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以夹砂灰陶为主的夏代陶器
夏商周三代的陶器品种多样，大致可分为白陶、灰陶、黑陶、红陶和原始陶等。夏朝烧制灰黑陶器的数量最多，同时也烧制胎质坚硬细腻的白陶器。商代灰陶数量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而黑陶、黑衣陶已很少见。
西周陶器仍以灰陶为主，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不见了。到战国中后期，灰陶大型器开始大量出现，它标志着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
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的夏族部落，已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夏禹的儿子启创立夏朝。经过新石器时期几千年的漫长积累，陶器工艺在夏代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豫西的偃师二里头、晋南的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以及山东的岳石地区等夏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灰陶，无论是作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是作为祭祀与权力象征的宗教礼仪用品，其器型的实用性和审美形式感相得益彰，纹饰在绳纹的基础上出现了极具想象力和抽象思维的动物纹和文字刻符，艺术风格也开始走向幽冷神秘和庄严沉重，从而彰显了夏代灰陶的审美特征。
夏代先民继承并发展了新石器时期晚期的黑陶、灰陶工艺，在陶料的挑选、陶模的成型、器表的装饰、陶器的最终烧成等方面取得的进步，为夏代灰陶的审美造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二里头文化中不见河南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带把鬲、带耳罐、杯、碗和双腹盆，而独自形成了类型多样、特征鲜明的器物群，其中炊器有鼎、鬲；食器有盆、豆、簋、三足盘；储盛器有大口尊、瓮、缸、圜底盆、敛口罐和汲水罐；酒器有壶、盉、觚、鬶、爵、角和杯，陶器制品的器形得到进一步丰富，其美感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夏代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陶器，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审美造型的设计与其特定功能搭配得自然和谐。夏代陶鼎，其造型由浑圆的鼓腹变为方形腹，显得宽博而厚实，其外侈的三足也演变为柱形的四足，显得对称而稳定。
显然，陶方鼎的出现，打破了圆腹三足的一贯模式，其实用功能明显减退，审美的形式感显现无疑，使整个器形显得厚重而庄严，礼仪性逐步占据主要地位。
陶罐的演变主要体现为造型的设计趋于美观和繁复，形式美更加突出，如敞口鼓腹陶罐，罐体的腹部向外突出，呈扁圆之状，显得饱满而凝重。圆腹罐的口沿下还附加一对鸡冠形鋬，敛口罐形鼎的肩部也有类似的对称式鸡冠耳。这种仿生式的造型来源于自然美，但又形成了一种比自然美更集中、更典型的形象。
再如夏代瓦足皿，主体部分似一平底盘，下承3个瓦足，虽然其质料只是常见的泥质灰陶，其盘、足和其他器物的盘、足也别无二致，但二者搭配后的整体造型放在陶器群中却极为抢眼，于朴素中见精巧，于自然中见别致，是极具特色的一种盛放器皿。
另外，夏代先民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饮酒之风渐开，发现了大量的陶质壶、盉、觚、鬶、爵、角和杯等酒器。酒器数量众多，酒器的器型多样，构成了夏代陶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夏代的白陶盉，质地细腻坚硬，其造型挺拔秀丽，腰部缠附两道凸棱，腰下三足间各贴一颗泥丁，鋬与腹之间有两根小圆柱，既利于支撑盉鋬，又利于手执时控制其前倾度，既满足了审美的形式感，又实现了本身的实用性。
而白陶鬶则以3个丰满的乳状袋足来代替鬶腹，这种造型处理既增加了容量，又可使受热均匀，并且其微侈的口和高耸的流嘴，使受水和注水也更加便利，功用和造型搭配自然。
陶盎为酒器。浅灰色，泥质陶制成。下有3个袋状空足，一侧有一柄，也是二里头夏文化典型的陶盎形制。为了使器物获得一种稳定的均衡感，在有塔的一侧，器身略为内倾，而在另一侧，器身则略向外凸。整个器物，造型均衡，表面光滑，制作精良。
尽管夏代陶器器型如此多样，但是其整体造型基本呈现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实用为主，保留了新石器时期容器的基本造型，多为烹饪器。另一类则将容器外形制作成鸟兽形貌，或以浮出器表的立体动物造型作为主要装饰手段，完全肖形地模拟真实动物特征或采用想象虚构的动物形象。这类器物多为水器和酒器，一般有流有足，很容易激起人的想象力，将有头有爪的鸟兽形象与之融为一体。
壶式盉上塑一象鼻式管状流，造型别致。夏家店下层文化陶鬶吸收了龙山文化陶鬶的象生造型；夏代鸭形陶器的器腹呈鸭形状，敞口短颈。这些鸟兽的嘴部象形地制成了陶器的“流”，身躯为陶器的腹部，腿脚成了稳定陶器重心的足，而其尾部则成了供提取用的手鋬。
这样的造型设计，已远远超过了其实用功能的考虑，在象生的模仿中得以审美化了，而且还蕴含了巨大想象张力的形式美，成为夏代先民们审美能力的具象阐释，成为意蕴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
纹饰及图案样式的构成和变化，要比其器皿造型的变化显得丰富和复杂得多，夏代陶器纹样装饰在形象鲜明的审美造型基础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化的审美风貌。
夏代陶工常在陶豆的盘腹上饰以粗细相间的弦纹，而在其高柄足上镂孔，并间或刻画出纤细的菱形纹带和云雷纹，从而使整个陶豆的纹饰组合既极富形式美感，又满足了先民心理上的某种希冀，实现了陶器在造型、纹饰和功用上的高度统一和陶器纹饰风格的审美转型。
此外，夏代的一部分饮食类陶器还形成了一些其他的纹样形式。如敛口罐形鼎，其纹饰十分奇特，通体饰绳纹，又饰粗细适度的附加堆纹，构成3组图案完全相同的璎珞状花纹，构图严谨，纹样新颖。
还有一件夏代陶鼎，其腹部饰以方格纹，三足的外侧有啜印的附加堆纹，其纹饰风格与一般陶鼎的通体篮纹迥异，开始追求美食与美器的和谐性，方格纹是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纹饰之一。
同时，夏代也有一部分陶器与很多玉器、青铜器一样，承载着礼仪的功能。其纹饰一方面赋予了陶器外在形式的瑰丽，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味和精神特质，成为夏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统治权力的象征，这突出地表现为灰陶上的动物纹饰。
新寨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盖上的饕餮怪兽纹饰，其饕餮兽面额主体为近方圆形，蒜头形鼻略近心形，长条形鼻梁，上刻4条两行相隔较远的平行阴线，近臣字形纵目，高竖弄弯月眉，夹圆三角形三耳，两腮有鬓至耳附近，吻较长，两侧有双阴线勾带内弯，与中间的嘴构成类嘴之形。
如此恐怖而神秘的纹样与夏王朝专制统治的权威是相适应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二里头玉柄形器上的饕餮图案，甚至发展成为早商及其以后青铜容器的主要纹饰。
此外，二里头遗址的一陶片上还出现了刻画的龙纹，一头双身，头朝下，眼珠硕大外凸，在线刻龙纹的线条内涂有朱砂，眼眶内被染成翠绿色。夏代一透底器的外壁也塑以盘龙形象，龙身刻画菱形纹，底部为雷纹。夏代陶器中龙纹装饰的大量出现充分证实了《列子》所言夏后氏“人面蛇身”、帝孔甲“御龙以登天”的神话传说，以及夏人常以龙为化身和以龙为族徽的社会习俗。
夏代陶器上还有一种特殊的纹饰，即规整的文字刻符。随着原始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夏代先民日益注重陶器装饰的抽象写意式发展，甚至将某种具象图案转化成定形的刻画符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的口沿、肩部上就一共发现有20多种符号和陶纹，其笔画和结构与甲骨文甚为相似。
夏代先民已经不满足于对自然实物乃至想象动物的简单再现，而开始依据自己的审美感觉对其加以再创造，用简约的线条将其抽象化、定型化。这些文字刻符已不再只是陶器上简单的装饰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成型的文字，甚至就是极具审美意蕴的我国书法的滥觞。
在这些抽象的文字符号中，或许还掺杂着先民浓烈的宗教观念，加之那种奔放无羁的个人抽象思维的注入，使先民的记事方式以及巫术、宗教信仰得以象征写意式的实现。
由此可知，我国早期的文字，不仅是作为记录思想和语言的工具，而且很早就当作独特的艺术形式处理的，所以夏代陶器上规整的文字刻符，从其诞生起就将感性的形式美和理性的抽象美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为陶器的装饰艺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为后来青铜铭文艺术的出现作了一定的思维铺垫。
夏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些进步，出现了能产生更高温度的馒头窑：窑室呈圆形弧壁，并向上逐渐收敛，封顶隆起形似馒头，故名。馒头窑可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陶器的质量得以提高。
三星堆文化是夏代人的一支从长江中游经三峡西迁成都平原、征服当地土著文化后形成的，同时西迁的还有鄂西川东峡区的土著民族。三星堆文化中的陶器封口盉、鬶、觚、高柄豆等都与夏文化有渊源关系，而且后者是源，前者为受后者影响所致。
三星堆文化中典型的器具有陶镂空圈足器、陶尊形器、陶小平底罐、陶鸟头勺把、陶高柄豆、陶瓶形杯、陶盉、陶高领壶、陶单耳杯、陶三足炊器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陶鸟头勺把，这个器具在国内其他地方未见有记载，鸟头形象颇似鱼凫，即鱼鹰，此器不仅仅是生活用品，而是具象征意义的一种器物，当与祭祀活动有关。
第二节以白陶为特色的商代陶器
进入商代之后，各种器物的制作工艺渐进渐繁，开始设置分工之制，将工艺分为6种，即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土工是专于制造陶瓦之器的，在六工之中以土冠首。
商代早期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有少量红陶、棕陶和白陶，而黑陶、黑衣陶已很少见。
在河南省安阳小屯发现的商代灰陶男女奴隶像，高5.5厘米至6.1厘米不等，共3件。盘发戴枷，男像枷手于背后，女像枷手于胸前，非常传神。
商代早期陶器的品种较夏代已经明显增多，烧成温度和质量也有提高，主要器形有：炊器类的鼎、罐、甑、鬲。鬲逐渐代替鼎而成重要炊器。饮器类的觚、爵，食器类的豆、簋、三足盘，盛器类的瓮、盆、大口尊缸等。大口尊、圈足盘、簋是新出现器形。
这时期陶器纹饰以印痕较深的绳纹为主，约占八成以上。另有少量磨光素面，及磨光面上拍印的云雷纹、双钩纹、圆圈纹，附加堆纹的运用已较前大为减少，也开始出现一些动物形象和几何图案。
浙江省绍兴县鉴湖镇坡塘苗山发现的商代印纹陶瓮，口径25厘米，高42厘米，是盛贮用的容器。卷沿，短颈，溜肩，肩部堆贴四鋬系，圆底内凹。颈部饰有弦纹数周，通体拍印席纹，纹样杂而不乱，富有一定的条理感，具有江南地域特征。灰白胎，胎壁不均匀，系泥条盘筑法成形，并且烧造温度较低，属印纹硬陶。
商代的一个重要陶器品种是建筑用陶，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建筑用陶器陶水管。建筑用陶不仅增加了商代陶器的品种，而且从根本上改进了我国建筑面貌，为我国独特建筑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商代早期的建筑用陶水管是作为宫殿群排水用的，是一种一端粗、一端细的圆筒形管，一般长约40厘米，直径约14厘米，壁厚约1.2厘米，表面饰有细绳纹。管较细的那端有约15厘米一段的绳纹被抹去，便于与另一管较粗一端套接。
商代中期，制陶技术进一步得到提高，包括灰陶、白陶、印文硬陶器、原始瓷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另有一些夹砂粗红陶、泥质黑皮陶、泥质红陶，白陶的数量占陶器总量的比例仍很小，但较商代早期有所增加。
河南省郑州商城遗址是我国最大的一处商代中期遗址，在其西墙外发现一处烧制陶器的手工作坊遗址，分布面积约达10000多平方米，其中有十几座残破的烧陶窑炉，显然是窑炉的集中场地。
另外还发现有经过淘洗的陶泥原料，制造陶器的用具和带有方格纹的陶印模。这些说明商代已有专门的陶器手工作坊。
商代中期陶器的口沿以卷沿为主，陶器底部以圜底为多，袋状足次之，圈足器较少。器形主要有：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饮器的爵、觚、杯，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
在造型上，商代中期陶器口部折沿基本不见，多为卷沿，底部主要是圜底和袋状足，圈足器增多，平底器大为减少。商代中期陶器的纹饰，绳纹所占比重更大，几乎达98%。
陶器上的纹饰，无论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都强烈地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情趣，都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特点。商中期在制作精细的簋、豆、盆、罐、壶、瓮的腹部、肩部、圈足上，常有由图案纹饰组成的带条。
主要纹饰有：夔纹、饕餮纹、方格纹、人字纹、花瓣纹、云雷纹、涡漩纹、曲折纹、连环纹、乳钉纹、蝌蚪纹、圆圈纹、火焰纹等。其中以饕餮纹组成的带条最多，一般是3组饕餮纹构成一个条带。饕餮纹在陶器上大量拍印，仅在商代中期最为盛行，到商代后期就很少见到了。
陶制雕塑在商代早、中期开始盛行，以动物形状为主。在河南的商代遗址中发现有陶龟、陶羊头、陶蛤蟆、陶虎、陶鱼、陶猪、陶人座像和陶鸟等雕塑品，形象生动逼真，其中以陶龟数量最多。
陶蛤蟆不仅姿态生动，而且在背上还印刻有密集的小圆圈纹，以显示蛤蟆背部的特征。
陶塑的陶羊头，双角向前弯曲，眼、鼻、口生动逼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一个绵羊的形象。
商代中期的白陶，在我国南北方的不少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以安阳殷墟数量最多，其烧成温度和质量都有提高。而起源于江南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印文硬陶器，在制陶手工业的工艺技术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商代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很大提高，馒头窑是主要的窑型。在江南地区新出现一种比馒头窑更为先进的陶窑，称为龙窑。
在浙江省上虞，江西省吴城均发现了商代龙窑。这种窑一般依山势建在山坡上，窑身呈长条形倾斜砌筑，外观上形似一条龙从下而上，故名龙窑。
龙窑比起横穴窑、竖穴窑、馒头窑来，有多种优点，因为依山而建并呈倾斜向上的窑炉本身就有自然抽力，所以窑炉火势大，通风力强，升温快。
人们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和技术条件，增加窑的长度，从而提高窑的装烧量，还容易维持窑内的窑炉气氛，这就使商代的陶器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商代中期开始了我国由陶到瓷的过渡，诞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青釉瓷器。
商代后期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同时，商代晚期白陶得到了高度发展，成为当时占陶器中比例不大却十分名贵、重要的一个陶器品种。
商代后期陶器的器形，作饮器的主要有爵、觚、甑，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
鬶型器来源于中华原始文明的东部那个多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它最原始的形态即是鸟的抽象：鸟类尖尖的啄成为器物的流，颈几乎原样保留下来，躯体构成界限并不明显的器身，双腿和羽尾则形成此类器物三足支撑的基本形态。
但渐渐地，它开始向整个的动物群体蔓延。许多家畜的抽象形态，成了鬶型器家族的新成员。一件商代灰陶鬶，它是由3个夸张的圆锥体构成，加上柄、注、流的奇特制法和巧妙配置就造成了其独特的抽象美。
怎么看它都像一头既可爱，又呆头笨脑的猪；但它却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畜类，它所具有的是一种难以言述的美感，传达着一个昂首伸嘴、跃跃欲动的生命的信息和动感。
另一件白陶鬶，同样3个变形圆锥体的组合和柄、注、流，只是不再那么丰满浑圆，只是将背部适度地拉长了一些，憨态与乖巧既泾渭分明，又相源相本。
这时仍有精美的陶塑作品。江西省清江吴城商代后期遗址中，发现有鸟、人面、陶祖等陶雕塑品；在陕西省也发现有形象生动逼真的陶牛头、陶鸟等。
这时的陶器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刻画纹、凹线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等。商代中期盛行的饕餮纹、云雷纹、方格纹等带条状精美图案纹饰，这时期陶器上已很少见到。
在造型上，商代后期陶器中的平底器，圈足器较前一时期明显增多，袋状足也不少，而圜底器则有所减少。
商代后期是我国白陶器的高度发展时期。白陶早在新石器时期晚期就已出现。至商代，由于烧成温度提高，原料的淘洗亦较精细，致使白陶质地更加洁白细腻。
白陶是指器胎的表里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采用含铁量比陶土低的瓷土或高岭土制作而成。刻纹白陶的创制和使用，是商代晚期制陶工艺的新成就，它的硬度耐火度吸水率都较以往的陶器有质的飞跃，并为后世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商代后期，在黄河流域的商代晚期遗址与墓葬中均发现不少白陶，其中以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白陶最具特点，器物有觯、壶、尊、卣等酒器和鼎、豆、盘、簋等食器。
河南省安阳小屯发现的白陶罍，高33.2厘米，口径8.5厘米，白陶极为细致，肩部饰以4只单眼兽纹样和细腻的带状纹，罍身相互配置山形纹，肩部有两个穿孔的兽颈形突起，身下部也有一个相同的装饰。
白陶的纹饰常见有云雷纹、漩涡纹、饕餮纹、蝉纹、曲折纹、夔纹等。特别是将细腻的雕刻作为白陶的主要装饰技法，显示了商代后期白陶的高度发展水平。
夏商两代，白陶专为奴隶主贵族享用，因其质地坚硬，洁净美观，做工十分考究，故惹人喜爱。到了商代后期，这种风气越演越烈，精品出了很多，产量却很少。
西周以后，由于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的兴起，白陶器逐渐减少以至根本不见，所以商代晚期的白陶成了稀世珍品。
商代后期还出现一种“三通”陶水管，是为了作纵横两条水管“丁”字形相交用的。
第三节简朴实用为主的周代陶器
西周陶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但灰陶的品种逐渐减少，也有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不见了。西周时期烧造陶器的窑炉主要还是馒头窑，龙窑的使用还是相当少。夏、商时期的各种陶器有20多种，西周时期减少到十几种，西周陶器的器形，炊器主要有鬲、甑，饮器主要有爵、觚等。但已经很少，作食器用的主要有豆和簋，作盛器用的主要有罐、瓮、盆、盂等。
一件西周灰陶单耳带鎏罐，高7厘米、口径11.5厘米。泥质灰陶。敛口，扁圆腹，平底。口前沿处捏有凸出槽状流，器侧有一拱形鋬。
这一时期陶器器表的花纹装饰也日趋简单，拍印的图案纹饰在陶器上已很少施用。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画三角纹等，这时附加堆纹已很少使用。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西周的青釉锯齿纹四系罐，高27厘米，直斜短颈，丰肩，腰部至脚处渐斜收，圈足，全身施青釉，厚薄不匀明显。还有一件西周青釉大口尊，高12.3厘米，口径18.7厘米，足径12.5厘米，简朴而实用。
商代早期已经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建筑陶水管，到了西周初期，又创制出了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陶器。板瓦是仰铺在屋顶上，筒瓦是覆在两行板瓦之间，瓦当是屋檐前面的筒瓦的瓦头。
西周中期发展为板瓦、筒瓦、半圆瓦当和脊瓦等多种。瓦的各种纹饰也有数十种之多。
西周筒瓦大的长可达50厘米，小的也达22.5厘米，厚1.2至1.5厘米。筒瓦表面有各种绳纹、云雷纹等，内壁中部有一长约5厘米的圆柱形或圆锥形瓦钉，用来把瓦固定在房顶上。
板瓦一般长48厘米至53厘米，宽29厘米至34厘米，厚1至2厘米。板瓦的外面也有一两个约长3厘米的圆瓦钉。
这时的瓦是用泥条盘筑法烧制，先制成筒形的陶坯，然后剖开筒，入窑烧造。四剖或六剖为板瓦，对剖为筒瓦。古人称剖瓦为削，削开后谓之“瓦解”。
西周的陶制生产工具主要有：纺线用的扁圆形带孔陶纺轮，捕鱼用的两端带有凹槽的陶网坠，制陶用的蘑菇状陶抵手和狩猎用的陶弹丸等。还有熔铸青铜器用的工具，如熔炼用的陶坩埚和铸造用的陶范与陶模等。
山西省侯马就发现有兽头陶母范，侯马曾是晋国的都城，证明这里曾大批铸造过青铜器。在周代可考的制陶之人为虞阏父，为陶工之官，称为陶正，娶帝室之女为妻，且封为诸侯，固可推知当时陶器关系之重大。
帝舜是上古时著名的制陶专家，他的子孙也继承了这种技术，擅长于制陶，正因遏父给周立下了大功，周武王便将长女大姬嫁给遏父之子满。周武王便另封满于陈，以奉舜帝之祀。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道：
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侍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以备三恪，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诸侯。
满即陈胡公，是西周所封陈国的第一代国君。
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春秋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夹砂棕陶。常见器形，作炊器的主要是鬲、釜、甑，作食器的主要有豆、盂、盘，作盛器主要有瓮、盆、罐。
春秋带盖双系耳罐，高10.7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7厘米，细泥质灰陶。制作精巧，装饰美观。
此外，从商代晚期开始出现的专用于随葬的陶明器，春秋时期有较大的发展，有仿青铜礼器的鼎、盘，也有仿日用器的鬲、罐、豆、盂等，陶器的造型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
春秋陶器纹饰更为简单，主要是粗绳纹、瓦旋纹。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陶器不仅品种减少，而且纹饰单调，大约是因为当时的陶器手工业的主要力量，用于生产和发展更为先进适用的原始瓷上去了。春秋时期的陶器表面除素面外，基本上都成了绳纹。
春秋青釉印纹罐，高29厘米，口径13.7厘米，底径20.5厘米，直口、低领、折眉、筒形深腹微鼓、平底。通体满饰蟠螭纹图案带条。
器表施青褐釉，造型美观，装饰华丽。
还有几何印纹硬陶罐，高24.6厘米、口径15厘米、腹径28.2厘米、底径17.6厘米。印纹硬陶。小口、口沿外卷，低领、凸圆肩，深腹略鼓，大平底。器表满饰拍印的小方格纹。胎质坚硬，呈灰褐色。
圈点纹双耳黑衣陶罐，高13.4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10.1厘米，为泥质黑衣灰陶。小口、低领、圆溜肩、扁圆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对称的双系耳。器表塗黑色陶衣，并拍印有密集的小圆圈纹组成的数周带条。装饰美观而华丽。
除了日用陶器皿外，就是大量生产板瓦、筒瓦等建筑用陶的构件了。春秋时期建筑用陶又有了新发展，出了方形或长方形薄砖，这是我国建筑的用砖之始。陶水管、板瓦、筒瓦、瓦当也得到大量使用。
春秋时期的瓦同西周的瓦有明显的不同，春秋的比西周瓦略小而稍薄，春秋时期的瓦基本上没有瓦钉，即瓦鼻，少量用瓦钉的瓦，也不是如西周瓦把瓦钉固定在筒瓦的内面，板瓦的外面，而是把瓦钉制成带有钉帽的单独构件，在板瓦或筒瓦一端近头处挖一个小圆孔，使用时将瓦钉通过瓦上圆孔插入房顶上以固定瓦。
还有，春秋时筒瓦或瓦当的一端出现了稍小于瓦头的瓦榫头，便于两个筒瓦相接处更为吻合。
春秋时期陶工内部还有了更细的分工，一是陶人，用陶钧，所掌皆炊器；二是旊人，用模型制陶，所掌皆礼器。这种非常专业的分工，据说来自于春秋时著名的相臣范蠡。
相传春秋时，范蠡帮越王灭掉吴国后，弃官同西施逃到了宜兴丁山一个叫台山的村子隐居下来。他发现当地黄龙山的泥土可以做陶器，就教大家采泥做坯、筑窑烧陶。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范蠡虽然把陶器烧出来了，但烧的陶器不是变形，就是没有烧透，而且陶器上有许多裂缝。一时范蠡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有一天，西施淘好米，动手烧饭。范蠡见火苗很旺，射得很高，心想这不是浪费柴火吗？就把垫在锅底的三块石头拿掉。
西施说：“锅子压在火上，火就烧不旺了。”果然，三块石头拿掉后，火就萎了下去。
范蠡想：假如烧窑时泥坯不着地，垫空烧，不是容易烧透吗？按照此法，烧出来的就都很透了，后来，人们称这种石头叫“脚石”。
又有一天，范蠡做完活回家，西施正在烧饭。烧着烧着，饭锅滚了。西施赶紧把灶里的木柴夹出来，只留几块在里面。范蠡问：“为什么把柴夹出来？”
西施说：“饭烧滚后要闷一闷，要‘还火’。如果一直用大火烧，时间短了做成生饭，长了烧焦了。”
等到西施还了火，开锅盛出饭来，粒粒似珍珠。范蠡吃着吃着，突然想：烧陶器不也和烧饭一样吗？如果一直用猛火，米粒吃不消，就烧焦了；陶器吃不消，就烧裂了。假如烧烧，闷闷，既可烧透，又不裂了吗？
后来范蠡照着这个方法做，果然成功了。他把这些方法教给当地百姓，从此丁蜀窑场就兴旺起来。后来，人们尊奉他为“陶朱公”，在蠡墅崇福寺塑了他的像，每年农历四月初七范蠡生日，隆重纪念他，他居住过的地方就改名为“蠡墅”了。
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大量形象的陶塑作品，但由于当时制陶工艺的局限性，陶塑的个体大都很小，如战国的舞队俑，这些舞俑虽然异常生动有趣，整个舞队虽然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魅力，但毕竟每个小俑人仅有5厘米高，充其量只能作为案头的小陈设。
战国中后期，泥质灰陶大型器开始大量出现。它不仅标明当时制陶工艺的进步，而且为后来大型陶塑的出现，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工艺基础。
陕西省咸阳黄家沟砖厂战国秦墓的陶熏，长21厘米，通高16.7厘米，陶质呈灰色，作伫立状的马形。马昂首卷尾，竖耳前瞻，四足早年已断，古人将下部磨平着地。马腹空腔，嘴作气孔，背负桶形器。桶身饰斜方格暗纹，盖上塑一蹲踞状蟾蜍，与蟾蜍对应的器沿塑一只小犬。
小犬仰头张口对着蟾蜍吠叫，蟾蜍则张口鼓腹，静静地注视着它对面的小犬，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背上有3排12个镂孔，用以透气，桶中有隔箅，圆形箅孔用以通风。
这件陶熏造型奇特，构思巧妙，集实用性与欣赏性为一体，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整个战国时期，七雄各霸一方，各国所用瓦当各具特色，瓦当艺术第一个鼎盛时期形成了，其中以秦、燕、齐三国瓦当艺术成就最高，形成战国瓦当艺术三分天下的鼎盛局面。
战国时期的瓦当可分素面和带有花纹、文字的两大类，各地所出花纹瓦当各具特色，燕国多为婆婆纹；齐以树形纹为主，还有带文字的；周以饕餮纹为多，但已简化，仅突出饕餮的双目，以后渐转为卷云纹。
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发现了我国最大的饕餮纹半瓦当“燕国饕餐纹半瓦当”，燕下都是燕昭王时期修建的，是燕国通往齐、赵等国的咽喉，也是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
“燕国饕餮纹半瓦当”的纹样借用了商周青铜器上的图形。饕餮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相传它“有首无身，食入未咽，害及己身”。因此，器物上出现的这种怪兽均只有头部形象，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