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北宋仁宗盛治
从五代十国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古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各个军事割据势力更迭频繁，没有形成足可称道的“治世”局面。元朝由于连年征战，国内外矛盾尖锐，也没有出现盛世景象。相比之下，只有两宋时期才通过“咸平之治”和“乾淳之治”，使封建政治经济得到发展，民族融合加强。
三位守成君主在他们统治时期内，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较为繁荣的时代。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在他统治的时期，推行“庆历新政”，虽然他没有取得成功，但孜孜以求，力革时弊。他制定了击破西夏攻取中原的战略，平定了侬智高叛乱。他节俭爱民，关心文化事业，使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仁宗盛治”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称赞，对后世很有影响。
赵祯于1015年被封寿春郡王，1018年立为太子，1022年即位，是为宋仁宗。初由刘太后垂帘听政，1033年，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开始亲政。宋仁宗刚刚执政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首先是澄清吏治。包括5项内容：一是明黜陟。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二是抑侥幸。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三是精贡举。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注重策论和操行；四是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五是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防止贪赃枉法。
其次是富国强兵。包括3项内容：一是厚农桑。由朝廷帮助人民兴利除害，如开渠河、筑堤堰；二是修武备。主张恢复府兵制，先从近畿实行在渐及诸路；三是减徭役。主张省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傜役。
最后是厉行法治。包括两项内容：一是重命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二是推恩信。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
除此之外，必须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就不会发生阻隔皇恩的各种现象了。
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监察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最后，宋仁宗不得不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并解除了范仲淹等人的职务。
庆历新政是北宋王朝在开国已久之后，统治阶层试图拯救时弊，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虽然最终都归于失败，但是对北宋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宋仁宗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后改变其父夏太宗李德明国策，展开宋夏战争，延州、好水川、定川三战宋军皆有失利之处，韩琦、范仲淹更在好水川之战后被贬。
至定川之战，西夏分兵欲直捣关中，但西夏军遭到了宋朝原州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全军覆灭，西夏攻占关中的战略目标就此破灭。
西夏因连年征战国力难支，最后两国和谈：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10000千克，史称“庆历和议”。取得了近半世纪的和平。
1052年，侬智高反宋，军队席卷广西、广东等地。宋仁宗任用狄青、余靖率兵南征。1053年，狄青夜袭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之战。次年，侬智高死于大理国，叛乱被彻底平息。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他性情宽厚，对人仁慈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史书中记录了他大量严于律己的故事。有一次，时值初秋，官员献上蛤蜊。宋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28枚，每枚1000钱。宋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2800钱，我吃不下！”他也就没有吃。
还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的时候，时不时地就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是为了什么。宋仁宗回宫后，着急地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水来。”
嫔妃觉得奇怪，问道：“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
宋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几乎飞溅到宋仁宗脸上，但宋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接受他的建议。
有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的伯父，有点为难，想了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包拯还是不愿意，言辞更加激烈，带领7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
“包青天”其实是政治清明的产物。如果皇帝不清明，就不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宋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
宋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
还有，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好不容易通过了考试。但在宋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是“奉旨填词”。讥讽宋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而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会赢得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而宋仁宗关心文化事业，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宋仁宗在位时，曾多次关心文化事业。当时的三馆秘阁藏书多谬乱不全，宋仁宗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进行编次和整理，于1041年成《崇文总目》66卷，是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录。
后又下诏开购赏科，以广献书之路。规定每献一卷馆阁所缺之书，赏丈绢一匹，如果献500卷，就给予职务。又下令编撰《嘉祐搜访阙书录》一卷，作为搜访依据。
宋仁宗对读书人比较宽容，不兴文字狱。有一次一个考生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
考官们认为这个考生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宋仁宗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这个人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把他缚送京城。
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即使不按“谋大逆”严惩，起码也得按“危害国家安全”治罪，宋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容考生无中生有的事，或许有人能做到，但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没几人能做到。
第二节宋孝宗乾淳之治
宋孝宗赵昚是南宋第二位皇帝，被普遍认为是南宋最杰出的一位皇帝。孝宗在位期间，专心理政，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努力收复中原，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创造了南宋中期的太平盛世。当时政治清明，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民生富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文化昌盛，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后来被史家称为“乾淳之治”。
宋孝宗赵昚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1162年，宋高宗赵构让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定年号隆兴，后改乾道、淳熙。宋孝宗在位时，专心理政，励精图治，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此时的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况且高宗朝政府的税不断加重，致使民怨四起。
宋孝宗即位之初，就开始着手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积极整顿吏治，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
孝宗取消了很多加耗，裁汰冗官，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严格官吏的考核，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常召负责财政的官吏进宫，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
为了革除时弊，宋孝宗一直保持着事必躬亲的作风。这固然是为了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但作为一个皇帝，自始至终能够孜孜不倦地处理政事，还是十分难得的。
宋孝宗注意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他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非常注重实效性。
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8月15日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7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
至宋孝宗时，已提前到5月，甚至4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怕会出现延误。
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便提出，将户部原先的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
宋孝宗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了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出现“民力少宽”。
在当时，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有的地方又将所谓的若干“支用剩钱”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则诏令将此钱即作为贫困农户的税钱，并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而且还注重水利的实效，对于那些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有的史料说宋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也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宋孝宗即位之初，立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
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不仅努力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还轻徭薄赋。
比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因此这一项被取消。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两或三年补纳，宋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
福建路兴化军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主张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沉寂了30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
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诸子之学各有所长。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
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宋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为此，他重视军事的发展，努力整军兴武，在5年间，先后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他先后派遣使臣范成大和赵雄出使金国。首先是要回河南，其次是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使臣递交国书时，亲自下殿去取的礼仪。这两条都遭到了金世宗的拒绝。
在宋孝宗想和平达到目的未能实现后，只好寄托于武力解决了，于是又开始整军备战。他准备让虞允文率一军从川陕主攻，自己亲领一军在淮南出师，兵分两路伐金。
正当他等待虞允文的消息时，虞允文却在四川病死。致使宋孝宗的计划成为泡影。
当时，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
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
虞允文病死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做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
然而，宋孝宗北上抗金、收复中原的主张，既受制于太上皇宋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以孝顺著称的宋孝宗不可能一点都不听。
后来，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至81岁去世时，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了。
宋孝宗不愧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一反宋高宗时卑躬屈膝的投降路线，一心想恢复中原，他的这种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宋孝宗在位期间，在内政上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孝宗在位时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