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汉雅乐和俗乐发展历程
相和歌是汉代乐府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是汉代在街陌谣讴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音乐，主要在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演奏，也用于宫廷元旦朝会与宴饮、祀神乃至民间风俗活动等场合。
汉代以后，雅乐主要乐器如编钟、编磬、埙、篪、瑟等，已被新兴的乐器如琵琶、横吹等所取代。汉代俗乐是一个广收并蓄、融合众技的时代，丰富了传情达意的手段，扩大了音乐的表现能力。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成型时期，后代的典章制度基本都是从这时开始的，包括太常寺、乐府等音乐机构的设立，这对于后来我国音乐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代以后，雅乐主要乐器如编钟、编磬、埙、篪、瑟等，已经被新兴的乐器如琵琶、横吹等所取代，雅乐的许多乐器逐渐在音乐苑囿里消失。即使在后世拟作的雅乐里，使用的乐器也掺进了许多不纯成分，如后来宫廷雅乐中有方响、云锣、铜角等。
秦汉两代的宫廷中，还有周代以来家世相传的旧乐工，还保存某些雅乐旧乐器，还能模拟一些旧时雅乐的音调。据说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曾经献出了他所搜集的八佾之舞。
与雅乐并存的是俗乐，就是民间音乐。《诗经》中的《国风》就是周代的俗乐歌词。在古代，俗乐一直受到贵族统治者的排斥和鄙视，不允许登大雅之堂。
到了汉代，汉初的帝王对内削弱旧贵族的割据势力，对外和亲安抚，其经济和文化影响了周边地区，而边境各族文化也丰富了中原文化，构成当时的文化景观，这便促进了俗乐的发展和兴盛。
汉代俗乐是一个广收并蓄、融合众技的时代，汉代初年，高祖刘邦取得政权，返回故乡沛县时，他感慨万分，就唱起《大风》歌，原文是：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同时，刘邦也喜爱民间楚声、楚舞，后来他把俗乐舞用于宫廷祭祀。汉武帝又扩大了“乐府”机构，大力采集民间乐舞，记录了吴、楚、燕、齐、郑各地歌诗300多篇，乐府中的乐工舞人有800多名。
刘邦在平定三秦时，他曾经招募住在巴郡渝水之间的巴人为前锋，巴人英勇善战，他们那种“巴师勇锐，歌舞以凌”的气势和战斗力，赢得了汉高祖的喜爱，每次大胜也必击鼓歌舞以示庆祝，刘邦对他们的音乐非常喜爱，名为“巴渝乐舞”，巴渝乐舞与古代大曲的形成也很有渊源。
后来，巴渝乐舞被引进宫廷，便成为达官贵人家中宴享娱乐的节目。巴渝乐舞的基本形式是“执仗而舞”，是手执兵器的武舞乐，乐舞时合着鼓的节奏。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记载：
巴渝鼓员，三十六人。
这是宫廷中的巴渝乐舞，也是征伐战场上的巴渝乐舞，有多少人战斗，就有多少人歌舞，在阵前拼杀者，执盾挺戈，大声呼呵，后面伴奏者，则击鼓顿足，以增威势，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前歌后舞”。汉代著名诗人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这样描绘巴渝舞的壮观场面：
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
后来，汉多朝廷为了接待四方使者，他们便常常派人表演巴渝乐舞。巴渝乐舞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虽曾数易其名，仍盛演不衰。
另外，汉代齐鲁地区也有灿烂的乐舞文化。其中龙灯、扛阁在全国独树一帜。龙灯、扛阁是一种将民间的龙舞和扛阁结合在一起表演的广场舞蹈，粗犷奔放，气势恢弘。
在这一时期，每逢春节至正月十五，人们不仅在本村，还经常到邻村献艺。参加表演的多则100人，少则几十人，男女成队歌舞，表现了汉代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赞美之情。
其实，汉代俗乐真正受到重视，是在汉武帝时期。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设立了乐府，采集各地民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由他校正音律，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填词作赋，成19章之歌，用来祭祀天地或在甘泉宫欢宴宾客。这是汉乐府发达的原因之一。
后来，魏晋时期，俗乐进一步受到重视。我国历史上第一支官方组建的俗乐乐队，就是曹操铜雀台上全部由女性组成的乐队。
自汉高祖灭秦后，《韶》乐又传到了汉代，汉高祖把《韶》的名字改为《文始》。在《汉书·礼乐志》《史记·孝文帝本纪》中都这样说，秦二世用《大韶》《五行》祭祀极庙，汉代祭高祖、太宗都用《文始》。由此可知，秦汉均曾把《韶》定为庙乐，使《韶》在国乐中的位置达到了极致。
到了后来的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把《韶》乐的名字又改回来了，称为《大韶》，也作为自己的庙乐。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又把《大韶》改名为《大观》，依然作为郊庙音乐。由此可知，这时的《韶》乐虽然多次改变名字，但一直是帝王雅乐的一部分。
韶乐是我国宫廷音乐中等级最高、运用最久的雅乐，由它所产生的思想道德典范和文化艺术形式，一直影响着我国古代文明，韶乐因而被誉为“中华第一乐章”。
还有后来的《梅花三弄》也非常有名。自古以来，梅花志趣高洁，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历来是文人墨客咏叹的对象。
《梅花三弄》是古代著名的俗乐代表作品，一般作笛曲或箫曲，后来被改编为琴曲。“三弄”是指同一段曲调反复演奏三次。这种反复处理旨在喻梅花在寒风中次第绽放的英姿、不曲不屈的个性和节节向上的气概。
《梅花三弄》的历史典故，是东晋大将桓伊为狂士王徽之演奏梅花三调的故事。《晋书·列传五十一》曾记载了这段典故：
王徽之应召赴东晋的都城建康，所乘的船停泊在青溪码头。恰巧桓伊在岸上过，他与王徽之并不相识。这时船上一位客人道，这就是桓野王桓伊。王徽之便命人对桓伊说：“听说先生善长吹笛，请为我吹一曲吧！”
桓伊此时已经是高官贵胄，但他也久闻王徽之的大名，便下车上船。桓伊坐在胡床上，出笛吹三弄梅花之调，高妙绝伦。
吹奏完毕，桓伊立即上车走了。宾主双方没有交谈一句话。晋人的旷达不拘礼节、磊落不着形迹，由此事可见一斑。
桓伊敦和风雅，王徽之狂狷博闻，二人相会虽然没有说一句话，却是难得的机缘。正是由于桓伊和王徽之的不期相遇，才使千古佳作《梅花三弄》诞生。
第二节 秦汉时期音乐机构的发展
在古代，太常寺是一直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秦时称奉常。
以后虽然名字有变化，但是这个音乐机构一直存在，直到清代才最终随着封建社会成为历史。汉景帝六年，奉常改称太常。汉以后改称太常寺、太常礼乐官等。史书《隋书·百官志》中说：
太常掌管礼乐祭祀，天文术数等，历代大体相同。
太常寺主管官员称“太常卿”，太常卿下属职官与音乐密切相关的为太常博士，协律都尉，太乐署的令、丞，以及汉及以后建置的鼓吹署令、丞，清商署的令或丞等。
与礼乐仪制有关的官员为太常博士，或称“太乐祭酒”、“太乐博士”。兼及乐制和历算的官员，视地位高低称协律都尉、协律中郎将、协律郎、雅乐部、钟律令、钟律郎等。其中的协律都尉、钟律令常常就是太乐令。
太常寺是一个比较大的机构，一般有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各一人。另外还有很多的分支机构。
后来，乐府是专门管理音乐的官府机构，“乐”就是音乐，“府”就是官府，这是它的最初含义。乐府最初始于秦代。根据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镌有秦代篆书“乐府”两个字，可以作为秦代时乐府存在的佐证。可见，乐府早在秦代就已经设立。
有关资料记载，秦代时的乐府隶属少府，专掌供皇帝享用的世俗舞乐，而太乐则专管宗庙祭祀乐舞。至于秦代时乐府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汉承秦制，不过当时没有立即建立乐府，只是提出了建立乐府的想法，直至汉武帝时方得实现。汉代乐府民歌是汉代音乐艺术的汇总，是我国音乐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初期，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分发给复员军吏士卒以田宅并免除其徭役，重农抑商，释放奴隶，鼓励人口的增殖。
经过六七十年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好转，国家库府充实，人民生活也稍为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面开疆拓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
汉武帝发动了几次征服匈奴的战争，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在征服匈奴战争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原来，并引起了皇帝和贵族们对新声的浓厚兴趣。
另外，西汉建立后，比较重视封建教化作用。至汉武帝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后，才把乐府建立起来。董仲舒的建议为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于乐府，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这时，西汉进入了全盛时期，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有建立乐府的需要。因此，定郊祀、立乐府就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必然产物。
根据史书《汉书·礼乐志》记载，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时，设立了在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音乐机构乐府。它的职能是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
汉代董仲舒尊孔重儒，在教育思想上也承袭了儒家观点。董仲舒认为音乐对人民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但他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可以主宰人事，认为人事与自然界变异有密切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应用在音乐上，使儒家的音乐思想带有神秘化色彩。
汉代大规模音乐教学活动是在乐府中进行的。汉乐府主要任务是演出、创作、搜集民歌和训练乐工等。因此，乐府具有表演创作、教育、体察民情、保存史料等多功能综合性官府附属机构，也是西汉最重要的音乐教育研究机构。
汉乐府也是西汉乐府最重要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西汉乐府领导人、杰出音乐家李延年为代表的千人之多的乐师、乐工，对促进古代我国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根据汉代学者班固所著的《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宣武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武帝时代的乐府，据称备员有800多人，并设有令、音监、游檄等各级官吏。乐府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制作宗庙的乐章，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一方面是为了收集民间歌谣，创作填写歌词和改编、创作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是供娱乐也好，供政治借鉴也好，在客观上它起到了收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仅靠口头流传的许多作品得以集中和记录下来，这在我国古代艺术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经过汉武帝时期对乐府大规模扩充，汉乐府在音乐的收集、整理、创新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汉武帝又试图通过乐府机构，采集民歌以了解民情，于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也纷纷被保留下来。
到了公元前7年，汉哀帝裁撤乐府官，他下诏罢免乐府官，乐府中的郊祭乐和古兵法武乐，经过检验，确实不是郑卫之音，可以放在别的音乐机构进行管理。经过裁减，存在了106年的西汉乐府便至此宣告结束。
汉乐府建立，对我国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以及在促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汉乐府虽然被撤销了，但那些被罢免而又在乐府中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音乐家，流落到民间去后，无疑对我国各地民间音乐发展与提高起到了一定作用。
总之，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
成立乐府，采集民歌这件事，在文学史上也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和周代一样，汉代也是采诗的，当时采诗范围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比周代还要广。
两汉帝王颇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歌民谣的作用，他们经常派遣使者采风。这种政治措施，说明当时乐府采诗虽然为了娱乐，但也有作为统治之借鉴的政治意图，也就是所谓观风俗、知薄厚，而在客观上也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记录、流传。
据史书《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这数字已接近《诗经》的国风，这还不包括东汉。
汉乐府民歌则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杂曲3类中，相和歌中尤多。在音乐上，这3类也各具特色。
相和是美妙的民间音乐，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含有“丝竹更相和”和“人声相和”两种意思；鼓吹曲则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作军乐；杂曲只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
在写作年代上，郊庙歌词中的《房中歌》最早，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作品；相和歌则大部分产生在东汉，其中题为《古辞》的，几乎全是汉代的民间歌谣；杂曲年代最晚，已经出现不少文人的作品，可以看出民歌的影响。
后来，到了魏晋六朝，人们将乐府所唱的诗，和所谓的歌诗，也叫乐府，于是所谓乐府便由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如音乐中骚、赋、诗这一演变的标志。不过六朝人虽然把乐府看成一种诗体，但着眼还在音乐上。
魏晋以后，虽然有一些学者谈到诗教、乐教问题，其中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无论就其理论深度还是就其对后世影响而言，都不如先秦诸子。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教育在宗教领域中，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并发挥着重要的教育职责。宗教音乐机构，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造就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
还有，这一时期在教学方法、教学原则及教学内容的改革方面，都有许多可贵见解，并且积累了丰富教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