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秦代陆通南北与开拓海疆
秦汉至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秦始皇开拓海疆和秦汉时期丝绸之路的海陆齐开，我国的外交事业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隋唐时期，由于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加之政府开明的对外政策，对各国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对外交往空前发达。
其中的许多优秀外交家如徐福、张骞、裴世清、鉴真和玄奘等，他们的外交贡献体现了我国中古时期外交的成就，也对世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秦代外交领域的活动主要是加强境内民族往来和开拓海疆。秦代对岭南、西南和北方等边远地区的开拓，理顺了境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使战国后期的民族矛盾得到了解决，使秦朝的疆域得到了巩固。同时，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秦代还开拓海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开始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首次接触，为后来经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之后，为了解决长久以来的民族矛盾，稳定和发展边远地区，首先开始了开拓岭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当时，秦始皇派遣国尉屠睢发兵50万，兵分5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岭南后，却遭到了西瓯等族人的顽强抵抗。另外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
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灵渠大约修成于公元前219年。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基本控制这一地区。
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又征发流亡的人、奴隶及商人，把他们安置在桂林、象和南海3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后来，秦二世时又征集1.5万名未婚妇女至岭南，这些女子们后来都与将士和当地人成了婚，建了家，立了业，不再回北方去。秦还一再大批地迁徙刑徒和内地民众到这里屯戍垦殖。
大批内迁民众南迁之后，在那里任职的秦朝地方官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比如：掘井筑城，设衙修路；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文明；推广先进的生产力和农耕技术；改善越人居住条件；培养和起用越人做官；维护了良好的社会治安；推广优良品种；迁汉人与越人杂居，鼓励士卒与中原人和越人通婚等。
这些措施，稳定和发展了岭南地区，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影响深远。今天许多外来的游客高度评价岭南真是人杰地灵，山美，水美，人更美，这实际与中原人与当地人成婚，不断地繁衍生息，世代相传是分不开的。
成功开拓了岭南后，秦代又开凿五尺道，打通了通往西南的道路。当时的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今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秦汉时期统称之为西南夷。秦并六国后，为了加强与西南各族人民的交往，秦始皇派人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因其处在险恶之地，道阔仅有5尺，故名“五尺道”。
五尺栈道开通后，秦皇朝的势力直接抵达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秦又经略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加强了与邛都、筰、冉的联系，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
从此以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密切了与内地的关系，而且成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秦代除了加强与南部边远地区的往来以外，还为了安定北边，北击匈奴。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
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曾经派兵占据了战国末期赵国的大片区域，并继续南下侵扰。秦朝建立后，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命蒙恬发兵30万，大举出击。在反击战斗中，蒙恬采用了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一带的广大地区。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进抵高阙。高阙即今内蒙古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原是赵国的军事要地。
秦军在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34县，重新建立九原郡，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以北，东邻云中的大片边地。同时，秦朝又徙去大批刑徒，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代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与破坏，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
这对于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这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包括匈奴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有积极意义的。
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秦始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长城修筑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卫作用。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
秦代的陆路开拓，使它的势力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北响户，北据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从而形成了一个辽阔的疆域。秦代还致力于开拓海疆，利用已有的东海起航线，进一步加强了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我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当时主要有东海起航线，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东海起航线最早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于周王朝的公元前1112年，当时周王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
秦在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后，在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并以南海郡为中心，逐步发展起繁荣的岭南经济圈。
秦末，北方征战不休，岭南地区由赵佗统治，史称南越国，是当时少有的和平地区。赵佗利用东海起航线加强对外往来。
当时的南越国是南岛人种的发源地。先秦时代称之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他们拥有优秀的航海经验和冒险精神，足迹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时代起即开始了向远洋迁徙，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均有分布。而秦代南越国的海路西探，已经到达东南亚诸国，并且到达印度。
当时岭南地区主要出产丝绸类纺织品。赵佗为寻找重要的军需物资铁资源，开始谋求海上路线，以便通往西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
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形成规模。
通过这条贸易通道，赵佗将岭南地区的丝绸向西方输出，以此换取了各种物资。在中国对外输出的同时，希腊工匠也通过这条通道来到中国，参与了南粤王宫殿的建造。
后来的考古工作者们在广州的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腊风格银器皿，以及在南越国宫殿遗迹发掘出来的石制希腊式梁柱，就是相当好的证明。
第二节隋朝与朝鲜和日本的交往
隋朝在对外交往上，秉持一种以德服人的观念。在隋朝看来，各藩属国定期来朝，宗藩和平相处，是最理想的一种天朝政治秩序。
当然，有时也难免会使用战争的手段，不过，那也只是以臣服为目的，而不是要彻底击灭。
正是在这样一种外交理念的指导下，隋朝时期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宏局面。
隋朝统一了中国后，迅速成为了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同时也加强了与东邻朝鲜和日本的交往。
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在纥升骨城建国后，就开始不断地向外扩展，后来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
高句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保持着与中国中原政权之间册封与朝贡的藩属关系。同时，随着其国力的不断强大，高句丽也屡屡与中原政权之间发生摩擦和战争。
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高句丽目睹隋的迅速崛起，十分恐慌，加紧屯粮练兵，并商议拒隋之策。
隋文帝闻讯大为不满，随即就给高句丽国王下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诏书，历数了高句丽的种种不守藩臣之节的无礼行径，并且以灭陈故事相威胁。
此后，隋在隋文帝和隋炀帝两朝对高句丽进行数次征伐。后来，高句丽因连年作战，已经困弊不堪，无力再战，只好遣使入隋请降。
而此时隋朝国内也因连年战争导致民力凋敝，农民起义已是此起彼伏。隋炀帝见高句丽使来请降，赶紧见好就收，下令班师回朝。
高句丽是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汉以来一直受中原王朝册封，百济和新罗只是两个配角。它们一方面受压于高句丽，希望隋朝出兵攻打高句丽；另一方面，它们又担心一旦隋不胜，反而会招致灾祸。终隋一朝，百济和新罗都频繁地遣使通隋，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百济既受高句丽的不断南侵，又被新罗步步进逼，战略态势十分险恶，为了抵御强邻，他们迫切需要外援，因此百济积极地与隋通好朝贡。
581年，隋朝刚刚建立，百济威德王就遣使与隋通贡。隋文帝册封威德王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隋灭掉南朝统一中国后，百济立即遣使入隋祝贺。隋文帝非常高兴。
念及百济距隋朝遥远，隋文帝通过使者叮嘱百济王说：“我们虽然相隔万里，但相互理解如同亲见。已经知悉百济王的心迹，不过两地往复至难，今后百济就不用年年入贡了，隋也不会年年遣使前往。”
598年，威德王听说隋文帝将伐高句丽，遂遣使奉表，请求为隋军先导。然而，此时隋文帝已经因为征讨不利而罢兵，况且高句丽也已上表谢罪，就晓谕百济：“高元已经畏服归罪，不可再伐。”后来高句丽知道了这件事后，就派兵侵掠百济边境作为报复。
607年，百济武王时两次遣使入隋朝贡，请求隋讨伐高句丽。隋朝这时的皇帝是隋炀帝，他同意了百济请求，要求百济侦察高句丽的动静。
百济武王得知隋师将要出征的消息后，也派兵陈于边境，声言助隋，实际上却陈兵不动，意在静观其变。百济由积极请战到观望，恐怕是对隋能否取胜没有信心。614年，百济最后一次入隋朝贡，此后隋天下大乱，朝贡遂绝。隋与新罗的关系虽然友好，但并不密切。部分是因为新罗有百济相阻，与隋来往不便。和百济一样，新罗也视高句丽为最凶险的敌人，也试图借隋朝的力量以制伏高句丽。
594年，新罗遣使入隋朝贡，隋文帝册封新罗真平王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608年，新罗王因高句丽屡屡侵犯其疆域，命人修表向隋朝乞师讨伐高句丽，结果没有得到答复。
611年，新罗因屡遭高句丽侵略，又遣使入隋，奉表请师，共伐高句丽。此时，隋炀帝已决意征伐高句丽，便同意了新罗的请求。第二年，隋炀帝首征高句丽，其后又连续兴兵征伐。
不过，在隋朝征讨高句丽的过程中，新罗如同百济一样，并没有实际出兵助战，想必它也有和百济一样的顾虑。
日本在倭五王时期，就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刘宋政权有着密切的往来。隋统一中国后，日本重新来朝，冀求学习隋先进的文化、制度。
但此时的日本大和民族国家业已形成，民族自尊心使它不愿像从前那样以藩属的身份与隋交往。甚至，此时的日本对于礼仪名分变得非常敏感。
隋帝国当然不理会日本的这种心态，在大隋的眼中，日本与其他倾慕天朝来朝的小藩没什么区别。于是，隋和日本就产生了国书之争。可贵的是，双方的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名”的争论，而阻碍“实”的交往。
60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入隋使节。隋文帝很高兴，因为日本已经有百年没有来朝贡了。倭使回国后，向摄政的圣德太子汇报了出使情况。
圣德太子从使者那里了解到隋朝佛教很兴盛，便决定以求佛经佛法为名，再次遣使入隋，目的主要在607年，倭国再次派小野妹子为使节，并指派翻译，携带国书来到隋都。跟随小野妹子来到隋朝的还有数十名留学僧，他们是日本首次向中国派出的留学生。
隋炀帝秉性好大喜功，对于偏居海岛的倭国国王不畏艰险遣使来朝深感满足，但看到倭王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词句时，得意之情迅速消失，立即吩咐管外事的官员鸿胪寺卿：“以后蛮夷的国书有无礼的，就不要再给我看了！”
倭国在东，中国在西，所以倭王自称是太阳出来地方的天子，而称中国皇帝为太阳落下地方的天子。日本如此致书，证明隋文帝当初的训令并没有产生效果，倭国朝廷仍然坚持与隋朝对等的立场。
尽管如此，隋炀帝还是命令鸿胪寺卿热情接待日本使者，而且为了炫耀上国的威风，决定立即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日本，回访倭王。
608年，小野妹子陪同裴世清使团到达日本九州。倭王闻讯后，立即派出要员前往迎接。同时，鉴于现有的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下令在难波城，即今大阪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
倭王会见隋使时谦恭地说：“我听说海西有大隋国，是礼仪之邦，所以遣使朝贡。我们夷人僻居海隅，不闻礼义，所以没有亲自拜见。这次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舍，以迎接大国使者，希望听听大国维新的情形。”
倭王以语含双关的方式表达了对上次“无礼”国书的歉意。
隋使裴世清随即呈上了隋炀帝的国书，书中的第一句就是“皇帝问倭王”，俨然是上国对小邦的口吻。裴世清告诉倭王说，这是赐诸侯书的样式。
据日本史书记载，当时摄政圣德太子看到这份国书贬他们的统治者天子尊号为倭王时，与当初隋炀帝看到倭王国书时的心情一样，也是很不愉快。圣德太子还因为这个原因，而没有赏赐裴世清。
不过，尽管倭国执政者十分不满隋炀帝的骄横，但考虑到日后向隋学习交流之处甚多，所以没有过于计较国书的礼节问题。当裴世清回国时，倭国还是很热情地宴请相送，并又令小野妹子组成使团护送隋使归国。
这次随同的还有8名留学生，其中7名都是所谓已经归化汉人的后代，另一人为新罗人。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日本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及其他们的后代。
608年底，裴世清、小野妹子等人到达隋都长安。小野妹子向隋朝廷呈交倭王国书。鸿胪寺卿鉴于隋炀帝先前有“以后蛮夷的国书有无礼的，就不要再给我看了”的指示，就没敢将这份国书呈交隋炀帝。
实际上这次倭国的国书，措辞已经有所考虑。据说是圣德太子亲自撰写的国书，双方的称呼已改为“东天皇”与“西皇帝”，称隋朝皇帝为西皇帝，日本倭王为东天皇。不过，倭国坚持外交对等的用意还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鸿胪寺卿没有将国书拿给隋炀帝看，因此也就没有留下什么不快的记载，隋日关系因而顺利发展。终隋一朝，日本前后遣使4次。日本学习到了隋的政治艺术。日本有“太子”、“皇位”、“御所”、“东宫”、“称制”、“诏书”、“陛下”、“殿下”等词汇，都是我国的皇家专用的。
第三节唐代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
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唐代的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远远超过前代，和唐朝往来的国家甚多，因而，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朝成了亚洲各国的经济交流中心。
此外，唐代所交往的国家还有非洲、欧洲的部分地区。唐朝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在世界文化史上产生很大的影响。
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了大一统以来继汉武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唐朝执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使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比如与吐蕃的“和同为一家”等。
与此同时，唐代积极发展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友好往来，甚至还包括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使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唐代外交彰显了“大唐盛世”的风采。
在东亚地区，唐与新罗的关系很密切。新罗原居朝鲜半岛东南部，在唐前期，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史称“统一新罗”。
其商船经常往来于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山东、江苏之间。唐从新罗输入药材、皮毛、金银和工艺品等，向新罗输出丝织品、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精致的金银器物等。
新罗在文化方面深受唐朝的影响。新罗派到长安的留学生是所有外国留学生中人数最多的。中国的文化典籍大量传入新罗。
朝鲜古代没有文字，最早使用的是汉文。7世纪时，新罗人薛聪利用汉字字形作音符，创制了“吏读”，以帮助阅读汉文。雕版印刷术在唐末五代时传入新罗，佛教也由唐传入新罗。
新罗的天文、历法、服饰、艺术、建筑都受唐朝的影响，各项制度也大都模仿唐朝。朝鲜文化也传入中国，如唐太宗时的十乐曲中就包括“高丽乐”。
唐代与日本的友好往来最为频繁。隋唐时期，日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从隋朝时起，即不断派人到中国学习，到唐朝时达到高潮。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另外还有未能成行的及迎送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6次，共19次。
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200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3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在日本派出的遣唐使中有不少留学生、学问僧，他们长期在唐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中国的许多律令制度、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通过他们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政治方面，645年，日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在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起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汉字记事。
9世纪时出现的日文字母“平假名”、“片假名”就是根据汉字创制的。相传平假名是学问僧空海所创，片假名是留学生吉备真备所创。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为日本人所欣赏。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其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受到喜爱。而留学生吉备真备、橘逸势等人对中国的诗歌和书法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了日本。日本吸取了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乐。
日本宫廷还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朝的不少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的绘画也深受日本人喜爱，经过日本画家仿效摹绘的画作，称为“唐绘”。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
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书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创建了日本的“汉方医学”。
京，710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是模仿唐长安城的。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代略同。
在唐代，中日交往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和中国的鉴真。
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唐玄宗时来中国留学，在中国50多年，担任过唐朝的高级官员，工诗文，与王维、李白等是密友，后逝于长安。
鉴真和尚，俗姓淳于，扬州人，曾主持扬州大明寺。唐玄宗时，应日僧之请前往日本传授戒律。十多年间，5次东渡都失败了，第6次东渡方获成功，此时他双目已失明。
他除在日本传授戒律外，还将大量佛教经典、建筑技术、雕塑艺术以及医药书籍等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医学、雕塑、美术和建筑的发展影响甚大。后逝于奈良唐招提寺。
鉴真和尚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弟子为他所塑夹纻像，1000多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
唐代与东南亚、南亚的往来也很频繁。东南亚诸国在今中南半岛上的，当时有林邑（即今越南南部）、真腊（即今柬埔寨）、堕和罗（即今泰国南部）等国；在今马来半岛上的有盘盘、狼牙修等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有室利佛逝（即今苏门答腊）、诃陵（即今爪哇）等国。
这些国家都曾遣使与唐通好，有船只航行到中国。这里的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都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工艺品也大量运往这些国家。
唐代与南亚的往来也很多。南亚的国家最重要的有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天竺（即今印度）、罽宾（即今巴基斯坦北部）、尼婆罗（即今尼泊尔）等，它们都与唐朝有经济和文化联系。
如师子国的船经常来广州，是当时来我国的最大的船只。天竺的天文、历算、医学、音乐、舞蹈、佛学、制糖技术，罽宾的珠宝、名马以及犍陀罗艺术等，相继传到我国。我国的丝织品、纸张、造纸术等也传到南亚诸国。
唐与天竺的文化交流主要是围绕佛教进行的。当时中国的许多僧人曾前往天竺求经，其中最有名的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人，即今偃师南。627年，他为到天竺求经，从长安出发，途经今新疆、中亚，访问了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他在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等地研习佛学，成为佛学大师，获得很高的声誉。
645年，玄奘返回长安，带回了梵文佛经657部，后译出75部，1335卷。他又撰《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旅途中所见所闻的138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等。这是研究中古时代中西交通和中亚、南亚以及西亚部分地区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
唐与中亚和西亚诸国保持着长期联系。波斯是西亚的重要国家，波斯，即今伊朗。唐初即与波斯有使节往来。唐高宗时，波斯遭大食的侵略，王子卑路斯曾来唐求援。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波斯被大食灭亡后，波斯反抗大食的政治势力仍继续以国家的名义遣使来唐。许多波斯商人来唐经商，不少人留居长安、扬州、广州等地。波斯商人把珠宝、香料、药材等输入了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也大量输往波斯。
643年，位于欧洲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
在唐前期，东罗马遣使7次。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穿用中国的丝织品，所以当地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后来在西安、咸阳等地都曾发现东罗马金币。
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
651年，大食遣使和唐朝通好，此后，大食遣使来唐有37次之多。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他们运来香料、药材、珠宝等。
大食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建筑术等也传入中国。中国的丝织品、瓷器等，大量输往阿拉伯地区，造纸术、炼丹术、医学、养蚕和丝织技术也传入大食，并再传至其他地区。
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这些来自中国的工艺品正是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使唐王朝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许多地区和国家的使节、商贾、贵族、学者、艺术家、僧侣经常入唐贸易和访问。
当时和唐王朝通使的国家就有70多个，朝廷设置鸿胪寺来接待各国使节和宾客，设置商馆以接待外商，设置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遣唐使，官府亦有胡人供职。
在当时，阿拉伯人、波斯人在唐长安城长期经营珠宝店、胡食店、酒店等。同时，中国发明的罗盘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丝绸、瓷器、茶叶、闹钟也在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骆驼的背上被带到西方。
这些伟大的发明再经阿拉伯人的传播，至12至13世纪进入了欧洲，它们被欧洲人用于科技、文化、航海、军事和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对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世界产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广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