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纺织技术水平
从五代十国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古时期。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宋元时期的纺织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很多方面已经达到当时世界纺织业工艺的先进水平。
宋代纺织技术丰富多样，印染及刺绣工艺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元代回族织金锦纳失失以及撒搭剌欺、苏夫等，在我国乃至世界纺织技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而以“乌泥泾被”为代表的元代棉纺技艺，将我国的棉纺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宋代的纺织技术在继承前代尤其是汉唐纺织技术的基础上继续进步，无论是丝绸品种的织物组织与结构，或是丝绸服饰质料品种，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
宋代纺织技术丰富多样，纺织工具也很发达，现代织物组织学上所谓“三原组织”，即平纹、斜纹和缎纹至此均已具备。
并且将织金、起绒、挖花技术和缎纹组织结合起来，出现了大量的服饰质料新品种，这对现代纺织技术与丝绸服饰质料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了宋王朝，我国纺织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宋代是我国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纺织业已发展到全国的40多个州。宋代纺织品有棉织品和丝麻织品。丝织品中以罗居多，尤以花罗最有特色，此外还有绫、缎、印花及彩绘丝织品等。
宋代的棉织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取代麻织品而成为大众衣料。浙江省兰溪南宋墓内曾出土一条完整的白色棉毯。棉毯两面拉毛，细密厚暖。毯长2.51米，宽1.15米，经鉴定由木棉纱织成。
棉毯是独幅的，从而证明历史上曾存在“广幅布”和阔幅织机。
从生产形态上看，纺织业在宋代之重大进步，就是“机户”的大批涌现。所谓机户是指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专以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属小商品生产者范畴。如浙江省金华县，城中居民以织作为生，而且都很富有。更多的机户是在城郊以至乡村地区。
《永乐大典》中有一段关于机户的材料说：南宋孝宗年间有个叫陈泰的人，他原是抚州布商，每年年初，向崇安、乐安、金溪和吉州属县的织户发放生产性贷款，作为其织布本钱。
到夏秋之间去这些地方讨索麻布，以供贩卖。由于生意越做越大，各地有曾小陆等作为代理人，为陈泰放钱敛布。仅乐安一地就织布数千匹，为建仓库就花去陈泰500贯钱，有一定规模。
事实上，这种经营方式在淳熙之前就已持续相当时日了，并非偶发事件。
这就是说，布商陈泰的商业资本，通过给织户发放带有定金性质的生产性贷款而进入生产领域，而分散在城镇乡村的细小织户的产品，则先由曾小陆等各地代理商集中起来，再由布商陈泰贩卖到外地而成商品。这种生产形态，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宋代丝麻织品出土实物，主要有湖南省衡阳县北宋墓中出土的大量丝麻织物，还有福建省福州出土南宋黄升墓中的遗物等。
衡阳县北宋墓中出土的共有大小衣物及服饰残片200余件，有袍、袄、衣、裙、鞋、帽、被子等，质地有绫、罗、绢、纱、麻等。
纹样丰富，在花纱、花罗、花绫的纹样装饰上，有大、小两种提花织物，小提花织物纹样主要由回纹、菱形纹、锯齿纹、连钱纹、几何纹组成，花纹单位较小，还遗留着汉唐提花织物以细小规矩纹为图案的装饰风格。
大提花织物纹样构图复杂，生动流畅，多以动、植物为主题，用缠枝藤花、童子为陪衬，并点缀吉祥文字，与宋代建筑、瓷器和铜镜上的装饰作风极为相似，在纱、罗衣襟残片上，还发现圆扣和麻花形扣眼。
这丰富了对北宋时期装饰工艺的认识，为研究北宋时期纺织技术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福州出土南宋黄升墓中的遗物多达480件，有长袍短衣、裤、裙子、鞋、袜、被衾等，还有大量的丝织品衣物。
集中反映了南宋纺织工业水平和优秀的传统纺织技艺，有平纹组织的纱、绉纱、绢，平纹地起斜纹花的绮，绞经组织的花罗，异向斜纹或变化斜纹组织的花绫和六枚花缎等品种，以罗居多，近200件。绢和绫次之，纱和绉纱数量较少。
罗和绫多是提花，有牡丹、山茶、海棠、百合、月季、菊花、芙蓉等，而以牡丹、芙蓉和山茶花最多，往往以牡丹或芙蓉为主体，伴以其他花卉组成繁簇花卉图案。
这种写实题材的表现形式，富有生活气息。绢和纱则为素织。该墓还首次出土了纹纬松竹梅提花缎。
宋代丝麻织品中的丝绸及织造技术，主要反映在纱、罗、绮、绫、缎、锦这几个种类上，它们集中反映出宋代丝织业的发展及工艺水平。
纱是平纹素织、组织稀疏、方孔透亮的丝织物，具有纤细、方孔、轻盈等特点。
在宋代，南方及江浙地区上贡的纱有素纱、天净纱、暗花纱、粟地纱、茸纱等名贵产品。当时有代表性的轻纱为江西省德安周氏墓出土的黄褐色素纱以及褐色素纱，此边部加密是为了便于织造生产，也是为保持布面的幅度，以利于裁剪成衣，其透孔率较高。
垮是从纱中分化出来的，也称为“绉纱”，因此具有轻纱的绉纱一般都用于袍、衣的面料，南宋的绉在服饰外观上效果尤佳，能很明显地看出绉纱韧性很好，质地细软轻薄，富有弹性，足见其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罗是质地轻薄、丝缕纤细，经丝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换句话说，凡是应用绞纱组织的织物统称为“罗”。
其实，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利用简单纱罗组织织制的绞纱织物，在唐代官府还专门设立了罗作。后来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在宋代其织造技术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其罗更是风靡一时，新品种大量出现，深受宋人青睐。
罗一般分为素罗与花罗：素罗是指经丝起绞的素组织罗，经丝一般弱捻，纬丝无捻，根据其特点分为二经绞罗和四经绞罗两种；花罗是罗地出各种花纹图案的罗织物总称，也叫“提花罗”，花罗有二经绞罗、三经绞罗和四经绞罗3种。
从大量出土的服饰来看，大部分是用绞纱做原料裁制的。如江西德安周氏墓有罗襟如意花纹纱衫，是一种亮地平纹纱，由于其经纬较稀疏，经线纤细，因此具有良好的透明和轻柔的特点，经浮所起花纹若隐若现，明暗相间，风格独特。
此外，在宋墓中出现了大量带有图案花纹的罗，如缠枝牡丹、芍药、山茶、蔷薇罗等。这种花卉的写实题材，不仅生动活泼，而且装饰花纹花回循环较大，更增添了服饰的装饰艺术效果并给人以清新的美感。
这种花罗织造技术较一般提花织物复杂，需要一人坐在花楼上掌握提花工序，一人在下专司投梭、打纬，两人协同操作，通丝数相应地增加。
由此可见，这种复杂的提花工艺在当时手工织机条件下显得十分费时，也体现了宋代织造提花技术上的杰出成就。
两宋最有名的罗当属婺州和润州的花罗以及常州织罗署出产的云纹罗。
此外，方幅紫罗是当时杭州土产之一，为市民妇女所欢迎，妇女出门时常常以方幅紫罗障蔽半身，俗称“盖头”。
绮是平纹地起斜纹花的提花织物，最早流行于汉代，唐代时绮仍为丝绸服饰质料中之佳品，唐代织染署就有专业工场来生产绮。
至宋代，绮仍受欢迎，如出土丝织品中的“吉祥如意”花绮、穿枝杂花绮、菱纹菊花、香色折枝梅纹绮、酱色松竹梅纹绮及球路印金罗襟宝纹绮衫等。
这些绮的总体特点为单色、素地、生织、炼染，使用一组经线和纬丝交织而成，质地松软，光泽柔和，色调匀称。
“米”字纹绮为宋代绮的代表品种之一，江苏省武进宋墓及中“米”字纹，就是采用了由三上一下斜纹和五上一下斜纹组织显花技术，用浮长不等斜纹组织组成的“米”字方格纹绮，质地纹样非常清晰，对比强烈，地暗花明。
绫是斜纹地上起斜纹花的丝织物，其花纹看似冰凌的纹理。因此，在织物表面呈现出叠山形的斜纹形态成为绫的主要特征。
绫是在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见绫的出现比绮要相对晚些。从史籍记载来看，绫在汉代才出现，经过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与隋的大发展，绫盛极一时。
至唐代，绫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当时官服采用不同花纹和规格的绫来制作，以区别等级，致使唐代成为绫织物的全盛时期。
北宋时期也将绫作为官服之用。由于当时朝廷内部大量的需求以及馈赠辽、金、西夏等贵族的绫绢需要，各地设立专门织造作坊，大大推动了绫织物及技术的发展。
如宋墓出土了大量的异向绫，采用地纹与花纹的变化组织结构，摆脱了一般绫织物单向左斜或右斜的规律，把左斜和右斜对称地结合起来。
由于经向和纬向的浮长基本一致，配置比较得当，因此左右斜纹的纹路清晰可辨，质料手感良好，光泽柔润，别具一种雅朴的风格。可见，织绫技术之精巧。
缎是在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用缎纹组织作地组织的丝织物，它是我国古代最为华丽和最细致的丝织物。南宋临安的织缎，有织金、闪褐、闲道等品种。
用缎织成的织品，一般比平纹组织、斜纹组织的织品显得更为平滑而有光泽，其织物的立体感很强。特别是运用织缎技术将不同颜色的丝线作纬丝时，底色不会显得混浊，使花纹更加清晰美观。
如福州宋墓中的棕黄色地松竹梅纹缎夹衣，虽纬缎组织还不是很规则，但在宋墓中是第一次发现，也证明了缎组织织物的出现。
锦是以彩色的丝线用平纹或斜纹的多重组织的多彩织物。作为豪华贵重的丝帛，其用料上乘，做工精细繁多，因此在古代只有贵人才穿得起它。
锦也成为我国古代丝帛织造技术最高水平的代表。
据文献记载，北宋时出现了40多种彩锦，至南宋时发展到百余种，并且产生了在缎纹底子上再织花纹图案的织锦缎，这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锦上添花”了。苏州宋锦、南京云锦及四川蜀锦等在当时中原地区都极负盛名。
宋锦是在宋代开始盛行的纬三重起花的重纬织锦，是唐代纬起花锦的发展，宋锦往往以用色典雅沉重见长。云锦基本是重纬组织而又兼用唐以前的织成的织制方法，用色浓艳厚重，别具一格。
蜀锦提花准确，锦面平整细密，色调淡雅柔和，独具特色。
如出土的茂花闪色锦，经纬组织结构和织制方法都比较奇特，一组组先染色的金黄、黄绿、翠绿等经丝，显出层次丰富的闪色效果。
总之，宋代纺织技术达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织造技术的丰富，使得丰富多彩的棉麻织品与富丽堂皇的丝织品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宋代服饰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二节 宋代彩印与刺绣工艺
经过隋唐的发展，至宋代，纺织品服饰质料印染技术又达到了新的高度，有凸版印花彩绘和镂空版印花彩绘，使颜料印花工艺日臻完善。与此同时，夹缬与蜡染工艺技术也有新的发展。
宋代是我国手工刺绣臻至高峰的时期，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数量均属空前，特别是在它开创纯审美的艺术绣方面，更是独树一帜。
宋代彩印方法之一就是凸版印花。这种印花是在木模或钢模的表面刻出花纹，然后蘸取色浆盖印到织物上的一种古老的印花方法。
模版采用木质的称为木版模型印花。模版上呈阳纹的称凸版印花或凸纹型版颜料印花。
在版面凸起部分涂刷色浆，在已精练和平挺处理的平摊织物上，对准花位，经押印方式施压于织物，就能印得型版所雕之纹样。或将棉织物蒙于版面，就其凸纹处砑光，然后在砑光处涂刷五彩色浆，可以印出各种色彩的印花织物。
这种印花彩绘工艺主要运用于镶在服饰花边条饰上的纹饰，大多采用多种花谱，印绘相结合组成各种花纹图案。它代替了传统手工描绘方法，大大提高了服饰质料生产效率。
已经出土的宋代织衣中，有几件的襟边和袖边运用了凸版印花彩绘工艺技术。
如：球路印金罗襟杂宝纹绮衫，襟边宽6厘米，上有凸版泥金直印的球路印金图案；印金折枝药纹罗衫，襟边宽6厘米，在其上有两套金色花纹，其一为凸版泥金直印的杂宝花纹。
罗襟长安竹纹纱衫，襟边宽4.8厘米，上有凸版泥金直印的图案。这几件服饰的襟边以素色为主，袖缘有彩绘技术的应用。
宋代在服饰花边常运用这一技术。如：在袍的对襟花边里，有印花彩绘百菊花边、印花彩绘鸾凤花边；在单衣、夹衣的对襟花边里，有印花彩绘芙蓉人物花边、印花彩绘山茶花边。
在裙缘的花边里，有印花彩绘飞鹤彩云花边等。在单条花边里，有印花彩绘蝶恋璎珞花边、印花彩绘牡丹凤凰花边等。
镂空版印花彩绘是在平整光洁的硬质木板或硬纸板上，镂雕花纹，然后将花版置于坯料之上，于镂空部分涂刷色浆，移去花版后呈现出所需花纹。印花所用的颜料，用黏合剂调配。
镂空版印花彩绘方法有4种工艺，即植物染料印花、涂料印花、胶印描金印花和洒金印花。其中描金和印金是前所未有的印花工艺，前者是将镂空版纹饰涂上色胶，在织物上印出花纹，配以描金勾边，印花效果更佳。
后者则是将镂空花版上涂上有色彩的胶粘剂印到织物上，待色胶未干时在纹样上洒以金粉，干后抖去多余金粉而成，它和凸版花纹相比，花纹线条较粗犷，色彩较浓，有较强的立体感。
宋代的缂丝以缂丝工艺家朱克柔的《莲圹乳鸭图》最为精美，是闻名中外的传世珍品。
在江西省南宋周氏墓出土的服饰中，有6件服饰采用了该项印花彩绘工艺技术。其中印花折枝花纹纱裙最具风格特点，其裙面上印有较完整的花纹，分蓝绿色、灰白色及浅淡灰白色3套色，并以镂空版直接印成。
尤其是蓝绿色印制效果最佳，色浆的渗透附着绝佳，呈现出两面印花的良好效果。
周氏墓还有出土的印花绢裙、印金罗襟折枝花纹罗衫、樗蒲印金折枝花纹绫裙、印花襟驼色罗衫、印花罗裙等。
此外，在福州南宋墓出土的镶有绚丽夺目的花边服饰类衣袍中，狮子戏彩球纹样花边是应用镂空版印花与彩绘等工艺的印花制品。
它先用色浆和镂空版印出主要纹样作为轮廓，紧接着在轮廓中依次分别用颜料进行彩绘，使花边的纹样既有固定花位，又有接版循环，从而提高了印制效果，大大丰富了服饰花边纹样的设计风格。
宋代是手工刺绣发达臻至高峰的时期，特别是在开创纯审美的画绣方面，更堪称绝后。宋代刺绣工艺已不单单是绣在服饰上，而是从服饰上的花花草草发展到了用来纯欣赏性的刺绣画、刺绣佛经、刺绣佛像等。
宋代设立了文绣院，当时的绣工约300人。
宋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相继辈出，使绘画发展至最高境界，并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带入手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之观赏性绣作。朝廷的提倡，使原有的手工刺绣工艺显著提高。
宋代改良了工具和材料，使用精制钢针和发细丝线，针法极细密，色彩运用淡雅素静。针法在南宋已达十五六种之多。
宋代的刺绣还结合书画艺术，以名人作品为题材，追求绘画趣致和境界。为了能使作品达到书画之传神的意境，人们在绣前需先有计划，绣时需度其形势，趋于精巧。
现在保存的宋代刺绣作品，如《秋葵蛱蝶图》、《伦叙图》、《老子骑牛像》、《雄鹰图》、《黄筌画花鸟芙蓉、翠鸟图》、《佛说图袈裟》、《佛说图袈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刺绣的艺术水准。
《秋葵蛱蝶图》为扇形册页。画面主要以平针绣成，落在花瓣上的蝴蝶黑白相间，淡黄色的秋葵似在摇曳，均以错针铺绣。叶子用从中间向叶尖运针，在于其中勾出叶脉。色调柔和，将绘画笔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伦叙图》以凤凰、鸳鸯、鹡鸰、莺、鹤飞翔栖息于日、水、芙蓉、竹、梧桐间，暗喻五伦典故。主要用戳纱绣绣成，色线深浅晕染出层次丰富的色调，具有强烈的纹质感和装饰效果。
《老子骑牛像》为米色绫地彩绣，画面多用捻线短针交错绣成。
老子五官用填充绣法，凸出绣面，面容具凹凸感；胡须用白色丝线接针绣成；衣纹则用彩线勾勒，转折分明；牛鼻用打籽点针法；牛毛用细捻丝线表现出牛毛涡旋状，十分逼真；牛尾用双股粗线盘绣，更具质感。
《雄鹰图》为蓝色绫地彩线绣。全幅绣线劈丝极细，绣工精细，能得雄鹰之威猛神态。鹰爪皮肤的粗糙坚实表现，出神入化。鹰身羽毛绣工最精。
《黄筌画花鸟芙蓉、翠鸟图》以黄荃画册原尺寸大小绣制。翠鸟停立芦草，芙蓉盛开。绣法以长短针，依花叶不同翻转和色彩变化交替运针，达到十分逼真的效果。
《佛说图袈裟》以绢为地，画绣结合。江水芦苇为笔绘，达摩为丝线绣制。达摩外衣用黄线绣，内衣用蓝线绣。针法以齐针为主，针线细密。这种画绣结合的技法对后世的顾秀有很大影响。
《佛说图袈裟》是一件屏风式袈裟，在黄色绢和素色罗合成地上绣成。此片绣件以浅绿色绫为边，中绣月轮中玉兔和桂树。
四周装饰海水、云朵、缠枝番莲、花草等纹样。月轮主体为满绣，其他用平针绣的齐针、接针、盘切针，再加上锁绣中的辫子股和打籽绣，绣线简洁粗放，颇具朴拙之美。
第三节 元代回族织金技术
元代回族织金技术，是我国乃至世界纺织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回族织金锦纳失失，是中亚、西亚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织金锦技术与我国织金锦技术高度融合的产物，它精美华贵，显示出典型的民族特色。
此外，元代织品还有其他可观的技术成果，如撒搭剌欺、苏夫等。它们也是元代的重要服饰，有的还达到了世界一流技术水平。
元代回族纺织技术，是中华民族纺织技术文化与中亚、西亚波斯、阿拉伯等民族纺织技术文化长期交流、融合、发展的产物。
从其制造技术的历史文化渊源来看，一方面它是我国古代纺织技术工匠，对我国纺织技术的继承和对阿拉伯、波斯纺织技术的吸收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波斯、阿拉伯的工匠，对阿拉伯、波斯纺织技术的继承和对我国纺织技术的吸收与发展的结果。
元代回族纺织主要成就是织金锦纳失失和撒达剌欺、苏夫等。这些成就，在回族纺织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标志着回族纺织技术的形成，为后来明清时期的回族纺织技术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纳失失”也称“纳石失”、“纳赤思”、“纳失思”，波斯文的音译，是产于中亚、波斯、阿拉伯地区的一种金丝织物，元代也叫“金搭子”，现代学者一般称为“织金锦”、“绣金锦缎”或“织金锦缎”等。
它主要是将金线或金箔和丝织在一起的新工艺产品。金箔织的叫“片金锦”，金线织的叫“捻金锦”，还有金粉染丝织的叫“软金锦”。
片金锦是将长条金箔加在丝线中，和彩色棉线作为纹纬显花，丝线作为地纬；捻金锦是以丝线为胎，外加金箔而成的金缕线作纹纬显花，棉线作为地纬，织造工艺十分精巧，花纹图案，线条流畅，绚丽夺目；软金锦是用丝线染以金粉而成的金线织成。
这几种金锦在织时，通常用金线、纹线、地纬等3组纬线组成，称地结类组织，也常有加特结经的情况，金线显花处有变化平纹、变化斜纹。
用长条或片金箔加织在丝线中而成的锦，金光灿烂，风采夺目，十分高贵。用捻金线和丝线交织而成的锦，色泽虽淡，但坚固耐用，深受蒙古王公、贵族的欢迎。
因此，蒙古王公、贵族们在参加蒙古盛行的“质孙宴”时，都要穿皇帝赐给的用“纳失失”做成的高贵衣服。
元代回族纳失失的最主要的技术，是把中亚、西亚的特结经技术发挥到了极致。因而织成的纳失失织金锦，既具有浓郁的中亚风格，又渗入了我国传统的图案题材。
如在内蒙古达茂旗明水乡出土的异文织锦，是一件极为罕见的平纹纬二重组织织物。图案呈横条状，黄地紫色勾边，主花纹处有只有夹经，是第三纬没有织入的平纹纬二重组织织物。
这件织金锦的图案非常罕见，其主花带是有直线和曲线连成的以圆形为主的几何花纹，还是一种无法解释的阿拉伯文的变体，不能确定。
元代纳失失有两大类。
一是由波斯、阿拉伯织造的具有波斯、阿拉伯文化特色的纳失失；二是由波斯、阿拉伯等西域织金工匠和我国织金工匠一起，在我国织造的中国式纳失失。
中国式纳失失将我国草原特色服饰文化与波斯、阿拉伯伊斯兰特色文化精髓融合的中国式纳失失，是元代最精美高贵的织金锦，体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因而也成为元代皇帝给上层贵族、硕勋官员、侍卫乐工赐造服饰的特定质料。
元代以纳失失制作的服饰种类较多，主要有朝服、祭服和质孙服。其中质孙服是皇帝特赐的专用服，最有特色，用量也最大。
元代质孙宴，既是元代回族织金锦织造技术和纳失失服饰文化的体现，也是大元王朝宴飨之礼最高规格的体现，是元代皇亲国戚、硕勋功臣富贵象征的映射。凡是无皇帝赐赏纳失失服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质孙宴的。
元代规定：天子质孙冬服有11等，第一为纳失失；质孙夏服有15等，第一为答纳都纳失失，第二为速不都纳失失；百官质孙冬服9等，第一为大红纳失失；质孙夏服14等，第一为素纳失失，第二为聚线宝里纳失失。
天子、官员在穿质孙服时，衣、帽、腰带是配套的，同时衣、帽、腰带上都装饰有珠翠宝石。
因此，天子穿冬服纳失失时，戴金锦暖帽，穿夏服答纳都纳失失时，戴宝顶金凤钹笠冠，穿速不都纳失失和其他纳失失时，则戴珠子卷云冠。这些穿戴，证明元代纳失失服饰确实具有高超的工艺水平。
元代欢庆各种节日的宴会，每年举行13次，因此每个怯薛在不同的节日，不同的时间，穿不同的纳失失服。这些美丽的服饰，把宴会装扮得灿烂庄严，富丽辉煌。
质孙宴上各方诸侯还要向皇帝进献贵重之礼。入贡的装饰富丽的白马10余万匹，身披甚美锦衣，背负金藻美匣，内装金银、玉器，精美甲胄的大象5000余头。身披锦衣的无数骆驼，负载日用之需，列行于大汗之前，构成世界最美的奇观。
由上可知，以元代回族织金锦纳失失制成的服饰十分精美、高贵，是皇帝御赐参加质孙宴的特定服装。因此，它集中体现了我国元代织金锦织造技术与制服技术，在我国织金锦服饰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元代回族织金锦纳失失，除制成精美高贵的质孙宴服饰外，还制成与之配套的精美高贵帽子、腰带，有的还用来装饰车马和玉玺绶带外，同时还制有精美的锦帐。
比如成吉思汗行猎时，规模宏大，以纳失失装饰的织金锦帐，富丽堂皇，精美迷人，有上万个，其中供官员朝会的织金大帐能容万人。别儿哥、旭烈兀的金锦幕帐富丽无比，后无来者。脱脱、纳海金锦美丽幕帐无数，俨若富强国王的营垒。
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帐，与蓝天、白云、草原、牛羊、人群、马队，组成天地间的最美丽的图画，也是天、地、人最优美的交响曲，由此也衍生出了闻名于世的“金帐汗国”。
元代回族织金锦纳失失织造技术，首先是在我国唐、宋、金织金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织金锦发展史上最具独特风格的灿烂篇章，也是我国大元盛世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和中华悠久历史文明直接孕育的结晶之一。
其次，元代回族织金锦纳失失，也是波斯、阿拉伯织金锦技术与伊斯兰文化的直接产物，如果没有中亚、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织金绮纹工参加，没有中亚、西亚浓郁的民族特色文化的传入，如果没有中亚、西亚大量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移入，就不会有元代回族织金锦“纳失失”的灿烂辉煌。
因此，才使元代回族织金锦纳失失，在中外织金锦技术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元代回族除了织金锦纳失失，还有其他可观的纺织品及其制造技术成果。如撒搭剌欺、苏夫、毛里新、纳克、速夫等。
“撒搭剌欺”是中亚不花剌以北的撒搭剌地方出产的一种衣料。“不花剌”今译布哈拉，属乌兹别克斯坦。
根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我们可以肯定，撒搭剌欺是一种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棉布料或不带织金的丝织品，其价值与其他的棉织品差不多，是仅次于织金锦纳失失的一种高级衣料。
成吉思汗时，中亚商人贩运织金料子、棉织品、撒搭剌欺及其他种种商品，前来贸易，成吉思汗给每件织金料子付一个当时的金巴里失，每两件棉织品和撒搭剌欺付一个银巴里失。巴里失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的货币单位，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
在当时，忽毡的撒搭剌欺与波斯的纳失失有质的区别，但两种都是中亚丝棉织造技术的精品。忽毡的撒搭剌欺制造技术传入元代时，元代朝廷十分重视，改组人匠提举司为撒搭剌欺提举司，专门负责此项事宜。
成吉思汗攻占中亚、西亚的主要城市后，把大量织造纳失失、撒搭剌欺的工匠移入我国。
从此，波斯纳失失的织金技术，不花剌撒搭剌欺的丝织技术不断传入我国，并与我国的丝织技术相结合，生产出更加高雅、名贵、富丽的纳失失、撒搭剌欺，以及长安竹、天下乐、雕团、宜男、宝界地、方胜、狮团、象眼、八答韵、铁梗襄、荷花等十样锦。
这些织物，印染之工，织造之精，刺绣之美都达到了极致。从而使元代纺织业的织金棉技术不仅远远超过了唐宋，而且远远超过了中亚、西亚等地，居世界一流水平。
速夫、毛里新、纳克、速夫等均是毛织品，其制造技术也来自中亚，其中速夫最有名。
“速夫”本是波斯的音译，也有人译为“苏非”，原指波斯人穿的一种羊毛织成的长毛呢。速夫传入我国后，也深受蒙古王公贵族的极度欢迎，也是王公贵族参加宴会时，穿的一种仅次于纳失失的重要服饰。
元代为了大量生产速夫，在河西等地设置织造毛段匠提举司，负责织造速夫等精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