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先秦时期军事制度
军事制度是国家或政治集团管理军事力量的制度，它涉及军事领域各个方面，包括军队的领导体制、考核标准、军事法规、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法规。
军事制度的制定和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我国从先秦到清代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条件、战争实践、军事理论、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无不影响着我国历代军制的形成和制订，反映了我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意志，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先秦包括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我国奴隶社会发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它们的军事制度也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从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事制度也从军队指挥系统、训练方式、后勤保障及军法军规等方面进行着演变。
夏代军队训练，除了使用兵器的基本技术训练外，打猎当是实兵演练的主要形式。军队的纪律已相当严格，夏启时曾用降为奴隶等作为军队的惩罚手段。这是奴隶社会制度下奴隶主贵族权力在军队管理上的反映。
夏代在战争动员上先是下令征集兵员编成军队，然后向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先完成国王所思虑的事情。这是夏代奴隶制国家对待人民与军队的态度。
商汤建立商后，为了巩固商政权，军事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商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直接决定军事行动，亲自或指派将领主持兵员征集、战斗动员并率军出征。
军队的高级军职由王室贵族担任，族邑之长则为各级地方武装的首领。族邑之长平时管理具有平民身份的众人及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受商王调遣，率领由众人组成的军队出征作战。
商代军队大部分是临战前征集的，为适应作战，已有一套军事教育与训练的办法。一般性的军事教育与演习通过田猎进行。
甲骨文卜辞中有关于商代军队的围猎形式，“烧山引兽，放火寻角”，可知这时大规模田猎采取古老方式。田猎之前聚集众人，并按军事编制为右、中、左三行。以车马和射手为主力并配备大量人力，根据地形布阵、举火、设防，以野兽为捕捉对象。
除了通过田猎的军事演习，卜辞还反映出商代也有一定的专门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例如卜辞中有“王爻众伐于鬃方”，爻是教的初文，意思是出征方国之前，王亲自教谕训练出征的众人。
商王常任命专职将领承担训教之职，而主要由奴隶主贵族子弟担任。另外，射手的训练和教育还有专门的场所或学校。西周国家由周天子直辖的军队，有宗周6个师和成周8个师。前者是宿卫周都镐京的，因位于西部，故又称“西六师”；后者是驻守在新筑的成周城，用于震慑集中在该处的商贵族的。两者共计14个师。这14个师军队，周王划分为两大军区，由周王亲自委任大贵族官僚任指挥官。
有军队组建权的诸侯大国，也规定有军队限额。比如方伯可以有两个师，诸侯可以有一个师。周天子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否则要受到惩罚，直至武力征服。同时，凡建有军队的诸侯，其统帅军队的卿，也要由周王任命，这就是所谓的“命卿”制。
为了有效地发挥军队的职能，完善军队领导体制，西周还设有司马制，以管理国家军赋，组织服役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执行军事法律。
大司马是周王的重臣，以下还逐级设有军司马、都司马、家司马。各级司马受周王节制。这一制度保证了西周分属各诸侯国的军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西周重视军事训练，注意军队的纪律建设，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军事训练的制度，制订了具体的军事法规。有的以学习为主，有的是战备演习。
贵族是军队的骨干，他们从小就接受军事教育。周王在宗周设立辟雍，诸侯于国都建立泮宫，这些都是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场所。其中又以乐和射御为重点。
古代乐舞结合，让贵族子弟使用兵器跳舞，并把学习歌颂周武王伐商的战争舞蹈列为必修课。乐舞训练既是舞蹈，又是操练兵器的基本功训练形式之一。
射御技能在当时备受重视，是举贤任能的重要依据。射是练习弓箭，御为驾车，并经常根据射御技术的高低来进行赏罚。
为了鼓励人们精于射术，周王室还制订多种“射礼”来促进人们“习射上攻”，从而提高士兵们的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冬狩有比较完备的军事学习程序，包括集合列队、操练、检阅的标准，号令旗帜的辨别，车徒行进方式和在不同地形时车徒的先后次序，乃至凯旋、献禽、庆赏和处罚等。
诸多项目的训练如同实战一样，统一指挥，协同围猎，这既检验了部队总体作战的能力，也增长了将帅的指挥才能和士兵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从而使部队始终处于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的良好状态。
一般在周王出征前夕，也常常以狩猎方式检验部队的战斗力。
西周时期军纪相当严格，这一点在军事训练中也有所体现，它规定凡部队集合时迟到者受诛，违反命令不勇敢冲杀的更要受到严惩。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文武分职，实行相、将分权制度。当时统率军队的长官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都尉。齐、赵、魏、燕等国都设有这样的职务。秦国设立将军官职的时间较晚，大良造为最高武职。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建立了常备兵，为了使常备兵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各国都普遍强调对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执行严肃的军纪。
在当时，秦国的“锐士”，魏国的“武卒”、“苍头”、“奋击”，齐国的“技击”，都是战斗力很强的常备兵。齐兵就被形容为“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
各国都普遍注意军队的赏罚。如齐国规定兵卒凡敌一首则受赐金。再如燕破齐时，燕昭王亲自前往前线劳军。又如秦国制订军功爵20级，规定不分贵贱，按军功大小实行奖赏。士卒获一敌首，就赐爵一级、授田1顷（1顷约为6.67公顷）、住宅地9亩（1亩约为0.67公顷）、隶役一人。各级将吏也论功行赏，无功者受罚。士卒畏战退却，要处重罚。秦军5人编成一伍，5个人中有一人逃亡，就刑及其余4人；如果4人中有人能获得一敌首，则可免刑，这是在军队中推行“连坐法”的做法。
战国的军事法规，也在当时成书的兵书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如《尉缭子》书中有《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经卒令》、《勒卒令》、《踵军令》等篇目，它们对维护战场纪律、军队内部制度，军营内部的警戒，各级军官的权限，战斗编组及军旗、徽章的使用，指挥号令的实施等问题，都有具体而严格的规定。在另一部军事名著《六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些军事法规，充分体现了战国军队建设的巨大历史进步，说明军事法规对于发挥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已为当时的军事理论家们所高度认识。
第二节秦汉时期军事制度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不仅因为出现了秦皇汉武这样的军事统帅，也因为全面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从而形成了完备的军事制度。
这一时期朝廷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这在指挥、训练及后勤保障诸方面都有鲜明体现。秦汉时期的军事制度，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奠定了我国封建军事制度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首创皇帝制，确立了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执掌着全国最高的军事权力。全国各地军队的调发，将帅兵权的授予，都必须以皇帝的虎符为信物。任何军队的调发，必须由皇帝所遣使臣持符验合方能生效。
传世的秦代“新郪虎符”，是秦始皇在建国前颁发给驻守新郪的将领的兵符，证明秦国军队从战国时就由国君直接控制。虎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意思是虎符分为两半，一半留在皇帝手里，一半发给新郪这个地方的官吏或统兵将帅。
除虎符之外，皇帝下达军令必须盖上由他专用的玺；一般远程的军事行动，必须持军令作为通行证。
秦代由皇帝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是与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相适应的。秦代已经建立了郡县制，并在郡、县、乡均有专职主管军政的职官。各郡都设郡尉一职以掌管军政，负责朝廷规定的兵员的征集、调遣和武器装备的制造、保管以及地方治安等项。各县设县尉，掌管一县军政。县以下的乡也设游徼主管军政、治安。
郡县都没有此前的诸侯国那样的军队和军权，军权是高度集中于朝廷之手，地方只负责管理军政事宜。这样就保证了以皇帝为主宰的朝廷集权的统一的军事领导体系，它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达2000年之久。
秦统一以后战争减少，但国家对士兵的军事训练并未放松。国家法令规定，各郡因地制宜，各有侧重地训练不同的兵种。
大体上巴郡、蜀郡、颍川等地多材官，上郡、北地、陇西等地多骑士，江淮以南多楼船士。一旦有战事，国家按需要征调不同地区部队。平原作战征调车兵、骑兵，山地作战征步兵，南方水域作战则调水军。如此军训及征调方式，体现出全国统一后的又一军制特点。
秦代的军事后勤保障制度也很完善。当时秦军队的武器、铠甲、粮食、马匹，均由国家统一提供，国家设有专门的武库。
秦始皇十分重视军粮问题，他鼓励农民大量开垦土地，种植粮食，然后向人民征收相当数量的租赋。这些赋税除了用来满足统治者的挥霍外，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秦代在京城和荥阳建有粮仓，贮备了大批粮食，战时有专官负责补给、调拨。
此外，由于骑兵在秦代已大量使用，马政成为国之大政。秦代制订了《厩苑律》等法令，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汉承秦制，皇帝仍是最高军事统帅，皇帝通过其直接操纵的两大朝廷军事领导机构，控制全军。这两大机构，一个是由郎中令、卫尉、中尉等组成的朝廷警卫部队领导机构，再一个是由太尉、将军、将、尉等组成的全军最高军事行政领导机构。
朝廷警卫部队领导机构大致可分为宫廷警卫与京城警卫。宫廷内警卫称为南军，主要由郎中令负责，属官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汉武帝时，南军由卫尉统领，负责守卫宫殿。卫尉属官有如公车司马令、卫士令等。
警卫京城的称北军，系京师精锐，无事自屯其所，有警应诏救急，因驻于未央宫以北，与宫中南军位置相对，故名。北军主要由中尉负责，汉武帝时更名为执金吾。执金吾除了担任宫殿之外、京城之内的日常警备，在皇帝出行时还要充任护卫及仪仗队。执金吾的属官有如中垒、寺互、武库、都船等军职。
为了有效地控制全军，皇帝在朝廷设置了以太尉为首，包括将军、将、尉等职的军事领导机构。
太尉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负军事行政责任，并无发兵、领兵之权。调兵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如无皇帝的符节，虽官为太尉也不得领兵、发兵。
将军的称号先秦已有，约在汉代才定为官名，而且有大将军与列将军之分。皇帝的近卫武官称将军，近卫武官之长则是大将军。
因其近卫皇帝左右，多为亲信，故能得委任领录尚书事，居宫中参与政事，逐渐成为朝官的重要角色。西汉大将军之位，基本上可与三公地位相当。
与大将军地位相仿的还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稍次有卫将军，如遇有边事，还备齐前后左右四将军。
比将军地位略低的军官是将，或称别将。再往下则属中级武官，有校尉、都尉。一般说校尉在都尉之上。他们战时带兵出征，平时与大将军同居朝中，为皇帝直接控制。
汉代军队的各级指挥员不仅在战时领兵作战，更要在平时负责军事训练。按西汉军制规定，未经训练或技术不娴熟的士卒不能应召。同时，军事训练的内容根据不同的军种而有所不同。
骑兵的训练重在骑射，骑兵的校尉必须是善骑射的好手，称为骑将。楚汉战争中，刘邦为加紧训练骑兵，曾拜出身于秦军骑士的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汉武帝也曾用匈奴降兵降将训练汉军骑兵。
材官的训练以发矢张弩为主。《汉律》中的蹶张士，即材宫中的力健者，能以足踏强弩而张开，故名蹶张。由于弓弩是汉代重要兵器，它既可较远距离射杀敌人，又能避免自身的伤亡。所以使用弓弩的训练，对各军兵种几乎都是重要训练科目。
楼船舟师不但训练行船，也习战射。边防戍卒要熟练掌握烽火技术。除专科训练外，西汉军中还有蹴鞠、角抵、手搏等基础训练。蹴鞠就是踢球，即古代足球，本是一种民间娱乐，至西汉发展为军事训练项目。汉军普遍以蹴鞠练兵提高士兵素质。
当时宫苑内的“鞠城”和“三辅离宫”蹴鞠地，就是南、北军练习和比赛蹴鞠的场地。此外，角抵、手搏等民间武术、技巧，也已成为军训内容。
军事训练成效如何，必须经过检阅，所以西汉朝廷、地方两级军事领导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通过军队校阅进行考核。
军队检阅分京师、郡国两级，每年一次，通常安排在秋季。京师阅兵仪式庄重，军阵壮观。京师的禁卫军还有自己的检阅活动，比如霍光父子掌南军时就曾多次检阅羽林。
与京师一样，各郡国车骑材官卒、舟师水军、边防戍卒每年秋季也都要进行大检阅，被称为“都试”。都试时，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都要参加，目的是经过考试论定士卒优劣。都试内容以射为主，加试骑乘、刀矛等技术。
都试中还往往用近乎实战的狩猎形式搞军事演习，以考察士卒的技术程度和武器装备。
东汉军制有了很大变化。东汉初建时，刘秀接受了西汉末年政治动荡的历史教训，对朝廷行政机构进行调整，朝廷军事机构有些被裁减。此外还削弱一部分地方军。东汉政权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为了避免军权分散，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军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时间南北对峙，使得南北双方都注意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扬长避短，力图在南北抗争中战胜对方，从而促进了军事制度的发展和进步。
魏晋南北朝沿东汉军制，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曹操依法治军、诸葛亮演练八阵图、孙权的世袭领兵制、刘宋为训练士兵专修的宣武场等，都在军史长河中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三国时期的军制，对汉制有所继承和发展。由于各国立国条件不同，所处的地理环境各异，因而三国的军制，也各具特色。
曹魏的军队，分为朝廷军和地方军两种，朝廷军又分为中军和外军两部分。
朝廷军是屯驻于京师地区的朝廷直属军，是魏国军队的核心力量，它是由曹操的亲军转化而来。中军主要由武卫、中领、中护、中坚、中垒五营组成，中领军和中护军为五营的正副统帅。
地方军也称州郡兵，为地方武装，属州刺史和郡太守统辖。这些军队，原是在刺史、太守私人部曲的基础上组建而成。
后来曹魏实行给客制，地方官员往往把国家所赐的屯田客变成部曲，再加上从地方上招募的壮勇，使地方军有所发展。双轨制建立后，州郡的官员又把国家拨给的军队与地方军合二而一，大大加强了地方割据的势力。
曹操主张以法治军，制订了严格的军纪、军法，遵纪守法、服从指挥者受奖，怯战、逃亡、投敌或惑乱军心者则严惩不贷。
刘备在称帝前，曾以汉献帝的左将军和汉中王等名义行使职权，但实际上他军、政、财权一起抓，在其统治区内，他既是最高的军事统帅，也是朝廷的首脑。
在他的将军府或王府，诸葛亮任军师将军，府中设有一整套军政人员，分掌军、民、财政。
刘备称汉中王，关羽、黄忠、马超、张飞分别担任前、后、左、右将军，分统军队驻在朝廷和地方，担任一个方面军的统帅。
刘备称帝后，在将军府的基础上组建朝廷，刘备为皇帝，诸葛亮任丞相录尚书事，辅佐刘备总理军政事务。国家的军队，也分中军、外军，由各种名号的将军统领。
为了提高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诸葛亮也很重视对战阵的研究，史料记载他推演兵法做了八阵图，八阵图大概为诸葛亮操演军士所用的各种训练方式的统称。据说是以步、弩、车、骑4个兵种联合编组的战阵，主要是用来对付曹魏骑兵的集团冲击。
在军队的供应方面，蜀汉除征集居民的租调外，还设司金中郎将负责监造兵器，设司盐校尉负责盐、铁的生产和专卖，以其收入作为军费开支。另外，诸葛亮还曾在汉中和渭滨建立了分兵屯田的制度，由部队轮番耕种，以弥补军粮的不足和缓解远途运粮的困难。
孙权为最高的军事统帅，其下，由丞相或官阶较高的大将军等，负责统领指挥全国的军队。孙吴的朝廷直辖军也称中军，以宿卫军为主，有羽林、武卫、虎骑等营，其成员大多由孙氏的故将所领部属组成。统率宿卫军的将领称为督或将军，多由孙氏家族的子弟担任。孙吴的统军将领中，以骠骑、车骑和卫将军的官阶较高，征、镇、安、平将军次之。
孙吴政权为了保障世家大族的特权，建立了世袭领兵制，即将这些世族官僚所统领的军队用国家的名义赏赐给他们，可以世代相承。这些军队，名义上虽属国家，实际上已具有私人武装的性质。
在实行世袭领兵制的同时，孙吴还实行了奉邑制及复客制，即赏赐给统兵的将领若干县邑和若干劳动人口，用其租赋的收入供给所领的军队。
孙吴也实行屯田制，有军屯、民屯两种。军屯由驻外地的部队屯垦，民屯则主要由被驱赶出山的山越承担。屯田的收入，一部分以供军需。在孙吴境内，对人民的赋税征收，仍然是军队粮秣衣着供给的重要的来源之一。
两晋时期由于士族掌权，重臣执掌国命，致使皇权受到了削弱。除个别皇帝如晋武帝司马炎尚能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外，许多皇帝反而成了权臣手中的工具。所以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系统变化无常，常因人而异。
十六国的军事领导系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总的情况是，诸胡政权和每一个胡族政权的前期，大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在政权组织上，一国设置两套班子，分府办公，各行其是，总统于皇帝。
十六国时期的许多国家，在州一级政权中，也仿照魏晋之制，实行军政长官互兼的制度，任命驻在各军事要地的统军将领，兼任所在州的刺史，或给刺史加上持节都督的职称，兼统军事。
刺史所领的军队，在制度上属于朝廷军的外军，应听从皇帝和朝廷的都督中外诸军事调遣。但是实际上，由于担任地方军职者，非皇族子弟就是创业的元勋，或是带兵投靠的少数民族首领，他们往往视所统的军队为私人武装，不听从朝廷的调遣，甚至闹独立。
南朝军队体制，主要分为中军、外军两部分。中军又称内军，即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六将军所统军队。此外，有左、右、前、后四将军，称为四军。
宋武帝刘裕曾恢复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所统军队，以扩大宿卫宫城及京都的兵力。还有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所统军队，谓之三将。
萧梁曾改骁骑将军为云骑将军、游击将军为游骑将军，另置左、右骁骑将军，左、右游击将军，位在云骑、游骑将军之上。上述诸军皆为中军，但六军是中军主力。中军中的左、右卫宿卫宫阙，其余众军平时保卫京师，战时出兵征讨。
南朝外军，即各地都督所统军队及地方州郡兵。沿东晋旧制，南朝都督几乎遍布于全国，都督所辖少则一两州，多则八九州，最多者至16州。凡都督皆领兵，有些都督拥有军队数量十分可观。
南朝都督由朝廷任命，君主当然有对其征召调遣的权力，对他们也还有一些具体的限制。
南朝中外诸军的领导权总归于皇帝。征发调遣时，皇帝颁诏，尚书下符。南朝各代比较重视中军的训练。刘宋于448年专修宣武场，以操练步兵骑兵。其后，宋孝武帝又在玄武湖大阅水师。南朝各代皇帝都在宣武场讲武，训练步兵、骑兵，在玄武湖训练水师。
讲武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平时训练军队，战时便于指挥战斗；另一方面，也是炫耀武力，宣扬国威。
南朝的军事后勤工作，由朝廷设专门部门管理。制造弓弩枪槊铠甲等兵器战具诸事，由尚书库部郎负责，具体由少府、尚方、东冶等部门制作。
南朝朝廷设南、北武库，兵器制好以后，入库储存，由尚书库部郎掌管。建造战船、装配水师等，则由都水使者、尚书水部郎负责。
军队粮食衣着供应，由度支尚书主管。关于外军后勤供给，各地都督府下也有武库、粮仓等后勤设施。
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3个时期，其朝廷军事领导机构各有特色。
北魏的军队由中兵，镇戍兵、州郡兵3部分组成。中兵又称台军，是北魏军队的主力。孝文帝曾经仿照魏、晋、南朝改革军制，中兵称为羽林、虎贲。中兵、镇戍兵、州郡兵虽各有所统，但都受朝廷统一调遣，最高指挥权在朝廷，有事由皇帝下诏。
东魏和北齐军制大体沿袭北魏，军队也分为中兵、镇戍兵、州郡兵三部分，其军队领导体制、军队编制、军兵种等都略同于北魏。但其军制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东魏北齐所特有的夷、汉分兵制。
北周的宇文泰总领军队大权，领兵官是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下，每柱国又各设两大将军，共12大将军。每大将军下，又各设两开府，共24开府，是为24个军。每开府下，又各设两仪同，共48仪同。以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领兵官。
这就充分显示了北周朝廷军事领导机构的特色。
第四节隋唐时期军事制度
隋唐两代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朝廷集权国家重新建立、各民族进一步融合、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时期，也是府兵制进一步完备并走向衰落，军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对府兵制做了重要改革，在全国广设卫府，使军权逐步集中在皇帝手中。唐代整顿府兵制度，并重视对府兵的军事训练，发展马政，还制订了比较完备的军事法律，使军事制度臻于完善。
隋代军权主要集中于朝廷，由皇帝亲自掌握。尚书省下辖的兵部，为皇帝日常的军事代办机构。其最高长官为兵部尚书，下设兵部侍郎、职方侍郎、驾部侍郎、库部侍郎。
隋代卫府制度的形成，是军权集于皇帝的重要措施。581年2月，隋文帝在全国设十二卫府，即左右卫，左右武卫府，左右武侯府，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和左右领军府。
左右卫掌宫掖禁御，左右武卫府领外军宿卫，左右武侯府掌车驾外出警卫，左右领左右府掌侍卫左右和供御兵杖，左右监门府掌宫殿门禁及守卫，左右领军府掌12个军籍帐、差科和词讼。
左右卫、左右武卫和左右武侯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两人，长史、司马、录事、功、仓、兵、骑等曹参军，铠曹、法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左右卫、左右武侯各6人，左右武卫各8人。而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和左右领军府所置官员有所不同。
十二卫府所置大将军上隶皇帝，下辖骠骑、车骑府，军士称侍官。骠骑府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车骑府置车骑将军。其下又置大都督、帅都督和都督。
这些军将的官号、品级承袭西魏、北周，但有所变更。如大将军降低两级，骠骑将军降低两级半，车骑将军、大都督、帅都督和都督均降低3级半。军将的数量有所增加，以利于皇帝控制军队，加强朝廷集权。
十二卫府统禁卫兵，其任务是禁卫京都和征讨。骠骑、车骑府直接掌握府兵，屯于京城及各地要冲，拱卫首都。
与十二卫府相对应的有东宫十率：左右卫率、左右宗卫率、左右虞侯、左右内率和左右监门率。
607年，隋炀帝改革十二府之制：左右卫改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改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名称如旧；左右领军改为左右屯卫；增置左右御；左右武侯改为左右候卫。又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仍承旧名，共16个府卫。
“十二卫”军士被冠以荣誉称号：左右卫的军士名骁骑，左右骁卫军士名豹骑，左右武卫军士名熊渠，左右屯卫军士名羽林，左右御卫军士名射声，左右侯卫军士名佽飞，总称之卫士。
每府大将军以下人员基本如旧，增置护军4人。左右侯卫增设察非掾两人，专管纠弹之事。
隋炀帝对东宫十率也有部分改组：左右卫率改为左右侍率；左右宗卫率改为左右武侍率；左右虞侯开府改为左右虞侯率，并置副率。左右内率降为正五品，左右监门率改为宫门将，降为正五品。
613年，置左右雄武府，隶属于左右备身府。招募百姓为骁果，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统领。骁果在皇帝护从军中占有重要地位。
隋初在地方上推行州、县两级制。在边境及内地重要州，设总管负责该地域军事，并统一附近数州的军事管理。隋炀帝时改行郡、县制，在郡设都尉、副都尉，负责一郡的兵马。
军事要地置镇，设镇将、副将。上镇将从四品，中镇将及上镇的副将从五品，下镇将及中镇副将为正六品，下镇副将从六品。
次于镇者置戍，设戍主及副。上戍主为正七品，中戍主及上戍副为正八品，下戍主及中戍副为正九品。要隘及交通孔道设关，置令及丞。上关令及中关令从八品，卞关令及上关丞正九品。
至唐代，唐太宗时整顿府兵制度后，十二卫各领40至60府。鹰扬府恢复骠骑府、车骑府的旧名，不久又改为折冲府，分别冠以所在地的名称。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下辖4至6团，每团设校尉，辖两个旅。每旅设旅帅，辖两个队。每队设队正，分为五火。每火10人，有火长。每队、每火的装备，如马、马具和锸、斧、钳、锯等，均有定数。
府兵自用的武器、装具和征途所需粮食皆自备。马匹不足，由官府供给。平时训练在冬季进行，由折冲都尉率领本府兵马习战。府兵的调遣、指挥权属于朝廷。凡发兵10人以上，除紧急情况外，都要有尚书省、门下省颁发的皇帝“敕书”和铜鱼符，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勘契乃发。
唐王朝对府兵的军事训练非常重视。训练内容主要有教习骑射和战阵操演。冬春要讲武或狩猎，这在唐太宗、唐高宗时几乎每年都进行。每年冬季，折冲府要校阅在府兵，借以进行战术训练。训练时，要求士兵平时就习唱歌词，战时从中辨别号令。通过大角、鼓、钲、旌旗的变化，训练士兵的耳、目、手足，要求动静进止整齐划一，而狩猎更近于实战。将士的战术水平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讲武也是军事训练的重要方式。讲武有直、方、锐、曲、圆五阵，五挑而五变，狩猎较为灵活。
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时，都曾集合各军，进行讲武活动。讲武虽系军训，但要求严格，布阵破敌，进退有序，节合金鼓，稍有差错，严惩不贷。如骊山讲武时，兵部尚书郭元振因军容不整险被处死，给事中唐绍因军仪有失而被斩首。
田猎也是训练方式之一。唐太宗田猎频繁，臣下谏阻，他解释道：现在天下虽然太平无事，但武备却不可松懈。只要遇到战事，领兵将帅都要严格查验征调府兵的战斗技能。不精者，追究其折冲都尉，包括追究刺史的罪过。
唐代还制订了比较完备的军事法律，如《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宫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对军人的职守、赏罚等有较详细的规定。凡违犯了“令”、“式”中的有关规定，就要依“律”、“格”给予惩处。
骑兵在唐代的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唐初几次关键性战役，骑兵都有上乘表现。所以，唐代很重视马政。
第五节宋元时期军事制度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在平定各割据势力同时，还针对长期以来藩镇割据带来的政权频繁更迭，采取了一系列集权于朝廷的政治改革措施。北宋的军制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元代统一全国后，元世祖忽必烈对军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从军队指挥系统到军队管理、后勤供应、军事法规等，都实行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
北宋军队的领导权集中在皇帝手中。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队将帅的权限，使兵权完全集中在皇帝手中，宋王朝在朝廷实行了以枢密院掌管军政军令，三衙分掌马步军的训练与日常管理、临时派将统兵出征的分权制度。
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关。枢密院负责制订战略决策，处理国防事务，招募、检阅、调遣军队。枢密院的长官是枢密使、副使、或知院事和同知院事。枢密使、副使与参知政事合称“执政”，与宰相共同负责军国要政，是朝廷中地位仅次于宰相的最高行政长官之一。
在正副长官之下，还有签书院事与同签书院事，又设都承旨、副都承旨，负责内部事务；其下又有检详官、计议官、编修官，为枢密院的骨干。
三衙是宋代分掌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其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但很少同时配齐。三衙的都指挥使简称为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三衙掌管全国军队的辖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三衙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
北宋军队的领导体制把调兵权、统兵权、握兵权一分为三。这种军制对于消弭兵祸，保障社会的安定，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起了良好作用。
南宋军制大体上沿袭北宋制度，但国家主力军是屯驻大军，西北边防的番兵也已不复存在。
宋元之际还有辽、西夏和金3个政权。辽代主管军事的最高机关为枢密院，后为南、北两枢密院。北枢密院统领契丹兵马，南枢密院统领汉族兵马。枢密院使是当时全国最高军事首脑。
西夏的常备军主要是部族军。部落是军事组织的基础，部落首领即军队将领，享有很高的威望。西夏的军队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金代设置的最高军事机构是都元帅府，掌握全国的军事大权，下设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各一员，由谙班勃极烈和勃极烈担任。各路设军帅司或都统司，由都统统领本路军队，隶属都元帅府。至海陵王时，朝廷废除了都元帅府，仿汉制设枢密院，由朝廷任命枢密使、副使掌握全国军事。
元代统一全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加强朝廷集权，在朝廷设立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地方统军机构几经变化后也基本趋于稳定，形成了一套制度。
枢密院负责调发和管理全国军队、筹划军事部署、铨选武官及为军队提供后勤保障。枢密院向皇帝奏报军情要务，一般情况下不经过中书省。重大的军事决策，皇帝要召集中书省和御史台等中枢机构官员与枢密院官员一同商议。
元世祖将全国划分为12个一级行政区，包括1个中书省和11个行中书省。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各行省设置平章两员，兼管军事，总督本省军马。行省中心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都元帅府掌军政和民政，作为行省和郡县的中介机构。各行省的军队调发，需经枢密院批准传旨。行省内务军队的镇戍和屯田地点，也要由行省官员和枢密院协议确定。
元代实行军官世袭制度。承袭者必须年满20岁，按照规定要进行武艺和文化考核。承袭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兄弟子侄。
元世祖又规定了军官的品级、各军府设军官的人数以及军官所持的符牌标准。万户府、千户所分成上、中、下三等，侍卫亲军各卫指挥使司与上万户府等级相同；百户所分为上、下两等。
元代军官佩有符牌。分为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为“虎符”、“金符”和“银符”。大致上是万户佩虎符，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虎符还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三珠虎符最高，只有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以上的掌军者才能发给。符牌由朝廷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按规定要交回原持符牌。除符牌外，各级军官还有印章。
元代十分重视军事后勤建设，对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和军事通信都有严格的规定。元代设立军器监，专门管理冷兵器和火器的生产、贮存和发放。元代对武器的管理有很严格的规定。除了由朝廷组织的武器生产外，任何人都不许私造兵器。汉人、南人不得私藏武器，弹弓、铁棒等都在禁用之列，违反者要治罪。
元代重视骑兵建设，对马匹的繁殖、管理和调拨，逐渐形成一套制度。此外，由朝廷设置、管理的牧场，主要分布在大都周围和漠北、漠南的草原上，牧养的马匹一部分供军事上使用，一部分则用来满足皇室的生活需要。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事机器运转，只靠军户自备武器装备和提供封椿钱、调发军人屯田等是远远不够的。朝廷每年还要拿出大量钱钞，支付军官俸禄、怯薛岁币、赏赐军功以及战争费用。
为了保证军队的通信联络，元代朝廷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站赤系统。驿站设置以大都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各站都备有马匹和粮食、肉食，以备来往的信使使用。此外，还有急递铺，用来往返递送紧急军情公文。
元代的军事法规，既保存了相当多的蒙古传统，又吸收了前代封建王朝的许多原则规定，形成一种混合的体制。军人的服役办法，军官的职责和奖惩，军队的纪律，以及军事法令的执行和监督，是军事法规的主要内容。
军官的考核标准是“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军官不许擅自离职，违者治罪。军队纪律分为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有很多具体规定，如不得随意牧放牲畜践踏农田，作战时临阵逃脱处死，同在一个作战单位的人也要受罚等。
军法的执行原来由军队自身负责。元世祖改革军政后，从朝廷至地方的监察机构对军官的不法行为也实行监督。士兵犯法，由所在军府核实情况后向上级机构申报处理意见，批准后方可实施处罚；如果事关民间百姓，还要与地方官府合审。
第六节明清时期军事制度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大力强化封建专制朝廷集权，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对军权的控制，这是明代军事指挥系统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清代达到了朝廷集权制度的顶峰，军队管理体系也日渐完备。清代在军队的训练制度、后勤供应、武官考核、军纪执行、军功奖赏及优抚政策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军政制度。
明初仿照宋元的枢密院制度，在朝廷设大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构，节制内外诸军。
1380年，明太祖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下令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和在外各都司卫所。
同时，明朝又设立兵部，作为朝廷执政机构的六部之一。
五府只管军籍和军旅之事，而人事、调遣和政令发布之权则移交兵部，“凡武职、世官、流官、士官袭替、优养、优给”，各府移文兵部请选，“都司卫所首领听吏部选授”。
遇到战争，天子命将充总兵官，兵部签发“出兵之令”，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
这样，明代的军事就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共同管辖，“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两个机构“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便于皇帝的操纵和控制。
明代中后期，兵部尚书或侍郎有时可提督或协理京营戎政，直接掌握京营训练，五府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虚衔。
在地方，起初在各省府设立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各都司设都指挥使一人，作为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隶于五府，同时听命于兵部。
明初各省都指挥使与布政使、按察使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且品级、地位也比布、按官高，威权甚重。但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中，朝廷照例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出为总兵官，事后还任。临时派遣的总兵官变为定设的官员，形成了镇戍制。
接着，在内地的军事要害地区也派总兵官镇守，独任一方之军务。都指挥使的地位因此日益下降，逐渐变成总兵官的下属。朝廷为加强对武臣的管理，又派文臣于各总兵官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以至逐渐变为定设的官员。
巡抚往往加有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参赞军务的名义，总督更拥有总督文武、自总兵巡抚而下皆听其节制的大权，不仅地方的都、布、按三司归其管辖，连总兵官也必须听其指挥了。
明代针对卫所制订军卫法。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每个总旗下设5个小旗，每个小旗有军士10人，大小联比以成军。全国的军队均按此制编入卫所，由百户、总旗、小旗等逐级率领。
明代的军饷，依靠“屯粮”、“盐引”、“民运”和“京运”4个途径来解决。
屯粮指由军屯士卒交纳的税粮；盐引指用盐引换取的商屯粮；民运指从民田上征收的税粮；京运指由户部太仓库拨付的存银。明代前期的军饷，基本上由屯粮和盐引解决。
明代建立后，明朝廷曾大规模推行军屯和商屯。开国之后，明太祖即“令军士屯田自食”，要求卫所军卒，一部分负责戍守，一部分从事屯垦。具体的戍守比例，开始没有统一的规制。
明初各都司卫所屯田数额高达90万顷。内地军屯“实收子粒，足以充军食之半”。屯粮不足的部分，由民运支付。
边地卫所，屯田军卒比例较少，屯粮缺欠较多，如由民运支付，路途遥远，运费很高，于是明朝廷又大力提倡商屯。
商屯就是朝廷利用对食盐的专卖权，招诱商人到边境地区出资募民屯田，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朝廷充作军饷，然后向朝廷领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贩卖获利。这就叫做“开中法”。
1371年定中盐则例，规定商人按道里远近，交纳三五石不等的粮食，可向朝廷换取100千克盐引。由于商屯的发展，明朝廷便可坐得资粮，以佐军用。
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其他原因，屯田逐渐遭到破坏。
清代最高军权由皇帝掌握，皇帝年幼未亲政前，暂由摄政王代理。协助皇帝执掌军政机要的机构，雍正前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是军机处。兵部名为朝廷军事领导机构，实权不大。
军机处成立于1730年。自成立后，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职权。直至1911年4月实行责任内阁制时，执政长达180年之久的军机处才被废止。
兵部成立于天1631年，入关后为管理全国绿营兵籍和武职官员的机构。八旗则主要由八旗都统衙门管理。军机要务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负责。后来改为陆军部。
清军平时训练因地而异。清太宗天聪年间亲率八旗演习行阵，是为清代皇帝举行大阅之始。后来皇帝每年亲巡塞外校猎行围，3年举行一次大阅典礼，在京师南苑、玉泉山、王家岭等地检阅京营八旗。
京营训练各有定制。如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亲军，每月分期轮流训练骑射两次，步射4次。
八旗骁骑营每月习射6次。春秋两季还披甲练步射和骑射。春月分操两次，合操一次，秋月合操两次，仲春孟秋还要登城操习鸣螺。汉军每月练习鸟枪外，春秋月，每旗出炮手10位，在卢沟桥试炮五日。春秋两季，四旗合操4次，八旗合操两次，初冬，各旗演习步围。
绿营训练方法是沿自明代的旧法，以所谓连环法阵势为主。
其法是，每年秋季霜降日，绿营将弁率兵入教场，设军幕。中军竖起大旗于场朝廷，士卒披甲列阵肃立，统兵大臣传令合操，中军便扬令旗指挥，发炮3响，鸣角击鼓，步兵骑兵列队行阵，施放火枪，连环无间。
同时也表演长矛、短刀、藤牌等武艺。平时也有小操、大操、合操、试炮、巡察、步围、步行等制度。
分散驻防应差的绿营平时训练最少，巡抚标兵也如此，只得抽空训练。绿营鸟枪兵照八旗火器营进步连环之法操练，统兵官习射，习枪以迅速命中目标为度。
清代通过户部、兵部、工部的分工合作来解决军队的后勤供应。至于清军官兵及其家属的生活，主要靠其俸饷和旗地来维持，总的说来八旗待遇比绿营优越得多。
比如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月给银4两，骁骑、铜匠、弓匠月给银3两，皆岁支米48斛；步军领催月给银二两，步军1.5两，皆岁支米24斛；炮手月给银二两，岁支米36斛；由觉罗补前锋、亲军、护军者，月加银一两。
再如绿旗兵饷之制，京师巡捕三营，马兵月给银二两，步兵一两，皆月给米5斗；各省镇标马兵月饷银3两，步兵1.5两，守兵一两，皆月支米3斗。
清代对武官的考核5年举行一次，称军政。考核的目的在于整饬纲纪，黜陟将弁。凡遇军政之年，武职官员都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开列四栏，填注考语。
武官必须注有行止端方、弓马娴熟、管辖严肃、当差谨慎、不扰下属、给饷无虚等考语。军政考核后，提督、总兵贤者优叙，劣者罢黜，一切由皇帝决定。
清代的武官回避制度，是清朝廷为了防止官吏利用亲族、同乡、师生等关系，结党营私，破坏法纪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维护朝廷集权方面，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清代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军纪，大致可以分为扎营、行军、战场三大类。
清兵扎营纪律规定：兵丁在营内乱走，高声说话，白天犯者，八旗兵鞭50下，绿营兵棍责40下；夜间犯者，若引起乱营，立即斩首。看守营门时，无故私放外人进入营地者，八旗兵鞭70下，绿营兵棍责60下。兵丁在营，敢在该管官面前妄行，或动作骄慢无礼者，罚以插箭游营，以示警示。
清兵行军纪律规定：兵行各按队伍依次而前，无论道路平坦窄狭，后队不得越过前队，违者，八旗兵鞭50下，绿营兵棍责40下，仍插箭游营。官兵沿途欺压民番，恃强买卖，掠财物，毁民房、淫污妇女者斩。
兵行遇有草地方，当陆续行走，如有不顾队伍混行，致践踏草者，八旗兵鞭100下，绿营兵棍责80下。
清兵战场纪律规定：战阵之际不遵号令者；归阵时回顾畏缩交头接额私语者；泄漏军机、私改密件者；将军、参赞大臣、领兵提督、总兵等官密议军情时私行窃听者；探信不实，贻误军机者；官兵杀良冒功者，以上所列当斩。
乾隆时又特定将帅军纪3条：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将帅因私忿妒忌推诿牵制，以致徒劳兵力、空费军饷，贻误军机者；身为主帅，不能克敌，转布流言，蛊惑人心，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以上所列拟斩立决。
清军将帅战功卓著者，由兵部复议奏请随时酌定。其他有功官兵，由统兵将帅造册报兵部后，兵部核实功绩，进行军功奖赏。
清朝廷视八旗为国家根本所在，实行一系列优抚政策，如增加兵额，恩赐饷米，官给马匹、器械，赎回旗地，免其借贷，赏给婚丧银两，天灾或大典皆赐银米，年老告退之官优给俸禄等。对绿营兵也有优抚，但同是优抚，八旗比绿营的待遇优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