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代清商乐的发展与兴盛
在隋代，相和大曲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吴声西曲的影响而有新的发展，在吴声西曲基础上也产生了一部分新的大曲，总称是“清商大曲”。
在唐代，清商大曲逐渐演变成燕乐大曲。由于唐代各族音乐经过几百年的音乐大交流，随着唐代社会相对安定，唐代大曲进入了融合、消化、吸收的历史阶段。
隋代创立了著名音乐教育机构教坊，建立起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
唐代主要音乐机构有大乐署、教坊、梨园与小部音声等。前两者属于教学、行政机关，后两者是单纯的教学机构，是选拔和培养音乐人才的场所。
那是在隋代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迷恋上了清商曲，清商曲便是汉代的相和大曲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歌舞曲。这天刚好是正月十四，夜深人静，皓月当空。杨广在长安上阳宫中吹奏自己的清商新曲，他满心欢喜，竟忘了归寝。第二天晚正是元宵之夜。杨广换上了一身百姓服装出宫观看花灯表演，他走到一座酒楼下面，忽然听楼上传来一曲悠扬婉转的笛声。
杨广仔细辨之，他不由大吃一惊，心想：“此曲正是自己昨夜所奏清商新曲，我才刚刚写出来，如何第二天就已经传到民间了。而且这笛子吹得这般纯熟，他是从何处得知我的曲谱呢？”
杨广便悄悄派人捉来了吹笛者。他打量着眼前这位眉清目秀、相貌不凡的少年笛手问道：“你是何人？方才吹奏的清商曲子从何而来？”
话说这个少年是都城长安一个著名笛子演奏家李萧。李萧早年曾经拜过西域龟兹的乐师学过笛子，他的技艺不凡，每每吹奏的时候，听者总有数百人之多，无不拍手叫绝。
李萧回答杨广道：“我是李萧，家住长安东城。昨晚我在宫墙外的桥上赏月，听见宫中有人正吹奏此曲。我便在桥上插下小棍，暗暗记下了乐谱。昨天又吹奏练习了一番，不到天明就吹熟了。”
杨广疑惑道：“那你当我的面再奏一遍吧！”
李萧镇定自若，照原曲又奏了一次，不仅吹得熟练而且技法得当，音色悦耳。
隋炀帝杨广精通音律，他见李萧年少，但是确实是个奇才，他便问李萧道：“你拜师于何人？”
李萧答道：“是一个西域的龟兹乐师教我的。”
杨广便将李萧留在了宫中，让他担任宫廷清商乐队的首席横笛手。
李萧留在宫中里，深受杨广的赏识。那时候，宫廷乐队里有个歌女歌喉婉转，十分动听。杨广便叫李萧单独为她伴奏，一起表演清商大曲。
那笛声和歌声浑然一体，音色和谐。从此，李萧声名大噪，他也就飘飘然起来了，自认为他的清商曲技艺天下无敌。
有一年，李萧因事到了江南，那里有几个刚刚考取进士的读书人，因为慕名便邀请李萧到当地名胜镜湖上泛舟吹笛。
当船到湖心时，李萧在众人的渴求之下，开始吹奏起清商曲。悠扬清脆的笛声在湖面飘荡，吸引了不少游客。一曲刚罢，众人欣喜若狂，连声叫好。
李萧应大家请求，他又吹了一首清商曲中著名的《凉州曲》。曲终，又赢得了满座的喝彩。
可是唯有一个叫孤独生的老者却无动于衷、一言不发。李萧不悦，认为这老者是看不起自己，他便上前说道：“老先生，请指教！”老者说：“请你再奏一遍《凉州曲》。”李萧心想：“这老头久居民间，可能不懂音乐吧！”他赌气又吹了一遍。老人微笑着说：“你吹得还不错，但笛声中杂有西域人声调，大概你跟龟兹人学过艺吧？”李萧大惊，上前拜道：“老先生说对了，从前我的老师正是西域龟兹人。”老人又说：“还有，《凉州曲》第十三段，你吹错了调，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
李萧起身拜道：“老先生神绝，小辈并无自知之明，本师虽是龟兹人，可我并不觉得笛音中带有龟兹的腔调。而且第十三段的错误，我更不清楚了，还请您当面指教。”
于是李萧便将他最好的一支紫烟竹笛擦净，请孤独生吹。老人看了看这支紫烟竹笛子道：“这个笛子并不好，若是用它吹到转调之处，怕经不起振动而破裂，你不怕吧？”
李萧说：“不怕！”
老人吹奏起来，这笛声时而悠扬婉转，时而响彻云霄，比起李萧来，不知高明多少。船上的人，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李萧更是面带愧色。
当老先生吹到第十三段时，他便指出了李萧的错误之处，然后又继续吹下去了。当他吹到入声调时，乐曲转入快速高音区，只听“啪”的一声，笛子果然破裂了，因此未能曲终。
李萧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三拜谢了老者的指点。原来老者孤独生是早年从龟兹来中原的西域艺人，后来才隐居江南一带。
第二天，李萧专门前去寻访老者时，老者已经不见了。老者只留下一支紫竹笛在桌上，笛上新刻了4个小字“艺无止境”。
从此，李萧谦虚谨慎，练笛更加刻苦，技艺更加精湛。终于获得了“神笛手”之称誉，也成了当时清商名演奏者。
清商乐也叫“清商曲”，隋唐时简称“清乐”，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流地区。清商乐一般用于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也用于宫廷元旦朝会、宴飨、祀神等活动。
此后，清乐旧曲在宫廷内已很少有人能奏，它已被当时“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的新声所替代了。
隋文帝时，相和歌演变成清商乐，清商乐与相和歌的显著不同之处是，其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
隋文帝时，清商乐简称“清乐”，清商大曲改称“清乐大曲”。清商大曲的主要曲目有《明君》、《广陵散》、《激楚》、《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泛龙舟》、《斗百草》等。
清商大曲的典型曲式也由三部分组成，即引起、乐曲主体和结束。引起是几段器乐演奏，称为几部弦。如瑟调曲为七部弦，清调曲为五部弦，平调曲为八部弦，楚调曲为一部弦。
乐曲主体由多段歌唱与器乐伴奏构成。称为歌弦。每唱一段，结尾总有一段器乐演奏的“送”声。结束部分是几段器乐演奏，称几部弦，有时也用契代替，《明君》结尾就用“契”。
隋代清商乐的歌词由多首五言四句短诗构成，西曲短诗常常使用和声帮腔，有时还兼用送声。如《西鸟夜飞》等，每两句结尾的和声都是“白日落西山，还去来”，最后面的送声是“折翅鸟飞，何处被弹归”。
清商大曲与相和大曲相比，虽然基本骨架相同，但内部结构更复杂些，器乐演奏的比重也大些。“送”的使用，更可以看出吴声西曲对它的影响。
由于它与汉代相和旧曲都是汉族传统音乐，因此，在当时各种乐伎中，被称为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受到宫廷的重视。清商乐中的大曲，或称清乐大曲。它与相和大曲相比，又有新的发展。
清商曲开头有4至8段器乐演奏的序曲，称为“四部弦”或“八部弦”；中间是全曲的主体，由多段声乐曲组成，每段歌唱的结尾都有一个送的尾句，称为“送歌弦”；结束部分又分几个器乐段，称为“契”或“契注声”，这部分可以是多件乐器合奏，也可由一支笛子独奏。这种曲式结构发展到后来，便是唐代大曲。
吴声和西曲兴盛在东晋以后的200多年间，除了东晋末和齐梁时期的两次大战乱外，我国南方社会稳定，经济有显著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商业都市。
在南方的城市里，汉代以来的相和旧曲将近一半已经散佚，而南方的民间歌谣吴声、西曲，由于城市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而日益兴盛。
吴声和西曲的流行，也引起了六朝宫廷的兴趣。尤其是梁武帝和陈后主，他们都曾经命令乐工谱写了大量新曲。
北魏孝文帝时，南方清商乐传到了北方，在宫廷中作为华夏正声受到较大重视。此后，清商乐就成为盛行于我国南北方的重要乐种。
吴声和西曲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一方面是由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使宫廷中的旧乐大部分散亡，在东晋初年出现了“音韵曲折，又无识者”的局面，因而不得不转向下层，采用新的民间音乐。
另一方面，也由于吴声、西曲形式新颖，曲调婉转动听，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喜爱。后来，刘宋王僧虔所说“家竞新哇，人尚谣俗”的话可以为证。
吴声源自于建康一带民间徒歌，西曲则是荆、郢、樊、邓地区的民间徒歌。两者风格虽较柔婉抒情，由于语言、风俗习惯等差异，各具不同的特色。
吴声大都是六朝晋宋时代所作的歌词，它记载于史书《宋书·乐志》等书，有《子夜歌》、《华山畿》、《欢闻歌》、《阿子歌》、《前溪》等10多首，内容多半是用妇女的口吻描写对过往爱情的欢乐、相思的痛苦以及对于婚姻不自由的苦闷。
另外，还有民间的祀神曲《神弦歌》11曲和陈后主反映宫廷生活的吴声《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
西曲大都是齐、梁时代作的歌词，它也是记载于史书《宋书·乐志》等书中。有《三洲歌》、《采桑度》、《那呵滩》、《石城乐》、《莫愁乐》、《乌夜啼》等30多首，内容大都写贾客思妇的离愁别苦，有的也流露了船民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
西曲形成于江南的九江、荆门一带，其内容多为表现劳动女性的情感生活，这与吴声有一定的区别。其曲调多为高昂直白，节奏也比较快。代表作品有梁武帝作词《江南弄》和祀神曲《江南上云乐》等。吴声、西曲的曲调也颇为动听。
当时人作诗道：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
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由于六朝时期人们的喜爱，有些清商乐曲不断变化、发展，从而形成了同一曲调的众多变体。如吴声《子夜歌》，它就有《大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4种变曲。
有的清商曲是利用某一曲的素材另谱新曲，如西曲《莫愁乐》，它就是用《石城乐》的和声“忘愁”的曲调发展而成的。还有《采桑度》则是用《三洲曲》的素材写成的。
吴声、西曲一般分为歌曲与舞曲两类。吴声的歌曲有《子夜》、《凤将雏》等，舞曲有《前溪》、《阿子》、《团扇》、《欢闻》等。两者一般由一首或多首五言四句短诗组成的唱段构成。
在每首短诗之后还有一段送声，简称为“送”。有时除了曲尾的送声外，在曲中两句歌词的末尾也可以用送声，这种送声可能就是后世民间乐曲中常用的合尾的早期形式。
吴声中有一种变歌或变曲的称谓，如《子夜警歌》、《长史变》等。它们不用送声，而用“变头”进行变化。所谓的变头，就是每一首短诗开头一句的曲调总要有所变化，也可能是多段的歌曲，第一段在音乐上较其后诸段有所不同。
吴声中还有一种“三弄”，也就是上声弄、下声弄和游弄。人们认为上声弄、下声弄是指旋律的高低变化而言，而且这种高低变化并不限于高低八度的变化，也有转调的关系在内。
在隋代，西曲歌曲称为“倚歌”，一般结构比较短小，歌词均为五言四句短诗，如《攀杨枝》、《寻阳乐》等。偶尔也有七言两句构成的，如《女儿子》等，所以有的清商舞曲的结构也是比较长的。
清商《西曲》有时是用筝和一种叫铃鼓的击乐器伴奏，歌唱者不奏乐器，站在伴奏者身边表演，称作倚歌西曲中的舞曲，往往有数段歌词，可组成分节歌，也可由若干首歌曲连接起来，构成组曲的形式。
总的来说，清商乐中的民间创作，以表现爱情或离别之情的题材居多，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如吴声中的《阿子歌》，它是通过对两只鸭子的描述，曲折地反映了浙江嘉兴地区人民在东晋门阀士族统治下，饥寒交迫的生活。
第二节 隋唐时代的朝廷音乐机构
隋代的建立实现了南北统一，结束了从东汉末年以来长达3个多世纪分裂割据局面。此后，国家的统一成为我国中后期封建社会的主要潮流，音乐文化的发展随之步入极其辉煌阶段。
隋代帝王创立了著名的音乐教育机构教坊，并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方面音乐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将音乐文化发展建造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隋代音乐的发展，为唐代音乐教育的兴盛打下了良好基础。
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是设立在中央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太常寺管辖下的“大乐署”和“鼓吹署”，属于政府管理下的音乐机构，兼管雅乐和俗乐。隋、唐时期的太常寺机构规模庞大，乐工众多。
唐代的太常寺的组织结构承隋末旧制，置卿一员（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主要统管宫廷祭祀、宴享娱乐、散乐等排练、演出事宜。下设八署，即郊社、太庙、诸陵、太乐、鼓吹、太医、太卜、癝牺分别管理。又设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掌管六吕六律，“变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
“大乐署”是主管对宫廷艺人进行训练和考核的音乐管理机构，对学习音乐的标准要求很高，而且考核也很严格。“鼓吹署”即卤簿、军乐的官署，是专门管理宫廷仪仗活动中的鼓吹音乐机构，主要职责是“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
《新唐书·礼乐志》载曰：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唐代的音乐教育重点还在官府。唐代主要音乐机构有大乐署、教坊、梨园与小部音声等。
大乐署是太常寺下属的音乐教育、表演机构，内设若干乐师执教，主要担任乐工、乐伎的考试和训练，并组织他们参加各种不同场合演出。
教坊是管理教学、领导教习人员的机构。教坊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教学内容丰富多彩，即有歌舞、器乐，也有散乐等。
梨园有内廷梨园和宫外梨园之分，都是培养、选拔音乐人才的教育机构。内廷梨园是唐玄宗亲自执教的地方，主要内容是教授法曲。
小部音声是梨园法部特设的一个音乐少幼班，是在唐玄宗亲自倡导下设立的。小部音声里面的学生一般有30人，年龄都要求在15岁以下。设立少幼班的目的，是为唐代音乐稳步发展和统治者的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并与其他音乐机构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音乐教育体系。
随着科学技术进步，音乐书籍的刊印，乐律学理论的完善和乐器制造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为音乐教育事业向科学化方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唐代，宫廷的燕乐机构非常庞大。在唐初时，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都设有太常寺、大乐署和教坊等中央音乐机构，但当时教坊的地位并不重要。
到了714年，唐玄宗李隆基改组了大乐署，他将其中唱奏民间音乐的乐工分出来，单独成立了4个外教坊和3个梨园。
从此以后，教坊与梨园逐渐受到重视。地方府、县在唐初已有“县内音声”，盛唐以后已普遍建立了“衙前乐”的音乐机构，规模比以前有所扩充了。
唐玄宗时原有的一个内教坊设在禁苑内的蓬莱宫侧。新设的外教坊，两个在长安，两个在洛阳。长安的外教坊，一个设在延政坊，名为“左教坊”，以工舞见长；一个设在光宅坊，名为“右教坊”，以善歌取胜。
洛阳的两个教坊，都设在明义坊。这些教坊与大乐署不同，它们都直属宫廷，由宫廷派中宫为教坊管理，主管整个教坊的所有事务。
唐玄宗时的3个梨园，一个设在长安宫中，主要表演法曲，并担任唐玄宗新作的试奏任务；一个设在长安太常寺里，称为“太常梨园别教院”，主要试奏艺人们创作的法曲；一个设在洛阳太常寺里，称为“梨园新院”，主要演奏各种民间音乐。
在唐代这些音乐机构中，宫中梨园有从坐部伎里选出的优秀男乐工300人；还有女乐工几百人，住在宫中的宜春院。他们全由唐玄宗亲自指导，称为“皇帝梨园弟子”，艺术水平最高。
还有宫中的内教坊，其中乐工有男有女，女乐工依色艺的高低分成不同的等级。最高的称为“内人”，他们住在宫里的宜春院，人数最少，她们每逢表演大型的、艺术性很高的歌舞时总站在舞队首尾的重要位置上，所以又称“前头人”。
其次则称“宫人”，人数较多。再次的乐工称为“弹家”，她们都是普通百姓家的姑娘，因容貌秀丽被强征入宫的。她们擅长弹奏琵琶、五弦、箜篌、筝等乐器，歌舞则不精通。
所以唐代学者崔令钦在他所著的《教坊记》说她们练习一个多月还不一定能演出的歌舞，内人只要练一天就行了。艺术水平次于内教坊的则有长安的外教坊与太常梨园别教院，它们约有乐工几千人。
唐代燕乐机构艺术水平最低的当推洛阳的梨园新院与教坊，前者有乐工1500人。在这些乐工中，只有技艺优秀者才有资格选进长安的教坊。
此外，宫中梨园还附设有一个“小部音声”。它由30多个15岁以下的孩子组成，曾经在755年因为演出新作品《荔枝香》而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称赞，可见它也有一定艺术水平。
至于府县所属的“衙前乐”，在盛唐时期主要演出各地民间音乐和散乐、百戏等。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加强，一些重要府治所在地的“衙前乐”，也承担了创作演出歌舞大曲的任务。
唐代这些音乐机构中的乐工，总数大约在万人以上，其中一部分是世世代代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乐工，或是因犯罪而沦为“工乐”的良民和少数官宦家属。
工乐的地位比官奴婢稍高。他们除了只能与同等级的人通婚和官奴婢相同外，稍有不同的就是他们都按“番上”制度服役，就是说每年按一定时间到所属机构去服役，每年服役四个月。
此外，唐代统治者还从各个州县征调近万的艺入进京服役，这些艺人称为“音声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可以与良人通婚，可以与良人一样“受田进丁”，其赋税及徭役则以其地之远近按一年四、五、六番，也就是每年3个月、两个月零12天或两个月的办法进京服役来代替。
唐代帝王为了音乐享乐的需要，他们规定从各地征调来的乐工必须在长安或洛阳大乐署中进修。他们学习的课程依难易程度有明确规定：一般清乐大曲60日学成，大文曲30日必须学会，小曲则20日学会。
至于唐代燕乐十部乐中的西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高丽等大曲各30日，次曲各20日，小曲各10日。散乐、雅乐大曲各30日成，小曲20日。
而且这些乐工起码要学会50曲燕乐以上，并能参加演出者才能学成出师。一般说来，学最难的大部伎要学3年，次难的部伎要学两年，最容易的小部伎只学一年。
大乐署对担任教学的大乐博士，音声博士，助教博士等较高级的乐工还规定了每年要根据学生的质量来考核成绩，一般可分上第、中第、下第三等。成绩卓著者可得官职，但乐工的身份是不变的；成绩拙劣者则要降低或除名。
学生在学习期间，一切费用都由自己负责，学习期满以后每年仍要有几个月的时间无偿地去长安或洛阳服役，不愿服役者必须交纳实物或货币代役。
进修的乐工中成绩优秀者，假如政府要他充当大乐署的助教博士或者征入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长期服役的，可以由政府付给一定的报酬。
教坊一般也设有专掌教学的音声博士、曹第一博士、曹第二博士等。这种艺术教育制度，在当时条件下对艺术质量的提高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唐代燕乐大曲的专门机构中，产生的优秀音乐家非常多，例如开元年间许和子的歌唱，李谟的笛，李龟年的歌唱和羯鼓，贺怀智、裴兴奴的琵琶，张野狐的箜篌、筚篥及作曲技巧，都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平。
唐代大曲乐舞的极度繁荣与众多音乐家的存在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音乐家人数之多、演技之高，历代都不能与之相比。
这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群体，他们分工明确、演技精湛，用杰出才能造就了一代音乐的高度繁荣。
唐明皇时期，便有了梨园这个专门的音乐机构。梨园最初是培养音乐人才的机构，是从唐代开始的，它对于我国音乐发展的影响非常大，当时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产生了大量音乐作品。
后来，梨园成了戏曲班子的别称。我国人民在习惯上称戏班、剧团为“梨园”，称戏曲演员为“梨园子弟”，把几代人从事戏曲艺术的家庭称为“梨园世家”，戏剧界称为“梨园界”，这就充分说明了梨园对后世的影响。梨园是唐代训练乐工的机构。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
唐玄宗熟知音律，又酷爱法曲，当时选坐部伎的子弟三百人，在梨园学习音乐。当时如果有人出现了错误，唐玄宗就会亲自纠正。这些梨园里的学生号称皇帝梨园弟子。
当时在梨园中的学生还有宫女，人数也有几百人，她们居住在宜春北院。由此可知，梨园是唐玄宗时宫廷所设的一个音乐教育机构，也可以说是音乐艺术学校。
李尤白撰写的《梨园考论》中，考证了梨园。他认为，在唐中宗时，梨园只不过是皇家禁苑中与枣园、桑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一个果木园。果木园中设有离宫别殿、酒亭球场等，是供帝后、皇戚、贵臣宴饮游乐的场所。
在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力倡导下，梨园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有一个单纯的果木园圃，逐渐成为唐代的一座梨园子弟演习歌舞戏曲的梨园，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集音乐、舞蹈、戏曲的综合性艺术学院。
李隆基自己担任了梨园的崔公或称“崖公”，相当于后来的校长或院长。崔公以下有编辑和乐营将即魁伶两套人马。李隆基为梨园搞过创作，还经常指令当时翰林学士或有名文人编撰节目，如诗人贺知章、李白等都曾为梨园编写过上演的节目。李隆基、雷海青、公孙大娘等人都担任过乐营将的职务。他们不仅是才艺极高的著名艺人，又是诲人不倦的导师。诗人杜甫在他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咏叹公孙大娘的舞姿豪迈奔放：
霍如羿社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
并在这首诗的序言中说过，书法家张旭自从看了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他的草书有了很大的长进。
唐玄宗李隆基依靠这些杰出创作人员和导演，造就了一大批表演艺术家。当时正值开元盛世，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