴奋地说，“我只想知道有没有公司的股票？”
“有。你打算吃进多少？”
“你们有多少？”
“我们有很多，能吃进5000股吗？当然还有更多的，10000股也有的。”
“那就把10000股统统吃进！”巴菲特果断地说。
据巴菲特的一个经纪人克利福德·海斯后来回忆说：“巴菲特会每天两三次，甚至四五次地打电话进来。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仿佛他无法控制自己喜悦的心情。”
当时，巴菲特在疯狂地吃进股票。然而，外人感到吃惊的是，巴菲特的股票还在一路下跌。至1973年年底，巴菲特的投资组合的市值已经跌至了4000万美元了。
对此，巴菲特并没有过分地忧虑。面对朋友的咨询，他还幽默地调侃道：“幸好我现在经营的不是合伙人企业，如果我不把合伙人企业解散，目前的市值情况可能会令那些合伙人发疯的。”
至1974年，巴菲特的账面损失更加严重了。而用伯克希尔股票价格来衡量的净价值跌了一半多，然而这些事实对他的士气却没有任何打击。
巴菲特的一个朋友后来回忆说：“从巴菲特的谈话中来看，他仿佛没意识到什么。”
那时巴菲特持有的主要是联合出版公司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上市时曾经是10美元一股。然而，它却不断下滑，在一个月内降至了8美元一股。
然而，巴菲特还在继续吃进，从1974年1月8日那天开始的107天时间里，他都买了联合出版公司股票，最低买价达到5美元一股。这个做法自然使人们感到疑惑。
当时的各大刊物都以显著标题，描述这场前所未有的恐慌。如：《商业周刊》说“从墓地呼啸而过”；《福布斯》说“为什么买股票”；《商业周刊》说“可怕的崩盘”，等等。
此时的美国在全球势力范围内也处于衰退之中：在欧佩克组织成功业绩的激励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组建卡特尔；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黄金时代的发展到头了。
华尔街也被国家的阴沉气氛所笼罩，“漂亮的50种股票”也在不断下跌，施乐从171美元跌至49美元。
股票的一路走低，为巴菲特继续吃进股票提供了条件。经过这一轮的吃进以后，巴菲特的财富王国里变得丰富起来，纺织、保险、糖果、零售、银行、出版等多种行业都加入了进来，这些低价位吃进的股票，为巴菲特后来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
这实在是一个股票乱世，但也只有现在才是出英雄人物的理想时机，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胆识和毅力来做英雄。
9月份，格雷厄姆从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劝告证券分析家们认识到所谓的“价值复兴”。他语重心长地提醒道：“投资，并不要求天才。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适当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经营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顽强不屈的性格。”
也就在这个时候，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做了公开的预测，他接受了《福布斯》对他的采访。
“您对当前股市有什么感想？”记者问他。
“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说。
“什么？现在吗？”记者吃惊地问。
“不错，现在是华尔街少有的几个时期之一：美利坚正在被抛弃，没人想要它。”巴菲特镇静地重申了自己的反应，“当别人害怕时，你要变得贪婪。”
他热情地表示：“我把投资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因为你永远不必改变态度。你只需站在本垒上，投手扔来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没有惩罚，只有机会的丧失。你整日等待着你喜欢的投球，然后趁外场投手打瞌睡的时候，大迈一步将球去丢向空中。”
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干，但是现在，正当市场处于低潮时，他又系好了钉鞋，竖起了球拍，准备出击了。
巴菲特又回来了！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
巴菲特的大儿子豪伊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在西海岸的朋友查理·芒格。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鸣板。只有芒格，巴菲特才会让他走进自己的帐篷。
巴菲特总是一副欢快的样子，而他的这位洛杉矶伙伴却很冷峻。他没有巴菲特那种轻松优雅，常常连再见都懒得说，喜欢在对什么事作出结论后就马上从椅子上站起身并走得无影无踪。
在许多次收购活动中，巴菲特都用芒格做他的律师，但他们的事业却是彼此分开的。巴菲特曾劝芒格：“老兄，你的才智用在法律上太可惜了，加入我的伯克希尔吧！”
芒格却总是一耸肩，轻快地回答：“算了吧，那我自己的公司怎么办？”事实上，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一直经营着一家投资合伙企业。
但他们职业上的联系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他们每人都各自独立地在洛杉矶公司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点，也为伯克希尔公司买了一点。至20世纪70年代初，巴菲特成为蓝筹股票的最大拥有者，而芒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从分发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等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而蓝筹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1.2亿美元。于是巴菲特又多了一个货币储备来源。他和芒格双双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并接管了投资委员会。
1971年，巴菲特和芒格遇上了一桩好生意。
罗伯特·弗莱厄蒂是蓝筹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他得知加州最主要的巧克力连锁店喜诗糖果店将要出售。蓝筹公司的一位决策者威廉·拉姆齐也很有意思要买下它。两人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正在奥马哈家中的巴菲特，讲述了这件事情。
“哦，什么，”巴菲特说，“糖果生意！我觉得我们并不想做糖果生意。”话音刚落，他就挂上了电话。
拉姆齐听到他这番话后，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等着再接通巴菲特的电话。每一分钟都过得那样漫长。秘书在慌乱之中错拨到巴菲特的办公室，那儿没人应答。
约莫三四分钟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巴菲特就说：“我正在看它的数字呢。好吧，我愿意出个价买它。”
他随即打电话给芒格商量这件事，说：“你知道，也许产自法国8英亩葡萄园里的葡萄的确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总是怀疑其中4%是说出来的，而只有1%是喝出来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芒格干脆地问。
“我的意思是说，加州爱吃巧克力的人们都乐意为公司的糖果多付一些钱的。”
“你再把那些数字给我念一下。”芒格说。
巴菲特照办。芒格沉默了一下，说：“账面价值不大嘛！他们开价多少？”
“3000万美元。”巴菲特回答，“但我觉得2500万美元已经足够了。”
“不错，我也这么想，买入价不能高过2500万美元。”芒格响应了巴菲特的意见。
他们真是非常走运，尽管价格相差很大，但由于无人竞争，公司回电话答应了2500万美元的价格，这是巴菲特迄今为止做的最大的一项投资。
第三节 选择合作双赢
在商业战场拼杀，相互竞争无疑是非常普遍的，但竞争有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与别人开展合作才能取得更大的共赢，而共赢的前提就需要让人放心。
巴菲特作为一个具有超凡经营意识的投资者，自然明白这些，在对《华盛顿邮报》和可口可乐的投资上，巴菲特就充分利用了这一原则：让人放心。
巴菲特喜欢报纸，他的一生都与报纸有缘，儿童时期，他就曾做过几年的报童。历史也许有许多巧合，巴菲特做报童时就曾卖过《华盛顿邮报》，多年以后，没想到自己竟成为了这家报纸的股东。
《华盛顿邮报》于1877年由斯蒂尔森·哈钦斯创办，它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揭露水门事件和迫使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职，《华盛顿邮报》获得了国际威望。
当时的华盛顿邮报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广播、有线电视系统和杂志。1973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上市总值为8000万美元。
而经过认真调查后，巴菲特估计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实际价值有四五亿美元。
即便这样，巴菲特还是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要在邮报市场价格少于其总实质价值的1/4时才买入。不论情况如何，他都将在公司价格大大低于它的实质价格时才毫不犹豫地买进。这个策略符合老师格雷厄姆的教诲：低价买进才会保证有安全性。
从1973年2月开始，巴菲特开始逐渐吃进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
华尔街股市的萧条，无疑给巴菲特吃进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提供了便利。至当年的10月，巴菲特已经成功买进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的70000股，成为了这家公司的最大外部投资者。
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的购买虽然进行得很低调，但是后来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女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还是知道了。
看到一个非家族成员拥有华盛顿邮报公司这么多股票，凯瑟琳未免心存顾忌。即使巴菲特没有控制权，但对她来说这也是不安全的。
此时，巴菲特明白，他需要让凯瑟琳确信他的购买纯粹是投资行为。为了让她放心，巴菲特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这位华盛顿的女富豪。
在给凯瑟琳寄去一封友善的信后，巴菲特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来到了华盛顿凯瑟琳那富丽堂皇的豪宅。
看到巴菲特的着装，凯瑟琳微笑着说：“巴菲特先生，你为什么喜欢穿这样的衣服呢？”
巴菲特微笑了一下说：“倒不是我非常喜欢这种着装，好像许多人都要找我衣服的茬儿，我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所以才穿了这件衣服。”
凯瑟琳准备的宴会开始了，各种丰盛的美食、香槟都摆了上来。然而，在宴会上巴菲特只是喝那相对廉价的百事可乐。
整个社交界都很兴奋，因为不管就餐时在座的人穿得多么高雅庄重，巴菲特先生总是只喝百事可乐。凯瑟琳生日聚会那天，许多大人物们聚在一起用餐。出版商兼文学鉴赏家麦尔考姆在高潮中起身，用银勺轻轻敲了几下盘子，人们立刻安静下来，静候他的发言。
“各位，”麦尔考姆拿出一瓶澄澈莹碧的葡萄酒，大声宣布，“这是凯瑟琳出生那年装瓶入窖的，让我们共同分享这份生之喜悦。”
“哗……”掌声立刻响起，人们频频点头，准备品尝这瓶他花大价钱买来的上好佳酿。
当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时，这个百事可乐的忠实者用手挡住了杯子。“不用了，谢谢。”他说，“我看我还是省点儿钱吧！”
巴菲特和凯瑟琳经历了很美好的谈话时光。巴菲特保证他不再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票，并书面宣布他希望伯克希尔能“永久”保持所持有的股票。凯瑟琳也就一些财政问题咨询了巴菲特，发现他是一位很有真知灼见的行家高手。一种友好、轻松、坦诚的合伙人关系开始在两人之间逐渐形成。
巴菲特作为回报，也邀请凯瑟琳去自己的海边度假屋做客，并特意买了个沙滩椅。
凯瑟琳很喜欢巴菲特家的随意气氛，但当她和巴菲特躺在沙滩椅上时，却发现他的几个孩子一直在周围打转，充满期待地大笑。
她捉住漂亮的女儿，问：“告诉阿姨，你们笑什么？”
“啊，爸爸为欢迎您买了这些椅子，”女儿心直口快地回答，“可我们还从未见他下过水呢！”
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巴菲特笑得有些发窘，而凯瑟琳却笑得有些感动。
她移过身子诚恳地说：“我希望您有一天能加入董事会。”
“那您还在等什么呢？”巴菲特也是当仁不让。
“如果您以后有意见就尽管说，但一定要说得婉转些，如果冲我大叫大嚷的话，我宁愿去上吊！”凯瑟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重申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巴菲特拍拍她的手，示意她根本不需要说这番话。
巴菲特参加宴会的事，在华盛顿传开了。顿时在整个华盛顿的上流社会，都在流传着巴菲特这个“乡巴佬”的幽默故事。
当然，巴菲特关注的不是这些。通过这次和凯瑟琳的见面，他告诉这位控制着华盛顿邮报公司的女富豪：“我只是一个投资者，我的兴趣在于赚钱。而我对公司的管理绝对没有兴趣。”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一名董事，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的人。他在董事会议上很少说话，但偶尔也会插上几句。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致力于寻找投资新领域的工商管理硕士对每位消费者在传媒和娱乐工业部门的花费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娱乐的数目达到了50亿美元。
巴菲特抬起浓浓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亿美元，这个数字很有意思，”他说，“这意味着美国如果有2000万10多岁青少年的话，那么每人每月都要在录像上花费20美元。”这就是他脑子运转的方式——用数字来说话。不用说，华盛顿邮报公司没有涉足于录像业。
与此同时，巴菲特也成为凯瑟琳的私人教师。每次他去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教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
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旁边写着：“这是读第20份年度报告后的你。”
凯瑟琳开始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和大量财务术语。回答职员提议时，她常说：“有意思——我们去问问沃伦吧！”有些同事认为巴菲特在操纵她，但凯瑟琳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提出建议和劝告，越了解巴菲特，就会越喜欢他。
实际上，巴菲特总是尽量小心地不明确表态，而是促使凯瑟琳变得更自主一些。“沃伦，你来一趟华盛顿好吗？”一次，凯瑟琳又给他打电话，“我想让你参加一项谈判。”
“什么内容？”
“我想把华盛顿邮报公司在华盛顿的电视台加一笔钱，换成底特律的一家电视台。”
“不行，”巴菲特说，“你自己去谈判。”
“那好吧，我们给多少价？”凯瑟琳问。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法更有效一些。正如老师充分信任一名学生，那么诚挚的学生绝不会辜负他。
巴菲特的出现给不是很擅长财务管理的凯瑟琳撑了腰，再没有人敢轻易欺骗这位富有的寡妇；而凯瑟琳也把他当作自己“最贴心的朋友”，无论是个人事宜还是商务大事，都很信赖他。一种叫作“友谊”的东西开始成长起来。
有一次，巴菲特邀请凯瑟琳去奥马哈参观。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奥马哈在哪里，便决定开开她的玩笑。登上飞机以后，他叫她画一张美国地图，标出奥马哈的位置。这张地图简直糟糕透顶，他想抢过来留下作个纪念，但凯瑟琳手脚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还有一次，他们到拉瓜迪亚之后，凯瑟琳急着要打电话，便问他有没有0.1美元。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0.25美元硬币，和其他百万富翁一样，他舍不得浪费0.15美元，于是就跑出去想换成零钱。气得凯瑟琳在身后跺脚大叫：“沃伦，快把那0.25美元给我！”
为了让凯瑟琳放心，巴菲特还建议全权委托凯瑟琳的儿子代理自己行使股票权。
巴菲特的努力终于使凯瑟琳消除了疑虑。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放心地邀请巴菲特加入董事会，并且很快任命他为董事会财务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日子里，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教会了凯瑟琳如何运作一家成功的企业。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巴菲特通过华盛顿邮报，确实赚到了很多钱。1973—1993年，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公司的投资数额由1000万美元上升至4.4亿美元。
而华盛顿邮报公司给巴菲特的回报则更高。当巴菲特购买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15.7%，只略高于斯坦普工业指数的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
但至1978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就增加了一倍，是当时斯坦普工业指数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的两倍，比一般报社高出约50%。
在以后的10年间，华盛顿邮报公司一直维持着它的领先地位。至20世纪80年代末，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更达到了36.3%。
快速发展的背后，自然也让巴菲特的投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75—1991年，华盛顿邮报公司赚取的现金，比转投资于本业所需资金多出许多。
面临将盈余还给股东还是运用到新的投资机会的选择时，巴菲特倾向回馈给股东，其做法是大量购入邮报公司的股票，以每股60美元的价格，购入了43%的股份。
统计资料表明，从1973—1992年的20年的时间中，华盛顿邮报公司为它的业主赚了17.55亿美元，从这些盈余中拨给股东2.99亿美元，然后保留14.56亿美元，转投资于公司本身。其市值也从当年的8000万美元，上涨至27.1亿美元，市值上升了26.3亿美元。
1990年，华盛顿邮报公司将每年给股东的股息由1.84美元增加至4美元，增加了117%。这样，无论是卖出该股票或继续持有该股票的投资者，都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华盛顿邮报的高额回报，再一次证明巴菲特认为“一份强势报纸的经济实力是无与伦比的，也是世界上最强势的经济力量之一”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巴菲特加入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后不久，重新又对另一个老牌公司产生了兴趣。
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敲开GEICO的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小公司。在随后几年中，它迅速成长。洛里默·戴维斯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为总裁，而GEICO也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
但20世纪70年代初戴维斯退位后，GEICO的新管理层出现严重失误。至1976年初，它宣布前一年份的亏损额达到惊人的1.26亿美元。1974年时的股票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纪录，而如今跌到了4美元。
与此同时，GEICO的原主席、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度过了自己80大寿的庆典，过着一种宁静朴素的生活。
一个宁静的冬日，巴菲特敲开了格雷厄姆的家门。许多年不见，昔日沉稳睿智的老师与青春热情的学生都已让岁月改变了模样，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与名动天下的投资家。两双手穿越时光，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他们一起畅谈过去的物是人非，真是感慨万千。巴菲特转入正题，很恭敬地说：“谢谢您给我资格和机会与您一起合著《聪明的投资人》的合订版，但我想放弃合著者的身份，只愿意做一名‘合作者’。”
“为什么呢？”格雷厄姆仍保留着师者风范。
“这个，”巴菲特沉吟了一下，但仍在老师面前坦诚相告，“我发现我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说说看。”老师又在循循善诱。
“我希望书中能有部分内容来界定‘大型企业’，确定它们的‘内在价值’问题。”
“可是一般读者并不需要这点，他们基本上没有机会像你一样大手笔地买进。”
“您建议一个人投资在股票上的资产额上限为75%，我倒更乐于在合适价位上押上我所有的赌注。”
“并不是别人都像你一样有足够的判断力，适当地保留余地是必要的。”
“我可不想千里迢迢来与您争斗，”巴菲特抛开了这个话题，转问老师，“您近来注意到GEICO的动荡了吗？”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有些积蓄在GEICO的股票里。”格雷厄姆不慌不忙地回答。
“您知道吗？”巴菲特的眼神变得温暖起来，“自我很久以前售出GEICO的股票后，我心里一直有个心愿，我想大规模地重新投资于这个公司，就像对华盛顿邮报公司一样。”
“在它面临破产的不安全条件下吗？”老师的眼神却依旧锐利与理性。
“它目前是陷入了一场大麻烦，但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的话，这将是一个机会。”
巴菲特向前挪了一下身子，重又像当年一样热切地凝望着老师。“更重要的是，我想跟随您的脚步，拯救您的公司。”
“太多愁善感！太英雄主义！”老师下了评语，但他的眼神也温暖起来，拍拍巴菲特的肩，老人说：“去干吧，孩子，谢谢你！”
1976年4月，GEICO举行年度会议，400名股东解雇了原总裁，精力充沛的约翰·丁·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
伯恩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100家办公机构，裁员将近一半之多，但仍无济于事。现在GEICO的财产值跌至了最低点，只值2美元一股了。这个一度不可征服的公司正面临着成为保险业有史以来最惨痛失败者的危险。
巴菲特决定出手了。
遵照他的意思，凯瑟琳给伯恩打电话说：“伯恩，有位贵宾想见见你。”
“我现在没空，让他另找时间吧！”忙得焦头烂额的伯恩没好气地回答。
时过不久，伯恩又接到GEICO原总裁戴维斯的电话：“伯恩，你是不是怠慢了沃伦·巴菲特啊？”
“我？没有哇！”伯恩有些莫名其妙，但突然省悟到什么，“等等，刚才凯瑟琳来电说有人想见我，被我拒绝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戴维斯随即大声咆哮起来：“你这头蠢驴！快到他那儿去一趟。”
7月的夏夜，在凯瑟琳家的豪宅中，巴菲特与伯恩长谈了数小时，他对GEICO的现状有了充分了解，也对伯恩的魄力留下了深刻印象。临别前，他握着伯恩的手说：“GEICO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企业，暴风雨总会过去的。”
伯恩也心领神会地表示：“我会记住您这番话的。”他已经在长谈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伯恩离开后数小时，巴菲特就起床给自己的经纪人打电话，指示他以2美元的价位买进50万股GEICO，并说随时都准备“买它几百万股”。
在华盛顿邮报公司年度董事会上，他更是泄露出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也许会破产的企业，也许不到下周，所有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一旦开始，巴菲特绝对不会中途停下，伯克希尔很快就在GEICO上投资了400多万美元。
但GEICO远未脱离危险，它必须筹集到新的资本。伯恩跑遍了华尔街上的8家公司，都遭到了拒绝。他极度沮丧地回到了当时还是个小公司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伯恩坐定以后，所罗门总裁古特弗伦德拿开嘴里叼着的雪茄，冲他很不高兴地冷笑一下，“不知道有谁会买你兜售的这种该死的再保险协议。”他说。
伯恩心平气和地回答：“你对自己所说的该死的东西一无所知。”
他表现出的男子汉气概给古特弗伦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立即要求自己的分析家研究了GEICO股票，听到巴菲特投资的消息后，他就更加安心了。
8月份，所罗门兄弟公司同意替GEICO承销价值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并发行成功，巴菲特一个人就买下了25%的股份，相当于伯克希尔2300万美元的投资。
短短6个月时间里，GEICO就上升至8美元，达到原来的4倍。随后几年内，伯克希尔把份额翻了一番，从而使巴菲特成为具有控制权的投资者。
不久，伯恩兴冲冲地来见巴菲特，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沃伦，有人投标想收购GEICO，是全球前500名企业中的一个。我们该怎么办？”
“你自己做主好了。”巴菲特不动声色地说。
“哦，拜托了，你可以完全告诉我怎么办吗？”伯恩真是拿他没办法。
巴菲特仍是什么都不说。他拍拍伯恩：“走吧，我答应过陪你去参加纽约夜市交易会，再不走就迟到了。”
交易会上热闹非凡，许多金融界与商界的大人物们都前来参加。
“嗨，沃伦，”那位投标GEICO的企业家热情地拉住了巴菲特，“咱们得谈谈，我听说你在GEICO里有控股权。”
“那你可就找错了谈话对象。”巴菲特把伯恩推到了身前，“他才是你们该找的人。”便转身离去了。
不一会儿，满面焦急的伯恩在人群中终于找到了正满脸笑容与人应酬的巴菲特。他把巴菲特拉到一边，小声恳求道：“你就在我耳朵边悄悄说个价格嘛！”结果巴菲特还是保持缄默。
曲终人散，巴菲特看到了一脸沮丧的伯恩。伯恩做了个苦相，说：“谈崩了，他们嫌价高。”
“这就对了！”巴菲特终于绽开了笑容，“GEICO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干吗要卖掉它！”
“可你先前为什么不明确反对！”伯恩很惊讶。
“因为我信任你，你有权决定一切。”
伯恩觉得心底涌起一股暖流，但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我说沃伦，要想知道你脑子里究竟想什么，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1976年9月，GEICO尚未完全脱离困境，格雷厄姆就在法国的家中逝世了，享年82岁。许多年后，当伯恩接受传记作家采访，谈到自己的事业时，伯恩带着明显的喜悦说：“我最成功的事情是选对了英雄人物，它都来自于格雷厄姆！”
1976年圣诞前夜，华盛顿邮报公司总部里彩灯闪闪，人声鼎沸，这里正在举行传统的圣诞晚会。
巴菲特拿着他的百事可乐，和大家随意闲聊着。突然，他注意到几位主管领着一位肤色黑黑的客人躲进了一个房间。“凯瑟琳，”他拉住正路过身边的朋友，“那是谁？”
“啊，是文森特·麦奴，一位报业经纪人。”凯瑟琳看了一眼，回答说，“他想说服我们投标购买《布法罗新闻晚报》。”
巴菲特的耳朵一下竖了起来，他问：“你对这生意有兴趣吗？”
“布法罗只是一个又旧又冷、满是铁锈的钢铁城，这家晚报又没有周日版，倒有13个工会。”凯瑟琳没直接回答，耸耸肩，摇摇头。
“开价多少？”巴菲特关切地问。
“4000万美元。不过没人特别感兴趣，麦奴已经降到了3500万美元。”凯瑟琳突然有所领悟，她笑着问：“沃伦，你莫不是对此感兴趣了吧？”
“哎，凯瑟琳，如果你不买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巴菲特果然表明了立场。
经纪人麦奴不久就接到了巴菲特的电话。
“你星期天工作吗？”巴菲特问。
麦奴说：“这要紧吗？”
“我想你可能在乎。”
1977年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巴菲特和芒格来到了麦奴家中。他们在麦奴的俱乐部吃饭，被火烘得暖洋洋的。当他们回到住所时，巴菲特提起了购买事宜，他代表蓝筹公司出价3000万美元。
“不行，太低了。”麦奴不同意。
“3200万美元。”巴菲特提高了价格，但麦奴还是摇摇头。
“我想提醒你1976年《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税前收益只有170万美元。”芒格向来在谈判中唱红脸。
“我也想提醒你，《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日发行量是它的竞争对手的2倍，广告额要多出75%。”麦奴的态度也很强硬。
巴菲特止住芒格，拉着他一起离开了那个房间。过了一会儿，两人一前一后地回来，芒格一句话没说，只在一张黄色法律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正式出价：3250万美元。
“差不多了。”麦奴点了头。
合同很快签订，这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
巴菲特和芒格立刻飞抵布法罗，考察报纸情况。他们发现竞争对手《信使快报》的发行量与晚报之比为1：4，但能靠近万份的周日版来维持平衡。
“这种平衡状态应该打破，没有周日版，《布法罗新闻晚报》会失去统治地位，而且可能会逐渐走下坡路。”芒格直率地说。
“不错。苏珊常说她不介意我是全国倒数第二个理平头的，但我要是成了倒数第一，她可受不了。”
巴菲特幽默地对朋友咧咧嘴说：“我想咱们在布法罗的下一步行动是很明白的。”
不久，巴菲特就以董事长的身份开始筹划晚报的周日版，领导手下绞尽脑汁地设计方案，并乐在其中。但是布法罗人担心当地萧条的经济状况经不起两家报纸的殊死搏斗，纷纷预言总有一家报纸会被挤垮。
《信使快报》也明白这一点，发起了惊人的攻击。它控告《布法罗新闻晚报》有垄断意图，要求禁止它的周日版在11月13日的首次发行。
1977年11月4日，来自伊利湖的暴雨即将来临的时候，巴菲特站到了联邦法庭上。他神情泰然，衣服皱巴巴的，怎么看也不像个富翁。
整个长廊上挤满了《信使快报》的雇员和他们的家人，等待着决定他们生计那一刻的到来。对他们来说，这个来自奥马哈的百万富翁是条毒蛇。
控方律师发起了猛烈进攻，巴菲特则平静地回答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开种种圈套。他只是不动声色地提供事实，什么也不能激怒他。
“你为什么要学《信使快报》发行周日版？”
“你们都觉得《信使快报》已经发行许多年头了，独此一家，可人们的习惯力量是很强的。每天早上我刮胡子都先刮同一边，穿鞋都先穿某只脚。人是习惯性的动物，他们多年来使用的产品是有很大优势的。”
“那么你是否想过出版周日版可能使《信使快报》停业？”
“没有。”
“从来没有吗？”
“我想《信使快报》的日子还长着呢！”
控方律师终于让对手上钩了。他走向审判席，手里挥舞着一份最近《华尔街日报》上关于巴菲特文章的复印件，大声朗读了其中一段，证明巴菲特其实一直有垄断报纸的念头。
“沃伦把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比作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收费桥梁，然后可以随意提高价格，要多高有多高。”
这引用的是巴菲特朋友的话。一刹那间，全庭上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收费桥梁的比喻太形象了，正是他童年的梦想，人人都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
法官的判决是允许周日报出版，但严格限制了它的推销工作。
两家报纸全力展开了古老的新闻战，但在争夺星期天霸权的战斗上，晚报由于这场官司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78年《信使快报》每个周日都比《布法罗新闻晚报》多发行10万份。这一年，《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税前损失达290万美元。
1979年，纽约联邦法庭推翻了对《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禁令和歧视诉讼，还巴菲特以清白。但在此期间，明尼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买下了《信使快报》，《布法罗新闻晚报》又面临着对抗另一位外地大富豪的持久战。这一年，《布法罗新闻晚报》创纪录地损失了44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和芒格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
但巴菲特并没有武断地强令挽回经济损失，而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击。“我们力争比别人有更多的新闻，”他对所有人说，“如果他们有7页的体育新闻，我们要比他们更多。让所有的传统做法见鬼去吧！”
他请来《奥马哈太阳报》的出版商利普西坐镇布法罗；他频频会见大的广告商和零售商；他支持发行系列版和竞争……总而言之，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沃伦，这回我们似乎挖了一个永远也填不平的坑。”芒格向他抱怨。
“没办法，我们已经欲罢不能了，只能咬牙坚持下去。”巴菲特镇定地回答。
事实上，由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77年开始反弹，卖到了每股132美元，巴菲特的资产达到了7400万美元左右，但其中有一半已经投在了《布法罗新闻晚报》上。
关键时刻，《布法罗新闻晚报》又面临着与工人的新危机。1980年底，送报的卡车司机们要求增加人手以及不工作的时候也拿钱，巴菲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那是12月份的一个星期一晚上。
在另一工会负责人希尔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星期二早晨6时，司机们开始游行。在纠察队的干涉下，报社工作全部停止。《信使快报》大受其益，登出了罢工的联名呼吁。布法罗到了最可怕的一刻。
报纸总编赶到办公室时，发现巴菲特孤独地站在窗边，注视着窗下喧闹的游行人群。
“我们得想办法赶紧复工，否则就得关门大吉了，损失的市场占有率会要了我们的命。”他对着巴菲特的背影焦急地说。
“可一旦我妥协，其他12个工会也会跟着来。”巴菲特低声回答。
“现在是我们两家报纸竞争的紧要关头，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总编指出事情的另一关键之处。
“所以他们才以为我一定会妥协。”巴菲特慢慢地转过身，总编发现他面色严肃，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但我恰恰敢冒这个险。”巴菲特缓缓地说，一颗豆大的汗珠从他额角悄悄淌了下来。
他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拨通了工会谈判代表的电话，一字一顿地表明了自己最后的立场：“如果报纸不出版，我就不发工资，并解雇全体员工。如果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版工作，我宁可取消周日版！”
电话那头的人一字不漏地转达了巴菲特的话，他“言必信，行必果”的一贯作风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这番话的分量。
“不管你们要争取什么，都别做得太过火了。”其他工会领导人提出了善意的劝告。司机们体面地让步了。
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看到了《布法罗新闻晚报》。
5年后，巴菲特买下该报后的税前损失已达1200万美元。布法罗盛传着会有一家报纸倒闭的消息，问题在于是谁先熬不住。
1982年9月，《信使快报》倒闭了。《信使快报》关门的那一天，《布法罗新闻晚报》改名为《布法罗晚报》并开始发行晨报。6个月内，它的发行量就增至36万份，充分显示了它劫后余生的读者率和垄断地位。
报社在无竞争的第一年的税前盈利就达到1900万美元。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报年盈利为4000万美元，比巴菲特在蓝筹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的总投资还要多。巴菲特的循环投资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劲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