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形神兼备的宋辽金玉器
宋代玉器承前启后，玉器画面构图复杂，有浓厚绘画趣味，完成了唐玉由工艺性、雕塑性向宋玉的绘画性、艺术性转变。
元代玉器继承了宋玉的造诣和风格，但没有将其推向新的高峰，元代除碾琢礼制用玉之外，还广泛地用于建筑和家具。
明、清玉器渐趋脱离五代、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传统，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装饰美的艺术风格。同时，古玩商界为适应收藏的社会风气，还大量制造了伪赝古玉器。
960年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更接近现实生活。
宋代是一个手工业和工商业空前发展兴盛的时代，国富民强，文化发达，雕版活字印刷普遍，理学、书法、制银、瓷器等都得到很大发展。此时期的玉器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阶段。两宋玉器承袭两宋画风，通常画面构图复杂，多层次，形神兼备，有浓厚绘画趣味，完成了由唐玉偏重工艺性、雕塑性向宋玉偏重绘画性、艺术性的转变。
宋徽宗赵佶嗜玉成癖、爱玉如命，他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爱好艺术，所以此时的皇家用玉品种丰富多样，佩饰类有玉束带、玉佩，用具有玉辂、玉磬，礼器有玉圭、玉册等。内廷专设有玉作，玉料由西域诸国进贡。
民间用玉也较前朝为盛，大量出现各种玉佩饰、玉用器。同时，宋代出土前代古玉增多，滋长了仿制古玉之风，周汉间的古物大量出土，朝廷及士大夫热衷于收集、整理研究古物，形成一个新的学门，即金石学。
金石学的形成，兴起了集古玉的热潮，为满足社会需要，宋代仿古玉大量涌现。皇家、官僚及民间均风行收藏古玉，古董行开始出现伪造或仿造古玉之风气。因此，宋玉又可分为古玉、时作玉、伪古玉和仿古玉。
宋代仿古玉器兴起，仿战国、两汉的玉璧开始出现，但在雕刻刀法上又有所不同。宋代的雕刻工具多是用砣子制作的，因此有砣制的痕迹出现。
此时期玉璧虽仿于古型，但同时也体现了许多当时琢玉的做法。玉璧形体浑圆，边沿呈圆形转角，不见锋棱，所仿谷钉稠密模糊，动物纹饰和造型在细部常有明显不同。
宋代肖生玉在崇尚写实主义的影响下追求形体及运动的准确表现，以显示其内心世界。花鸟玉佩多做隐起、镂空的对称处理，富有生活气息，双勾的经文诗词等铭刻玉器盛极一时。
宋代实用玉器皿不仅比唐代品种多，数量也多。文房玉具，已不再仅仅是文人把玩的玉件，而是有可供文人书写的实用具。
宋代传世古玉较多，如白玉夔龙把花式碗、白玉云带环、白玉镂空松鹿环饰、青玉镂空龟鹤寿字环形饰、白玉镂空双鹤佩、白玉孔雀衔花佩、青玉镂空松下仙女饰、青玉卧鹿、黄玉异兽和白玉婴等，都是宋代玉器的佼佼者。
宋代传世宫廷玉器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玉子，系八角管状，高仅5.9厘米，宽1.5厘米，中穿孔，便于系佩，阴勒双钩经名、经文、译者、纪年、作坊等16行，292字，每字比芝麻粒还小，笔道比丝还细，篆工纯熟，书法遒丽，末二行落款为“皇宋宣和元年冬十月修内司玉作所虔制”，可知系内廷玉作碾治，供皇族佩带。
西周以后鱼类玉器数量锐减，唐代又有回复，宋代佩鱼之风又盛，出现了较多的玉鱼，样式、种类不一，或与荷莲、慈姑相伴，或仅单条鱼，或无鳞，或饰横向水线，或饰网格纹。荷花与鱼相并含有连年有余之意，是吉祥图案的一种。
如宋代玉鱼莲坠，长6.2厘米，宽4厘米，厚0.6厘米，玉色白，表面有赭黄色斑。鱼小头，长身，无鳞，鱼身弯成弧状，昂首，尾上翘，鳍短而厚，共6片，其上有细阴线。鱼身旁伴一荷叶，长梗弯曲，盘而成环，可供穿系绳。
花鸟类玉器在宋、辽、金时期比较多，其中不乏鸟翅一只伸开、另一只下折的造型，这种鸟衔花玉饰是宋代较流行的样式。
如玉孔雀衔花饰，长7.6厘米，宽3.8厘米，花饰玉色青白，有赭色斑，为半圆形玉片，其上透雕孔雀衔花图案。图案主体为孔雀，孔雀回首，拖尾，展翅，口衔花枝，枝上有花两朵，品种不同。此件作品较一般宋代花鸟玉佩更为精致，据其形状，可能是一种嵌饰。
辽金玉器也是由汉族玉工碾成，但其题材却富有边疆民族特色和游牧生活气息，以契丹、女真两族生活为主题的春水佩和玉秋山为其杰出代表，均有着形神兼备的艺术造诣。
辽是我国东北辽河流域由契丹族建立的地方政权，916年由耶律阿保机创建，其疆域控制整个东北及西北部分地区。
虽然辽是由一个较为落后的边疆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政治、文化较为低落，但长期与汉族比邻，并受先进中原文化的影响，故在文化及用玉制度上，均受宋唐文化的影响，朝廷用玉甚至更广于唐宋，规定皇帝系玉束带，五品以上官吏服金玉带。
辽的玉器制度，除脱始于唐风外，也有其自身特点，比如用玉上，崇尚白玉，尤其推崇和田白玉。同时契丹贵族金银玉互用，契丹贵族把这些价值连城的佳材融为一体，制成精美绝伦的工艺品，既反映契丹族的工艺水准，同时又折射出契丹贵族奢侈的生活。
玉带板是辽代重要的朝廷用玉，其特色是定数不一，厚薄略有出入，多光素无纹，四角常以铜钉铆在革带上。辽代肖生玉器以动物造型为主，植物和几何造型很少，这可能与契丹以游牧经济为主，长期与动物为伍有关。
金所处的年代是和南宋相对峙的特殊年代，同时又是北方少数民族所为，因此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与民族风格。
金代玉器之所以繁荣，一是由于女真族在契丹辽及北宋地区大量掠夺珍宝，刺激了金代玉器的发展；二是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玉器的发展；三是金代有较为充足的玉料、玉匠，加速了玉器的发展。
金代玉以回鹘贡进或通过西夏转手得到新疆玉。为了确保玉材的使用，金规定朝廷愈多用和田玉琢制，祀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金在扩张过程中，俘虏的大批玉匠，有的原在辽境内，有的直接从北宋境内掳掠而来。
“春水玉”、“秋山玉”是金的代表作。契丹、女真均是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春水、秋山原为契丹族春、秋两季的渔猎捺钵活动。所谓捺钵，即契丹族本无定所，一年之中依牧草生长及水源供给情况而迁居，所迁之地设有行营。
女真族建立新政权后，承袭了契丹的旧俗，狩猎于春秋的娱乐活动，并将捺钵渔猎活动改称为“春水”、“秋山”。
常见的“春水玉”表现为残忍场面，通常是海东青捉天鹅图。海东青是一种神鸟，又名鹰鹘、吐鹰鹘，主要生长于黑龙江流域。它体小机敏，疾飞如电，勇猛非凡，自古以来深得我国东北各民族的喜爱，有专人进行驯养，用以捕杀大雁及天鹅。
有件玉海东青啄雁饰，直径7厘米，厚2.1厘米，玉饰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为圆形，上部雕海东青啄雁及荷叶图案。海东青体小而敏捷，腾空回首，雁于海东青身下，回首与其对视，欲逃不能，身傍荷叶，一荷叶束而未张，一荷叶张而卷边，表明大雁已被迫降至荷塘，难寻生路。
此玉饰两侧各有一椭圆形隧孔，可穿带或套入钩头，表明此物是一种用于人身的带饰。
秋山玉是表现女真族秋季狩猎时射杀鹿的情景。在金代，秋捺钵也称伏虎林。在雕琢技法上，常留色玉皮作秋色。
在表现手法上，秋山玉有繁、简、之分，场面不像春水玉残酷无情，而是兽畜共处山林，相安无事，一幅世外桃源的北国秋景。
嘎拉哈玉玩具，也是一种充满女真民族情趣的玉具。玉嘎哈拉是女真贵族儿童的玩具，中间有一穿孔，可随身佩带。玉形似羊或狗子的髌骨，类似汉族童子玉坠，似有希冀少年福祉不断之意。因是羊或狗子之骨，是北方主要供食用动物之骨，长年佩带，具瑞祥之兆。
金人常服玉带为上，庶人禁用玉。金代女真族佩带玉较为普遍，其时称作“列”，多作腰佩。金代佩饰玉以花鸟纹为主。金代花鸟形玉佩，多作绶带鸟衔花卉纹。
因“绶”与“寿”字谐音，故寿带鸟是福寿的象征，绶带鸟衔花卉纹，寓意春光长寿，勃勃生机。
而龟巢荷叶也是金代另一重要玉佩，是寿意类。
金代玉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艺术不是孤零零地表现一个物体或一件动物；而是花与鸟、龟与荷叶、鱼与水草相辅相成，动静结合，表现出周围的环境特点，富有生活气息。
第二节 大气精致的元代玉器
元代除碾琢礼制用玉之外，还将玉材广泛地用于建筑和家具，玉器应用范围扩大，数量有所增加。内廷的制玉机构及碾玉作坊规模空前庞大，元代内廷与官办玉器手工业特别发达。
元朝将首都迁至大都，入主中原后，由于受金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响，元朝琢玉业得到很大发展。因为承袭金与南宋的官办玉艺的既成布局，大都和杭州遂成为两大玉器工艺中心。
元朝的琢玉业有很大发展，首先是接受了汉族传统的爱玉风尚，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其次继承宋金传统琢法技艺。元朝政府网罗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官办手工业生产。
同时，元代沿用宋金玉器传统题材，花卉纹的延续，螭虎纹的再兴，春水玉、秋山玉的进一步世俗化。虎纹是龙子之一，始见西汉，历代虽有雕琢，但运得均不多，元代螭虎纹不仅应用得多，而且非常成功，并创造出元代的风格。
元玉器中有两种是与蒙古族相联系的，一是玉押，供签署公文、告示之用，一品高官方可使用，十分珍贵；二是玉帽顶，曾召西域国工碾治玉九龙帽顶，螭、虎形象的运动和曲线处理颇为灵秀细劲，均较为成功。
元代文人用玉制造文具，仿古尊彝玉器继续流行，古玉的搜集、保存、鉴赏在文人中一如既往，风行不止。此时画家朱德润编写的《古玉图》，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古玉图录。
元代传世玉器中最大的一件是“渎山大玉海”。
13世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向黄河流域一路扩张，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定都大都，元军在攻占城池的同时，也缴获了大量稀世珍宝，其中有一块重达5吨的特大玉石，色泽青白带黑，质地细腻润滑，是一块天然宝石。
265年，忽必烈为犒赏三军而将这块南阳独山玉制成了渎山大玉海，于1265年完工。其器体呈椭圆形，是一件巨型贮酒器，忽必烈意在反映元初版图之辽阔，国力之强盛，是我国玉器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式作品。
渎山大玉海又名玉瓮、玉钵，高0.7米，口径135至182厘米，最大周围493厘米，膛深55厘米，重达3500千克，可贮酒30余石。
周身碾琢隐起的海龙、海马、海羊、海猪、海犀、海蛙、海螺、海鱼、海鹿等13种瑞兽，神态生动，气势雄伟，是元代玉器的代表作。
玉海完工后，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置元大都太液中的琼华岛广寒殿，明末移至紫禁城西华门外真武庙。
至1745年，乾隆皇帝命以千金易得，于4年后迁于北京北海公园团城上的承光殿前，再配以汉白玉雕花石座作衬托，他又命40名翰林学士各赋诗一首，刻于亭柱之上。
元代的传世玉器也不乏秀美者，如青玉螭耳十角杯、青玉火焰珠把杯、白玉龙首带钩环、白玉双螭绦环带扣、青玉天鹅荷塘绦带扣与青玉双螭臂搁、青玉镂空龙穿荔枝墨床等。
元代安徽省安庆市范文虎夫妇墓发现的官府玉青玉虎钮押、玉带板，时作玉垂云玉及仿古玉尊等。
江苏省无锡市钱裕墓发现了元代玉海青攫天鹅环、玉龙荷花带钩和青玉鳜鱼坠等。
另外，江苏省苏州市张士诚母墓也发现有青玉10节竹环、玉佩，张士诚父墓有光素节25块等。
钱裕、张士诚父母墓的玉器都是由苏州碾制，这些玉器精工者少，作为鉴定玉器的标准器却有着重要的价值。
元代将春水玉逐渐演化为鹰击天鹅、芦雁荷藕图，又将秋山玉逐渐衍变为福鹿图案，其影响一直波及明清。从史书记载看，元明清三代，宫廷玉器匠前期得到更大的发展。
元代玉带钩曲线较为平缓，但玉器增大，多呈琵琶形。此时对朝廷用玉备加重视，元代玉产地有和阗及匪力沙两地，官办玉作坊利用和阗、匪力沙所出玉材碾玉，碾玉砂亦称“磨玉下水砂”。
而且，朝廷专设琢玉机构，元代官办手工业很发达，元朝政府设有许多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和官办手工业作坊。元朝的官办手工业玉作坊，始终以元大都为中心，那里有金代的琢玉传统。另一个设在杭州，因有南宋良好的琢玉基础。
另外，由地受玉材及雕琢技艺的限制，我国玉器主要以小巧玲珑著称，因而常被划入古玩类，其科学艺术及历史价值常被研究者忽视。而元代朝廷开始琢制巨型玉器，比如渎山大玉海之类就是其代表作。
元朝廷有琢制大件玉器的爱好，并且有专门的朝廷用玉，主要在生活用玉、佩玉及处理公文用玉等方面。同时，元代新颖玉器展示风采，新款玉器除玉押、帽钮外，还有玉带环、玉带扣等。
如白玉龙钮押，长5.8厘米，宽5厘米，高4厘米。玉押方形，略厚，底面有凸起的阳文图记，上部为龙形钮，龙身短而似兽身，头上有角，披发，四肢粗壮，肘部饰上扬的火焰纹，三歧尾，中一歧长，上冲与头顶发相接。
元代处理公文的玉器要属国玺及新兴品种玉押。押是一种符号，签画于文书，表示个人的许诺，后为使用简便而刻之。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
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
据此可知，元代百官多不能执笔画押，就以象牙、木刻而印之，而玉押只有一品以上高官由朝廷特赐方可使用。
宋以后，玉器中大量使用螭纹装饰，但螭的形象已无汉代螭纹的特点，更似爬虫。双螭灵芝图案在元代玉器上较为多见。
如玉双螭纹臂搁，长10厘米，宽3.4厘米，厚1厘米。玉色青白，有赭色斑，片状，长方形，两端呈“S”状，两侧下卷，正面凸雕双螭衔灵芝图案，背面饰云纹。据此品的样式、螭纹及灵芝的特点可确定为元代早期所制造。
元代玉器形体气势较大，雕琢技艺炉火纯青，装饰技巧新颖别致。花卉纹、螭虎纹装饰应用得非常成功，倭角的处理非常得体。
元代玉匠在方形玉器的处理上，硬挺挺的直角，为流动的倭角，刚柔并济，同时在边框内外缘刻两条粗阴线，更使元代玉器的线角显得十分优美，玉器的搭配技巧十分熟练。
狮子生活于热带，在我国很少见，但很早即输入我国，因此我国历代工艺品中不乏狮子题材的作品，主要有两种：一种以真实的狮子为造型而加以变化，另一种较为夸张。
如玉镂雕双狮，长7.3厘米，宽5.2厘米，厚1.7厘米。玉质白净无杂色，为较厚的片状，镂雕大、小二狮，大狮卧伏而回首，前肢踏球，小狮直立，前肢举起，与大狮相戏。此件玉狮为小头，腮部有弯月形弧线，具有明显的元代作品特点。
元代琢玉擅长透雕技法。传世玉器中，常可见到一种玉熏炉顶，大多定为明代玉器。透雕层次略深的可能是元代或辽金时的玉帽顶，在明清时改制成熏炉盖顶钮用。
如玉镂雕龙穿花佩，最大径9.7厘米，厚0.8厘米，玉料青白色。体作扁平的花瓣形，正面以多层镂空法，雕一细长的行龙穿梭在花丛之中。龙嘴微张，长须后飘，身体呈弯曲状。器状四角各有一如意形穿孔，以供结扎用。背面平，仅见镂空穿钻痕而不细加饰纹，原似一嵌饰物。
元代文武官员，凡二品以上者皆可系玉带，其带板之纹图，文官为禽鸟纹，武官为走兽纹，其中狮纹为一品标记和专用图。其上耍狮人一般上着窄袖衣，下着短裙，足蹬皮靴。此戏狮带板，即为其中一件富有生活气息且具典型的代表作。
元代仿古玉仍然是当时玉器的主流。元代最明显的仿古玉实物，要算玉瓶与玉尊了，并且仿摹的对象或是周代青铜尊，或是早期陶瓷贯耳瓶，为清玉器大量摹陶瓷器开了先河。
元代也制作了一些仿汉玉，在技法上不注重追模祖型特征，专以伪残和烧茶褐色斑以假充真。
元代仿唐代玉璧一般器形厚重；大璧少些，以小型居多，做系璧，供佩带用，多数只在一面雕纹饰，排列无规律；动物纹饰带有本朝的特点。元代玉雕刀工粗糙，用刀较深，刀锋常常出廓。
如白玉镂空凤穿花璧，径9.3厘米，厚0.6厘米，玉为青白色，局部有黄色斑浸，正面镂雕一展翅飞翔的凤，并衬以缠枝牡丹，背面平磨，内外缘各有纹一周，雕琢精美，风格华丽。
第三节 追求装饰美的明代玉器
明代玉器的发展变化也是与社会的变化相关联的，从总体上看，明代玉器渐趋脱离五代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传统，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装饰美的艺术风格。
明代的皇家用玉都由御用监监制，而民间观玉、赏玉之风盛行，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开有玉肆，最著名的碾玉中心是苏州。
同时，还大量制造了古色古香的伪赝古玉器，甚至连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曾经被明代仿古玉欺骗。
明代玉器从器型上看，主要有玉礼器、文房用品和日用器皿等。
玉礼器主要有玉璧、玉圭；装饰用玉有玉带板、带钩、带扣、玉簪、鸡心佩、花片、方形玉牌等；文房用品有玉笔、笔架、玉砚、玉洗等；日用器皿有玉盒、玉杯、玉壶、金托玉执壶等。
明代宫廷用玉，多与金银宝石镶嵌工艺结合。这类器物金玉珠宝融为一体，有在玉饰件上镶嵌红宝石、蓝宝石的；有金镶玉的带板；有金饰件上镶嵌红宝石、蓝宝石的；无不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彰显了明代皇室贵族气派。
明初玉器传世和发现的均有佳作，风格继承元代，做工严谨而精美。比如青玉绞活环手镯，青玉略带浅灰色，透亮光滑，经过高超工艺的打磨，玲珑剔透，玻璃感极强。因为它是同一块整玉雕琢而成，不是高手很难成功。
这只玉镯由3根玉绳扭作麻花状，彼此相连相依，但又各自独立，丝丝入扣，活动自如。戴在手腕上，只要手稍稍一动就会发出叮咚清脆的碰撞声，似乎在警醒佩玉者，行为举止切勿过度张狂。
明朝中期的玉器趋向简略，承袭元末明初文人文化的兴盛，出现了具有文人色彩的玉器，如青玉松荫策杖斗杯等。明中期玉器的加工与集散多集中于东南地域如南京、上海、江西等地。
其中，上海市陆深墓发现的白玉铁拐李、白玉蝶、玉鸡心佩、白玉带钩、镂空寿字玉、玉戒指、玉道冠、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珑，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玉器开始显现出明代社会的特点，玉器的制作加工也可真正代表明代社会的特征。
晚明前期东南一带社会稳定，城市经济繁荣，民间富裕，因此玉器产量有所增加。当时苏州制玉业代表着全国玉器工艺的发展趋势，著名玉工陆子刚就出自苏州专诸巷。
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发现的玉带钩、玉碗、玉盂、玉壶、玉爵、玉圭、玉佩、玉带等，包括了死者生前御用玉器和死后的殉葬用玉。其中玉壶、玉爵等使用錾金或珠宝镶嵌工艺，更是绚丽多彩。
由于明中晚期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海外贸易频繁，整个工艺美术为商品生产和外销所支配，随之，玉器工艺也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
在图案方面，与晚明社会风气相符，符瑞吉祥的谐音题材甚为风行，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案，首先是为了祈福，其次才顾及到美。
晚期名工陆子刚所琢玉器反映了此期时作玉、仿古玉及文人用玉的交错发展的形势。玉文化中的城市庶民、文人的成分与影响正在增强，这是城市商品经济繁荣、玉器生产商品化的结果，也是我国玉文化的新变化。
从流传下来的明代玉璧看，数量比前三代均多，玉质多选用青玉、白玉制作，加工不精。
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面玉璧浅浮雕螭虎纹，一面雕仿战国时代的谷纹、云纹或是卧蚕纹；二是根据古文献记载中的玉璧式样加以仿制，璧的两面均饰有仿战国、汉代的谷纹、云纹或卧蚕纹，然后在璧体的边沿外增加其他装饰。
同时，明代开始出现八卦纹饰的玉璧，如白玉大雁纹系璧，直径5.5厘米，玉质洁白莹润，浅浮雕兼镂雕大雁，身态呈翔浮状，清丽优美，中心透空可用作穿系。
明代玉器多谷钉纹，多以管钻套打，谷钉较大横竖成行，周边有明显的套打痕迹。动物造型的耳内多用锥钻打凹，少见直筒，旋纹细而不均。
明代玉器阴线宽深粗放，边棱锋利，槽地砣痕明显，其过线、歧出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底子处理不清，不平整，俗称“麻底”。从总体上看，明代装饰用线以宽而深的阴线为主，截面呈“V”字形，抛物线状，首尾均出峰。明代玉器的玉材主要使用质地细腻温润的和田玉。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了当时运玉材的盛况：
凡玉由彼缠头面，或溯河舟，或驾驼，经浪入嘉峪，而至甘州与肃州，至则互市得兴，车入中华，卸萃燕京。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
明代还通过海上贸易，得到了大量珍稀宝石，扩大了宝玉石制作的用料范围。明代典型玉器，如江西省南城益宣王朱翊鈏墓发现的玉鸳鸯，高4.2厘米，长5.3厘米，宽3.3厘米。白色兼紫褐色。鸳鸯昂首，缩颈，羽冠较长，圆圈眼，羽翅上翘，口衔莲枝，卧于莲花、莲蓬及莲叶中，姿态生动。底部呈椭圆形，凿有斜孔，以备攒缀之用。鸳鸯呈紫褐色，莲花呈白色，色彩搭配适宜。镂雕圆润，玲珑可爱。
明代玉器的纹饰和装饰手法，有丰富的动物图案龙、蟒、凤、狮、虎、鹿、羊、马、兔、猴、鹤、鹅、斗牛、飞鱼等。
如明代碧玉雕瑞兽，长22厘米，以碧玉雕成，圆雕兽作卧伏状，缩颈前视，头呈方形，双眼突出，狮鼻阔口，双耳紧贴头部，背部出脊线，长尾从尾部向前弯曲至后腿，前足微曲健壮有力。整器刻画生动形象，身体各部线条疏密有致，为明代典型器物。
龙纹一直是古代玉器中最常用的纹饰，如明代青白玉双龙纹鸡心佩，长6.15厘米，宽4.2厘米。青白玉，呈半透明状，局部带黄褐色皮，鸡心正面弧凸，上部中心出尖较长，表面饰细阴线勾云纹，转弯处有苍蝇脚出现。
器上部镂雕飘带形龙纹，龙吻上翘，管钻圆眼，龙身饰长阴线，前足一上一下，并刻排列整齐的短小阴线以示脚毛，无后脚，长尾呈水草形卷曲内勾。
左下侧有一长吻小龙，四肢省略。器背龙身光素无纹，鸡心背面下凹，纹饰与正面略同。整器抛光较好，光泽强烈，雕琢风格带明代特征。
明代玉器植物图案菊花、牡丹、荷花、葵花、兰花、石榴花、灵芝、山茶花等，还盛行以图案为底纹或边饰万字、喜字、寿字、流云、朵云、波浪等。
如玉雕莲瓣纹执壶，通高10.5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6.5厘米。直颈，硕腹，圈足。腹部有龙首张嘴含流，龙身弯曲成把手，首、身相应。腹部浮雕双重莲瓣纹，外层每片莲瓣内雕“寿”字及一束莲。带盖，盖面浅浮雕缠枝莲。雕工细致，制作工整，造型庄重大方。
明代玉器深受文人画艺术的影响，在玉器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诗书画印艺术。如竹筒形青玉执壶，通高12.4厘米，口径8.5厘米。体圆，子母口，壶身作三节竹筒状，盖、底皆平。柄与流皆琢制由竹节上长出的嫩枝条。流出于壶身中节，向上弯曲，饰竹节。柄为双枝细竹扭成，顶端镂雕一孔，可系绳。竹通常比之君子，虚心，有节，或以其四季常青而寓意长寿，深有文人画艺术之风。
同时，明代符瑞吉祥的谐音题材大为流行，在玉器上比比皆是。如马背踞一猴寓意为“马上封侯”、戟磬图案寓意为“吉庆”。如白玉刻渔人得利乳钉纹挂牌，该玉器采用青白玉材，以浅浮雕形式在正面雕一男孩怀抱一条肥硕的大鲤鱼，寓意“渔人得利”，或者说是“吉庆有余”，正是晚明时期社会上流行的装饰风格。
挂牌反面模仿西周、战国时常用的乳钉纹，也有称作“谷纹”的。一来是采用流行的仿古手法，二来这种文饰本来的寓意也是“五谷丰登”，具有吉庆，祈福的意念。整块玉器雕工精细，手法纯熟，线条流畅，应是苏州一带的玉做件。
第四节 集历代之大成的清代玉器
玉器在清代得到了空前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清康熙时吴三桂追击南明永历帝入交趾，开通了缅甸翡翠进入中原的路线。乾隆时期在西域用兵，又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使和田玉大量运进内地，促进了玉器工艺迅速发展。
乾隆、嘉庆年间是清玉的昌盛期。这时宫廷玉器充斥各个殿堂，各主要大城市玉肆十分兴旺。民间观玉赏玉之风兴盛，玉器的用途更加广泛，品类齐全。
清代玉器的品种和数量很多，以陈设品和佩饰最多，也最为精美。新增的品种有山水、玉山子、浮雕图画式的玉屏风等；玉佩饰的种类更是非常丰富。
清代宫廷用玉直接受内廷院画艺术的支配和影响，其做工严谨。有的碾琢细致，有的在抛光上不惜工本以显示其温润晶莹之玉质美。
翡翠自清代传入我国后便一统玉器天下，并被称之为“帝王玉”，其地位凌驾于各种宝玉之上。翠玉材质与白菜造型始风行于清代，宫廷作坊中的工匠，或是制作翠玉白菜的玉匠，发挥创意、巧艺，为顺应皇帝的喜好而创作了传世不朽的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长18.7厘米，宽9.1厘米，高5.07厘米，是一块难得的翡翠美玉。这棵翠玉白菜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整块半白半绿的翠玉、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颁布雕刻而成。绿处雕琢菜叶，白处雕琢菜帮。
在绿色最浓之处，还有两只昆虫，是寓意多子多孙的螽斯和蝗虫。菜叶自然翻卷，筋脉分明。螽斯俗名“纺织娘”或“蝈蝈儿”，这种昆虫善于鸣叫，繁殖力很强，也是祝福他人多子多孙的意思。
白菜寓意清清白白；谐音“百财”；象征新嫁娘的纯洁，昆虫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清代玉产地主要有宫廷、苏州、扬州，呈三足鼎立趋势，各具特色。造办处玉作，体现皇帝旨意；苏州玉器，以精巧见长，赫赫有名的陆子刚、郭志通，均出身于清朝最负盛名的碾玉中心苏州专诸巷玉工世家。
苏州玉器精致秀媚，内廷玉匠也多来自该地，专诸巷玉器娇嫩细腻，平面镂刻是专诸玉作的一大特色，而其薄胎玉器，技艺更胜一筹。苏州玉雕以小巧玲珑见长，扬州则以大取胜，玉如意、玉山子是扬州玉雕业的著名产品。扬州玉山子特色明显，玉匠善把绘画技法与玉雕技法融会贯通，注意形象的准确刻画和内容情节的描述，讲究构图透视效果。
扬州玉作发展很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玉作豪放劲健，特别善于碾琢几千斤甚至上万斤重的特大件玉器，“大禹治水”玉山即其代表作。
“大禹治水”玉山是清朝乾隆时期的一件重要的玉器，是我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昂，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
清朝乾隆年间，新疆和田地区的密勒塔山中发现了一块重达6吨多的特大玉石。这块大玉石色泽青绿，光洁滋润，柔和如脂，是一块天赐的奇石。
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乾隆皇帝闻听之后大喜，他决定将这块稀世宝玉雕琢成奇绝之珍。
乾隆喜爱书法绘画。他对宋人所画的《大禹治水图》更是爱不释手，但由于年代久远，这幅画已经破损褪色了，而年过六旬的乾隆，产生了把自己比作大禹的想法，于是下旨把这块特大玉石雕刻成大禹治水图，一方面为了歌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显示自己效法先王，功绩卓著，以求千古留名。
“大禹治水”玉山工程浩大，费时费工。玉样从新疆运到北京历时3年多，在宫内先按玉山的前后左右位置，画了4张图样，随后又制成蜡样，送乾隆阅示批准，随即发送扬州，因担心扬州天热，恐日久蜡样熔化，又照蜡样刻成木样，由苏扬匠师历6年琢成。
“大禹治水”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底座高60厘米，重达5350千克，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玉山置于嵌金丝的褐色铜座上，以名贵青白二色和田玉精心雕造而成。青白玉的晶莹光泽与雕琢古朴的青褐色铜座相搭配，更显得雍容华贵，相映生辉。
整块玉石被通体雕刻成山峰状，就好像是矗立在黄河中的一座大山。玉山上雕刻有山峰、小溪、瀑布以及人物等多种题材，匠师以写实的剔地起突工艺技法，将这些题材与材料的原有形状巧妙地结合起来。只见大山间重峦叠嶂，峭壁峥嵘，漫山遍野密布着苍松翠柏，在悬崖峭壁间，聚集着成群结队的治水大军，他们或是开山凿石，或是抬土运石。
在开岩者当中，可以看到治水大军的指挥者大禹的身影。作品生动传神，完美地再现了当年大禹率领民众开山引水的壮观场面。
在山巅浮云处，还雕成一个金神带着几个雷公模样的鬼怪，仿佛在开山爆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玉山运达北京后，择地安放，刻字钤印，又用两年功夫，颇费周折，才大功告成。它的正面钤刻乾隆的“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大方印，背面刻“八征耄念之宝”方印，下方还有长篇御制诗及注文，可见乾隆对此作品何等骄傲，何等珍视，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总结。
清代玉器中有很多大型的观赏性“玉山”，以山水画为蓝本，就地取材，加以设计制作。其做工严谨，一丝不苟。如“桐荫仕女图”，作者利用玉的白色和红色，巧妙地琢制成茂密的树木、假山和石桌石凳，很有江南庭院的诗意。
在圆明园也发现有玉山子，宽31厘米，高26厘米，青玉质，青绿色间夹有黄色皮绺。以浮雕、透雕双勾技法琢刻出穿行于陡峭山崖间的仙翁，手持藤杖，宽衣大袖，长须齐胸，神采飘逸，一童子手攀枝条在前引路，一童子身背小筐，紧随仙人，整器系子玉整雕，借用我国传统绘画中的远山近景技法巧妙地融合在玉雕创作中。
乾隆时所称的痕都斯坦玉器是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莫卧儿王朝玉器，乾隆中晚期时已大量进入内廷，得到乾隆的喜爱，其风格波及北京、苏州、扬州等玉肆。
新疆维吾尔族玉器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与宫廷玉器和痕都斯坦玉器不同，虽属阿拉伯风格，但器形、纹饰均较单纯，光素器较多，不重磨工。
清代玉器无论是在品种数量和制造工艺上都形成了玉器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期，并形成了不同风格和技术特色的“南玉”、“北玉”制玉中心。
清代玉器品种和数量繁多，以陈设品和玉佩饰最为发达。陈设品有按青铜器为祖型的仿古形式器皿及各种仁兽、瑞禽的造型。
玉佩的品种更为丰富，成为各阶层民俗事项和服饰广泛佩戴使用的装饰品和吉祥物。此外兼有实用功能的各种玉器皿、文房用品数量和品种也较历代多有增加。
清代玉器在制作上以乾隆时代为分界线，前期治玉重视选料，由于开采条件改善，采集到的优质白玉、羊脂玉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材质的精美，为这一时期能产生许多珍宝性艺术品，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工艺方面，琢工精巧，光工细腻。
乾隆时代的玉器皿的轮廓线都极规则，横平竖直外缘及子口转折严整挺拔。棱角多呈劲挺锋锐状。起凸的浮雕图案边缘，也处理成锋利边线，观之剔透。在抛光工艺上也很讲究，一般细光处看不见琢镞的痕迹，细光能达到玻璃光亮度。
如一件清代玉带扣，通长12.25厘米，高3.95厘米、厚2.07厘米，白色，长方形板状体，正面浮雕龙纹，龙头居中，身部卷曲。带钩扣鼻为一龙头，带扣孔呈半圆形，背面为方槽形穿孔。
还有河北省南皮县张之洞旧宅发现的玉盒，通高6.3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9厘米，青玉，盒为扁圆形，子母口，矮圈足。盒盖四壁浮雕菊瓣纹，正中圆形开光内，剔地浮雕一朵盛开的牡丹，盒身外壁同样浮雕菊瓣纹，与盖扣合后严丝合缝，周壁的菊瓣纹也一一相对，线条流畅，柔和。
与玉盒同时发现的佛手形玉佩，高12厘米，宽8厘米，厚4.4厘米，白色，玉质细腻，抛光凝润光亮，圆雕一大两小3个佛手，正面在茂盛的枝叶中长出一个大佛手，宛如双手相向半握，大佛手的一侧和背面枝叶下还各生长着一小佛手。
明末清初，鼻烟传入我国，鼻烟盒渐渐东方化，产生了鼻烟壶，因此清代有大量的玉制鼻烟壶佳作，比如白玉梨形鼻烟壶、白玉茄形鼻烟壶、白玉铺首纹鼻烟壶、白玉扁圆形鼻烟壶、白玉饕餮纹鼻烟壶、白玉双龙铭文鼻烟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