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培养人才的古代官学
文化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行业，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文化的积淀。
我国古代的官学、私学及书院是我国文化教育的载体，它鲜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教育观念。
文化教育业把孔子尊为祖师。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被后世奉为圭臬，他也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官学是指我国古代官方直接举办和管辖的教育机构，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官学机构。古代官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同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形势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它为我国古代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根据我国古代社会朝廷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大类：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是太学和国子监，是古代各朝廷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我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我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尽管各个时代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但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比如，在汉初时就创造出太学课试的经验，这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后来唐代朝廷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8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以看成是汉代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研究学术。特别是在太学生日益众多的汉代更是如此。教学除了采取大班上课形式之外，还特别强调自修，引导学生在课余自由研究，探讨学术。这正是当时太学自由修业、探究学术的生动写照。以后历代太学、国子监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
我国古代的专科学校，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
我国古代的贵族学校，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代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代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四姓小侯，指东汉朝廷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大族开立的学校，置“五经”讲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这类学校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也慕名遣子入学。
唐代的弘文馆、崇文馆，是特别教育一等亲贵子弟的贵胄学校，专门招收皇室近亲、皇太后皇后近亲及宰相大臣、一品功臣的子孙入馆读书。学科功课，虽如国子学，但程度反低。
宋代的宗学是专为皇族子孙开设的贵族学校。此学在宋初由诸王附设在王宫里面，属私立性质，由王室聘请儒师教8岁至14岁的皇族儿童。皇帝对这些毕业生甚为优待，特许不经考试，便可赐第授官。
明代的宗学在两京所属地方，凡属宗室年未弱冠的世子、长子、众子及将军中尉等官的子弟，皆可入学读书。教师由王府长史、纪善、伴读、教授等官中之学行优长者充任。
清代的贵胄学校可分宗学和旗学两种。远在入关前，就设立宗学。入宗学读书者为8岁至15岁的皇族子孙，生徒必须学习满文，兼习骑射。宗学月考经义、翻译、骑射；年考翻译经义，试时务策。旗学是清代朝廷设置的，专门教育满蒙八旗及汉军八旗子弟的贵胄学校。
我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自西汉景帝时文翁在蜀郡设学宫开始。汉武帝对文翁设学宫甚为赞许，并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
从此以后，有些郡开设学宫，并建立了地方教育制度。按制度规定，郡称“学”，县道邑侯国称“校”，乡称“庠”，聚称“序”。学校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东汉出现了学校多，学生多的良好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学衰废，有名无实。
唐代为我国封建社会盛世，其前期教育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地方官学除由长史管辖的儒学外，还有直属太医署的医学。府州县学的学生一般是下级官吏及庶民子弟，学习内容以“九经”为主。
宋辽金时期，辽金也设有地方学校。宋代地方官学首先设置了主管地方教育的行政官员，各路置提举学事司，掌管路州县学政。朝廷划拨学田，保障经费，教学内容已与汉唐以来的地方儒学别无二致。
元代地方官学制度比较完备，在各府州县内均有相应学校，但有名无实。
明代早在朱元璋立国之初，既在全国诸府州县设立府州县学，又在边防区设卫学，乡村设立社学。最盛时期，全国共计有学校1700余所。清代基本上沿袭明代学校的规模。
总之，我国古代官学在培育各种优秀人才，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科学、学术事业，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教学多元的古代私学
我国古代的私学是指不由官方主持，不纳入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之内，而是由个人或社会集团主持、经营和管理的教育活动。包括游动四方的私人讲学，以一位学术大师为核心的私学集团，还包括有固定场所的正式的私学类型。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私学是与官学相对而存在的。我国古代的私学以其多元的教学方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手段，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各诸侯国为了在诸侯争霸中取得优势，迫切需要人才为他们服务，于是出现了“士”阶层。各诸侯国和卿大夫都争相养士，士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要求。在这些条件下，私学便应运而生。
在士阶层中，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各家学派，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各个学派为了培养自己的人才，向各诸侯宣传各自的主张，希望各诸侯采纳，以扩大自己在政治上的势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大家。儒家主张教化，墨家主张兼爱，道家讲求清虚自守，法家注重赏罚。这四大家都有私学。
至战国时期，我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基本上已建立了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在七国争雄的统一战争中，士的价值越来越大，养士之风盛行。据孟子说，当时杨朱、墨翟的言论传遍天下，可见他们的徒众是很多的。
这一时期的私学更多，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派互相批评，互相影响。同时，在这一时期，同一学派中又互相争辩，形成支流。如儒家有孟轲派和荀况派，前者成为儒家正宗学派，后者则衍生出了后期法家，影响都很大。再如道家发展为杨朱、宋钘、尹文及介于道、法之间的慎到的私学，及接近庄周“齐物论”思想的田骈等流派的私学。
各家在学术上有长有短，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并非专取一家，而是综合各家，成为帝王之术，为巩固封建制度和各个朝廷服务。
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片面地强调刑法，而不注意教育，只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严禁私学。这是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教训引起了后代帝王的高度警惕，并懂得了“教学为先”的治国道理。
汉武帝时，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为私人传授的私学，至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当时的郑玄、马融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他们的学生多达千人以上。
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
南北朝时南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的《千字文》是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当时既有颜师古、孔颖达、刘焯、尹知章等这些学术大师教授生徒，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唐代以后，宋元明清时期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启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和《杂字》等。
明清时期，学塾有坐馆、家塾义学等形式。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撰写的《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的著作，对启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启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总之，在历史上，我国古代私学都出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而且其生存和发展，与当时宽松的文化氛围成正比例关系。
每当一统化的意识形态重建或强化时，则表现为私学教育特别是高级私学的衰微。同时，当考选制度体现了公平竞争精神时，官学则相对发达；而考选死板、褊狭之时，私学则较盛。
第三节传道济民的古代书院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形式。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时期，清末改为新式学堂，对我国古代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同时，书院还打破了贵族受教育的特权，为百姓提供了机会。
春秋时期兴起的私学发展至唐代，开始出现了书院的雏形。唐玄宗李隆基时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
由于唐代的书院跟后来出现的书院往往有直接联系，所以说唐代是我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唐代还出现了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并且成为文人学士们个人读书的场所。其中有几所如庐山国学、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其中的庐山国学就是后来闻名的白鹿书院。
两宋时期我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有数百所，几乎达到了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
当时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的社会功能尤其显现，同时也标志着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已经在宋代形成。
宋代以白鹿洞书院最为知名。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此书院在宋初就得到了朝廷授予的儒家经典，书院已很知名。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常到书院讲学，并写有《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书院的学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后，白鹿洞书院因在理学教育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而名扬天下。
除了朱熹外，宋代著名学者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也曾经在书院里讲学，将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从而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
两宋书院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题论辩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但是，由于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也带来了一些官学化影响。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元代朝廷采取委派讲学者或给讲学者授予官衔的方式，以掌握书院的领导权。书院的教授、学正、直学等职务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朝廷批准。讲学者被称为“山长”，这也是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
与此同时，元代朝廷还控制书院的学生。凡在书院毕业的学生，需经地方官吏荐举，经监察机关考核。元代这些政策，不仅使得大量官办书院成为官学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使得大量私办书院朝着官学化方向转化。
明代初期书院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的时候，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尤其是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
在明代众多文化学者中，当时的思想家王守仁在贵州创办的龙冈书院最为知名。虽然当时实行的是科举制，但王守仁仍支持书院制度。他所到之处，广收门徒，遍建书院。
王守仁在庐山游玩时，曾经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一时间，学子蚁聚，风气大开。这样一来，不仅白鹿洞书院的名气更大了，也对自由讲学之风起了推动作用。
在清代初期，书院受到抑制，康熙、雍正登基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清代的书院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大概有1900所。
清代末期曾对书院进行改制，但这时的改制，已经不是个人的愿望，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事实上，书院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它必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