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莉说：“每次到了训练的最后阶段，我就觉得胸部闷得像要炸裂一样，上岸就瘫倒在地不能动了。”
一节课下来，陈跃玲要走10个来回。不到两三趟就汗水直流，10个来回下来，心脏像棒褪敲打似地咚咚跳个不停。
郭仲恭对庄晓岩说：“你若想保持领先的地位，必须要超越自己，迎接新的挑战，攻克新的难题……”
游泳队做针对性训练
1992年7月25日至8月9日，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圣火就要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燃起，为了在本次奥运会上取得好的成绩，中国健儿几年前就开始在各个项目上展开体力与毅力地角逐。
1991年的一天，中国游泳队训练场上。
教练周明正在对运动员庄泳进行现场指导，为了一年半以后的奥运会，庄泳正在玩命似地训练。
这一年，是庄泳练得最苦的一年，也是训练最为系统的一年。以前留下的老伤病，常常复发，每次训练前都得采取一定的措施才行。
但是，一切为了奥运会，“豁出命去也得顶住”。她随队去海南，到高原，认真地上好每次训练课。
正当中国游泳队全力以赴备战巴塞罗那奥运时，1992年3月，美国游泳锦标赛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
这次比赛美国女队的成绩大幅度地提高，创造了最好成绩。截止当年的到5月底止，15项世界排名第一全为美国女将所垄断。
消息传来，中国游泳队大为吃惊。中国在1991年还有三项排名世界第一，而到如今，最好名次也只在第三位。这无疑对中国游泳队冲击奥运的计划有很大影响，庄泳的专项也一定受到影响。
1991年，庄泳以25秒47排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第一，可是美国的汤普森3月份却游出了25秒20，基本上是当时近几年来该项目的最好成绩，虽然还威胁不到杨文意的24秒98的世界纪录。
庄泳的主项100米在1991年只排名世界第五，而汤普森3月却以54秒48打破了奥托保持的世界纪录。庄泳的最好成绩与汤普森相距0.64秒。
周明教练说，100米自由泳差距到0.5秒，即成为可竞争的沟壑。于是，有舆论说庄泳大概只能同杨文意联手在50米自由泳中搏击一番，100米基本可不抱希望。因为50米自由泳距离特短，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运气，任何环节发生任何细小失误，都可能失败。
然而，庄泳并没有气馁，她仍然按照教练的布置，踏踏实实地训练着。根据自身腿部力量差的弱点，庄泳仍然着重抓提高腿部力量的针对性练习。
经过几个月的系统训练，效果很明显，训练水平又有了一定的提高。庄泳充满了自信。
她不止一次说：“好久没同汤普森一同比赛了，奥运会上见。”赴巴塞罗那前，庄泳心理上十分稳定，曾公开表示过自己对奥运金牌地垂青。
中国游泳队的另一位队员钱红，曾在比赛中有过优异的成绩，后来病痛缠身，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坚持参加了1992年4月的亚洲锦标赛，并取得了100米蝶泳冠军。
这次比赛的优异成绩给了钱红信心，面对奥运会前的训练，她说：“如果没有锦标赛上的成绩和表现，也许，我真的再也不敢上高原了。”
自从1986年，中国游泳队有了高原训练后，钱红已经随队去过多次。高原上空气稀薄，大运动量、大强度训练后的乳酸中毒反应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运动员和常人一样，并非钢铁铸就，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靠的只有超常的毅力。
钱红说：“说句实话，我也知道高原训练对于我们游泳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我也曾尝过高原训练后带来的比赛甜头，但这次，我是真怕了，怕自己受不了。”
其实，钱红在平原上训练历来有股狠劲儿。对于这一点，冯晓东教练了解钱红的身体情况，也理解钱红的心情。他知道钱红怕上高原后，如果练得不好就会对比赛失去信心，那结果就不堪设想。
为了打消钱红的顾虑，冯教练对钱红说：“这次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老想着从高原训练中直接索取比赛效应，而应力求为夏训开个好头。能练到什么程度就练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到附近的风景点转转，上温泉玩玩，搞得轻松些。”
就这样，这次高原训练进行得比较顺利。过去，最多时3周内游量达到25万米。这次练了23天游量只有14万米。游量虽然不如以前，但是训练的质量提高了，钱红的精神、感觉也都挺好。
从高原上下来后，钱红接着就开始准备巴塞罗那奥运会。尽管她的情况在一天天好转，但她仍觉得自己的训练水平恢复地不够快。
冯教练安慰她：“你不是每次比赛都有发挥吗？以前，也有练得不顺的时候，比赛不也拿下来了吗？”
冯教练为了让钱红保持清醒的头脑，便把钱红的主要对手的照片收集起来，剪贴在墙上，写上成绩。
钱红明白，对手之多、实力之强，哪个也不容忽视。但是，只要有一点机会，我就要抓住！
钱红的情况越来越好，训练的起伏也比以往小。冯教练心头的疑虑逐渐减少，钱红的信心也一天天增长。她积蓄力量等待征战奥运会。
在游泳队中还有一位队员林莉。教练张雄对林莉的评价是：“先天条件不属上乘，她的成功，完全在于她肯吃苦，吃别人无法忍受的苦！”
林莉的主项是混合泳，这不仅要求运动员蝶、蛙、仰、自4种泳姿全面发展，更需要有非凡的耐力。
为了提高林莉的耐力，张雄为她制定了长期的大运动量训练计划，并且创造了一种针对林莉特点所独创的特殊训练手段，即“综合治理训练法”。
这种方法注意攻长距离不忘短距离，突强项不丢弱项，练技术又练心理素质和意志。每天1万多米的训练量，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林莉始终乐此不疲。
1992年4月，正当林莉刻苦备战，满怀信心迎接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从大洋彼岸传来信息：美国泳将在全美奥运会选拔赛上，多项、多次打破女子游泳世界纪录，中国运动员原有的优势被她们全面超过。
严峻的挑战把中国游泳队的姑娘们逼上了梁山，迫使林莉加快了备战奥运训练的进程。
为此，张雄安排了一系列针对性训练，特别是因室外池无对照物而游歪，影响了成绩的教训。
他们特意提前赴捷克适应室外烈日和时差反应，甚至于雷雨天也照常训练，还将原订3周的高原训练增加到了4周以上。
1992年5月28日，在张雄教练的带领下，林莉第5次来到昆明高原基地，开始了历时一个月的血乳酸控制训练。从运动训练角度讲，高原训练主要是强化忍受乳酸刺激的体能性训练。
乳酸作为一项生理指标，正常人在平原条件下，进行剧烈运动45秒至1分钟后，超过8个单位就会感到心跳气喘，四肢无力，头晕目眩，出现酸中毒甚至休克现象。
一般运动员在训练中乳酸指标达到10至14个单位时，持续能力也仅为半小时左右。而张雄却要求林莉在乳酸指标达到14至15个单位时，仍要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持续训练两小时。
为了增强无氧代谢能力，常常在一次训练课，8个50米冲刺为一组，要练4至5组，每组间隔休息时间只有7分钟。
后来，回忆起当时训练的感觉，林莉至今记忆犹新：他说：
每次到了训练的最后阶段，我只觉得胸部闷得像要炸裂一样，手脚沉重得像挂上了一个铁砣，肝区的疼痛一阵又一阵袭来，上岸就瘫倒在地不能动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国际大赛上夺金牌、破纪录，创造最佳成绩。在林莉的心中，分量最重的是奥运会金牌，最珍贵的莫过于是在奥运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
此外，还有一位游泳健将杨文意。在参加第六届世界游泳锦标赛时失利，给19岁的杨文意带来很大打击。
对此，1991年6月，国家游泳队总教练陈运鹏决定亲自带杨文意，收她为“关门弟子”。
这是杨文意万万没想到的。陈指导年届57岁，已带了一名男队员沈坚强，又身兼总教练重任，要操心国家游泳队方方面面的工作。正值备战奥运的紧要关头，陈指导竟主动提出要带自己，杨文意喜出望外。
陈教练不但让杨文意练自由泳、仰泳，还让她练蝶泳，提高她的兴趣，恢复她的自信。
训练中，不搞疲劳战术，而是用科学手段，讲究训练质量。尤其是短距离项目，时间短，更强调动作的力量、频率、速度、耐力。训练方法多样，比如力量训练不光在陆上练器械，还自制“土玩意”让队员在水中练。
杨文意一心一意，胸无杂念地训练。她不怕上训练课，最怕训练完的放松——太麻烦，常想赖皮逃脱。
后来，杨文意说：“陈指导一发火，就把我的衣服，训练用具往水中一扔，我只好跳下水中，一样一样拣回来。陈指导说，这个惩罚比做放松的效果要好。让我哭笑不得。”
随后，杨文意在全国锦标赛上，50米蝶泳竟然游出27秒05，获全国冠军；1992年4月底，在日本举行的亚洲游泳锦标赛上，50米自由泳杨文意游出25秒48，她信心倍增，把目标瞄准巴塞罗那。
5月1日，中国游泳队从日本经上海回北京。一向出言慎重，以“居安思危”、“忧患意识”而著称的陈运鹏，也按捺不住喜悦，向在上海的好友透露了关于“黑马”的预测。
可见，对于杨文意在奥运会上的表现，陈教练是胸有成竹的。
体操队苦练拿手绝活
1991年，李小双首次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亮相时，独具慧眼的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季托夫指着他说：“这个中国小个子选手将来一定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时，他紧随3名苏联队选手之后，名列个人全能的第四名。
随后，在黄玉斌教练训练下，只有17岁的李小双一举夺得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团体和自由体操两枚金牌。
此后，李小双成为备战奥运会的主力队员。
李小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亚运会冠军不是我的目的，我要让世界大吃一惊——明年我要做出“团三周”。
李小双想要冲击奥运会了。
“团三周”是指要在平地上，靠两条腿力量，把身体送到相当高度，然后团身向后翻腾三周半。自由体操场地不过12米见方，助跑距离有限，必须有巨大的初速度和爆发力，才能保证把人体抛向能翻转完三周的高度。
“团三周”不仅是个难度相当大的动作，而且还是个非常危险动作。特别是身体从腾空到落地，只有0.7秒瞬间，重心稍微把握不好，不是前趴，就是后仰。脚部踝关节此刻要承受的，是大约重于人体10几倍的冲击力，稍有闪失，轻则脱臼，重则骨折，还极易损伤跟腱。
在1991年和1992年两次世界体操锦标赛中，李小双的“团三周”之梦都因临场失误而破灭了。
距奥运会开幕的时间已经逼近了，李小双到底做不做“团三周”呢？
黄玉斌帮助李小双制定了新的夏训方案，他们在地毯下面跟头的落点处，挖了一个海绵坑，这样，既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又会使现场感更强一些。
李小双的跟头翻了整整一个酷夏。就在赴巴塞罗那之前的一次训练中，李小双做“团三周”时不小心压伤了左脚腕，但他没吱声，每天悄悄地做理疗。每次训练课用弹性绷带绑住，他怕教练知道而平添思想负担。
这次奥运赛场，即使豁上这只脚，他也要做“团三周”，李小双铁了心了。
在女子体操队员中，有一个并不惹人注意的女孩，她叫陆莉，在1992年之前，她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届世界级的体操比赛，唯一出去比赛的一次，是在1992年4月的巴黎首届体操单项世界锦标赛上。她在做高低杠落地时，脚底下挪了一步，只能站在第四名的位置上。
陆莉体质较弱，在准备奥运会的日子里，莉莉的旧病复发，几项健康指标均不合要求。为了拼入奥运会，120支针药注入莉莉的肌肉。每天一针，只打得屁股针眼密布，红肿成一个大硬块；每次注射完，莉莉疼得半小时不敢挪窝，稍微缓过劲儿，便又直奔体操房而去。
为了保证莉莉的饮食卫生，她所有的工资和奖金都被教练“没收”，甭说那些小姑娘爱吃的话梅、鱼片与之无缘，夏天，就连根冰棍也难得斗胆去买来解馋，因为这一切都被教练列为“无营养”的违禁品。
这样的训练和这样的疗养真是毫无乐趣可言，莉莉不知怎样形容那难以言表的心情，在寄给妈妈的信上，她画了一张挂着泪珠的脸。
10岁起，年轻的教练熊景斌在她身上开始试验“意念训练法”。一套时间为1分20秒的自由体操，熊教练要求陆莉在30分钟内把那几十个动作的要领准确无误地在脑子里“过电影”，哪个细节卡了壳，都要重新开始。
这种貌似简单的训练，其实很累很难，除了对那些繁琐的要领的记忆和理解之外，就是不允许有半点杂念侵入。这有些像练气功，必须“入境”，做到“意守丹田”。
最后，陆莉竟然能够在教练掐着秒表的情况下，用与比赛相同的时间，用意念完成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的全套动作。
陆莉是在国家队两位主力李燕和张文宁赛前受伤的情况下，入选奥运队伍的。纵然她掌握了一套世界独一无二的高低杠动作，但鉴于世界名将朝鲜的金光淑，独联体的古楚、李森科等人，又鉴于4月巴黎世锦赛上高低杠失误的阴影，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谁也没敢在陆莉身上压金牌的砝码。
陈跃玲练爬坡和耐高温
1991年8月，陈跃玲从日本参加比赛结束后，回到祖国。
这时，中华大地上已经刮起“奥林匹克风”。她心里很清楚，要从近几年一直领先的国外选手中攫取这枚金牌，并非易事。她必须在技术、战术、体力、心理上做好各种准备。
这一切，教练王魁早有盘算。这次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10公里竞走比赛确定的路线，与往昔选择的道路不同，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坡度很大。
国家体委田径处处长楼大鹏是国际田联理事。他把这个信息告诉了王魁。王魁过去就重视坡度训练，因此他在安排计划中更突出了这方面的内容。
于是，他领着陈跃玲来到大连，拉开了迎战奥运会的序幕。
就是在这里，在203高地，曾经的日俄战争之地，今天成了陈跃玲向竞走巅峰冲击的战场。这儿有一段山路陡得很，仰角足有30多度，距离800多米长。王魁领着陈跃玲天天在这里走坡度。
为了增加训练强度和密度，王教练根本不让陈跃玲有喘息的机会。
一节课下来，要她走10个来回。不到两三趟，就搞得陈跃玲汗水直流，大口大口喘着粗气。10个来回下来后，心脏像棒褪敲打似的咚咚跳个不停。心率每分钟达到222次。一回到宿舍，陈跃玲就瘫软在床上。
大赛前的一个多月，陈跃玲和教练又来到青海省多巴县。一次更为要命的高原训练开始了。
多巴县海拔2366米。王魁选择的是青藏公路上1985至1993公里处的一段坡度很大的路程。那里，海拔已达2420米。
在一个多月的训练中，陈跃玲将完成在高原缺氧条件下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坡度行走的能力以及缩短步幅、增加高频的技术改进任务。
其实，关于陈跃玲的技术改进一事，国家体委于去年年底就认定女子竞走在奥运会有夺牌之望，关键是技术上要经得起考验而不致重蹈覆辙。于是，在昆明组织了高原集训，由教练员、科研人员、裁判员对运动员的技术进行了“会诊”。
他们对曾超世界纪录又屡遭败绩的陈跃玲做了重点分析研究，提出了“适当缩短步长，加快步频”的建议和未来巴塞罗那比赛中的战术问题。这次，王魁正是采纳众议，确定在青海训练的任务的。
一个22岁、已经从事8年多竞走训练的运动员，技术已经基本定型，每步幅度多大，每分钟走多少步，已经形成条件反射，要改变它，是很难的。
现在，王教练要求陈跃玲缩短步幅，提高步频，每分钟要达到230步到240步，她心里也打怵。
此外，高原缺氧，对冷不丁来这里的人本来就难以适应。稍微动一动就上气不接下气，甚至头晕目眩，翻胃呕吐，何况要在这里高速度、高频率向上爬行，反复冲刺！但是，陈跃玲坚持了下来，还按照要求，在每天的训练中一遍又一遍地纠正技术失误，直到教练满意了为止。
在青海的那些日子里，瘦骨磷峋的王魁，为了使陈跃玲把体力完全用在训练上，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她，从县城出发，爬坡上青藏公路，往返8公里。
陈跃玲坐在他身后，瞅着她汗水湿透的背心，心里不是滋味。她心想，真要是在奥运会上拿不到好成绩，也确实对不起他。
7月16日，在当地组织的一次竞走测验中，陈跃玲以她顽强的作风和精湛的技术，甩下了青海省的男子冠军，取得了第一名，证明了经过坡度训练和技术改进后，她的能力有明显地提高。
接下来，王魁又给她上了最后一课。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竞赛日程早已确定，女子竞走赛安排在8月3日。那时当地的气温一般都在33度到35度之间。
在东北出生的陈跃玲，生性怕热，要在如此高温下参加激烈地比赛，平时就得创造种种条件增强身体的适应性，增强耐热能力。
于是，王魁要她在35度以上的环境下发挥技能。因此，他总是在每天温度最高的时刻组织训练。
夏日的青海高原，早晚和午间温差极大。王教练和陈跃玲提前吃罢午饭，匆匆赶到公路上。两个多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就在炽热的阳光直射下进行，不管天气有多热，不论在任何时候，陈跃玲都得按规定把长衣长裤捂在身上。
就这些还不行，在旅顺时，王魁每天都要给她安排一次桑那浴。
每当陈跃玲一钻进那间密闭的小屋时，水温就逐步调到85度到90度。顿时，那快滚开的水化为蒸气，弥漫在整个小屋里。在这个高温“蒸笼”里，陈跃玲每次都要蒸上20分钟以上。
7月中旬，赛期已近。他们从青海高原下来回到北京，正赶上17日到20日4个爆热天，气温高达40度，地面温度达到55度。有些路面沥青都晒化了。
王魁一看，又是一次绝好机会。行装一撂，就领着陈跃玲练了起来。
那几天，陈跃玲还是身着长衣长裤，天天到驻地附近的立交桥上爬高坡。头顶毒烈的日头，脚踩滚烫的水泥地面，冲着扑面的热浪，几个来回就汗水湿透了衣裤，水淋淋地紧裹着她的身躯。
有一天，训练还没结束，她终于再也支持不住了。大量地排汗使她快昏厥过去，感到虚脱。
陈跃玲停了下来，不练了。任王魁怎么吼叫，就是不练了。
她茸拉着脑袋，喘着粗气，就是一句话：“我练不动了！”
王魁看着她那精疲力尽的模样，铁石心肠也会软下来。“不练就不练，拉倒吧！”他气冲冲又无可奈何地扭头离去。
这一年，长期地超负荷训练，使陈跃玲腰肌劳损增生，再加上这几个月跟头把式地折腾，脊柱又错了一位，动不动就疼得直不起腰来、经常烤电疗，腰部皮肤都烤变色了。
在青海时，伤病更厉害了。有一次王魁和青海体工大队的高医生为她做脊柱复位处理。把她摁在床上，用手使劲地掰，把她痛得大汗淋漓。泪水和汗水把床单湿了一大片。
训练中，再疼也得挺住，回来后就爬在床上只知道哭。队员们见她那惨兮兮的样子，都陪着抹眼泪。
为了在奥运会上为祖国争得一份荣誉，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一年女子竞走10公里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意大利萨尔瓦多创造的42分7秒。
而陈跃玲的实际能力已达到41分30秒。以半分多钟的优势到巴塞罗那参加竞争，陈跃玲的心里比较有底了。
射击队员训练射击感觉
1992年1月，中国射击好手们进行组队选拔。女运动员张山和两名男队员王忠华、张新东一起入选奥运集训队，随后便开始了紧张地备战。
教练刘继升，特别强调“人枪一体”，要求队员的射击动作向规范化发展，力求形成无意识打靶。
4月14日，张山在训练日记上，提出了一个设想：
是否试验一次，身体侧立。
在15日的训练中，她试着把身体与靶位前沿线的角度增大到约20度，自我感觉有助于举枪与转体的协调，她增强了信心。
16日，张山把夹角再扩大一点，动作更加舒展自如。
她和她的枪，融为一体了。现在，枪就好像是她臂膀的延伸，又好像就是她的眼睛。她相信，不管碟靶从哪个方向飞出，向哪个方向飞去，只要她的眼睛能看到，它就“在劫难逃”了。
18日，张山通过实践，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探索。在训练日记中，张山表示：
坚持自己的动作，放开手脚做动作。
刘继升也在关切地注视着张山训练中的变化。看了张山训练日记中的体会，他立即给予支持，提笔在日记后写上“动作确认了，就需在程序上下功夫。”他提醒张山，把这种新感觉、新动作，熟悉起来，稳固下来。
临近奥运，为了更适应比赛，锻炼队伍，飞碟射手拉到山东进行超量模拟比赛训练。每天打100靶，连打3天。张山每天都只打98中。张山感到如果自己真想百发百中，并不难做到，但过早地出现高成绩，可能造成比赛中对自己的苛求，影响她射击时的“意境”。
刘继升也有预感。奥运出发前，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们守口如瓶。他只是说：“我们竞争力不强，能进前6名就不错了。”
但是，他在自己教练员日记上，毫不犹豫写上：“张山目前的技术状况，很有可能在奥运会上打出200中。”
在男选手中，有一位射击队员王义夫。在1991年里，王义夫首战洛杉矾世界杯射击赛，手枪慢射和气手枪就双双告捷。5月，他又参加慕尼黑世界杯赛，气手枪再度夺魁。8月，他又参加世界杯赛，同两名高手决战于慕尼黑，称之为世界杯总决赛。结果，王义夫力挫群雄，登上气手枪王座。这一年，王义夫成为全国射击十佳运动员之首。
王义夫对自己更加信心十足，他渴望着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他要去摘取奥运会上那耀眼的金牌。
1991年11月，王义夫把不满周岁的女儿托付给天津的姨妈，与妻子张秋萍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奥运集训。1992年2月，天津闹起流行性感冒，姨妈家全家病倒，王义夫赶去照顾了两天，又匆匆回到集训队。
4月间，王义夫在身体训练时巅了脚，脚腕子肿得老高，走路都一瘸一拐的。拖着一条伤腿，他一天也没耽误训练。没几天，集训队打考核，王义夫以一只脚为重心，手枪慢射打到571环，气手枪打到590环。
正在这里训练的一些省市运动员羡慕地说：“你看人家王义夫，一条腿比咱们两条腿都强。”
5、6月间，为了热身，中国射击队连续参加在德国和意大利举办的两次世界杯射击赛，王义夫又连连夺冠。
王义夫引起了世界注意，美国报刊上预测中国选手的奥运会表现时，认为中国射击队将获一枚金牌，指名是王义夫。
教练员张恒是极富指导比赛经验的。他和王义夫一起制定比赛方案，告诫王义夫：“到奥运会去，目标非常明确，争金牌。但不能去想非拿金牌不可，比赛中要想动作，想最佳感觉，动作打出来了，环数自然就有了。”
奥运会出发前，中央首长为代表团送行，李瑞环讲了一句话：“欲胜人者，必先自胜。”
王义夫联想到了自己。他想，手枪比赛两个半小时，在他这样的高水平选手的较量中，就是给你时间战胜自己。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谁能处变不惊，打出自己的正常水平，谁就能把握住成功。
乒乓球队员誓夺冠军
1992年，报刊在分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形势时，普遍认为有两枚金牌是稳操胜券的：
一是高敏的跳水，二是邓亚萍的乒乓球单打。
另外，代表团团长伍绍祖等体育官员，在公开场合也称，只有这两枚金牌是有把握的。
对此，教练姚振绪开玩笑说，“这次奥运会，我有些担心她得冠军，那样的话，世界所有的冠军她都拿完啦，我担心她会觉得没有意思了！”
有一次，姚振绪对邓亚萍说：“你的目标应该是在所有的奖杯上都刻下你的名字，现在你才刻了两个奖杯。”
当中国乒乓球女队把一枚金牌定在邓亚萍身上时，邓亚萍说：“我努力吧。”
后来，一位采访乒乓球多年的记者说，那时邓亚萍的气势不那么旺了，她的技术出现了一些故障。她的打法是正手反胶，反手长胶；正手快速，凶狠，反手怪异。她接发球是薄弱环节，而且因太矮，最怕对手左右调动。
邓亚萍身上突出的特点，被认为是“人小志大”，“手狠心黑”。《北京日报》有一篇评论，题目干脆就叫《人小心“黑”》！“黑”在哪儿呢？
这主要是因为，她打球，不仅对外国选手狠，对自己的队友也狠，能赢10分，她决不赢9分。这个评价，正出自她的教练张曼林之口。
就连平时队友的训练比赛，邓亚萍也决不服输。一次，她负于一个队友，她找到张曼林说。“让我再跟她打一次。”
教练知道她的脾气，只有捞过来，她才作罢。因此，对手们从内心里怵她。
对此，邓亚萍辨解说：“只要站在球台边，就是对手，只要是对手，就该打败它，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离奥运会只有一个月了。一天，邓亚萍和队友王晨打训练赛，最后以l比3输了。她的脾气表现得非常急躁，脸色很难看。场上的气氛有些难堪，尽管人们早已熟知她的性格。
输掉最后一局时，她怒呵一声，把球拍摔在地上，弹到几丈开外。尽管在场的有队友，有教练，还有记者。
她在对自己发火。张曼林没有说话，沉着脸。他对邓亚萍是厚爱的。回到宿舍，张曼林训了她一顿，并苦口婆心地分析了输球的症结。
可以说，邓亚萍的气势非常旺，这让对手畏惧。
对此，徐寅生说：“过去外国选手在球台边一见身穿红衣服的中国人，心里就害怕，动作变形，上场就打不好。现在邓亚萍就是一个让对手发慌的优秀运动员，而中国队现在缺乏的恰恰就是邓亚萍这种精神。”
许绍发也说：“中国男队缺乏邓亚萍这样的扭转局面的人物，她太出色了。”
张曼林说：“像邓亚萍打球的那种劲头，中国队里60年代有，70年代有，到了80年代就看不到了。现在冒出了邓亚萍，这就是希望。”
截止1992年7月，即第二十五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年仅19岁的邓亚萍已摘得各种各样的冠军奖牌50多枚，就差一枚奥运会金牌了。因此，这块金牌，她梦寐以求。
在乒乓球队男队队员中，最有实力的就要算王涛了。
他曾在1990年第一次参加亚洲锦标赛，获得男团、男单两项冠军；1991年初，他首次参加世界大赛，摘取了第四十一届世乒赛混双桂冠；1991年底，他首次代表中国队打世界杯团体赛，和队友一道战胜捷克、朝鲜、瑞典等强队，捧回冠军杯。
此后，夺奥运会冠军成了王涛最大的梦想，而这梦想差一点被一场“怪病”敲碎。
1992年年初，王涛从瑞典回国后不久出现口腔溃烂，舌苔上起了一层红红的血泡，所有的消炎药、清火药都无济于事，整整5天滴水未进。后来一位老中医，开了一副清火的药方，王涛舌苔上的血泡才渐渐消了。
6月底，中国男队碾转重庆、成都、广州、日本参加一系列比赛后，在扬州安营扎寨，准备在奥运会之前进行最后3周的封闭训练。
王涛刚到扬州就得了肠炎，腹泻止住后又发起高烧。躺在床上打点滴的那几天，王涛心急如焚，眼看奥运会一天天临近，自己一会儿伤，一阵儿病，再加上国内、国际比赛，真正的系统训练只有一个月，怎么去实现奥运冠军的梦想？
这一急把事情急得更糟了，王涛烧刚退，嘴里的血泡又起来了。当王涛捂着长衣长裤，头重脚轻地坐在闷热的馆里看队友们训练，感受大战气氛时，他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鼓劲儿：“一个硬汉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低头，病好了以后加倍地练，你会实现梦想的。”
王涛生病的那两周，男队主教练蔡振华每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在扬州运动员接待站的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绕着小池塘一圈一圈地走到深夜。
教练们对他期望很高，王涛病愈后，教练李小东每天陪自己加班，所有的期望都在不言之中。
冬训时，男队教练班子制订了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在奥运会上以双打为突破口，争取做“乱世英雄”。王涛和吕林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搭档。1989年底开始，两人配对几天就出访欧洲，几乎每次拿双打冠军。随后在亚洲锦标赛上夺得第三名。一年后，王涛和吕林又获得第四十一届世乒赛男双亚军。
王涛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王涛明白，处于困境中的男队需要他们每个人都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走出低谷。自己对这个集体的兴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担当起这个重任。
跳水队员进行奥运集训
1992年，每天重复的训练，使跳水运动员伏明霞每天清晨和中午，都是拼命睁开惺松的睡眼，走上训练场。
刻苦训练的伏明霞，在这一年年初，前往参加了独联体、德国和北美洲的一系列邀请赛。
她和教练庆幸地发现，一大批对手都掌握了伏明霞在世界锦标赛上的那一套动作。
而那些瞄准伏明霞的对手们，也惊讶地看到，伏明霞的新动作，又把她们甩在了后面。她们都是准备原来用的那套动作和伏明霞拼奥运会的。
一站一站比下来，伏明霞也曾输掉过应该到手的冠军。于芬却对此没有一点不快，她对伏明霞说：“这时失败很好，正好让我们明确你的动作上的不足，还有时间狠抓一下，再向成功迈前一步。”
此后，教练又对伏明霞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训练。
伏明霞在自己的训练日记第一页写道：“今天到三亚，明天开始训练。我一定要按计划好好准备奥运会。”
这是一次全新的训练，要在海风和日光中，完成翻倍的训练量。
伏明霞从未有过露天训练的经历，可这是迎接奥运会的露天比赛所必须的。
适应突变的环境，还要承受大运动量的训练。在三亚，有时要连续训练6个小时，除了力量训练以外，要连续完成240个动作。
午后1时的太阳，晒得伏明霞像个小黑孩。于芬一直向对伏明霞这样说：“你要想着去拼别人，而绝不是要保冠军。”
伏明霞在预赛后，交给教练的训练日记中也这样写道：“我今天预赛第一。明天还要重头来，一轮一轮地去拼。”
在跳水队，还有一员跳水健将高敏。在澳大利亚佩思的第六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中，高敏没有料到，她又一次战胜了老对手、苏联的拉什科。
当比赛结束，高敏头戴镶着美丽钻石的牧童帽，胸挂金牌，手持鲜花，站在冠军领奖台上时，她就把目标瞄向了1992年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对高敏来说，巴塞罗那奥运会最大的困难便是伤病。
多年的积累，高敏的肩、腕、背、腰、腿、踝关节，处处是伤。世锦赛后，高敏休息调整了一年多，直到1992年初才开始恢复训练。刚到训练场，一举手、一抬腿、一蹬板、一翻腾转体，全身各部位就疼痛难忍。
痛归痛，但必须进行系统训练了。因为离7月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幕，已没多少日子了。
4月，高敏参加了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国的跳水巡回赛。
徐益明原本的打算是：奥运会前检验队伍的训练状况，适应室外比赛的环境。但一个月的征战，却把个白白净净的高敏晒得黑乎乎地回来了。
上泰山只调整了两天，国家跳水队马不停蹄，拉到了天涯海角的三亚，准备进行50天的奥运集训。
高敏开始了大运动量训练。
清晨，高敏已在凉爽的椰树林中出早操了；晚上，高敏沿着逐浪的沙滩跑回驻地，平均每天的训练量达7小时。
没几天，高敏的右肩伤未愈，左肩又出了毛病。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不得已，大夫只好给她打上了封闭。
在三亚训练是为了模拟巴塞罗那的室外跳水环境。但三亚太热了，气温每天都在32度以上。两次陆上训练，高敏累得中暑，差点昏了过去。
奥运临近，高敏的状况终于有所恢复，就是在这样的训练中，高敏要向奥运会发动冲击了。
此外，在跳水队员还有一个16岁的男孩孙淑伟。跳水训练是非常艰苦的，但这个男孩却并没有因此怯阵。
有人计算过，跳水队员入水压水花时手腕要承受350公斤的压力。孙淑伟的手臂常常肿痛。
每天要成百上千次地在陆上弹网上练习翻腾。孙淑伟脚上的尼龙袜没多少天就要磨破一双。
然而，就在这艰苦、单调、危险的跳水训练中，孙淑伟又是练得最苦的一个。他是国家跳水队公认的运动量最大的队员之一。
在三亚集训时，孙淑伟每周训练54个小时；有时一天达10个小时，常常在晚上七八点钟，天全暗下来才走下跳台。
三亚跳水基地，跳台的梯子还未造好，为了抢时间，工人们用竹子搭好简易的竹梯，孙淑伟从竹梯上一步步走上高高的10米台。
三亚基地的配套设施还未建好，没有厕所。孙淑伟和队友们只能躲在民工棚后面方便。
孙淑伟从1989年离开省队去国家队集训之后，到当时为止整整三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为了备战奥运，这一年来，他没有写过一封家信。
水的确太有诱惑力，水给予孙淑伟无言的快感。他说：“跳水能把我带到最想去的地方，进入最美好的境界。”
孙淑伟要登上奥运会的领奖台，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在世界唱响自己的名字。
柔道队庄晓岩练摔砸
1992年的一天，中国柔道队郭仲恭教练对运动员庄晓岩说：“你若想保持领先的地位，必须要超越自己的过去，以更过硬的技术，迎接新地挑战，攻克新的难题。如果还是老一套，奥运会上就不行了！”
郭仲恭和教练组考虑到，在去年世锦赛后，外国人一定会深入研究制订破解庄晓岩绝招的战术，因此，必须琢磨出适合庄晓岩的新绝招。
不知经过多少个劳心费神的日夜，他们终于针对庄晓岩动作灵活、速度快、腰部力量强、手的握力大的特点，设计出“拉翻”这个新招。
这个新招是从中国式摔跤技术中引申而来的，简单解释它的做法是，当对手俯卧时，庄晓岩用双手抓着对方迅速一拉，把对方翻成仰卧，紧接着用身体将对方死死压住，继之用寝技制胜对手。寝技是指在双方同时处于非立姿的状态下使用的技法，该技法必须能够有效的控制及制服敌手的动作。
这一招说起来简单，可庄晓岩却苦练了半年多。为此，教练倾注了巨大心血。
一天下午，孟昭瑞教练陪庄晓岩练。交手时，她发现孟教练眼圈发黑，双眼红肿，布满了血丝，她琢磨昨天他准是又熬夜了。
几个回合过去，庄晓岩又一次将孟昭瑞狠摔在地，俯身一看，只见他脸色苍白，双腿发肿，两只手直打哆嗦，胳膊像是抬不起来了。庄晓岩知道，为了实现她的超越，孟教练已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正在庄晓岩走神迟疑之际，孟昭瑞突然吼道：“晓岩，愣什么？快练！”庄晓岩又投入到训练中去。
当天深夜，庄晓岩发现刘玉琪和孟昭瑞还在她邻近的房子里研究技术动作，便走过去说：“教练，大半夜的，怎么还不睡？”
孟昭瑞答：“晓岩，这块金牌，咱们说什么也要拿啊！一点小问题想不到，有针鼻儿大的漏洞，咱都拿不下来呵，姑娘！”
听着孟昭瑞那颤微微的声音，联想起白天训练时的情景，庄晓岩心里好难受。
此后，庄晓岩练得更加自觉，遇有头疼脑热的，她打了针吃了药照练不误。当遇到女性生理周期时，常要疼得直打滚，于是她请队医掐掐穴位止住疼，接着去练。几个月下来，她的技战术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其实，为了使庄晓岩能够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早在北京亚运会结束不久，郭仲恭、刘玉琪、孟昭瑞及其他教练就开始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了庄晓岩可能遇到的外国选手，把她们的风格和技术特点，以及取胜她们的对策，都一清二楚地写出来给她，并叫其他队友模仿对手的打法，陪庄晓岩训练。
可以说，在备战奥运会的那些日子里，国家柔道队的队友们甘于埋没自己，模仿各种不同风格打法陪她进行针对性训练，他们付出了心血和汗水。
河北的乔燕敏，是个大级别的女选手，跟古巴的罗德里格斯一样采用左式摔法，也是她的主要陪练。一天不知道要挨她多少次摔砸。
那天下午，庄晓岩身体感觉不太好，动作也没准谱，一个背负投摔下去，就势把乔燕敏压在身下，一下子把她腿砸伤了，脖子也窝了。这时，庄晓岩觉得摔得效果不好，教练喊道：“重摔！”庄晓岩抓起乔燕敏又一次摔下去。
可庄晓岩仍觉得动作不顺，心里也烦得慌，坐到了一边。
乔燕敏见庄晓岩神色不对，便忍着伤疼挣扎站起来，劝道；“庄姐，坚持吧！为了奥运会那块金牌呵！”
她那双红红的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庄晓岩被感动了。为了奥运会的金牌，他们在默默地奉献着心血和汗水。
男队的管奕扬，1.90米以上的大个子；男队员郭玉斌，体重150多公斤，都是她练寝技的靶子，每天几百次地让她摔砸在身下。
一天练“拉翻”，郭玉斌的脖子、背部都被她抓肿了，皮都抓掉了，殷红的血直往外渗，可他硬是咬牙挺着。怕庄晓岩手软，他还一再说：“庄姐，别下手太软，我没事……”
其实，何止乔燕敏、郭玉斌、管奕扬，还有张颖，这位世界亚军，不仅心甘情愿地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往下摔，而且还向她介绍自己训练和比赛的经验体会……
然而，并非具备了技术实力便能够拿到金牌，心理素质、意志品质、身体素质也都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这天上午，训练就要开始了，录放机里传出锣鼓声、呐喊声、起哄声掺和在一起，令人心烦意乱。这是教练们为了锻炼庄晓岩的心理素质有意录制的。
这次的训练内容是5分钟乘以14场的教学比赛，这个安排远远超出了正式比赛的强度和生理极限。
庄晓岩上阵了，使出平生力气，一个一个地摔，一场一场地打。打到第十二场时，她疲惫不堪了，汗水和着泪水模糊了双眼，她感到神经麻木了，身体也不听使唤了，她不由自主地瘫趴在垫子上。
这时，教练们立即把磁带上录的国歌播放出来，音乐和歌词一起灌入她的耳朵：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围在她身边的40多位队友也齐声呼喊：“庄姐，站起来！庄姐，站起来！”她的神经猛然警醒，挣扎着站起来，像一头猛虎般又投入到锻练中去……
半年多的强化训练使她的技战术、心理和身体素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然而，就在临近奥运会的一个月，训练时她的左膝关节受伤了。队医王长林背着她来到一位运动医学专家的诊室，经诊断。
专家说：“最好手术。”
“什么？手术？那我还能打奥运会吗？不行不行！”她坚决不同意手术。
专家理解了她，连续打了两天“封闭”，第三天一早她就憋不住了，一进训练馆，抓过机器人就玩命地练投。
孟昭瑞说：“晓岩，伤没好就先别练。”
“哎？我说孟教练，离比赛没几天了，不练行吗？！”她时刻想着奥运会，想着巴塞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