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关注民生创新经营
非常时期就必须有非常的想法和行动，不应受外界价值观的干扰。——松下幸之助
1931年春天，松下电器举办了春季运动会。以前每年都是到附近的名胜古迹去游览，作为慰劳员工的团体活动。今年却别开生面，以运动会代替。
4月16日，松下电器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热烈竞争的场面吸引了很多观众。当时松下电器已有营业部、第一工厂、第二工厂、第三工厂、第四工厂，于是便按照所属单位分成5组，轮番较量。
4月16日上午8时30分，大家都在大开路二段本店集合，排成整齐的队伍，走到野田阪神前，坐上在那里等候的游览车。第一辆车有乐队，伴奏着音乐，一群人浩浩荡荡朝天王寺出发。
总共25辆游览车，威风十足地从福岛开往中之岛，然后再向南前进。沿途中，过路的人都张大眼睛好奇地注视。游览车的每一个窗口都有人挥舞“国际牌”的旗子，或者是印有松下幸之助标志的旗子。
沿途可以听到人们交谈：“喔，原来是松下电器！”
“那是‘国际牌’电池灯嘛！”
“那是‘国际牌’干电池呀！”
市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览车终于开到天王寺公园。大家下车以后，排队走进运动场。
松下幸之助比大家早一步进去，站在台上，接受入场队伍敬礼。各部队都以分列式进入场内，并停在指定的地点。虽然他们是第一次，步伐却很整齐，场面十分动人。会场的来宾、会员的家族和一般的社会民众，都受到了感动。
入场式完毕，全体运动员各自回到预定的帐篷休息。然后依照节目顺序表演。在竞赛进行中，拉拉队各显神通，使每位观众都看得十分过瘾。
到了下午，一般观众席的位置已经大爆满，形成空前的场面。
最后的化装游行，突然跑出一列大熨斗、大插座、大插头开始走路。又有南洋土著人的舞蹈等千奇百怪的表演，使得观众和会员自己都不由得拍手叫好，声音响遍全场，产生了比预期更大的欢喜和狂热。
最后一起退场，立刻换成制服，排成队伍开始行进。走过主席台前敬礼，绕场一周之后，站在自己的位置，形成闭幕典礼的队形。会场顿时肃静下来，队伍也整齐划一，井然有序，连松下幸之助自己也肃然起敬，而观众们则连连称好。
第一次春季大运动会，收到了比预料中好上几倍的成果，终于圆满结束。松下幸之助和其他会员，都觉得这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运动会。从此以后，松下电器每年都举办运动会。会员人数增加，训练也随之更加严格，一年比一年规模更大。
松下电器的运动会，竟成为大阪市很有特色的庆典活动。
后来，松下电器把运动会的名称改为“体育大会”。节目内容也以锻炼体魄为主。
1940年第十次体育大会，松下电器在甲子园原地举行，因为步伐整齐、有规律，使得8万名观众看得目瞪口呆。“兴国在人，亡国也在人”，这是古圣先贤的教训。
只要翻看历史，便可确知这句话是真理。事业的成败也一样，关键在人。得到人才的事业就会兴盛，否则，便会衰微。
松下电器有今日的成就，就是因为得到了人才的缘故。松下电器为什么能交好运得到人才呢？是因为作为经营者的松下幸之助强烈渴求人才。任何东西，都要先有渴望，才能得到，这是千古不变的原则。
松下幸之助在1922年创业初期，有50个员工。大开路一段建好了200坪的工厂之后，他心里就一直想着：“我需要人才，我要培养人才。”
当时他患着肺炎，一边养病，一边经营。住在同一条街的木庭医师，每天给他打针，打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是一位不大像医师的医师，很讲义气，有点江湖人脾气，病人如有错误的观念，他一定会训一顿，他不但治疗肉体上的毛病，也纠正病人错误的心理。总而言之，他是一位很特别的医师。
木庭医师和松下幸之助相当谈得来，松下幸之助便把病弱的身体交给了他。此后，不管是身体或业务经营有问题，一定请教他。松下幸之助有时候也向他吐露一点自己的野心和抱负。
松下幸之助曾向他透露自己要一面经营事业，一面培养人才。也就是一面生产，一面教育员工。
具体地说，他想在富士山下建一个大工厂，招收全国优秀小学毕业生，叫他们每天工作4小时，受教育4小时，直至专科、大学毕业。用工作4小时所赚得的工资，作为教育的学费。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一定比普通学校毕业的人，更能脚踏实地，更能做事。
这个方法，不必消耗国家的财力，也能省下家长的教育费，靠自己的劳力来接受教育，更能养成独立的气质；另外，身为经营者的松下幸之助也可以借机灌输“劳动神圣”的精神，以便提高工作效率，使得生产合理化。
松下幸之助也可以从4小时的生产中得到充分的收益，用来继续扩大工厂。这样的想法，松下幸之助是在养病的时候想出来的。不过，那只是一种空想，再看看实际的情形，倒有一点气馁。
松下幸之助原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常常在心里幻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引以为荣。
与其说松下幸之助是实行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更恰当。理想家在现实生活中容易遭受失败的打击。像他这样常常空想的人，今天能够成功，实在是因为他得到了人才，也培养了人才。松下电器的人，虽然年轻，却都是拼命工作的铁汉；虽然年轻，工作能力却不输给长辈。
松下幸之助用人的原则是：尽量看员工的优点，而不注意员工的短处。有时因为将某人优点看得太重，没注意缺点，因而派他去担任超过能力的职务，后来出了问题。
但松下幸之助却认为这也没什么不好。如果拼命去找员工缺点，他将不能安心用人，反而因时时担忧他失败而寝食难安，员工的士气也会低落，会影响公司的发展。
可是很幸运，松下幸之助不管员工的缺点，只看他们的长处，常常毫不考虑地叫有专长的人去担任主任或部长，将经营的责任交付给他们，结果他们的确也能发挥长处，恪尽职责。来松下电器工作的人，未必都是人才，只因松下幸之助让他们发挥优点，所以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同样，做部下的人要注意上司的长处，别斤斤计较他的短处。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定会成为上司的得力助手。丰臣秀吉这个人，只看他主人织田信长的长处，最后他成功了。明智光秀却恰恰相反，光看主人的缺点，所以他最后失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1930年5月5日，对于松下电器而言，是值得大书特书、意义非凡的一天。从这一天起，松下电器的指导精神，终于有了确定的原则和目标。
松下幸之助以前的理想之一，是要建立一所店员职训所，也是在这一年开始筹备。到底建在哪里好呢？职训所必须有相当大的一片地。松下幸之助想在1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建3000平方米的建筑物。
这个买土地的工作，松下幸之助交付给石井去办。石井到处物色，看中了西淀川区姬岛地方的一角。但为了一些细节不能谈拢而作罢。很碰巧，他们听说府下的门真村有人要出售土地，石井赶快跑去看，地点在京阪沿线门真车站附近，交通非常方便，便劝松下幸之助买下来。
松下幸之助也到实地去勘查。当时京阪沿线尚未建设，松下幸之助总觉得距离大阪太远，心里有些犹豫不决，但卖方非常热心，而这时自己又寻不着适当的土地，再说职训所远一点，也不会影响经营，松下幸之助终于决定买下来。总坪数是3500坪，每一坪是17.5元。
关于职训所，松下幸之助计划以培养中坚店员为重点。从全国各小学毕业生里，选出优秀的人才。每天读书4小时，实习4小时，合计8小时。除星期日以外不休假。
大约5年以内，修完中等学校的课程，可以比普通中等学校学生提早两年就职。松下幸之助认为这一时期的少年，是人一生中可塑性最大的时期。无论是学做生意、学机械技巧或学经营，都是最适当的时期，可以提早两年毕业，更可以培养他们的实力，做一名真正有用的从业人员。
终于，松下幸之助要把计划付诸实施。
第一阶段建300坪建筑物。营造工程和土地，共需15万元，对当时的松下电器而言，是一笔金额庞大的负担。但是为了要实现崇高的使命，他们不能吝啬这笔钱。
松下幸之助梦想中的学园总算成真。规模虽然不算大，行政安排以及教育内容上，还不能十分让松下幸之助满意，但是对松下电器来说，这是意义深远的建设。
职训所施工期间，各工厂的订单一天比一天增加。大开路的总工厂，员工们日夜不停地加班。赶货的第二工厂、第五工厂、第六工厂、明石工厂、丰崎工厂、第八工厂也一样，但仍无法应付过多的订单，到了年底订单更如雪片飞来，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热潮。
在如此的盛况之下，建筑职训所的工作，松下幸之助已无暇过问。松下幸之助最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应接不暇的订单问题。年底也快到了，非加快脚步建一个大工厂不可，于是开始找土地。
至少要找一块1.5万平方米或1.8万平方米的地方才够用。这么大的土地，实在很难找，就算找到了，价格也一定非常昂贵。
这时他突然有个主意，若把职训所的空地，暂时挪过来使用，就可应急了。松下幸之助终于在门真开始建设总厂，那是1932年年末决定的。
1933年7月31日，把全部工程正式交由中川建筑公司承包开工。就这样，松下幸之助在“不惑之年”把总厂建起，这象征着他们已迈出了神圣、辉煌的第一步。虽然他们士气高昂，但松下电器的业绩，并未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水准。
比起当初，工厂增加、扩大了很多，销售量也提高不少。可是，全都是小型工厂，无论规模或技术方面，都比不上第一流的大公司。只因为他们不断地扩展、充实内容，才能保持很高的信誉。
这时候，松下幸之助宣布要建总厂，令社会人士刮目相看。有的人称赞他们“无可限量地发展”，有的人却指责他们“海派作风”、“是个骗子”。这也难怪，松下电器虽然不停地进步，实际上却是以十分实力，做十二分的运用。这样做，当然会加重松下幸之助的心理负担。
松下电器不断跃进，所有的银行贷款，都是以信用融通换来的。因此，这次的资金，松下幸之助也得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向银行交涉。松下电器已有长久的信用实绩，这次银行也丝毫不加考虑地将钱借给他们。
总厂新厂房终于7月竣工，8月举行新厂房落成招待会。松下幸之助在致辞时，直接坦白地告诉大家说：“这次建总厂的钱，全是向银行贷的。”
松下幸之助说：“我只不过是把事实老老实实地发表出来罢了。”松下幸之助内心却感到很喜悦。新屋在恭喜祝贺声中诞生了。建筑的外观非常明朗，景象一新，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有南欧的风味，“根本不像是一个工厂”。
落成招待会完毕之后，松下幸之助于9月间正式迁入办公。第一次是在大开路一段开设本店，第二次是在大开路二段。这一回是第三次，本店的迁移告终。换言之，经过3次才在门真的一角建立了松下电器的总厂。
松下电器在人事编制上有了变化：1932年5月5日，创业纪念日那一天，店员和工厂员工，合计1000多人。次年的5月5日，人数已增加至1800多人，增加率50%，这在当时算是迅速成长。
以下是当年1月至5月的情形。2月16日，扩大第五工厂，并把第三工厂并入第五工厂。5月，门真建立了新工厂。又在前一年4月收买的三乡村用地，建了一座干电池新工厂。
由此看来，当时的发展是多么的迅速。
第二节 制定战时经营规则
门真厂和总厂，位于大阪东北方，是迷信中最忌讳的方位，被称作“鬼门”，加上经济恐慌记忆犹新，同行们纷纷说松下幸之助是盲目经营。
松下电器每天早晨8时，围成小圈圈的一个队伍，唱出了《社歌》与《七大信条》，接下来是精神训话，有时谈社会现象，有时发表个人经验，有时谈公司政策。松下幸之助自认不善言谈，但总能以诚意感人，并以身作则。
根据训练所的课程，每一位新进人员，即使是大学毕业生，都得从基层的装配员做起，然后接触推销业务，接受生产及销售训练。
1933年4月设立了事业部制度，7月开始着手研究小型发动机制造。
当时的人颇不以为然，大家总觉得发动机这种东西是动力电机厂的产品，不应由生产家电用品起家的松下电器来开发，而且曾经制造发动机闻名的奥村、北川两家公司，先后宣告破产倒闭，大阪一带没有一家电机制造厂敢再冒险生产。
而松下幸之助的看法却是发动机的用途会越来越广泛，在不久的将来，每家每户用10台发动机的日子即将来到，于是他就让刚从高等学校毕业才3个月的佐藤士夫负责研制。
佐藤在学校里只学过一点理论，被派到研究室做中尾的部下。一开始，他先收购发动机，拆开观察研究。
松下幸之助给他5万元研究费，又派了一名京都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桂田德胜协助他，在困难重重下备尝辛劳，终于在次年11月完成了1/2马力的小型发动机，命名为“松下开放型三相诱导电动机”，并开始制造销售。
当时所得的评价，与闻名国际的三菱发动机比较，竟毫不逊色，小型发动机的开发又成功了。于是在收音机部门工厂内，设立专门制造发动机的工厂，开始大量生产。
跟小型发动机同时研究发展的蓄电池，也在相同的信念下，和冈田电气公司合作研制成功，共同出资创设“国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1934—1935年，松下电器陆续开发各种新产品超过600多种，生产总额880余万日元，从业员工共计3545名，已是电器制造界的小巨人了。
这时，松下幸之助不但把自己的所得投注干事业，也积极鼓励员工在松下电器投资，并于1933年设立“员工储蓄金制度”，1934年再设立“配股储蓄金制度”。
后来改为株式会社后，开始奖励员工持有股份，并附奖金50%，以后增加为100%，成为“投资储蓄金制度”。“正价”销售和联盟店制度基于共存共荣的理念，1934年7月，松下电器开始实施“不二价销售运动”，11月实施“联盟店”制度。
虽然松下幸之助从创业以来，一直努力大量生产降低价格，使商品普遍化，而且基于“不适当的高价格，或过低的利润都不是做生意的正道”来决定适当的批发、零售价，以确保代理商和代理店的合理利润。但是所定出的价格政策，却没有人遵守。
自1932年开始，价格的竞争越厉害，代理店要求“不二价”的呼声越高，加上代理店认为松下幸之助的发展是可喜的，但是松下电器利益越来越少。于是松下电器决定实施不打折扣的“正价”销售运动。
所谓“正价”，就是“合理价格”的意思。正价销售运动首先实施在收音机、干电池销售上。
推动运动之初，松下幸之助在致所有代理店的谢函中，说出如下信念：“正价运动，可以使消费者安心购买，并确保各位的利润，我深信这是达成共存共荣、提升社会生活的大道。”
为了顺利推动正价运动，同时安定代理商的经营，接着又进行“联盟店制度”。
本来代理商给予代理店的利润是没有一定的，因为各代理店经营状况越来越恶化，联盟制度正是针对这个弊病而设的，主要内容是每半年由松下电器按营业额，给代理店固定比率的“感谢金”。代理店的负担因此减轻，能够获得适当的利润。
除了联盟制度，松下电器也努力降低成本，积极协助销售，并以广告活动来支援联盟店的营业活动。
联盟店制度的实施，密切配合了松下电器、代理店和联盟店。松下电器在第二年代理店换约时，发布“松下电器经营精神”，呼吁支持代理商：
松下电器并不只消极地要求各位代理商多买东西就算了，而要更进一步地让各位了解我们的经营状态，互相启发，共同开发合潮流的产品。
这是松下电器对代理商的义务。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参与代理商的经营，彼此合作，使业务迈向繁荣之道。
在共存共荣理念的号召下，松下电器和代理店、联盟店的关系，在物质、精神两方面牢牢结合在一起，使松下电器的销售网越来越坚固。
1934年12月，“松下电器制作所”，改组为“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同时采用了比事业部制度更进一步的“系列公司”制度，在各事业部下，设立了9个子公司。
这一次改组，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站在控股公司的立场，人事方面管理着各系列子公司，更具独立精神从事生产销售。
松下幸之助深恐由于业务扩大，经营会陷于散漫，员工可能会变得骄傲，所以提出以下的规范，来约束员工和经营的执行：
不管本公司将来有如何辉煌的发展，请绝对不要忘记我们是商人、我们是从业人员、我们是店员，要热忱地从事业务，虚心地待人接物，这是我们的原则。
1936年至1937年，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组成法西斯同盟，自称为“改造世界的轴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势必影响到全世界的人民。
战争势必对日本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1937年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色彩。由于《国家总动员法》的制定，将劳动力、资金、原料、生产设备等予以集中，完成了军需产业动员的体制。
家用电器中，先将电热器、电扇等，列为奢侈品而禁止生产。收音机、电灯泡、干电池等也在军工产品之列，加以种种限制。于1939年开始实行从业员的雇用限制，9月份起又开始了物价统制，以致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受到了强烈的影响。
处于这种情况，为了努力维持原有产品的生产，并谋求在战时体制下企业的生存之道，松下幸之助决定协助军需生产的方针，于1938年开始接受武器组件的订单。
面对着这一巨大的变动，松下幸之助深恐事业的原有形态迷失，又怕由于发展军需生产而使经营流于散漫，也为了将松下电器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他在1939年3月制定《经营须知》、《经济须知》和《员工指导与律己须知》，促使全体员工的自觉。
《经营须知》内容是：
经营是公务，而非私事。能以买卖为重，善尽其道，就等于对国家尽忠。要把买卖当作“社会公器”，不可稍存私念。
好的经营可裨益社会，坏的经营会贻害人群。要有好的经营，必须人人全力以赴。
应常存“顾客至上”的心理，时时不忘感恩。为了繁荣，尽责而不顾自己，正是回馈社会的第一步。
《经济须知》内容是：
身为实业界人士，经济观念的涵养为第一要务。尤其在科学极端进步，经营急需科学化的今日，技术研究人员须知研究也是经营之一。应致力于经营经济意识的研究，不可陷于对经营不适合的研究。
所有经费以“量入为出”为急务，要常加检讨，尽量避免浪费。至于营业等费，各部门更应尽力做全盘的整顿，备用品、工具消耗品等，尤应加以爱惜使用。
每月严格执行决算。一个月的业绩应早日公布，使大家了解。资金应作为最有效之运用。应该改进的事项，须切实检讨，加以改进，以免重蹈失败的覆辙。
《员工指导与律己须知》内容是：
员工的指导训练，实为事业兴隆的根本，凡负有指导部下之责的主管，都应随时留意，起带头示范作用。
人的潜在力和适应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尽知的。务必使之适材适所，各展所长，对工作力求贡献，公司才可政通人和，提高效率。力求减少偏差，消弭不平不满。
指导部下应以真诚待人，一视同仁，信赏必罚。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该追究的一定要追究到底，绝不采取讨好或姑息政策，要以诚意督促他们向上。
事业的成功，首在人和。亲睦和谐是本社一向重视和强调的社风。误用严戒反而滋生凡事依赖他人的心理。在各自执行业务上，要独立自主，决不仰赖他人，而且必须互助合作，以竞事功。
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总动员法》。法令下达后，凡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日用品均受到限制，甚至连收音机、电熨斗都被算作奢侈品。松下电器也受到了打击。
1940年政府正式展开资材统制，民需生产因此遭到大幅削减，店里的商品日渐减少，品质也开始恶化，家用电器也是如此。
由于代理店的回扣被迫降低，产品的品质和服务大为低落，引起层出不穷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松下电器于1940年1月第一次召开“经营方针发布会”以后，消费者、全国的联盟店、代理店等，明确地表示尽量维持电器生产的方针，并于同年8月，倡导“优良品制造总动员运动”。
不论制造部门或销售部门，一切都应该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生产价廉物美的优良产品。
不仅在制造上，在市场流程方面松下幸之助也是密切注意。松下幸之助很注意自己的产品是否真能使消费者得到满足，有没有服务不周的地方。松下幸之助要求全体员工将此宗旨切实执行。
1942年10月，由于原料买进更加困难，虽然不得不使用代用材料而变更设计，但绝不能使产品的品质低劣。由于物质不足，市场抢购以及统制的加强，生产上困难重重。
但基于销售劣品并非事业正途的信念，松下幸之助一直贯彻维持品质的方针。此一方针和前年所倡导的《经营须知》、《经济须知》，同样成为松下电器在战乱中正确的指导方向。
松下电器在1939年7月，将实验成功的电视机在电器发明展览会上公开展出。
该项电视机是为了迎接预定1940年在东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发的，试播接收情况极佳。可惜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战争而中止，电视机的播映也无法实现，因此家庭用的电视，直至战争结束后，才与观众见面。
第三节 消除战争后的影响
松下电器能够在日本的商业史上留下不朽的盛名，除了前期一系列电器商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之外，再就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飞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使松下电器真正成为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跨国企业。
但是，松下电器的起飞并不那么顺利。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战败国，经济自然受到了巨大创伤，并且受到了来自美国的监管，日本的大企业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松下幸之助公司连同三菱、三井、住友等14家企业一起，被美国列为“财阀家族”，其所属企业被指定为战争“赔偿工厂”。
这样一来，这些公司的资产被冻结，所有资金的借入、动产和不动产的卖出，以及更新设备等，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对于企业来说，这些措施无疑都是致命的。
在这之后的松下幸之助甚至重新开始了借债度日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6日，在其他人陷入战败的哀痛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却知道此时应该做什么，他对员工宣布：“战争是结束了，但日本从现在开始需要重建，公司也要迅速迈开战后发展的第一步。希望大家迅速投入工作，务必尽快拿出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
松下幸之助的企业管理风格一向雷厉风行，在向公司管理人员布置任务以后，经过两三天的商讨和研究，8月20日，他就向全体员工发表了公司发展计划：
以前，我们面临本世纪最为剧烈的变革时期，松下电器必须迅速恢复生产，勇敢地迈出重建日本的第一步。我认为，松下电器一天也不能处在毫无方针的状态中，这样会使员工不安。我们固然无法预知未来的命运，但不论发生任何变动，物质缺乏的情况一定会发生，为了使松下电器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别无他法。
“工业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在此我可以说大家都将是日本工业复兴的先锋，公司欢迎失业的和将要失业的人们来这里工作，大家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发扬松下电器的传统精神，为日本的重建多作贡献！”
战后的日本，人们的精神普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表现了强烈的失落感，生产和生活极度颓废。在此种状况下，实业界受打击而不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物资又极度匮乏，这当然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实业家发挥才能的大好时机。
松下幸之助对此的把握是精明和适时的。松下幸之助的成功要素之一，便是他每每能在时局变革的开始调转风帆，迎头赶上。与此同时，他又具有经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使其所作所为能坚持商道，精心地生产，公平地买卖，殷勤地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松下电器情形并不乐观。当时号称工厂60家，员工2万人，但这些工厂大部分是因制造军需产品而成立的，并不适合民用产品生产。
好在松下电器的基础很好，在战争期间坚持优质民品生产，保住了这一方面的设备和技术；战时生产高精军需品，又积累了新的技术和生产经验；空袭中又侥幸留存下来不少生产设备；离开的人才又复归回来，资金则可以大量贷款。
由于在不幸中有这些有益因素的支持，没有用多少时间，松下电器就恢复了民品生产。战败当年的10月，工厂做好全面复工的准备。12月，即开始生产、销售收音机，电炉等。
次年年初，松下电器已有如下产品供应市场：收音机、留声机、扩音器、音量调谐器、电阻器、干电池、探照灯、小型照明灯、沥青绝缘材料、电极、发动机、电灶、熨斗、电热器、电风扇、电灯泡、保险丝、自行车零件等。
这些产品在战后不久陆续面世，由此可见，松下电器的动作是何其迅速。
但是，由于日本是战败国，其工业生产受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指挥部的限制。其中一项，就是半强迫地限制日本工业的发展，以防其国力膨胀，再燃战火。松下电器当然不能例外，很快就接到了这样的限制命令。
对此，松下幸之助没有沉默。他立刻要求属下干部，向有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经过再三努力，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久，有关方面核准松下电器生产收音机，随后，其他产品的生产也陆续核准。
然而，就在松下电器陆续恢复生产以后不久，新的限制又来了，而且更加繁多，更加严厉。这种情形使松下幸之助倍感伤心，他希望尽早发展自身企业的计划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松下幸之助都是一个有识之士。
战后的情势，使他看到了人们对民品的需求，而且感到作为一个实业家，有必要为社会大众迅速、及时地提供这一方面的帮助。
正因如此，松下电器才能经过艰难抗争，在战后的业界迅速崛起，终于成为日本顶级巨型公司。同时，松下幸之助也明确地意识到，此时的日本已不复当年，许多方面必须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局面。
比如，战后初期，由于盟军占领军为美国，所以政府的许多举措必然带有美国色彩，而且承担联合国指派任务的盟军司令部，也必然以自己的方式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实际的情形也正是如此。
盟军司令部在东京建立以后，迅速发布了一些战后处理和民主化的政策，其中的许多内容和措施与日本的现实和传统多有龃龉。
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员，松下幸之助或许不愿意看到日本的这种“动摇根本的震撼”，不过，他还是意识到了大势所趋，意识到了未来的走势。因此，他能够对联军的新政策、新精神作出积极的反应，也能主动地采取措施以适应战后的局面，尤其是民主化的进程。
在全面调整军转民的生产机制以外，松下幸之助还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以及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调整。
1945年11月3日，松下幸之助发表了新的经营方针，这个方针涉及经营的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松下幸之助适应新局势的比较全面的纲领。
这个方针的文字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
战后的世界，将是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时代。欲使公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全体员工必须发挥勤劳之美德。为此当先使每人生活安宁，故实行“高薪资、高效率”的理想制度。
为了达到此一理想，拟将步一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作为全体员工的福利机构，追求全体员工的经营实利。
各单位工作均应详加分工，进一步专门化，使各位担任业务、生产、经营的人都成为世界上的专才、权威。如此分工组合，即可奠定我们大企业的根本。
美国采取适才适所的用人方针，重视才干，因此才有相当高的效率。我们必须效法此方针，重视实力，简化资历。
日本复兴相当艰巨，各位务必努力经营，才能获得丰裕生活，也才能为社会提供丰富充足的物质产品。深愿全体员工同心协力，为实现使命而奋斗到底。
从上述5项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松下幸之助的这个经营方针，有许多方面是很有特色，也颇为科学合理的。
首先是效率与薪资的关系。一般的企业经营或其他行业，薪资和效率的顺序总是先效率后薪资，只有在高效产出的基础上，才能提高薪资。
松下幸之助反其道而行之，主要是针对战后日本的客观状况。当时，百废待兴，民生凋敝，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工作效率当然十分低下。
为改变这种局面，松下幸之助断然决定先谋求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使他们不虞温饱，从而积极地投入生产，提高效率，摆脱恶性循环。从主观上来说，松下幸之助并不认为这种顺序悖理，反倒觉得薪资和效率两者的关系本应如此。
他也意识到这种先高薪资以换取高效率的做法可能是冒险之举，就是说高薪资未必能换来高效率。
松下幸之助认为，如果出现了高薪低效的情况，那就是管理或人的思想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这种方式的毛病。而松下电器在管理和人员素质上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松下幸之助适应新局势的比较全面的纲领。
在制定高薪资到高效率制度的同时，松下幸之助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福利待遇方面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
废止职员、工员的区别制。此前松下电器的员工有职员和工员两种，职员是主管干部和业务人员，工员则是一线的工人，两者名义上有区别，待遇上也有区别，而且工员又分数等，进厂者要从见习工人到三等工人、二等工人、一等工人，如此攀升上去。这种区别，封建的意味十分浓厚，和现代民主化制度颇不吻合，故予废止。
实行全体员工薪金制。一是全体员工按职务和效益获取工资；二是给予相应的津贴。
8小时工作制。此前如同别家公司自定工时一样，松下电器自定工时为每日9小时，这与国外的工时比较起来要长，故松下幸之助及时予以调整，改成每日8小时。
如果说以上的制度比较现实的话，松下幸之助的另外一些改造和革新，就不仅仅是解决眼下的问题了。在这些方面，松下幸之助的眼光是超前的，着眼的是未来的发展。
在1946年1月新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松下幸之助进一步强调此点：“经过专门化的各部门，可以只生产一种产品，但知识、技术、工艺、经营都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产量也要达到世界总量的1%。”
松下幸之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企业由小到大的转变，从而跻身于世界最大企业之林。
松下幸之助的这种想法，多少源于对美国企业的了解，他的眼光已经看到了后10年、20年的发展了。专精分工，实质上是提高技术、工艺和生产规模，以形成集约化生产。
与此相对，松下幸之助又在全公司推出“提高技术运动”，以生产“有灵魂的产品”。战前的松下电器产品，技术含量高，品质优秀，松下幸之助决心恢复，乃至超越战前的水平。为此，他号召全体员工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同时，新成立“产品检查所”，自任所长，以监督产品质量。
经过如上的革新改制以及迅速组织生产的快速反应，可以说松下电器已具备了战前的经营管理状态和生产营销能力，而且潜在能力更为强劲，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第四节 渡过难关拓展市场
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松下幸之助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地推进企业经营的时候，种种限制加在了他的身上，使他根本不能投入经营，几乎毁了松下幸之助的事业。
1946年3月14日，盟军通过日本政府指定一批公司为限制性企业；同年6月3日，指定一批财阀，并予以分散财产的惩罚；7月起，分批指定一些工厂向战争受害国赔偿；8月11日，停止支付战争期间军方所购用军需品的补偿费；11月21日，指定一批政界、财经界人物不能再担任公职；12月7日，指定一批企业作特别处理。
非常不巧的是，盟军和政府的所有这些限制，几乎均和松下幸之助有关。
首先是被指定为财阀接着是指定赔偿工厂、解除公职、整理股份、指定限制公司、指定特别处理公司，最后是集中排除法。财阀的认定，主要以资产和家族历史为依据。松下电器在战时有关系公司67家，其中30多家都有松下幸之助自己的投资，而且有不少生产军需品的工厂。盟军把他和三井、三菱、住友等公司等同起来，以此认定松下幸之助为财阀，并列为财阀家族，限制其发展。
对于这种认定，松下幸之助很不服。他认为认定的两方面依据均不充分。
首先，自己拥有股份的公司虽说多达30家，但其规模合起来还不如其他财阀的一家公司的规模大；其次，自己是从本人这代才白手起家创业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并非来自祖辈的遗产，而且历史仅有20来年，和大财阀的数代传承根本不同。
松下幸之助公司在平时只生产民用物品，是应军方的要求才生产军需品的，而且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此，松下幸之助认为对自己的财阀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为了推翻这一认定，松下幸之助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拿出足够的资料以说明事实，松下幸之助命人做了充分的准备，仅说明书一项，就达5000页，全部用英文写成。
他在此后的4年中，来往于大阪和东京之间，向有关部门陈述理由、出示证据，但100多次的交涉并未带来什么好消息。
由于松下幸之助拒不承认自己是财阀，而且不断提出抗议，要求更正，所以他并非因财阀的认定而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而是坚持在任上工作，以示对错误认定的抗议，显示出绝不让步的姿态。
1948年2月，松下电器将解散的最终计划向有关机构申报。就在此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严格限制、解散，变为促进复兴与自立。先前的许多决定也随之失效，松下幸之助及其公司又一次渡过了生存的难关。
早在创业之初，松下幸之助就在自己的工厂里主动组织了劳工组织步一会。这个组织和工会近似，稍有不同的是，它不仅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更是促使全体员工步调一致、共同繁荣的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松下电器刚刚迈开重建、振兴的步伐，松下幸之助的一系列举措之中就有恢复步一会一项，而且加重这个组织为工人谋福利的特色，使它和工会更趋接近。
此后不久，盟军司令部发出了企业成立工会的通令，以作为日本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内容之一。为响应此号召，一时间，各企业纷纷成立工会。
松下电器的工人不甘落后，带头响应，遂于1946年1月30日正式成立松下电器工会，步一会随即解散。这个庞大的企业工会共有会员15000名，42个支部，理事长是朝日见瑞。
工会成立的那天，松下幸之助来到了工会成立会场，到会的员工大约有15000名，几乎全体员工都到会，会场显得有些拥挤。
当时的日本，许多企业的劳资矛盾达到白热化，水火不相容。哪一个公司的老板胆敢去参加工会的集会，那集会极有可能变成对老板的批判会、斗争会。
松下幸之助莅会，没有被轰走，而且还被请上台发表贺词，已经是很高的礼遇了。
那天晚上，一位熟人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君，你真了不起，公司成立工会，还没有见过哪一位总经理敢来参加会议。因为这个时候总经理来了，员工们一定会借机大肆发挥权利，来者肯定要受到无情的攻击。可你来了，真让人佩服之至！”
“这也没有什么可佩服的。自己公司的员工组织工会，即将进入新的伟大时代，身为总经理的人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所以我就来了，并不值得惊异。”尽管松下幸之助嘴上这样说，心里却为世事的变化而感慨。
他想到公司以前的情况，当自己进入车间的时候，班长就会喊“立正”，全体员工起立致敬；如今，就连自己要致贺词，也得先经过表决同意，真是变化太大了。
时代变化了，新工会也不是往日的步一会了。松下电器工会的理事长朝日见瑞是一位“老工会”，曾是劳工组织“同盟总会”的成员，对于工会业务相当熟稔。故此，工会一成立，各项业务迅即推展开来。
不久，即通过决议，提出了“三条纲领”和“八项要求”，诸如“争取团体交涉权”、“加倍支付薪资与津贴”、“撤销资格限制制度”等，其势头异常凶猛。
而就在此时，盟军的“驱逐公职令”发布，松下幸之助也在被解职之列。
工会得悉此事，以理事长朝日见瑞为首的大部分会员都不愿松下幸之助被解职，他们不顾少数人反对，迅速掀起了保护松下幸之助职位的运动，多方奔走，不遗余力。
全体15000名员工中的大部人都在相关的请愿书上签字，部分员工家属也签了字。工会干部带着请愿书，赴东京面交有关政府领导，慷慨陈词。与此同时，松下电器全国各代理店的店主们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发起同样的运动，向当局请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松下幸之助造成的确实是灾难。但是，松下幸之助不相信厄运。在20世纪40年代的后半期，他一直在抗争。由于公职驱逐令的解除，他得以继续留任松下电器总经理的职位，领导松下电器的恢复和发展。
从当时工业界的情况来看，松下幸之助是恢复生产最为积极的一个，也是最有成效的一个。但是，政策和形势并未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想生产，可是种种限制令下来，许多事情随即陷入停顿；他融通到了资金，生产出了产品，本拟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出售以盈利、积累、发展，可政府却颁布了限价法令；他想秉商人之道，正当地生产、经营，但业界的恶劣情形却牵制了他的举动。
然而，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松下幸之助有两点是始终未变的：一是决不就此躺下去不再起来，决不退缩、绝不停步；二是绝不同流合污。
当时，由于商品的缺乏，许多制造商不顾信义，粗制滥造，生产劣质产品，糊弄顾客，黑市交易也相当严重。对此，松下幸之助极为反感，进行了坚决抵制。
所幸全体员工埋头努力，终于能在毫不损及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下，巩固企业重建的基础，是松下幸之助感到庆幸的地方。
1948年1月，松下电器又遭遇到另一个新的危机。为了抑制战后严重的不景气，政府从1948年春天起，开始紧缩金融，因此物价上升的趋势缓和了许多。然而产业界却遭遇到严重的资金困难，企业纷纷倒闭。
松下电器在1946年年初的每月销售金额为370万元，至1947年，已经增长到每月1亿元。进入1948年之后，增速开始缓慢下来了。当年秋季，资本金仅有4630万元的松下电器，借款已高达4亿元，而且还有3亿元的未付支票、未付款项，使得员工薪金，不得不从10月份起分期支付了。
在这期间，松下电器从银行融资贷得3亿元，希望谋求改善。由于产品预期涨价比原来预定晚了很多，好不容易借出来的资金，为了弥补一时之急，都几乎用光了。
第二年的情况更加恶化了，松下电器为了天大的支票伤透了脑筋，真是一个痛苦的局面。
松下电器在1949年1月的经营方针发布会上，率直地说明了资金困难的情况，并表示为了打破既不能借款，也不能增资的瓶颈，除了靠自己的力量增加收益，别无其他办法。松下电器决心将以往3年来的赤字经营，变为黑字经营，同时呼吁全体员工全力以赴。
接着4月间，松下幸之助发布了重建经营的根本方针，也就是进行工厂的整顿，仅留下一些优良产品，采取集中生产的方式，以减低成本，再加强促销，以求收益提高。
这一年的2月，不景气更加严重。至7月，收音机、电灯泡等12家工厂，不得不半日休工，松下电器滞纳货物税见之于报端，这让松下幸之助得到“欠税大王”的封号，情势可说困难到了极点。
松下电器毅然执行机构改革，增加公司的高级人员，在总公司设置总务部、制造部、资材部、营业部等幕僚单位，并采取总监制，各工厂独立计算，彻底执行生产合理化。
公司更进一步加强销售网，从2月至10月，松下幸之助亲自由北海到九州，拜访全国各地的代理商、经销店，和他们再三恳谈。然后成立了代理店的亲睦组织“国际共荣会”，同时恢复战前的联盟店制度。本来销售路线十分混乱，各代理店都与两家以上制造厂商交易，亲属感很薄弱。
共荣会成立后，松下幸之助要求代理店共渡难关，迈向共荣的前途，并全力辅助代理店，巩固他们的向心力。同时在全国各地设立营业所，在营业所管辖下，以县市为单位，分别设立办事处，全力强化销售体制。
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原则上是一县市一公司。在市场混乱地区，则由各有关代理店在不勉强的情况下进行筹设。
在1959年之前，完成了全国性的销售公司网，同业及其他公司也相继仿照。至1949年4月，工厂恢复全日上班，这一段期间，麦克·阿瑟领导的盟军总司令部解散，财阀政策缓和下来，公司上下都怀着莫大的希望，准备踏出重建的步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日方订购大量特殊物资，世界贸易开始恢复了景气，沉在谷底的日本产业界，也因此解除了没落的危机。朝鲜战争爆发以前，松下电器每月的销售额仅几千万元。
6月以后，销售情况好转，终于有利润了，前途充满了希望与自信。营收大幅度改善，松下幸之助决定从这一期开始进行战后一次盈余重新分配，股东分了30%红利。第二年5月，又加上特别分红20%，一共分配了50%的利润。
这一年，松下电器接到各种战争必需品的订单，包括干电池、蓄电池、通信机、电灯泡等将近4亿元。
直至1951年7月停战，订单渐渐减少，然而经济已经恢复，电器用品的销售大幅度增长。为了迎接民营广播时代的来临，5月间开始发售高级收音机，12月开始发售新型日光灯。同时，因战争而中断的电视机研究，也在这一年重新展开。
战争的苦难已成过去，拓展海外市场的时机已告来临。
松下电器开始把目标转向海外，眼光看得更广阔。从前松下幸之助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却从一个世界人的眼光作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松下幸之助认为必须利用日本民族的特点，去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
松下幸之助向员工提出：“从今日起，要以‘重新开业’的心态，开拓我们的经营。但愿我们能够从更大的世界观来看事情，将心灵恢复到如同一张白纸一样，重新开始，从头做生意。做生意免不了有激烈的竞争，因此也应该有激烈的斗志。根本上不要忘了‘谦虚’两字，才能带来进步。”
1951年1月，松下幸之助宣布第一次赴美。
此行的目的，主要在调查海外市场，引进国外技术，学习别人经营的长处。1月18日，松下幸之助启程赴美，作为期3个月的旅行。
一个朝气蓬勃的美国计程车司机问他：“怎么样？美国是不是很自由的国家？”
从这位年轻人的问话中，松下幸之助看到美国的自由与繁荣，电视普及率急速增加，不久达到了700万台，收音机也突破1亿台，此外还有各种电子仪器陆续大量生产。
4月7日松下幸之助结束访美返国，对专门分工的方针更有信心，同时确认电子技术方面应该向海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