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秦代简单质朴的玉器珍品
秦汉以后，加速推进着日益富足的社会经济，不断开创着新的玉器文化的繁荣，自此，我国玉器文化的体制和容貌固定下来。
我国的玉器自诞生以后，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现象，这种现象持续到后世的隋唐时期甚至更晚。
隋唐时期国家强盛，经济发达。此时东西方有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外来文化进入我国，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和观念。这也反映在玉文化的发展上。
秦帝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统一大国，它结束了自春秋起500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的玉器文化也颇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秦朝的祭祀。以玉事天地、诸神、先祖是玉最原始的作用，东周时代礼乐废弛，新兴阶级不断打破旧有秩序，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使原始神话遭到理性的排斥，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
祭祀都要用不同等级、数量的牺牲和玉器，所谓“牲牛犊牢具圭币各异”。《封禅书》对雍四畤的祭品记述甚详：
春夏用骍，秋冬用駠。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
其次是玉石的佩带，以玉为佩的习俗由来已久，由于对玉的种种道德比赋，使得佩玉成为“君子”不可或缺之物，所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是对这种佩玉之风的总结。
从记载看，佩玉雕的人群很广泛，不但有“君子”，还有妇女，如《诗·郑风·有女同车》中说：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瓊琚。
另外，以玉器作为礼尚往来的赠品在当时也非常流行，史籍与文学作品的有关记述表明，玉器不仅可以用于诸侯之间的交往，贵族间的婚聘，亲戚之间的礼赠，而且王侯将相常以之收买谋臣死士，说客也以之贿赂政要，打通关节。甚至恋人赠玉以传情，夫妻间亦以赠玉示恩爱。秦遗物中亦见一些古玉，有3类，即玉人、玉礼器和玉器皿。
秦朝玉器纹饰上的表现为一般所见的蟠虺纹，称为秦式龙纹，纤细的阴刻线条紧密勾连，没有层次，龙的头、羽、翼区分不明显。
秦朝玉器在器型上，一般墓葬的组合大多为璧、圭、决、璜和串饰等简单的品类。同时，秦代偏好深色的青玉，应与秦人尚黑的习俗有关，依照传统五行之说，北方属水，代表色为玄，即黑色，色泽青黑的青玉正代表水的颜色，也契合了秦人尚黑的传统。
秦代墓葬中，如陕西省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宝鸡益门村二号墓的玉器遗物并不多，在器型、雕工、纹饰上较简单质朴，反映出秦代玉器工艺发展的不足。
而当时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秦代和氏璧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那么秦赵和氏璧之争也可看作是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卞和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
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
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
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像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
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公元前237年，李斯在上《谏逐客书》中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随、和之宝”，即指“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两件当时著名的宝物。很有可能，赵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畏惧秦国的强大，将和氏璧送给了秦国。
秦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传说中起始于秦代的传国玉玺，上有八字铭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封建制统一国家，但仅存在了十几年就灭亡了，流传下来的具有明确纪年的遗物很少。从零星发现的玉器来看，与战国精细做工的玉器区别不大，还未见代表性之作品。
但是，从战国时期人们对器物的颜色就已经很重视。以黄金包镶白玉以求艳丽斑斓的色彩美，在秦代逐渐流行，又在陶、铜等材质器物上涂漆饰纹，作为显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秦代又承上启下，在玉器上始创彩绘描画作纹装饰，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新冲击。漆绘玉器在古玉中是一个新品类，虽然历史暂短，还未来得及在社会上形成规模，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终止，但它却同秦俑一样，在玉器艺术文化方面，也是众多奇迹和辉煌之一。
秦代玉器与其他玉器相比较，多大气磅礴、霸气十足。这与秦朝的精神和气质有关，战争与征服，好大喜动，造就了如此独特的秦玉文化，这一点同样反映在彩绘玉器上。
如秦玉璧和鹅形壶上的彩绘人物、动物的画饰风格是汉画像石的前身，汉画像石在保留继承秦代的绘画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技法。这些秦玉器上存留的彩色图案色泽艳丽，像新的一样，这些图案带有明显的秦代特征，很有可能属于秦代遗珍。
秦代玉器彩绘多采用龙纹、凤纹和各种动植物纹样，把它们图案化，既有浓厚的装饰趣味，又能不失鸟兽活跃的特点，以及植物带给人们的勃勃生气。
由于艺术手法简练和概括，更加突出了各自的特点和个性。虽然是一件小小的彩绘玉器，却可以作为一件大型的优秀绘画艺术作品来欣赏。
秦代的绘画少有留到今天，彩绘玉器正是所谓“地不爱宝”的一种偶然。同时，反映出在玉器雕塑、彩绘艺术上的成就非常惊人。
第二节 彰显王者之风的汉代玉器
汉代是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盛世，强大的国力促使手工业生产亦相当繁盛，玉器在当时也攀上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在西安亲率臣下向汉王刘邦献玉玺、兵符并伏地称臣。至此，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就如昙花一现般宣告了它的灭亡。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历时5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最终击败了西楚霸王项羽后登上帝位，史称汉高祖。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我国文化的体制和容貌基本上固定了下来。我国的玉器自它诞生以后，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现象。
汉代的社会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一是汉承秦制；二是汉继楚绪；三是独尊儒术。
汉武帝刘彻即位以后，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儒家学术恰好符合了汉王朝之需要。
汉代政治文化的这三大特征，对汉代玉器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汉承玉器上的表现，是仍然保留着一份“周礼”的用玉思想和礼仪制度。
尽管当时周礼的用玉制度历经春秋战国争鸣的大潮已呈“礼崩”之势，但作为在政治、经济上继承秦代制度的汉王朝，仍然继承着一部分传统礼制和以玉示礼的宫廷习俗。不过这种继承已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顺应汉代的政治背景并有了进一步的改进，最突出的莫过于六器的改变。
到西汉时“周礼”六器还仅存3器，玉璧的用途仍然较多，圭的数量有所减少，琮已经很少见到。
在西汉之初，就产生了汉皇后之玺，又称“吕后之玺”，其主人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吕雉。
吕后是汉高祖刘邦之妻，名雉，从小就美丽聪慧，以果断和狠毒著称。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后，封吕雉为皇后，史称“吕后”。
汉初，刘邦宠信戚姬，有废掉吕后另立新后的想法，吕后为了保住其皇后宝座，将皇后宝玺掌握手中，想了种种计策。她设计用竹剑刺杀了韩信之后，地位更加不可动摇。吕后前后掌权16年。吕后当时用来发布命令的，就是一块皇后之玺。
我国历代皇帝、皇后都拥有自己的玉玺，可是，真正留传下来的并不多，皇后之玺是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帝后玉玺。
从外形和做工上看，这枚皇后之玺远远超过发现的其他汉代玉玺，皇后之玺为正方形，2.8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无瑕，玉质坚硬致密，无任何受沁现象。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玉被古人推崇备至，正所谓“金石有价，玉无价”。而和田白玉更是玉中的极品。
皇后之玺的玺钮为高浮雕的匍匐螭虎形，螭代表着真龙天子；虎为百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状”。螭虎形象凶猛，体态矫健，四肢有力，双目圆睁，隆鼻方唇，张口露齿，双耳后耸，尾部藏于云纹之中，背部阴刻出一条较粗的随体摆动的曲线，6颗上齿也以阴线雕琢。
螭虎腹下钻以透孔，以便穿绶系带。玺台四侧面呈平齐的长方形，并琢出长方形阴线框，其内雕琢出4个互相颠倒并勾连的卷云纹，每个云纹均以双阴竖线与边框相连。阴线槽内残留有部分朱砂。
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字体结构严谨大方，笔画粗细均匀，深度一致。
此枚玉玺玉质之精美，螭虎造型之生动，玺文字体之规整大气，雕琢技法之娴熟，都是罕见的。
汉代的玉器主要分为5类：
一是礼玉类，有玉璧、玉圭、玉珍，也偶见玉环、玉瑶、玉琮之类，但已不作为礼器使用。
二是丧葬玉类，有玉相、玉衣、玉覆面、玉琀、玉握及九窍塞。这里所说的丧葬玉器是专指殓尸用玉器，其他所有随葬玉器不在其中。三是装饰玉类，由于儒家学术走向正统地位，玉德思想盛行，极大地促进了装饰用玉的发展。四是玉器艺术品类，以动物造型的玉器为主，有著名的玉奔马、玉舞人，还有玉熊、玉鸟、玉兽、玉蛙、玉狮、玉龙、玉虎等。五是玉器实用品类，其中有饮食类的玉容器，说明汉代玉器开始踏上生活化、世俗化的道路，再一次开拓了我国玉雕艺术的春天。汉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软玉。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使得玉器制作业得到极大的物质保证，开创了和田玉主导后代玉器材质的历史潮流。
玉雕动物在汉代很常见。汉代玉器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汉八刀”反映了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
辟邪是传说中的神兽，汉代始流行于我国，古代帝王陵寝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护，汉代玉器也出现了辟邪形象。
如陕西省宝鸡发现的东汉青玉辟邪，长13.2厘米，宽4.8厘米，高8.6厘米。玉料青褐色，圆雕异兽，卧状，圆目，张口，头顶有角，身有翼，长尾。
异兽举首怒吼，挺胸突臀，两翼内合，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凶猛，似有拔天撼地、驱邪逐魅之气概，将大汉帝国气宇轩昂的一代精神表露无遗。
还有汉代的玉仙人奔马，由白如凝脂的和田玉精心打造而成，它昂首张口，竖耳挺胸，飞翼扬鬃，四蹄高抬，踏云乘风遨游于太空之中，马背上骑一戴巾生翅的仙人，手持灵芝，似正欲追寻极乐的天国仙界，充满奇幻迷离的浪漫气息。
汉代曾从西域大宛获得汗血马，据说日行千里，号称天马，而两汉羽化登仙观念弥漫，仙人骑天马正是当时历史背景的如实写照。
汉继楚绪对玉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汉代这种怪题材玉器的创作和流行，以及辟邪玉器的出现，丧葬玉器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楚人笃信神仙，偏好巫术。其实鬼神思想起源于远古时代，在北方大地盛行，只是时至周末已有所衰微，经春秋战国之后，渐为先秦理性思想所替代。
然而，历史却又偏偏将大量神秘的远古传统礼俗神话留置于楚山楚水、包藏于楚乡楚俗之中。例如《天问》《离骚》之中，就蕴藏着大量古代的神话，可以反映当年楚人的迷信程度。
汉朝统一以后，原楚文化中的鬼神迷信曾充斥于汉代的文艺创作之中。汉代文艺创作又借助于政治统一和经济繁荣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好巫信鬼习俗的广泛蔓延。这突出反映在各种随葬用玉和金缕玉衣上。
刘汉天下的鼎盛造就了我国玉器史上继红山、良渚、殷商盛世和春秋时代四大高峰之后又一个黄金时代，根据《汉书》《后汉书》记载，当时朝廷规定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
汉代诸王侯墓发现的玉器集中反映了类别齐全、技艺精湛、分布面广且属国家礼制这些特点，应是汉玉风貌的总的代表。
这些王侯大墓没有一个不是极尽奢侈之能，其基本结构或是高台深坑，或是崖洞横穴，前厅后室，左右府库，犹如人间宅邸。
在汉代所有随葬玉器当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玉衣，充分反映出汉代宫廷和一般社会观念中，玉器仍然有着极其崇高的位置，这种玉器对汉代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可以作出很好的映照。
玉衣初兴于东周，盛行于两汉，终结于魏初。最著名、影响最大的金缕玉衣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墓中发现的两套。它的用材选料、造型技巧、琢磨工艺及总体规格属我国历代帝玉丧葬礼仪之中空前绝后之作。
刘胜的玉衣形体肥大，全长1.88米，用1100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片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玉片有绿色、灰白色、淡黄褐色等。用金丝将玉片编缀成人形，头部由头罩、脸盖组成，上身由前后衣片、左右袖筒及左右手套组成，下身由左右裤筒及左右足套组成，皆能分开。
玉衣内头部有玉眼盖、鼻塞、耳瑱、口琀，下腹部有生殖器罩盒和肛门塞。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型，脸盖上刻画眼、鼻、嘴形，胸背部宽阔，似人之体型。
玉衣是汉代只有皇帝和高级贵族的殓服，而且按等级分为金缕、银缕、铜缕三等，规定只有皇帝的玉衣才用金缕，而中山靖王刘胜是诸侯王，竟然也使用了金缕玉衣。
窦绾的玉衣全长1.72米，由2160片玉片和700克金丝组成。这件玉衣的头部内也有用玉制成的眼盖、耳瑱、鼻塞和口琀。
玉衣之作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浩大的工艺价值和所谓的防腐不朽。汉代的用玉理论在玉璧的使用方式之中得到了更充足的证明。
在汉代所有的随葬玉器当中，玉璧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它的用量最多，含义也最复杂，在古代礼仪之中的悠久历史和包含的宗教内涵都是玉衣所难以企及的。而且，金缕玉衣也并没有能使它们包裹之中的尸体避免腐朽。
汉代玉器是我国玉文化史上的王玉时代，是皇室专用，赏玩佩戴主流群体是上层统治阶级，首先所体现的是王者之气韵，王者之气是威严，唯我独尊的霸气；御凤乘龙，遨游天际的超凡能力。
真正奠定汉代王者之风的玉器在我国玉器发展历史中地位的，是汉代玉器中最为常见的龙、凤题材作品。在汉代早期玉器作品中龙凤造型已达到了传神的境界。
而龙凤造型整体构思上打破原有的呆板、程式化的构造模式，更多地寻求生动变化的构图设计，不拘泥于表面的对称平衡，而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呼应。
汉代龙凤玉器造型上，经常看到有一龙仰天长吟，一凤回首相和；或一大螭龙穿云而出，一小螭龙环绕凝视。这样的构成，区别于原有传统造型中左右几乎为镜像的那种静止的对称。也就是我国古人称谓的“象外之象”的意境，从而达到更高境界的一种平衡。
同时，龙凤躯体塑造多呈“S”形弯曲。“S”形是极富美学含义的造型，躯体粗细有变化，生动错落有序，转弯处流畅而无丝毫阻塞感，圆中有方，并有张力和弹性的感觉。
比起前期的古代玉器来，汉代的玉器躯体上少了很多的装饰纹样，更加简洁、洗练，摈弃了战国玉器中龙的躯体多以卧蚕纹、网纹为主要装饰风格的样式。
龙躯边缘用弧面来塑造，突出躯体的立体感、肌肉感，用游丝毛雕线来装饰躯体，强调关节转折的力度和动感。局部点缀的流云纹或卷云纹，既避免留白不足，又衬托出龙翱翔云际的主题。
在龙的四肢表现上，汉代玉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推敲的。无论是腾起飞跃还是阔步前行，四肢的配合都很巧妙，总是一侧肢体开始发力，另侧的肢体便开始蓄积力量，总有前力还未用完、后力已蓄势而动的感觉。
同时还可以观察到，或前张后弛，或左松右紧，紧绷和放松的肢体交替与敏感的躯干相结合，这是在中外艺术史上优秀的作品中都广泛运用的一种表现形式，称为“对偶倒列”，其效果给人以生动有力的感觉，表现出无穷的潜力。
龙凤玉器的细部刻画上，眼珠凸起明显并有夸张感。上眼睑凸起，往上平缓过渡，眼皮与眼睛结合部边缘陡立，增添几分威严感；下眼睑短且围绕在眼球下半圈，并且也凸起，向下平缓过渡。
这种雕琢手法使得眼部的高低落差明显，轮廓线明显，增强立体效果。看上去自然有一种眼神凌厉、不怒自威的感受。透过表象的塑造，蕴涵的是一种威仪不可轻的意味。
而且，龙凤玉器都嘴型大张，龙的牙齿与嘴的接合部用圆弧线勾勒，齿尖弯曲锐利。这种雕琢手法还同样运用在龙、凤的指爪部位。指端粒粒饱满，充满力量，指尖内弯，尖锐如钩。
关节转折部位雕琢同样如此，强化了线形表现的立体感，同时线本身圆中有方，用直砣线一点一点地接转过来，显得更为硬朗，虽然有砣线接转的毛糙感，却更好地凸现出力度来。
比如有件汉代玉环，分内外环，内环中间一游龙为“S”形，呈腾飞状，前肢关节转折和后肢与躯干连接的部位收束紧凑，仿佛正在积蓄着无限的力量，准备下一次的腾跃。
前、后肢及爪部伸展得很开，肢体部几乎达到“一”字形，并突破内环，龙爪牢牢地扒在外环内壁上，给人以强烈的动感，用阔步青云来形容似乎还显不足，龙首部位的收缩与躯干尾部的张扬巧妙结合运用。
而外环上阴线刻5组竹节纹饰，把外环等分为5部分，把5个竹节纹连接起来，刚好是符合黄金分割定律的五边形，连接其中两点刚好是这个玉环的黄金分割线，龙和凤的眼珠恰恰就在这条线上。
古代玉工认识及掌握美学要素的深度令人叹服。整体构图的特点是：主次分明，张弛有度，疏密得宜，极有动感。镂雕技术与“游丝毛雕”的线刻技法有机地结合；龙、凤肢体的边缘用小弧面过渡，颇显浮雕感；阴刻线的表现细若游丝，弧线部位转折流畅，张力饱满，线断却神不断；既气宇轩昂又优美流畅，实属汉代古玉难得之珍品。
再如一件汉代玉剑彘，雕琢大小两条螭龙，两螭对视，大螭龙身躯舒展，动势灵活，绞丝纹尾，旋转有力，肢体伸展适度，错落有致，肢体和躯体的边缘陡立，立体感强烈。眼中似有柔情，注视着小螭龙。小螭龙为穿云状，状态活泼而有朝气，回首张望大螭龙，含着几分依恋。
此件为西汉中期制作，凶悍的造型中流露着了几分柔美，舔犊之情跃然而出。
蒲纹出廓“宜子孙”玉璧为东汉时期制作的，其出廓部分为两条螭龙缠绕环抱着篆书“宜子孙”。螭龙形态要比起汉早期的龙形要纤弱柔美。
龙角和龙的卷尾变化出许多小弧形来，与云形装饰纹交错，显得华丽而优雅。立边进行修饰，形成柔和的圆弧过渡。脸部眼神不再凶悍，而多了几分可爱，没有汉代早期龙的凶狠。身躯的“S”线更趋圆滑，更多的是柔美，少了汉早期的力量体现。
该玉璧外圈部分的浅浮雕螭龙造型也同样是这样的风格，内圈的蒲纹、乳钉纹制作饱满、规矩。其工艺制作精良，剔地及打磨工艺细致认真，从艺术表现来看其神韵正是从野性奔放、震慑四方的雄浑大气而转向富有尊贵、细致优雅。
这便是汉代玉器发展过程中的风格变化主线，也是其艺术表现形式的演变，更是汉代玉器神韵的脉络。
有件汉代玉夔凤纹樽，高12.3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6.8厘米。樽为白玉质，有褐色沁斑。此樽有盖，盖面隆起，中心凸雕一花瓣形钮，纽周凸雕3个鸟形伴钮；器身表面有带状夔凤纹和谷纹，间刻小勾云纹；一侧有环形柄，顶端形成简单云形出廓，上饰一兽面纹。底有3个蹄形足。造型端庄，图案精美，系仿青铜尊而作。
而另一件小巧的汉代玉螭凤纹韘，宽6.5厘米，高7.8厘米。玉为暗白色，局部呈褐赭色，片状，中部为心形玉片，表面饰云纹，中心有孔。玉片上部透雕云头装饰，两侧分别透雕螭、凤，螭细身，大臂，长角，长尾，凤亦细身，长尾，头顶之翎长而分叉。
还有一件玉夔纹韘形佩，长12.3厘米，宽3.6厘米。玉为暗白色，片状，弧形，上部有尖锋，其外饰有透雕的夔纹。此器应系东汉玉韘的代表作品，中部的孔径很小，其外的透雕装饰是从夔凤图案演化而成的非动物形图案。
古代动物玉器中，玉蝉的使用历史较长，在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其后至汉代的各个时期，蝉都是玉质作品中的重要题材。
有件汉代玉蝉，长2.9厘米，宽2.1厘米，厚0.8厘米。白玉质，有褐色斑，薄片状。扁腹，腹下有纵向的直线纹。长翅，翅上无翼纹。小头，双目凸出于头两侧。
玉蝉的用途主要有两项，一为佩饰，流行于商之前。汉代玉蝉多为逝者口中的含玉，称为“琀”。在逝者口中置玉是古代的一种入葬习俗。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的玉琀为一组小牲畜，汉代墓葬中也有较多的玉蝉，其上多无穿绳挂系之孔，用蝉作琀有祝愿逝者蜕变再生之意。
玉猪在汉代墓葬中有较多的发现，一般都置于逝者手中，为丧葬使用的玉握。
有两件汉代玉猪，其一长11.2厘米，高2.9厘米，另一长11.7厘米，高2.6厘米。两件作品所用皆为新疆玉，颜色不同，一件玉呈青绿色，另一件玉呈青白色。圆柱状，底面较平，两端略作切削以呈猪首及猪尾的外形，又以粗阴线界出眼、耳、四肢，雕琢简练朴实。
在汉代及稍后时代的丧葬礼俗中，玉猪的使用较为流行，其中的一些作品四肢直立，头、臀部隆起，形象较为真实。
汉代动物玉器很有特色的还有玉卧羊，这件玉卧羊高3.1厘米，长5厘米，宽2.2厘米。玉羊为圆雕，玉料青白色，局部有沁色斑。羊卧姿，昂首目视前方，眼睛以阴线刻成圆形，外圈加弧线。双角弯曲盘于头后方两侧，颈下及身体两侧以平行的短线饰作羊毛。前足一跪一起，后足贴腹下。
玉羊的造型自商代即已出现，汉代时圆雕玉羊的造型已十分准确，多为静态卧形，身体肥硕，背部丰满，短颈，嘴部似榫凸，羊角雕琢细致，大而夸张，一般向下盘旋弯曲，羊身上多有阴线细纹为饰。此类玉羊用作玉镇或陈设品。
第三节 开创全新局面的隋唐玉器
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社会处在一个南北分裂、动荡不安，战乱频频的大环境下，整个社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和限制。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器的发展同样受到了抑制。尤其是曹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致使葬玉一落千丈。
从墓葬发现玉器情况来看，大部分仅有简括的玉猪、玉蝉之类的玉雕，而且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已不见各种玉用具和玉佩饰出现，说明此时无论是玉器的加工制造还是社会保有量都大大减少。
南北朝时佛教传入我国，故这一时期出现用于佛教方面的玉器，主要是各种佛像，民间以曲阳白石和黄花石造“玉佛”供养。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两大强盛帝国。这也反映在玉器文化的发展上。隋朝历史很短，在玉器史上，隋代玉器工艺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却为一个新的玉器时代拉开了序幕。
著名的隋代玉器是镶金边白玉杯，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高4.1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2.9厘米。此杯为直口平唇，深腹，下有假圈足，平底实足。口部内外镶金一周，金沿宽0.6厘米。
杯用白玉制成，保存完整，造型、制作均很精美。从这件镶金边白玉杯看，隋代已有了很精湛的玉器制作技术。
隋代玉器的品种新出现的有玉铲形佩、玉双股钗、玉嵌金口杯和玉兔等近10种。无论是已有或新出现的玉器，其用料和局部结构形式等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如玉兔，系和田羊脂白玉圆雕而成，通体光素无纹，两侧腰有一横穿圆孔，以供佩系用。
隋代双股玉钗，一改以往以单股为钗之式，对其后唐宋的玉钗式样制作和使用具有重要影响。隋代玉器虽然品种和数量不多，但都是用优质青白和田玉制作，这与战国以前和魏晋南北朝玉器用料较杂、使用优质和田玉较少的情况呈鲜明对比。
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隋唐玉器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型和图案。佛教题材玉器有飞天，肖生玉有立人、双鹿、寿带、鸾凤等，都受到当时绘画与雕塑艺术的影响。
隋唐时期，达官贵人身着佩玉，尊卑有序。《隋书·礼仪表七》记载：
天子白玉，太子瑜玉，王玄玉，自公以下皆苍玉。
陕西省泉县兴隆村唐越王李贞墓发现玉佩6件，2件较大，为上窄下宽，上饰云形边，两侧连弧形，底边平直，上有一孔；另一大件作云头形，上下两边各有一孔。另外4小件有璜形与云头形，上下两边各一孔，为一组佩饰，青玉，光素无纹。
在陕西省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发现一件白玉嵌金佩饰，应为皇家用品，此为片状近三角形，底边平直，顶尖有一小孔，两腰为三连弧形，正面镶勾连云纹金饰，纹饰流畅，金玉辉映，玉质洁白无瑕，晶莹光润，显得富丽堂皇。
唐代的玉佩多为光素无纹，说明在春秋战国到汉代极为盛行的佩玉，到唐代已失去它的光辉，正在走下坡路。同时，隋唐时玉器加工技艺已趋成熟，砣法简练遒劲，突出形象的精神和气韵，颇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立体肖生形象的肌肉转折处理能收到天然得体的良好效果。
隋唐时期已普遍采用产自西域的和田玉，和田玉温润晶莹的特性在各种玉雕人像、动物造像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使形象美与玉材美和谐地融合为一体，提高了玉器的艺术性和鉴赏性。
隋唐玉器在装饰材料上，金玉并用，色泽互补，金相玉质，形成隋唐玉器绚丽多彩的面貌。在玉器上出现黄金饰件，始见于战国至汉代，当时的黄金饰件主要起垂勾之用，如金链串玉佩、玉带钩等。隋唐用黄金饰玉，虽然也起特殊的功能作用，但主要起装饰之用。
隋至盛唐玉器，不论是简练还是精琢，其处理都恰到好处，均可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
唐代玉器旧的礼仪玉退出舞台，出现新的礼仪玉，已不用周代的琮、璧等“元器”，只有禅地玉册与哀册两种。禅地玉册呈简牍状，多五简为一排，以银丝连贯，册文作隶书。
泰山脚下的嵩里山上有座阎王庙，庙前有座文峰塔，在塔的原址上发现5种颜色的土，五色土呈方形，中间为黄色，四周为红、白、青、黑色。
原来，古代皇家祭祀时，要在社稷坛的坛面上铺设五色土，5种颜色的土在安排上也有讲究：黄土居中，代表统治者的最高权威，东西南北依次为青白红黑，象征四面八方对皇帝的辅佐，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寓意。
就在五色土下面，发现了两个金盒，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两卷玉片，一卷由16块长方形的玉简组成，另一卷则由15块玉简组成，玉片晶莹剔透，上面都刻有文字，字体端庄清秀。
据考评，两卷玉册第一卷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封禅玉册，另一卷是宋真宗赵恒的封禅玉册。
玉哀册是帝王下葬时的最后一篇悼文，是称颂帝王功绩的文辞。玉哀册呈扁平片状，但均较宽长，表面磨平，正面刻楷书文字，背后顺序编号。
唐代玉器的品种式样几乎是全新的。即使名称仍如前期，但形式也是各不相同，作用也较单纯，多数与实用和佩戴有关。
汉魏时期曾有回光返照的礼器和盛极一时的葬玉几已消失。所见者主要有作佩饰用的玉簪、玉镯、玉带板、玉人神仙佛以及作实用的玉杯等实用器具。
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的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
此杯为模仿兽角形状，口沿外部有两条凸起的弦纹，其余的装饰重心均集中于兽首部位。兽作牛首形，圆睁双目，眼部刻画得惟肖惟妙，炯炯有神，长长的双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双耳硕大，高高竖起。兽嘴作镶金处理，同时也是作为此杯的塞子，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就连唇边的毛孔、胡髭也刻画得细微精确。
这种角杯实际上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当时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因此，这件玛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传来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唐墓中常发现妇女化妆盒，如有一海棠形玉粉盒，最长5.5厘米，最宽4厘米，高不到1厘米。有盖，子母扣，盖面隆起，面阴线雕刻花朵与盒形相应，简单明快，可谓万紫千红玉为先。
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的除镶金牛首玛瑙杯外，还有刻花白玉羽觞、玛瑙羽觞、水晶八瓣花形长杯等。造型奇特，线条流畅，选料精美。
玉簪自新石器时期出现就一直未断，但隋代以前皆为单股形，自唐代始，除隋代始见的双股钗和最早出现的单股钗仍制作使用外，又新出现一种簪头部分为玉制、宽薄片状，簪身为金银质的复合式簪。
玉梳始见于殷商，此后各代每有所见，唯早期多呈圆首圭形或长方形。及至唐代，这一形式已消失，新出现的有宽长半月形。
玉梳有两式：一式为整体都由玉料制作，半圆形，上端为梳柄，下端为梳齿，整体用一块玉制成，它与前期玉梳相比，齿牙加宽并变短，从而更方便使用。另一式玉梳也如玉簪，即一部分为玉质，另一部分为金银等金属，金属质作梳齿且多已无存。
唐代玉镯很罕见，所见一对玉镯由3段玉质呈扁弧形或璜形器再用黄金包嵌为镯。
我国古代衣着特点之一是穿长衫，腰部需用大带束住。唐代开创的按官级高低佩带的玉器服饰玉带富有时代特征，是一种“等贵贱”玉器，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首创。
用玉带銙的佩带形式来象征官位及其权力，一般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方许佩用，其规范化与制度化，是我国古代礼仪玉器中的重要发明和创新。
唐代玉带銙的颜色由紫色向其他颜色递变，紫色位阶最高。紫色其义来源于紫微星，据传是天帝所居处，故以紫色位至尊。而且带銙以玉为最高，依次为金、银、铜、铁。同时，据官爵的高下，所用玉带銙的节数有严格规定，由13块至7块，尊卑有变。
唐代发现均为玉带上嵌缀的带板，数量相当可观，仅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一处窖藏中就发现数套。从当时玉带板制品看，在一条玉带之上，带板确有大小件数之别和纹饰的不同，最多者达15件套，形式有扁平状的正或长方形、半月形和圆首圭形3种。
唐代玉质实用器皿，见者除玉杯外，尚有玉勺、玉盘、玉盒和玉罐等。其中以玉杯最多且形式新颖多变，见者有莲花式、云形、椭圆形、瓜果形等。
唐代玉器中的人神仙佛及纹饰，也进入全新的发展和变化期，其形式之多为前所未见，计有宽衣博袖的文人士大夫、头戴乌纱帽的官吏、衣着华丽美妙的仙女、长髯无冠的老人或道士，与汉族人形殊别的所谓“胡人”和具浓厚佛教色彩的飞天等。
唐代玉器中的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是唐代玉器重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以飞天为典型代表，是时代最早的飞天玉器，是后世同类玉器的先导。
唐代飞天玉器用料均由新疆和田羊脂玉、白玉雕就，在玉材和艺术上表现出飞天的圣洁与高贵。玉飞天的艺术风格为飘然妩媚，淡雅萧疏，情韵连绵，尤显灵动之美，尽显镂雕之妙。
唐代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营养。伎乐纹玉带板是唐朝引入西域音乐、文化的历史见证，是唐朝成功地进行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唐代玉带板上的伎乐纹中，演奏乐器者属坐部伎，铊尾上的舞蹈者属立部伎，其形象为：深目，高鼻，卷发，留胡须，着胡衫，紧袖，束腰、肩披云带，足蹬乌皮长靴、舞于氍毹上，舞姿生动传神。
唐代玉器上的动物造型也突然增多。除传统的龙、凤、螭外，更有一些写实性很强并具某种吉祥寓意和为推崇伦理道德服务的动物出现。见者有狮子、鹤、雁、鸳鸯、孔雀、绶带乌等。其中狮子、孔雀两种动物为玉器中首次出现，鹤、雁等鸟形为成对相向展翅飞翔态。
有一件唐白玉线雕龙纹璧，龙头长双角，张口露牙，嘴角长大超过眼角，颈后有须，下唇留须，龙身满饰方格形鳞纹，背生火焰状鳍，四肢作腾飞状。
璧上的鸟纹为短翅，多呈展翅形，翅端向头部扇起，排列整齐阴线表示羽毛，丰满健壮，活泼和谐，生活气息浓郁，与金银器、瓷器、铜器等鸟纹一致。
唐代玉器上的植物纹图，为首次以写实而又具体的形式在玉器上展现，并与上述的动物纹图相似，具有某种含义。常见的有蔓草、缠枝莲和葡萄等花果，或单独组纹饰器，或与其他动物复合组图。
唐代玉器的制作和刻纹的表现手法在局部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其中以整体图案隐起，又称挖地或剔地阳纹，再在其上加阴线，局部细纹法尤为突出。
晚唐及至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再度出现分裂，社会经济严重萧条，玉文化也受到极大的影响，表现为五代十国的玉器少之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