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夏商周时期青铜兵器
我国古代的兵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最初的石兵器，到夏代的青铜兵器、战国末期的铁兵器，再到北宋的火器，其发展进程是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
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火攻战术，促使古代炼丹家们发明的火药很快应用于军事，并发展成为北宋的火器。南宋的火枪发展为元代的铜火铳，铜火铳又很快发展为明初的大铁炮，使我国古代兵器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
我国古代兵器的成就，对世界兵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促使世界军事技术发生了一次革命，为近代枪、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夏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但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数量不多，主要仍使用石、骨、木制等原始的兵器。
商周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人们对兵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还用青铜制造了各种防护装备。
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上的重要成就，也反映了我国古代青铜冶炼业的辉煌。
兵器的水平是与生产技术，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大量的考古材料说明，在我国的夏王朝统辖的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工具在制作上比以前有了较大改进，出现了石镰、蚌锄、蚌镰等。
先进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形成。在这之中，夏代的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使得当时的兵器也有了新的发展。
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情况看，夏代的兵器的种类，除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的刀、匕首、矛头、锥、戈、镞、斧、铲、棒等型制外，还出现了护身的甲和用于作战的兵车。其中箭头的数量明显增多，质料和制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夏代的箭镞不仅有石质、骨质和蚌壳质的，而且还有铜质的。在制作上也极精到，有的镞身断面呈三角形，脊和两翼刻有血漕，铜镞和制作精良的骨、蚌镞使得弓箭的威力大大提高。
弓箭杀伤力的增强，必然促进防护具的产生和发展。这就是甲的出现。相传甲是夏代第七位夏后杼发明的，主要用于防护前胸后背和手臂。
杼是夏王姒少康的儿子，他在协助父亲攻灭东夷首领后羿、寒浞势力时，由于东夷人擅长射箭，弓箭十分厉害，杼的军队被善于射箭的东夷人用弓箭抵挡，遭受损失，无法前进。
退回国都后，杼发明用兽皮制作的甲，兵士穿上后，不畏弓箭，能格挡敌人的刀砍箭射，战斗力大大增强，东夷人弓箭优势不复存在。身穿铠甲的夏人终于灭绝了东夷。
车作为一种作战用具，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夏代车已被用于作战。兵车作为一种新的武器装备，使兵制和作战技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出现了新的兵种车兵，以及因兵车作战的特殊性而产生的车兵战术。
商周时期，军队与战争规模扩大，对兵器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避免遭到更大杀伤，还开始用青铜制造各种防护装备。与此同时，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也为制造青铜兵器和青铜防护装备创造了条件。
商周时期的兵器，按用途可分为远射兵器、格斗兵器、护体兵器3类。年代最早的青铜兵器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遗物，有远射兵器中的箭镞和格斗兵器的戈等。后随实战需要，又产生出不同的进攻性兵器。
商周时期兵器的种类大体有镞、戈、矛、戟、殳、钺、剑等。
镞为远射兵器。商周时已使用了复合弓，并在矢上安装铜镞。商代的铜镞以扁平的凸脊双翼镞为基本形态两翼侧刃前聚成锋向后形成倒刺。
戈是商周时的主要格斗兵器，在有锋刃的“援”后接安的“内”，就是柄，垂直装，用于横击、钩杀和啄击。商代的戈有曲内、銎内、直内等式。西周末到春秋时，戈制作工艺上有所改进。商周戈的长短，与使用的不同有关，一般说来，战车上用的戈较长，步战用的戈较短。
矛是格斗用的长柄刺兵器。商代铜矛一般有中脊，向左右扩展，成带侧刃的扁体矛叶，然后前聚成锋，矛直通中脊，有的叶下侧设穿有的左右两侧设环以缚扎固矜。
戟是戈和矛相结合而创制的格斗兵器。以戈为体、矛为刺，兼有横击钩啄和扎刺的性能。最早尝试将矛和戈用联装成一件兵器的例子，见于河北藁城台西的商墓中。
殳出现在春秋晚期，是一种棒状格斗兵器。在南方江淮流域的楚、蔡等国，在3米多长的八棱形积竹柄顶端，装有一个青铜殳头，殳头刃部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殳主要用于车战，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使其分开，故有棱而无刃。
钺是用于劈砍的格斗兵器。为弧曲阔刃、两角上翘的斧形。商周时期多作为统帅权威的象征，如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两件铜钺，一件刃宽达0.37米，重达8500克；另一件刃宽0.38米，重9000克。器身均铸有“妇好”铭文，应是权威的象征。
剑以前刺为主，也可用侧刃劈砍的卫体和格斗兵器。西周时的铜剑很短，不过二三十厘米，仅能充护体兵器之用。东周时期的铜剑有较大发展。它们制作精良，长度超过0.5米，剑身修长，有中脊，两侧出刃，刃作两度弧曲状，顶端收聚成尖锋。最著名的是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是东周名剑中的精品。
商周青铜兵器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用于防护的铜胄，用于鼓舞阵势的铜饶等。它们同样制作工艺精湛，并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绚烂夺目的青铜兵器，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的成就，也昭示着商周青铜冶铸业的辉煌，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物质见证。
第二节汉代兴起的铁制兵器
汉代的炼铁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汉代的铁兵器已经在性能上压倒了铜兵器。当时青铜的性能已经发展到了极限，而铁器的潜力却深不可测。
秦统一后，军队的武器装备逐渐由原来的青铜兵器过渡到性能更加好的铁器，但这一过程到汉代才完成。
随着汉代冶铁技术和锻钢工艺的进步，至西汉末期，铁制兵器已逐渐盛行，青铜兵器开始退出战争舞台，冷兵器进入鼎盛时期。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铁的国家之一。相传商代中期，华北地区有一位兵器制造师，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十分坚硬的陨铁。他在铸造铜钺时将陨铁熔化，制成了一把铁铜钺。
偶尔得到的陨铁难以满足大量制作兵器的需要，而自然界中所有的铁都是以化合物存在的，必须经过冶炼。因此，古人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冶炼技术在汉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汉代新的冶铁技术使铁兵器的质量和形制及种类也不断发展、完善，其形状逐渐趋于统一和定型。比如，汉代的格斗兵器有铍、戟、矛、刀、剑等，远射兵器有弩和弓等，防护装备有铠甲和盾牌等。汉代铁剑的制作最能代表当时的铁兵器制作水平。
汉代制作铁剑的基本工艺是锻打，汉代的锻打技术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以块炼铁直接锻制。汉代由人工冶炼获得的铁料是块炼铁，它是在较低的冶炼温度下，由铁矿石固态还原获得的铁块，含有大量脉石渣子，需通过锻打挤出。而在锻打之前，疏松多孔，因此又被称为“海绵铁”。
二是以块炼铁渗碳锻制。这一方法在春秋时期已被采取。西汉时期，制剑主要沿用这种方法。刘胜墓出土的一件长剑和一件短剑，经检测都是以“块炼铁渗碳”后折叠锻打而成，所用原料和渗碳方法与燕下都钢剑相同。
三是以炒钢或熟铁锻制。西汉后期，出现了用生铁炼钢的“炒钢”技术。它是把生铁加热到熔化或基本熔化状态，在熔池中加以搅拌，借助于空气中的氧把生铁所含的碳氧化掉，从而成为钢或熟铁。
前者是有控制地把生铁炒炼到需要的含碳量，也就是钢；后者是不加控制地一炒到底，含碳量极低。用生产效率很高的生铁作为制钢的材料，这是炼钢史上的一次革命。
炒钢产品的成分均匀，夹杂物一般比较细小，分布也比较均匀，质量优于块炼渗碳钢。而且，当时生铁冶炼已达到较高水平，炒钢以丰富的生铁为原料，产量和效率都较高，能够满足社会的广泛需要。于是，熟铁或炒钢便成为制剑的新材料，或以熟铁为原料，经过渗碳叠打钢剑，或以炒钢为原料，反复加热，折叠锻打，最后制作成剑。
四是以铸铁脱碳钢锻制。铸铁脱碳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生铁炼钢的方法，它是将白口生铁铸件在固态就进行脱碳退火，从而获得至高碳钢、中碳钢和低碳钢。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通过掌握时间来有控制地脱碳，由于生铁中多余的碳被氧化成气体跑掉了，从而成为全钢组织。而且基本不析出石墨或只析出很少的石墨。
铸铁脱碳钢保留了生铁夹杂物少的优点，组织均匀，质地纯将。目前所知最早的铸铁脱碳钢件是刘胜墓了土的6件铁镞。刘胜去世于公元前113年，可知这种炼钢方法最迟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已经出现。
汉代的铸铁脱碳钢器物是用两种方法制成的。一种是以生铁铸造成坯，然后脱碳成钢，再予简单加工，如加热弯折，对刃部进行局部渗碳、锻打等。这种方法广泛用于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如河南渑池出土了汉魏窖藏铁器中的钢斧等。
另一种方法是将生铁铸造成薄板状，然后脱碳得到成形钢材，将钢材经过反复加热锻打，器物。刀剑等兵器，皆如此制作。
过去在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鲁山望城岗等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出土地大量形铸铁板，就都是已经脱碳的钢材。目前也发现了用铸铁脱碳钢锻造成的刀剑，如北京大葆台西汉墓中出土的一把环首铁刀，河南省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出土的一把铁剑。
以上所述，为汉代铁剑的一般制作技术。两汉时期，一些优质刀剑的制作还采用了几项先进的工艺。
一是局部淬火工艺。钢剑淬火工艺出现于战国时期。经检测，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末年钢剑，被验证曾经加热至900度以上进行淬火，这是已知我国古代最早的淬火钢器。西汉时又有发展，产生了只将刀剑刃部进行淬火的新工艺。由于刃部经过淬火，因而具有很高的硬度，极其锋利。而刀剑的脊部因未经淬火，硬度较低，保持了较好的韧性，不易断折。
二是表面渗碳工艺。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书刀，经检测是经块炼铁为原料，经渗碳、叠打制成的低碳钢件。它在锻打成型并经磨制以后，又进行了表面渗碳，从而使刀的表层组织含碳较高，更加坚硬。同墓所出一把钢剑经检测也经过表面渗碳，表层碳含量在0.6%以上，高于心部高碳层0.5%至0.6%的含碳量。
三是百炼钢工艺。1974年山东省苍山出土的东汉钢刀，1978年江苏省徐州铜山出土的东汉钢剑，都是以炒钢为原料，经过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而刀剑上的铭文，据说不是简单的层数概念，而应是代表了一定的工艺质量和标准。可见，刀剑加热叠锻工艺在那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除了上述冶铁工艺外，两汉时期，以鉴别剑刀优劣为务的相剑术也流行起来。而随铁剑取代铜剑，相剑术的内容也由早期的相铜剑转而为相铁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汉代冶炼技术已经提升到了理论层次。正是由于汉代高超的冶铁技术，才使这些铁兵器在世界上堪称一绝，几乎将兵器制造技术上升到了艺术的境界。
第三节明代高度发展的火器
我国古代对火器的研究相当出色，很早就开始了用火药来制造作战武器，比如利用火药进行燃烧、爆炸或发射弹丸等。这就是火药兵器，简称“火器”。
在我国，火器的使用从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明代，我国传统火器的发展就达到了最高峰。在这近7个世纪的期间里，随着火药性能的提高和火器技术的不断进步，威力更大的火器就不断地问世，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同时也对世界武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火器源于火药，宋代初期虽已掌握了火药的生产技术，生产了性质不同的火药兵器，但仍属火器制造的初级阶段。至明代，才出现了我国传统火器发展的最高峰。明代火器不仅种类多，而且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
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重新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较多地使用了火铳作战，不但用于陆战攻坚，也用于水战之中。通过实战应用，对火铳的结构和性能有了新的认识和改进，至开国之初，铜火铳的制造达到了鼎盛时期，结构更趋合理，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形制，数量也大大提高。
从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出土的洪武年间制造的铜火铳看，明代火器大致是前有细长的直体铳管，管口沿外加一道口箍，后接椭圆球状火药室。
药室后面为铳尾，它的后面有安柄的銎孔，銎孔外口较粗，内底较细，銎口沿外也加了一道口箍。另在药室前侧加两道口箍，后一道加固箍。
河北省赤城县发现的1372年造的火铳，铳身长0.44米，口内径0.02米，外径0.02米。铳身刻铭文“骁骑右卫，胜字肆佰壹号长铳，简重贰斤拾贰两。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宝源造”。将它与内蒙古托克托县黑城古遗址发现的3件有洪武纪年铭的火铳相比，可以看出它们的外形、结构和尺寸都大致相同。
托克托古城遗址出土的一号铳为1379年造，全长四0.44米，口内径0.02米，为袁州卫军器局造；二号铳为1377年造，长0.44米，口内径0.02米，凤阳行府造；三号铳长0.43米，口内径0.02米，也是1377年凤阳行府造。以上4件洪武火铳铸造地点虽不在一处，但形制、结构基本相同，说明当时各地铜铳的制造已相当规范化。
1368年，火铳由各卫所制造，如上述数件火铳，就包括袁州卫军器局造和风阳行府造等。至明成祖朱棣称帝后，为加强朝廷集权和对武备的控制，将火铳重新改由朝廷统一监制。
明成祖时期的火铳制造数量和品种都较洪武时有了更大的增长，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
从1368年开始，整个明朝的军队普遍装备和使用各式火铳。据史书记载，1380年规定，在各地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来装备火铳。
1393年规定，在水军每艘海运船上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20支。明成祖时，更创立了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我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
明代各地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1387年，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驻军，也配备了火铳加强守备。
1412年和1422年，明成祖令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城池要塞架设炮架，备以火铳。至嘉靖年间，北方长城沿线要隘，几乎全部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
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明代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火铳也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而在明代军队的全部装备中，冷兵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16世纪初，西方先进的火器制造技术开始传入我国，进一步推动了明代火器的发展。尤以佛郎机、红夷炮、鸟铳等影响最大。
“佛郎机”本是明代对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人的统称。
1521年，白沙巡抚何儒从来华的葡萄牙船上看到一种火炮，与明军火炮相比，具有装填弹药方便、发射速度快和装有瞄准具等优点，便组织船上我国籍枪炮匠上岸仿造，取名“佛郎机”。
红夷大炮号称“将军炮”，明末引进西方技术制造，带有炮耳和瞄准具，可以调节射程，炮身寿命长，大型者重1600千克，射程可以达到1.9千米，应该是这一类武器的极限了明代大将军炮在铸造时，通过增加箍来防止炸膛。1626年袁崇焕使用这种火炮打败后金，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努尔哈赤也被红夷大炮击伤。
鸟铳是明代对新式火绳枪的称呼，因为枪口大小如鸟嘴，故称为“鸟铳”，又称“鸟嘴铳”。清代改称“鸟枪”。
据记载，1558年，明朝廷一次就造鸟铳1万支。而且，明代的鸟铳又有许多自己的创新。
在当时，杰出的火器研制家赵士桢，经过潜心研制，设计和试制了多种鸟铳，有噜密铳、翼虎铳、三长铳、掣电铳、迅雷铳、鹰扬铳、震叠铳、奇胜铳等。
其中噜密铳在尾部装有刀刃，在敌人逼近时可作斩马刀使用；震叠铳为双管火绳枪，与敌人作战时能连续发射两次，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迅雷铳更是有5支枪管，共用一个枪机，轮流发射。
明朝嘉靖后期还研制了一种“连子铳”，它的铳身是用铜铁制造的，尾部安木柄，铳膛后部装填火药，火药事先装在一节一节的小纸筒中。
底部都用纸相隔，中通一孔，插一根火药线，药线相互连接。每节火药发射弹丸一枚，各纸筒自铳底首尾相接。
铳膛中部竖有一个铁筒，装满弹丸，先由第一节火药发射第一发弹丸，发射完后第二节火药会自动引燃，同时第二发弹丸可自动落入铳膛，正好被第二节火药发射出去，如此循环以实现连发。这种连子铳已经具备了全自动枪械的雏形。
明代的爆炸性火器主要有地雷和水雷两类。地雷一般用陶瓷罐或铁罐装上炸药，再用药线接上引爆装置。“万弹地雷炮”和“伏地冲天雷”是明代著名的地雷。
水雷用木箱或铁壳密封，浮在水中等敌船靠近，拉动引爆装置；或计算好药捻燃尽时间，定时爆炸，攻击敌船。“水底雷”和“水底龙王炮”是明代著名的水雷。
明代的火箭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开始广泛应用于战场，被称为“军中利器”。当时的火箭种类繁多，性能先进，有多火药筒并列火箭、有翼火箭、多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等。它们是现代火箭的先驱。
我国古代火器尤其是明代火器的发明和应用，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它对我国乃至世界军事发展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战争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还促进了军队编制和装备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