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劳动号子与大曲雏形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根据音乐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大概在夏商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我国最初的音乐教育行为。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从萌生、逐步定型到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韶》乐史称“舜乐”，起源于5000多年前，为上古舜帝之乐，是一种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我国音乐史，同时也包括俗乐历史，俗乐以民间歌谣为主体，成为我国古典艺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我国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生存十分困难。但是古代原始人为了生存，他们常常聚集力量做同一件事情，比如打猎等。古代的原始人由于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这使他们逐渐创造了相互沟通的表达符号和语言。原始人在共同的生活和生产中为了表达思想，他们必须有声音、有语言，因为他们要宣泄情感，就必须得唱呀跳呀的。
当然，古代原始人原来是连话也不会说的，只能结绳记事。但是，他们为了共同的劳作，需要发表意见，这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
假如那时原始人一起抬木头，他们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用什么来表达，其中有一个肯定就会叫道：“吭哧吭哧！”这其实就是我国语言以及音乐的最早形式了。根据儒家经典《尚书·尧典》中记载：
予击石拊石，百曾率舞。
这便是说，一群原始狩猎人披着各种兽皮，他们用石头相击，或者用手击石打出节奏，载歌载舞。后来战国时期，秦国著名政治家吕不韦主持编著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
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原始音乐与原始舞蹈是相伴相生的，这就是原始社会歌舞与音乐的结合。
后来，到了奴隶社会，古人的宗教祭祀活动就成为了崇拜祖先和崇拜自然神的一种礼俗了。这便产生了以祭祖活动为职业的“巫觋”，他们自称是神和王的传达人，由他们主持来求雨、宁风、驱邪、除灾和治病等仪式。在这些祭祀仪式活动中，巫觋大多都要表演歌舞节目。
当然这些巫觋都是为奴隶主服务的，奴隶主利用巫觋和这些活动来达到为他们歌功颂德的目的。比如古籍《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
汤让伊尹作大蠖，歌晨露，修九韶、六列。
这便是说，商代帝王汤想让伊尹为他歌功颂德，这些都是为了宣扬贵族帝王们，歌颂他们文治武功的一种方式。
在先秦音乐中，最著名的是六代乐舞，又称“六乐”，它是我国奴隶制时期歌颂帝王的代表性宫廷乐舞作品。
“六乐”包括黄帝时期的《云门大卷》、唐尧时期的《大咸》、虞舜时期的《韶》、夏禹时期的《大夏》、商汤时期的《大蠖》以及周武王时期的《大武》等，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乐舞。
六代乐舞是我国上古音乐的最高等级，它们是用于郊庙祭祀的，《云门》用以祭祀天神；《大咸》用以祭祀地神；《大韶》用以祭祀四方；《大夏》用以祭祀山川；《大蠖》用以祭祀商人的始祖；《大武》用以祭祀周人的祖先。
周代初期，周武王伐纣成功以后，他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的政治秩序，便让周公旦制礼作乐。最后，周公旦制定了一整套形式丰富内容充实的礼乐制度，其中六舞和六小舞是这一制度的重要支柱。
“六乐”主要用于周代宫廷祭祀礼仪时使用的音乐，其表演场合隆重，人数众多，天子用64人舞阵的规格标准。六部乐舞的大部分由所传周代以前各代的代表性乐舞整理增删而成，所以又叫“六代之乐”。
另外在当时，还有民间大型音乐存在。在民间有腊祭活动，也就是每年农历十二月慰劳万物和农民暂得休息的祭典。春秋时期的圣人孔子曾经对腊祭有过解释：
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
这便是说，我国古代农民终年劳作，他们只有腊祭这天是他们最欢乐、最放松的日子。
后来奴隶主派人采集民间歌谣，编成了《诗经·国风》，用他们的礼乐观点将这些民间祭典纳入他们的规范中来，所谓“家为巫史”就是这个时代。
这就说明了，先秦音乐的实用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阶级的时代是人们的一种本能需要，是一种发自本能的宣泄。这种宣泄所形成的古乐较低级，并没有规律可循。
而到了奴隶社会，又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就有了一定的规律和章法，其规模和形式就有了约定俗成的限制。
例如周代殷商后裔宋国公室祭祀祖先的乐曲《商颂·那篇》和战国屈原作词的楚声《招魂》，这些都是由若干段组成的乐曲主体与结束部联成的。
它们与后来汉代的相和大曲《白头吟》的结构形式几乎完全相同，可见后世的大曲音乐都是上古六代的音乐继承和发展的产物。
第二节 夏商周时期的音乐机构
在现存音乐文字资料中，有关音乐教育最早的记载，是五帝时期的成均之学。成均之学是以音乐教育为其主要教学内容，所以说成均之学是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源头。到了夏商时期，我国比较重视礼乐教化作用，除了保留成均外，又有所谓殷尚声之说，并新设瞽宗这样的音乐教育机构。不过，当时礼乐内容偏重于祭祀、宗教、习礼方面内容。到了周代，虽说礼乐应用范围没有超出上述范围，但却更注重伦理、礼制等政治思想方面需求。西周时，其教育政策是根据宗法制度的需要而制定的，提出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并以礼、乐、诗、书相辅，文艺的样式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
当时，乐是与歌、舞、诗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这一时期，统治者很重视礼、乐的教育作用，音乐机构也是相当庞大。据史料记载，我国古代音乐教育到周代初，已建立了音乐机构大司乐。
《周礼》中春官下属有大司乐，设中大夫2人，乐师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下士16人。另外还有府、史、胥、徒等人员。
大司乐是乐官最高长官，兼掌学政，也称“大乐正”。乐师是小乐正，大乐正与小乐正乐师通称“乐正”，一起掌管大小学的政法。乐正专教大学，师氏、保氏、乐师专教小学。
西周时期的大司乐，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大司乐作为周代音乐机构，掌握着音乐教育和执行礼乐职能，它培养的对象主要是王室和贵族子弟，也有一些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优秀音乐人才。
大司乐机构教学的内容主要是音乐美学、演唱和舞蹈。学时为7年，从13岁开始学习，20岁毕业。学生人数达1400多人，其中音乐教师有600多人，可称得上是一所师资雄厚、机构完备的音乐学校。
大司乐的机构官员及乐师，包括大司乐、乐师、大胥、大师、小师、瞽蒙、胝蒙、典同、磬师、钟师、笙师、镈师、韨师、旄人籥师、籥章、鞮氏、典庸器、司干府、史、胥徒等。
大司乐是机构中最高官职；乐师是歌舞总教习和总指挥；大胥是乐工总监督，管理人事及学生学籍；大师、小师都是盲人，担任训练乐工及指挥合奏；瞽蒙就是盲人乐师；胝蒙是瞽蒙的副手；典同掌管乐器的制造、修理和调律；磬师、钟师、笙师、镈师、韨师、旄人籥师是执舞器的舞师；籥章是专门吹籥的；鞮氏掌管四夷音乐；典庸器保管及陈设乐器；司干保管和发放舞器；府、史、胥属于一般职员；徒是工役或学工。
单从音乐教育方面看，大司乐是我国古代第一所音乐学校，其设立目的是配合礼乐制度，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此外，大司乐还有两个职能，一个是严格行政管理，另一个是音乐表演。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者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风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
可见音乐教育在周代教育中是一个基本内容。古代用以造就人才的教育科目中有六艺之说，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乐作为古代贵族阶层一个基本素养，一直得到强调。
然而，把乐列为教育内容之一，并不是由哪一个人凭空制定的。一方面，音乐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乐器种类还是乐的理论以及乐的制度都是比较完善的，是取得较高成就的一种艺术形式。
另一方面，音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很普遍，从天子、大夫、士的各种礼仪、飨宴等活动，到庶民欢庆丰收、农事祈雨、婚丧祭祀等事宜均用乐，可见它的存在对人们生活多么重要。由此来看，把音乐列为教育内容也是必然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学术文化逐渐走出了贵族圈子，扩大到下层中去，并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们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儒家音乐教育。
孔子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乐教思想，主张礼乐并重，认为人格完善的境界，只有通过乐才能达到，所以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
孔子对音乐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的认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孔子对音乐重视的原因，是因为他对音乐有着丰富实践经验，他能唱歌、鼓瑟、弹琴、吹笙和击磐。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孔子弹奏乐器的记载。
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思想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不但赞成孔子采用的教育科目，而且也认为音乐对于人性情具有陶冶功能。
总体来看，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注重个人身心修养，其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则是根本。不管怎样，儒家的音乐教育主张和思想，对后世乃至今天我国音乐教育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我国古代音乐教育，由于春秋时孔子继承夏商西周以来的音乐教育先进经验，并且在自己音乐教育实践基础上，进行传承和发展，使我国古代音乐教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文化也由此而获得“乐感文化”的美称。
第三节 六代雅乐发展与阳春白雪
春秋时期，有个叫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伯牙年轻时候聪颖好学，他曾经拜高人为老师，琴技精进，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用音乐来表现对事物的感受。
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着他乘船来到了东海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景色，倾听大海波涛声。
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浪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山林树木，郁郁葱葱，犹如进入仙境一般。一种奇妙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响起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
伯牙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转，他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琴声。在这一刻，伯牙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已经学会了。”
一天晚上，伯牙乘船来到汉阳江口，遇到风浪，船停泊在一座小山下。晚上，风浪渐渐平息下来，云开月出，景色十分迷人。
面对清风明月，伯牙思绪万千，于是他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伯牙弹了一曲又一曲，正当他完全沉醉在优美琴声之中的时候，猛然看到一个人在岸边一动不动地站着。伯牙吃了一惊，手下用力，“啪”的一声，琴弦被拨断了一根。伯牙正在猜测岸边人为何而来，就听到那个人大声对他说：“先生，您不要疑心，我是打柴的，回家晚了，走到这里听到您在弹琴，觉得琴声绝妙，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
伯牙借着月光仔细一看，那个人身旁放着一担干柴，果然是个打柴人。伯牙心想：一个打柴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伯牙问道：“你既然懂得琴声，那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
听了伯牙问话，那打柴人笑着回答：“先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时候，琴弦断了。”
打柴人回答一点不错，伯牙不禁大喜，连忙邀请打柴人上船细谈。那打柴人看到伯牙所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相传是上古伏羲氏造的。”接着他又把这瑶琴来历说了出来。
伯牙听了打柴人这番讲述后，他的心中不由暗暗佩服。伯牙于是兴致勃勃为他演奏，当他弹起赞美高山曲调，樵夫说道：“真好！高山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样！”当伯牙弹奏表现奔腾澎湃波涛时，樵夫又说：“真好！流水宽广浩荡，好像无边大海一般！”伯牙兴奋极了，他激动地说：“知音！你真是我的知音。”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从此后二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于是，伯牙和钟子期约定，明年此时此刻还在这里相会。
第二年，伯牙如期赴会，但是等了好久却等不到子期前来。于是，伯牙就顺着上次钟子期回家的路去寻找。
半路上，伯牙遇到一位老人，向这位老人打听子期家在哪里。伯牙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位老人正是钟子期的父亲。老人告诉伯牙，钟子期又要砍柴又要读书，再加上家境贫寒，积劳成疾，已经在半月前去世了。
钟子期去世时候担心伯牙会在这里久等，他就叮嘱老人一定要在这一天来通知伯牙。
听到这个消息后，伯牙悲痛欲绝。伯牙随同老人来到子期坟前，抚琴一曲哀悼知己。曲毕，伯牙就在钟子期坟前将琴摔碎，并且发誓终生不再抚琴。
从此，便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典故。后人称颂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在此筑馆纪念，称为琴台。琴台东对龟山，西临月湖，成为武汉著名古迹胜地。
据古籍记载，在黄帝时期我国音乐就有了长足发展，出现了雅乐。雅乐内容大多属于歌功颂德之声，黄帝时雅乐叫“咸池”，是大德无不施行的意思；尧时雅乐叫“大章”，是大德彰明的意思。
舜、禹、夏、商、周各有雅乐。如舜的雅乐是韶，周武王的雅乐是武，春秋战国时期很流行。孔子对当时的音乐非常欣赏，他曾经评论说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尽善。
雅乐盛行于周代，周代帝王深知利用音乐的政治目的，在其建国之初，周武王姬发伐殷时，军中前歌后舞，以张士气。灭殷后又作了《象》和《大武》两个大型歌舞以夸战功。
从周公旦开始，陆续制定了各种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使音乐为巩固王权统治服务。他们把礼、乐、刑、政并列，也就是使政权、法律这些制度上的统治手段和以宗法为内容的礼仪规定，以及与礼仪规定结合在一起的雅乐，构成了贵族统治的内外支柱。因而，在后来的西周和春秋时期，出现了雅乐的黄金时代。
《周礼》、《仪礼》和《礼记》所记载的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各种贵族礼仪，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有很多种。比如郊社、尝禘、食飨、乡射、王师大献、行军田役。
“郊社”是祭天地神明的祭典；“尝禘”是贵族祭其祖先的祭典；“食飨”是政治上外交上的宴会等，包括天子宴诸侯或诸侯互相宴欢的大飨，群臣饮宴的燕礼，天子或诸侯与群臣比射的大射，天子慰问年老的诸侯养老。
“乡射”是乡里中贵族、地主的联欢仪式，包括乡里官僚和地主们的定期宴会乡饮酒，和他们比射的集会；“王师大献”是战争胜利时举行的凯旋庆典；“行军田役”是用于军事演习性质的狩猎。
对于何种典礼使用什么音乐，周代都有严格规定。周代雅乐歌唱、舞蹈、器乐演奏所用特定的调式和乐曲，各个不同乐曲的演奏顺序，以至乐器种类、数目，以及乐器陈设方位，都有具体规定，甚至规定了乐师就位时走过的路线等。
在汉代著名文学家戴德所著的《礼记·仲尼燕居》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周代各种主要典礼音乐的歌词，大都记载于《诗经》，多数属于《诗经》的《大雅》、《小雅》、《颂》，少数属于《南》。
周代这些典礼的礼仪方式，以及与之相配合的雅乐，气氛庄严神秘，和当时青铜器以及其他传世艺术品一样，有古朴、宏伟和庄严之美，这是由君主制和为少数贵族歌功颂德的美学观念所决定的。
周代雅乐所用乐器如编钟、编磬等，要花费许多人力物力才能制造，并不是一般人所能置备的。后来贵族音乐中夸耀豪富的成分越重，乐器制作越考究奢侈，在战国时期铸大钟的记载甚多，乐器如钟、磬等，常用为外交上馈赠的贵重礼品，有时连同乐师也包括在内。
周代雅乐是礼、乐结合的产物，等级观念深深渗入其间，不同等级的贵族，其使用乐器的种类、数目、舞蹈队的人数，都有严格界限。
周室有王家庞大的中央音乐机构大司乐，职掌音乐行政、雅乐的演奏和贵族的音乐教育，人员众多，职能分工很细，各项制度周详完备。
由于周代帝王重视雅乐的政治作用，因而他们把音乐规定为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诗、书、礼、乐，并称“四术”，贵族子弟必须按规定时间和程序接受这种教育。
周代雅乐的发达，集中地代表了青铜时代晚期贵族及奴隶主阶级在音乐文化上的成就，它对于巩固奴隶社会分封秩序和积累音乐艺术实践的经验，发展乐制、乐器等音乐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是很有意义的。
雅乐兴盛了近400年以后，到春秋战国时期，雅乐政治作用就随着周朝的衰落而逐渐消失，它在应用上的种种规定已无人遵守，诸侯贵族们对雅乐感到厌烦而喜爱俗乐。
据后来汉代文学家戴德所著的《礼记》中记载，魏文侯就曾经对子夏说，自己一听雅乐就不敢躺下，害怕睡着，而一听俗乐，就精神十足。
对此，孔子也曾经有“礼崩乐坏”的感叹。在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雅乐虽然不断借政治力量勉强留有一席之地，但是已经毫无生气，甚至谈不上艺术。
后来，雅乐几乎都保存在民间音乐中，它在被改变了内容和情调后，成为上流社会的典礼乐舞，其中不少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具有浓厚文化内涵。比如先秦时期的《阳春白雪》就是我国著名的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相传这是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或齐国刘涓子所作。现存琴谱中《阳春》和《白雪》是两首器乐曲，后来明太祖之子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在解题中曾说：
《阳春》是万物知春，和风淡荡的意思，《白雪》是凛然清洁，雪竹琳琅的意思。
《阳春白雪》表现的是冬去春来，大地复苏，万物欣欣向荣的初春美景。旋律清新流畅，节奏轻松明快。《阳春白雪》是由民间器乐曲牌仪8板或6板多个变体组成的琵琶套曲。
《阳春白雪》流传有两种不同版板，即大阳春和小阳春，“大阳春”是10段、12段乐谱；“小阳春”又名快板阳春，流传很广。
“小阳春”分7段，分别是独占鳌头、风摆荷花、一轮明月、玉版参禅、铁策板声、道院琴声、东皋鹤鸣。全曲7段可分成起、承、转、合4个组成部分，是一首具有循环因素的变奏体乐曲。
“小阳春”起部是独占鳌头，曲首出现长达17拍的8板头变体，在以后3个部分的部首循环再现。原8板旋律以隔凡加花等技法加以润饰，运用半轮、夹弹、推拉等演奏技巧，音响效果独特有趣，使旋律充满活力。
承部是风摆荷花、一轮明月。这两个八板变体，在头上循环再现八板头之后，旋律两次上扬，在高音区上活动，表现情绪较为热烈。
转部是玉版参禅、铁策板声、道院琴声。在这三个段落中出现了不少展开性因素。首先是乐曲结构的分割和倒装，并出现新节拍和强烈切分节奏。
其次是运用摭分、板和泛音等演奏指法，使音乐时而轻盈流畅，时而铿锵有力。特别是道院琴声，整段突出泛音，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晶莹四射，充满生命活力。
合部是东皋鹤鸣。这是本部的动力性再现，在尾部作了扩大，采取突慢后渐快的速度处理，采用强劲有力的扫弦技巧，音乐气氛异常热烈。
阳春白雪典故，来自先秦文学家屈原所著的《楚辞》中的《宋玉答楚王问》一文。
楚襄王问宋玉：“先生有什么隐藏的德行么？为什么老百姓不怎么称誉你啊？”
宋玉说：在楚国郢中，有一个唱歌的人，起初吟唱《下里巴人》，国中和者有数千人。
当歌手唱《阳阿薤露》时，国中和者只有数百人。
“当歌手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和者不过数十人。当歌曲再增加一些高难度技巧的时候，国中和者不过两三个人。”
第四节 先秦韶乐传承与俗乐发展
《韶》乐史称“舜乐”，在战国时期著名学者吕不韦所主编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了舜帝创制韶乐的事。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颂帝尧的圣德，并示忠心继承。
据后来清代同治刊《湘乡县志》记载：
古代舜帝为将中原文化传入苗地，他南巡来到位于汉、苗交界之地的韶山。舜帝率众登至一最高峰，忽听鼓角齐鸣，手执弓矛的苗民土著将其团团围住达三天三夜，形势危急。
据说，后来舜帝命人奏起美妙动听的韶乐，一时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虎视眈眈的苗民在妙不可言的乐声中，丢下武器伴着节奏跳起舞来，一场干戈化为玉帛。舜帝演奏的乐曲叫“韶乐”，奏乐的山峰由此得名为“韶山”。
其实，原始九韶是南方百越民族的巫歌，舜帝韶乐在此基础上加工而成，并从此具有娱人、教化功能。《韶乐》后世演变成宫廷舞乐，皇室祭祖之庙乐，为皇族专用，是天子宗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三代帝王都把《韶》乐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周武王定天下，封赏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建立齐国，《韶》乐便传入了齐国。
在春秋战国时期，《韶》传入齐国后，在“因俗简礼”的基本国策影响下，为了适应当地民情民风习惯，吸收当地艺术营养，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有所丰富、演变，从而更增强了表现力，更贴近传统乐舞，展现了新的风貌。
后来孔子来到齐国，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国的《韶》乐后，他由衷地赞叹不已。孔子认为听《韶》乐是人间最大的幸福，并在那里努力学习韶乐，还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佳话。齐国历代君主多执行姜太公开放务实的政策，宫廷与民间没有像周王朝那样等级森严的界限，而且更有君主厌宫廷乐舞而喜欢俗乐。在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就曾说，他更喜欢俗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鲁定公二年齐鲁夹谷之会，齐国所带参加大典的乐舞就是俗乐。齐国用俗乐作为诸侯会盟大典用乐，可见齐对俗乐的重视。
在这样的情况下，《韶》乐受到了当地俗乐影响，吸收了新素材，涂上了地方色彩。也正是由于《韶》乐具备了齐国地方风貌，齐国君主们使用它的场面也随之扩大，不仅用于祭典，还用于迎宾、宴乐等。
按照常规，各种艺术形式都会根据环境而演变，这是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韶》乐入宫廷而成为宫廷雅乐，再接触俗乐而又雅俗结合，从而更突出了乐舞的表现力，更增加了艺术魅力，因而更臻完美，这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孔子欣赏到齐国化的《韶》乐时，便情不自禁地说：“韶》乐尽美又尽善。”
我国音乐史也包括俗乐历史，俗乐成为艺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意收集民歌，春秋时代便有《诗经·国风》，是俗乐的杰出代表。
《诗经》是春秋时代诗歌艺术汇总，《国风》是《诗经》中最重要部分。“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共一百六十篇，能表现各地民情风俗习惯。
这些地方的国君以诗教化百姓，百姓以诗歌颂君王，可以潜移默化，移风易俗，也可以讽刺施政得失，反映民情。
其中，《国风》涉及地区很广，《周南》是周公所治的南国，《召南》是召公所治的南国。
《国风》产生地区很广阔，各地风俗习尚，在诗里多有反映。郑、卫两国地处中原，商旅丛集，男女相接，约束比较少，所以有很多情歌。郑诗共21篇，情歌就占了大半。卫诗10首，涉及爱情、婚姻问题的也不少。
秦国地接戎狄，常相争斗，《小戎》描述车马田狩之盛，《无衣》叙写战士同仇敌忾，反映了秦国尚武之风。陈国巫风盛行，迎神祭祀，载歌载舞，在《宛丘》等篇里有生动描绘。即使后来的史书《汉书·地理志》也经常引《诗经》来说明各地风尚。
关于《国风》产生时间，《诗经》各篇序言都有所提及，但是多数不足以相信。不过其中也有一部分材料比较可靠，能够据以确定“风”诗大体为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作品。
西周初期，《诗经·国风》作品有《幽风·破斧》，此诗是《国风》中最早作品。《卫风·硕人》是东周初期作品，春秋中期作品有《秦风·黄鸟》。此外，《陈风·株林》也是春秋中期作品，此诗作于宣公十年以前，是《国风》中年代最晚的一首。
在《国风》中，以简朴语言描摹事物，以朴素生活画面反映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很好体现，并且成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
在形象塑造上，《国风》也具有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作者们能通过对主人公内心倾诉，表现他们的欢乐与悲哀，刻画主人公的行动及其性格特征。
《国风》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它常冲破四言的规定，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七言或八言的句子。比如《诗经·伐檀》就是一首杂言诗。这些随着情感波动而富于变化的诗句，读起来节奏分明，极富音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