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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秦汉隋唐漆器

第一节实用而美观的秦代漆器

秦代漆器制作由工师管理生产,在漆器上戳记产地、工匠等烙印铭文。由此形成了秦代漆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普遍都有文字和符号。西汉出现了大型器物,漆器多刻铭文,详列官员及工匠名。

唐朝时期,漆器达到了空前水平,工艺超越前代,镂刻錾凿,精妙绝伦,与漆工艺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工艺品。剔红漆器在唐代也已出现。

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国先后灭掉了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各个行业从而得到发展,漆器制造业已经非常发达,以生活用品为主,器形丰富,有圆盒、盂、双耳长盒、凤形勺、匕、扁壶、卮、樽、耳杯盒、耳杯、杖等十几种,以耳杯为最多,有的模仿动物形象和青铜器、陶器的器形。秦代漆器主要有木胎、夹纻胎、竹胎和铜胎四种。其中绝大多数为木胎,并以厚木胎最多,薄木胎较战国时期有较大的增多。漆器的制作工艺,依据质料与器形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制作方法。

秦漆器的木胎主要沿袭战国时期的斫制、挖制和雕刻3种;而漆樽、卮、圆奁和椭圆奁等,则采用卷制的新工艺,盖壁和器壁用薄本胎卷制,再与厚木胎的盖和器底相黏合而成。竹胎的制法与战国时期一样,采用锯制与编织的制作方法。极少数铜胎,系在铜容器表髹红、黑漆,末加饰彩绘花纹。

当然,这个时期漆器的选材与用料,也是相当考究的。而且动物形象也趋于简洁。例如凤形勺的造型,为昂首曲颈张尾之凤,简化了凤之双翅与双足,于凤背上挖制成勺,它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夸张,形不失真,造型新颖别致,反映了秦代造型艺术的特点。

秦代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之漆器,数量也不少。例如云梦发现的双耳长盒,就是仿制铜盔的器皿造型,作椭圆形,有弧形假足,双耳似猪嘴而微秃,更富于变化。

漆樽也是仿制青铜樽的,但它的盖顶有3个“S”形铜钮饰,腹外有一铜环形鋬,底下有3个铜蹄足,有的还有铜或银箍加固,整个造型显得精巧,而与浑厚庄重的铜樽风格迥然不同。

秦代漆器的器皿造型,继承了战国时期楚国漆器的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基本法则与制作规律,并加饰各种彩绘的优美花纹,但它又有所发展,对于费工费料、又不大符合实用的一些器皿造型,如雕刻各种动物形象的漆器及曲形盒等,在种类与数量方面都有较大的减少。

秦代漆器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牛、马、凤、鸟、鹭、鱼、云龙纹、兽纹、凤纹、鸟云纹、变形鸟纹和鸟头纹等。这些纹样,除个别的仍是在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饰的花纹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器皿上彩绘的。

虽然这个时期的动物纹饰不如战国时期的多,但它们出于当时漆画匠师的妙手,千变万化,繁丽多彩,是当时漆器上最主要的装饰纹样;这类动物纹样往往还辅以几何纹等,使整个漆器图案显得十分和谐优美。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多用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变形构成,主要有柿蒂纹、梅花纹、连枝花蕾纹等,这类纹样的数量不多,未见单独作为漆器上的装饰纹样,其中有的是作为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周边以几何纹等衬托;还有些是烘托其他纹样的。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波折纹、卷云纹和云气纹等,这类纹样在当时漆器中的数量不少,但都不是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只是与其他纹样组成图案,起烘托的作用。

秦代漆器上装饰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圆卷纹、圆圈纹、菱形纹、三角形纹、方格纹、点纹、点格纹等。有少数漆器上是以它们相互组成几何花纹,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大多数漆器上又往往是与其他装饰纹样构成图案,仅作为一种衬托。

秦代漆器描述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为内容的纹样极少,只在江陵凤凰山秦墓发现的彩绘木梳、篦的画面上见到。

木梳正面为饮宴场面,背面是歌舞场面;木篦的正面是彩绘的送别场面,背面是幅角抵竞赛的画面。画面共3人,右边的两人正在进行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全神贯注地作评判;作者抓住比赛双方全力以赴、相持不下的一瞬间,把竞赛中的气氛渲染得紧张、热烈。

秦代的漆器纹样,应用写实的装饰手法更为成熟。如睡虎地的牛马纹扁壶,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使牛雄健肥壮的特征,显得更为突出有力。另一面的飞鸟下为奔马,表现了奔马快于飞鸟的意境。

而植物纹样中的四瓣花和梅花等,是将花瓣夸张变形,而将枝叶部分剔除,使其特征更加明显。

秦代漆器制作由工师管理生产,在漆器上戳记产地、工匠等烙印铭文,由此形成了秦代漆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据统计,秦代漆器戳记主要是烙印、刀刻、针刻和漆书。这些文字符号中,有的表明器物是咸阳漆器作坊制作的,如“咸市”、“咸亭”等烙印文字,有的是素工、上工、刨工和造工在制作时的戳印,如“素”、“包”、“上”、“告”等烙印文字。

素工,是制胚后造素地之工,即木胎加工平滑无波状仑痕。

髹工,垸漆,即刮灰漆。通常在木胎上漆之前要先髹一层封闭漆以隔绝外面水分进入胎胚,然后多次上漆、磨平,每次入阴房干固,再上一层熟漆后磨平,成为“光底”的半成品。然后,由“上工”再髹“面漆”,要求做到漆面无刷痕。

“造工”,当为总管之工。它们表明当时漆器的生产有很多道工序,分工已相当复杂了。秦代漆器官营工坊和私营作坊并存,官营的漆园还规定了严格的律法和管理制度。《礼记·月令》中说:

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的秦简,也载有秦代管理漆园的法令,秦简《秦律杂抄》上说明:

漆园殿,赀啬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廿给。漆园三岁比殿,赀啬夫二甲而法,令、丞各一甲。

如果漆园管理不善被评为下等,县令、丞与漆园啬夫并罚,说明秦国对生漆生产的极度重视。秦简《效律》还有专条:

工禀漆它县,到官试多,饮水,水减二百斗,赀工及吏将者各二甲;不盈二百斗以下到百斗,赀各一甲;不盈百斗以下到十斗,赀各一盾;不盈十斗以下及禀漆县中而负者,负之如故。

这些都说明,秦代的官营漆器已实现相当规模的专业化生产,有着严格规范的生产管理体系。湖北省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地处长江中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楚、秦和西汉时期的墓葬,遍布全省各地。

虽然这里的雨水多,地下水位较高,但这些墓葬多为土坑木椁墓,深埋于地下,棺椁外面又常常填塞密度较大、能起防潮和隔绝空气作用的自膏泥,因而发现的漆器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实属罕见。

湖北省的几十座小型秦墓,绝大多数都随葬了漆器,少则几件,多达40件左右,其漆器的品种在20种以上,主要有生活用具、文书工具和丧葬用具等。其中生活用具的品种和数量明显地增多,专供丧葬用的明器剧减。

湖北省秦代漆器的最重要发现,应当是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的秦墓,共发现近700件漆器。器物有圆盒、盂、双耳长盒、长方盒、圆奁、凤形勺、匕、扁壶、卮、樽、耳杯盒、耳杯等。这不仅填补了战国与西汉之间的漆器空白,而且对于研究秦代漆器工艺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如云梦睡虎地一座墓中发现的秦鸟云纹圆盒,口径21厘米,通高18.5厘米,木胎,挖制,由盖与器身相扣合而成。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用红、褐漆彩花纹。

盖顶、盖面、器身下部绘鸟云纹、圆圈纹等纹样,盖与器身的口沿外绘波折纹和点纹。盖面、外底和器身外壁有“告”、“亭上”、“素”、“包”等烙印和针刻文字。

这座墓中还发现秦漆六博,高2厘米,长32厘米,宽29厘米,六博由木棋盘、骨棋子和竹博筹组成。棋盘正面阴刻行子的格道,用红漆绘4个圆点。棋子12颗,其中6颗髹黑漆。博箸6根已残。

其他较重要的发现还有湖北省云梦龙岗与木匠坟、江陵凤凰山秦汉墓地、杨家山秦墓、荆门的白庙山、沙市的周家台、鄂州的鄂城钢厂、河南省泌阳秦墓、陕西省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四川省荥经古城坪秦墓、曾家沟秦墓。

如江陵岳山一座墓中发现的秦菱纹铜釦鐏,口径11.2厘米,通高15厘米,木胎,盖顶与底为厚木胎,斫制;盖壁与器壁为薄木胎,卷制。整器圆筒形,由盖与器身套合而成。

直口、直壁、平底,底下有3个铜蹄足。盖顶较平,有3个铜钮饰。腹外中部有一铜环形鋬。通体髹黑漆器,器表并用红漆绘菱形纹、卷云纹和圆圈纹等纹样。

光山岗秦墓也发现有秦变形鸟纹奁,盖径16.9厘米,通高5.8厘米,盖与底为厚木胎,斫制。盖壁与器身擘为薄木胎,卷制。整器呈圆筒状,由盖与器身相套合而成。直口,直壁,平底,盖顶微隆起。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用红漆绘花纹。盖面绘变形鸟纹,卷云纹等纹样,盖外沿绘鸟纹,器身近外底处绘波折纹、圆点纹。

第二节精美而繁多的汉代漆器

汉代漆工艺在继承战国和秦代传统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精、生产地域之广,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漆器制作规模日趋增大。

西汉前期的漆器在安徽、山东有大量生产,而地处偏远的广西也开始大量生产漆器,这都说明当时各地的髹饰工艺正在交流融汇。

西汉时期的漆器已没有战国时的地域风格,各地风格趋于一致,数量增多,尤其到西汉晚期,漆器生产已遍布全国各地,除了赏赐和流通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漆器产地的增多,从而使漆工艺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到了东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势力的削弱,官办手工业相应减少,再加之瓷器的兴起,漆器制造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从考古发掘的情况证明,东汉后期的漆器较前期减少。

汉代的髹漆器物,包括鼎、壶、钫、樽、盂、卮、杯、盘等饮食器皿,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种类和品目甚多,但主要是以饮食器皿为主的容器。

另外漆器还增加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等,并出现了漆礼器,以代替铜器。

西汉墓中随葬漆器颇为盛行,已基本上取代了青铜礼器。汉代墓葬中发现的漆棺、漆碗、漆奁、漆盘、漆案、漆耳杯等,均为木胎,大部为红里黑外,并在黑漆上绘红色或赭色花纹。

中型墓随葬的漆器,制作精、品种繁、数量多,一般为几十件至100多件,小型墓随葬的漆器,一般只有几件,多的近30件。丧葬用具中未见镇墓兽等专为丧葬制作的明器。

汉代漆器有木胎、夹纻胎、竹胎、金属胎、陶胎、牙骨胎和皮胎等。其中占主要的是木胎和夹纻胎,其余都很少见。制作方法有刮削、剜凿和卷制3种。

汉代漆器的装饰工艺主要有漆绘、油彩、针刻、金银箔贴和堆漆装饰法5种。

漆绘就是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颜料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在有花纹的漆器中,漆绘占绝大多数。

一般是在黑漆地上描绘红、赭、灰绿色漆,也用少量在红漆地上描绘黑色漆的,色泽光亮,不易脱落。鼎、盒、钟、钫、盆、盘、案、耳环等漆器上的花纹大多是漆绘。

油彩是用朱砂或石绿等颜料调油,油可能是桐油,绘描于已涂漆的器物上,见于奁、几、屏风等器物。在一些精致的漆器上则系髹黑褐色漆为地,再在漆地上贴金箔,有时加适量银粉,称清金箔,然后油彩描绘。

色有红、黄、白、金、灰绿等色。金色颜料似为黄铜,已部分锈化为孔雀蓝。这种油彩,因其中的油脂年久老化,所以极易脱落。

针刻就是用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称为“锥画”;有的器物在刺刻出来的线缝内填入金彩,产生了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

金银箔贴是用金箔或银箔制成各种图纹,贴在器物的漆面上,呈现了类似“金银平脱”的效果。纹样的特点是细致而流利。

堆漆装饰法比如长沙发现的西汉大墓漆棺上的花纹,都是用浓稠的厚颜料堆起,四壁上的涡纹和花纹上的边线,都是用特制的工具将厚颜料挤出作为钩边线和涡纹,高出一层显出浮雕效果,“识纹隐起”系属堆漆技法,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

在两千年前就创造出这种堆漆的表现技法,说明汉代的漆艺已极精妙。除此之外,还有金箔片贴花、镶嵌、彩绘结合金银钿和玳瑁装饰等几种较为突出的装饰技法:

在长沙、内蒙古等处都发现有用金箔片贴花制成的各种装饰花纹的汉漆器残片。其中人物类有驾车的、骑马的、骑龟的、负弩的,奏乐的、舞蹈的、表演杂技的、人形怪兽等。动物类有虎、兔、牛、马、猪、羊、飞禽及狮负猴等。

团花纹类有长条形、三角形、圆形等,并在其上可压精细菱格纹及涡卷纹,线条优美,技法精妙。黑地金花,更显华丽。

镶嵌法是用银铜薄片,在钿饰之处刻成四叶蒂形纹,镶嵌在器盖的中心化为装饰,有的还有四叶纹中镶上玻璃珠和金铜帽钉的,并有苍玉镶嵌和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法,更见华丽,这类高贵的装饰法,为唐代平脱和明代百宝嵌创造了范例。

彩绘与金银钿相结合的装饰法,是在彩绘漆器边缘或器型中配合金银色的钿器,互相衬托对比。如朱盒彩绘,使色彩更加灿烂辉映。

古乐浪发现的漆盒,有利用斑纹美丽质地光滑的玳瑁片作为漆器装饰。这种善于利用自然界美丽物质来丰富漆器的装饰,从中可以看出工匠们的聪明智慧。

西汉中期以后,流行在盘、樽、盒、奁等器物的口沿上镶镀金或镀银的铜箍,在杯的双耳上镶镀金的铜壳,这便是所谓“银口黄耳”或“扣器”。有些漆器如樽、奁和盒的盖上常附有镀金的铜饰,有时还镶嵌水晶或玻璃珠。

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木胎漆器上所采用的雕刻方法,至西汉时期已极罕见,而凡是圆形或圆筒状的漆器,一般采用旋制的新工艺,它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产品更加规整美观。

西汉时期仿动物形象的器皿造型比秦代更为简洁,仍以凤形勺为例,不仅没有双翅与双足,连尾部也简化了。江陵凤凰山发现的龟盾,只作龟的腹甲状,而不是作整龟之形,但它运用涂漆与不涂漆及用细篾编织等手法,充分地表现出龟的腹甲特征。还有双虎头形盾,也只雕出头与前肢,而后肢与尾部也都被省略。

西汉时期,仿铜陶器的器皿造型数量相当多,漆樽和圆盒等的造型,与秦代相同,漆壶、匜等的造型,基本上是仿制铜器的器皿造型,但它们又比同类铜器显得更加轻巧,各种彩绘花纹也比铜器纹饰更为光彩迷离。

当然,也有些同类的漆器,虽然都是仿制于同一种铜器的器皿造型,但它们也并非完全雷同,例如漆盘既有长方盘与圆盘之分,又有平底盘、圆底盘与矩形足盘之别。

西汉时期漆器的器皿造型,由于较普遍地采用旋制与卷制技术,许多漆器的器皿造型更为规整;而且圆形、椭圆形等容积较大、省工省料较为实用的漆器,更为常见。

这个时期漆器的器皿造型,对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制作法则与规律的掌握,已经日趋成熟;在器表用各种色彩描绘优美的花纹,也比战国时期和秦代的漆器更为普遍。

如湖北省江陵凤凰山一座西汉墓发现的一件漆耳杯盒,整个盒的内外均近椭圆形,平底,盖顶隆起,造型别致;盒里空间恰好竖置10件对扣的漆耳杯,比秦代耳杯盒平置耳杯更可充分利用盒里的空间;盒外有繁丽的彩绘花纹。它的构思巧妙,更注重实用,造型也显得美观大方。

汉代漆器的纹样以流云纹、旋涡纹、变形蟠蠡纹、菱格纹和飞禽走兽辟邪为主,色彩多为红黑二色相间,或用朱、青,或用朱、金彩绘,用色强烈大方。

西汉时期漆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主要有虎、豹、狸、獐、兔、飞凤、鹤、鸟、鱼、飞豹、奔龙、云兽、怪兽、变形凤纹、鸟云纹、变形鸟纹和鸟头纹等。

这些纹样,除极少数是在雕刻动物形象的漆器上加饰的花纹之外,绝大多数也是在器皿上描绘的,还有少数是针刻纹图案,这个时期的动物纹样,题材广泛。

有不少象征祥瑞的动物纹样,与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和宿命论有一定关系,而且各种动物纹样的线条勾勒交错,连续索回,变化多样,非常瑰丽。它也是绝大多数漆器的主要装饰纹样,常常以几何纹等加以烘托。

西汉时期漆器上装饰的植物纹样,也是以花卉之花、蕾、瓣和枝叶等的变形构成,主要有树、柿蒂纹和蔓草等。这些纹样在当时漆器中所占的数量很少,只有少数是漆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大多数是作为衬托神话传说或动物纹样等的辅助装饰纹样。

西汉时期漆器上装饰的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山峰、云气纹、卷云纹和波折纹等。这些纹样,线条流畅不滞,装饰艺术效果更佳。它在当时的漆器纹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大多数是与其他纹样构成图案,并非是主要的装饰纹样。

西汉漆器中社会生活和神话传说纹样,只在江陵凤凰山的一件龟盾与襄阳擂鼓台发现的一件漆圆奁上见到。龟盾正面的上部绘一神人,其下绘一神兽,是有关古代传说中的水神禺疆与夏禹的形象。

背面在盾把两侧各绘一人拱手相向而立,似为宾主相见的场面。漆圆奁的盖内与内底均绘有人物、怪兽和树等,显然与历史及神话传说有关,画面均据器皿造型而巧妙设置花纹,装饰艺术水平较高。

西汉时期漆器装饰纹样的组合形式,基本上与秦代相似,对形式原理的运用更加成熟。如江陵凤凰山一座西汉墓的一件大扁壶,正背两面各绘有姿态各异的3只豹,也是运用三足鼎立的构图法,使不对称的三豹组合成平衡式的优美的独立装饰纹样。

还有这座墓的三凤鸟纹漆圆盒,盖顶部中心的3只凤鸟,以旋转方式构图,周围又以卷云纹烘托,使三凤犹如在空中盘旋追逐,达到很好的装饰效果。

西汉漆器的人物画多为孝子故事和神仙羽人,这都是当时的题材,有的描绘神仙或飞廉,并配以鸟兽在流云中奔驰之状。线条流动,有如行云驾雾遨游太空。

这类题材与汉代墓室、享堂的画像石、画像砖之类的题材大致相似。它同样是一种神仙升天思想的反映。

夸张变形的装饰手法,并非按客观事物的原貌进行描绘,而是对其主要的和有意义的部分进行夸张变形,使其特征更加强烈、集中,以加强装饰纹样的艺术效果。

西汉时期,如江陵凤凰山的一件三鱼纹漆耳杯,内底绘象征水草的四叶纹,三鱼环游于周围,又绘似鱼吐出气泡的圆圈纹和点纹,仿佛三鱼摇头摆尾于水底,构思巧妙,生趣盎然;口沿内外还以变形鸟纹和几何纹样,加以烘托,鱼形具象、逼真。

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少数漆器的花纹是神仙、孝子及其他以人物为主的故事画。东汉的漆器,花纹比较简素。

汉代漆器制作分工日益细密,生产组织严谨。官营漆器作坊承继秦制,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督造,生产管理制度日臻完善。

据《汉书·贡禹传》记载,仅广汉郡一地,为金银饰漆器生产就设立了三工官,每年费用五千万钱。漆器制作督造严格,分工明确,漆器上还标明出产地名、年号及工匠名。

汉代漆器上的“素”、“包”、“上”、“造”及“饱”、“草”等烙印文字,是素工、包工、上工和造工在制作时所烙上的戳印,反映了西汉前期漆器的制作也有多道工序与“物勒工名”的产品责任制。

在一些汉代漆器上还发现了“成市”、“郑亭”、“市府”、“中乡”、“北市”等烙印文字,这是四川省成都与河南省新郑等地市府生产的漆器产品的标志。

还有许多针刻文字与符号,其中作坊的标志有“宦里大女子”、“千金里”、“口里口”、“门里”等;物勒工名的标志有“章”、“东”、“朱”、“李”、“杜”、“任”等。

许多汉代漆器遗存,铭文记载十分详细,如贵州省清镇平坝西汉墓发现的漆器铭文记录了汉代官营漆器工场的分工与督造情况,督造官吏大致有工长、丞长、护工卒史等。

一件漆器需经素工、髹工、上工、铜钿黄涂工、画工、渭工、清工、造工、供工、漆工等工序,从中可以看出汉代漆器工场生产规模之庞大、分工之细、工艺之精、管理之严。

西汉官营漆器业所设置的这种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和生产机构,保证了当时的髹饰工艺在战国、秦代的基础上,向纵深持续发展,我国髹漆工艺与漆器保护,促使西汉漆器攀登上了我国古代漆艺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

对于漆树的栽培管理模式,汉承秦制,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金石索》卷五载有“漆园司马”和“常山司马”两颗汉印,说明该司马已是由政府设立的一种专门管理漆园的官职。

第三节装饰富丽堂皇的唐代漆器

中原地区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之后,终于再一次迎来了辉煌岁月。隋文帝杨坚入主中原,扫平割据政权,一统华夏,建立了隋朝。

短暂的隋朝结束之后,代之而起的唐王朝历经贞观之治、贞观遗风、开元盛世和元和中兴,从而缔造了我国封建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但作为一门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工艺门类,唐朝的漆器仍保留着相当的生产规模。

唐朝时期,漆器的品种不断丰富和精致,有生活日用品,如碗、盘、盒、盂、钵、盏、勺、册匣、镜、瓶、宝盝、镜盒、琴等,也有工艺品。其器形变化多端,圆形器物口沿喜用多曲形,方形器物喜用委角形。

如湖北省监利发现了一批唐代漆器,有五曲梅瓣形圈足碗、五曲瓣形圈足碗、五曲梅瓣形盘、委角亚字形漆盒等。

唐代漆器胎质除有木胎、皮胎、夹纻胎外,出现了木条圈卷工艺。其胎质制法与传统方法均不相同,具体做法是采用很窄的薄杉木条,一圈圈卷制成器形,匀裱麻布,然后髹漆,胎质既轻、薄,又坚牢耐用,还易脱水保存。

监利发现的这批唐代漆器除漆勺用整木雕成外,其余均用木条圈卷工艺制成。这批唐代漆器的发现,把我国古代漆器木条圈卷工艺出现时期提前到了唐代,为研究我国漆器工艺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唐代漆器装饰工艺富丽堂皇,各种新工艺技法相继问世,金银平脱、雕漆和螺钿镶嵌工艺相当发达,出现了金银平脱和螺钿等费料、价格昂贵的漆器,使得这个时期漆器的装饰华丽精美,具有鲜明的时期特点。

重视镶嵌装饰是唐代漆器的主要特点,特别是在金银平脱和嵌螺钿方面比汉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和提高。唐代的金银平脱技艺雕刻更精,錾凿更细。

金银平脱漆器在唐代是皇家御用和馈赠的高档礼品,唐代的金银平脱器的制作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即平脱花片由金工镂刻,然后再由漆工镶嵌在漆器上。

唐代金银平脱漆器大都制作于唐代中期,制作中心是长安的官属作坊,四川、洛阳、扬州等地也有制作。

盛唐时期,金银平脱制品在上层中极为盛行,这充分反映了唐代在经济上处于鼎盛时期时,达官显贵们对物品富丽华美的追求与嗜好。如陕西省西安唐墓的“银平脱宝相花镜”,河南省郑州的“金银平脱羽人花鸟镜”,甘肃省武威唐墓的“金银平脱宝相花漆碗”,“金银平脱漆马鞍”等,制作十分精巧,都是唐代漆器工艺中的珍品。

嵌螺钿技艺广泛流行于唐代中期,它是纯用贝壳,或是与玳瑁、琥珀、松石等并用,在漆器上产生浅浮雕式的装饰效果。

如洛阳唐墓发现的“花鸟人物螺钿镜”,图案为一棵造型优美的花树下,一老者在树的一边弹琴,另一老者在树的另一边持杯倾听,身后立一侍童。镜纽下半部几块山石,石面刻鸳鸯,小鸟在石上栖息,仙鹤在漫步闲游。图中人物衣纹、鸟雀羽毛、花草叶脉,均用细线雕刻,甚是精巧美妙。

唐代佛教文化昌盛,漆器中的夹纻工艺也用在了制作佛像上,因此出现了漆夹纻胎佛像等大型的漆器。由于这种造像轻便,容易载行,不怕日晒雨淋,很受佛教徒的推崇。

夹纻是漆器的一种制作方法。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流行。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便开始用夹纻漆器的制作方法塑造佛像。用这种方法塑造的佛像由于比铜像轻便,比泥佛坚固,而且柔和逼真,一时广为流行。

其制作方法是先用泥塑成佛胎,然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干后,再反复涂漆多次,最后把泥胎取出,因此又有“脱空像”之称。

夹纻像发展到唐代仍很流行。《唐书·武后本纪》记载:“垂拱四年作明堂,命怀义作大夹纻像。”《太平广记》引王仁裕《玉堂闲话》:“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宫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纻,制作甚妙。”

唐代制作夹纻造像具有很高的水平,比较有名的是一件高达99厘米的夹纻佛像。据传唐代的夹纻造像大者“盘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唐代中日两国僧人合作制成的”毗卢遮那本尊像“和”鉴真和尚像,都是罕见的精品。除了佛像,唐代还将夹纻制漆法用于建筑用瓦。

在唐代漆器中,素色漆仍是主流,有黑、朱、金、绿沉漆等,文献记载还有一种“退红漆”。

唐代以前的漆雕工艺,都是先在漆胎上雕刻一定的图案,然后再上漆。唐代对这一工艺进行了重大革新,创造了雕漆工艺品。

唐代的雕漆是先在漆胎上涂数十层或上百层漆,然后进行阴干,待漆层稍干后,再于其上雕刻出山水花鸟、人物楼阁等各种装饰图纹。

雕漆的种类很多,漆胎上纯用朱漆然后进行雕刻的品种称“剔红”;用黄漆的称“剔黄”;用黑漆的则称“剔黑”;用多色漆层者称“剔彩”;用红黑两色漆相间涂刷再雕花纹的称“剔犀”,这种雕漆品的花纹斜面成红黑相间的线纹。

唐代的雕漆,在历史文献中有许多记载。如明朝著名漆艺家黄大成在其所著的漆艺专著《髹饰录》中,记载了唐代雕漆的品种与刀法等情况。

在漆器的生产方式上,供皇宫和朝廷使用的漆器工艺品主要由官营作坊制作,其原料则主要靠产地贡纳。朝廷所设的漆器生产工坊,由少府监掌管,还开设由少府监掌管的漆工匠训练班。《新唐书·百官志》卷四八记载:

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细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铄之工两年。矢簇竹漆,屈柳之工半焉。

除此以外,还有民间漆器作坊,各著名的漆器产地还要向朝廷贡纳漆器。《新唐书·地理志》载:“襄州土贡漆器库鲁真二十品乘,花文五乘”。“库鲁真”漆器不仅在唐代襄州生产的漆器中雄居榜首,也是当时全国漆器中的极品,“襄样”漆器闻名天下。

如《全唐文》记载,唐人张廷琏在《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中即说:“襄州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

“库鲁真”以轻巧华美见长,品种繁多,其中以十乘花纹和五乘乌漆碎石纹为上佳品色,一直是进奉朝廷的贡品。

“库鲁真”还深受边疆少数民族的喜爱,从而成为内地与边陲交往的珍贵礼品任尚书右丞的大诗人王维,也曾在自己的庄园中经营漆林,《王右丞集》原序中就有漆园的记载。可见唐代漆器生产之兴盛。

唐代漆器主要发现于河南、湖北、江苏、陕西等省,甚至在新疆也有发现。

如在河南省郑州市郊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了一件羽人飞凤花鸟纹金银平脱漆背镜。此镜的做法是以铜为胎,先在背面做漆背,再嵌贴经过镂刻的金银片,与嵌螺钿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妙。

河南省洛阳市郊外的一座唐墓中发现一件人物花鸟纹嵌螺钿漆背镜。此镜铜胎,镜背以漆为地,用贝壳镶嵌图案。

河南省陕县唐代姚懿墓发现了一组残漆器,虽然漆皮与器胎已脱离,但是仍可以看出是夹纻胎,黑红色的漆面,器形有圈足器和平底器两种。

另外,在陕县后川唐墓发现的云龙纹嵌螺钿漆背铜镜,直径22厘米,边厚0.6厘米,镜圆形,圆钮,无钮座,高平缘。

镜背漆地上,以螺钿镶嵌一龙飞腾盘绕于云气中。龙三爪、体态丰满,绕钮首尾相接,口对钮珠,曲颈,尾缠后肢,两前肢伸登有力,后肢一曲一伸,姿态生动活泼,刻画惟妙惟肖。嵌填彩贝闪烁发光,绚丽多彩,是一件有很高价值的唐代工艺美术品。

江苏省扬州发现10件唐代漆器。这批漆器均为素面黑漆髹成,有木、竹胎两种。

江苏省苏州瑞光寺塔窖藏唐花鸟纹嵌螺钿黑漆经箱。箱长35厘米,宽12厘米,通高12.5厘米。木胎,长方形,顶式。

箱下设须弥座,平列壶门,内施金平脱花纹,如嫩芽初茁。箱身立墙嵌石榴、牡丹等花纹。盖面圆形花纹3组,盖墙飞鸟纹,用花叶间隔。以上纹饰用螺钿嵌出,并用线雕刻纹理。箱中经卷题记,最早为931年,故此箱被定为晚唐五代间制品。

湖北省监利县福田乡发现了一座唐代砖墓室,有一大批珍贵漆器。这批漆器均系木胎,外表髹褐黑色漆,内髹朱漆,无彩绘纹饰,造型精致,保存完整,有漆碗、漆盂、漆盘、漆勺、漆盒等。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发现了唐代嵌螺钿木漆奁。此件漆器为木胎,由身与盘两部分组成。

陕西省主要是扶风法门寺的一批精美的唐代漆器,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秘色瓷做胎的绿沉漆金平脱碗。秘色瓷已经是国宝了,漆器用秘色瓷做胎,非常奢侈,可见其名贵。这件碗里面是秘色瓷,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平脱金银。

另外,西安市东郊长乐坡村发现唐金银平脱镂金丝鸾衔绶带纹漆背镜,直径22.7厘米,厚0.9厘米,漆背,青铜质,圆形,簿、圆钮有穿,素缘内侧有立墙。

此镜是盛唐时期金银平脱工艺镜的典型作品。镜背花纹可分作两区,内区以镜钮为中心,装饰银片莲叶,叶脉清晰逼真,其外有金丝同心结。

外区纹饰为4只口衔绶带的金质鸾鸟,围绕画面中心同向飞行,其间各以一朵银质折枝花相隔,鸾鸟羽毛刻画异常精细。近缘处又饰金质同心结鸾为瑞鸟,既可喻才子,又可喻佳人,是唐金银平脱镜中最常见的纹饰。

古诗中就已经有“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之句,而绶与寿同音,长绶即长寿,同心结则为永结同心之意。

此外,在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上京龙泉村遗址发现了一件嵌银丝平脱漆盒。四川、山东等地也发现了唐代金银平脱镜,陕西、山西、河南、广西、湖南、辽宁、内蒙古等地唐墓中也有唐代的光素漆器。

在山西省太原金胜村唐墓中发现朱漆盘12件;在洛阳发现“高士抚琴螺钿镜”;三门峡发现“云龙螺钿镜”。

唐代的漆器少,这是因为漆器工艺的繁荣,助长了人们崇尚华美的奢靡之风,一件上好的漆器工艺复杂,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漆器制造有所制约。不过当时非常出名的品类是漆琴。

唐琴用漆髹饰,唐代名琴有紫色的“九霄环佩”、栗壳色的“大圣遗音”、朱色“飞泉”、黑色的“玉玲珑”等。

制琴高手往往又是髹漆高手,琴的制作对木质、底灰和大漆的选择都非常严格,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音色悦耳、造型华美的境地,名琴往往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如九霄环佩琴,通长123.5厘米,弦长113厘米,肩宽21厘米,尾宽15厘米,最厚5.6厘米,底厚1.1厘米,漆色呈紫果色,鹿角灰胎,漆胎下面裱有粗丝黄葛布底,小蛇腹断纹。

腹内纳音稍稍凸起,琴背龙池上方刻篆书“九霄环佩”4字,龙池下端刻篆文“包含”大印一方,池旁右刻“超迹苍霄,逍遥太极,庭坚”行书10字及“诗梦斋”印一方。

此琴琴额圆阔,项部宽长延伸至三徽以下,腰长横跨在七徽八分至十一徽二分之间。琴面的弧度从边部即渐渐丰隆似苍穹,丰满圆润。

整个琴体皆以弧线相交接,线条过渡自然流畅。尤其是收尾之处,从十三徽下即逐渐圆收,冠角的线条雕刻得十分精细,改善了琴体的单调感,给粗犷的琴体增添了几分灵动,使整个琴体在庄重浑厚中显露出伟岸高大的气势,具有盛唐时期的典型风格特征。

九霄环佩琴是唐琴中最为罕见的一种,琴为桐木所斫,龙池、凤沼纳音中间下凹圆沟。枣木岳尾,岳山横陈琴首之中,焦尾冠角较方,结处较尖。自古以来此琴极享盛名,被誉为“鼎鼎唐品”和“仙品”,让人过目难忘。

唐代大圣遗音琴通长120.5厘米,额高19厘米,肩宽14厘米,厚9.5厘米。琴首弧形,项斜收,近肩处收成小弧。九、十徵处有一内收成圆弧的腰。琴面微弧。背面龙池、凤沼均为圆形。琴身布有蛇腹断、牛毛断、流水断、龟背断、梅花断等断纹,通体原髹谷色漆,后以朱漆修补多处。

大圣遗音琴面肩部中央刻狂草“独幽”两字,龙池下方刻方印“玉振”,龙池内底周围刻隶书“太和丁未”4字款。另琴尾还刻有琴学大师杨宗稷的题诗及杨氏弟子李伯仁的题字等。

唐代漆器与当时的铜镜发展相联系,如嵌螺钿人物花鸟纹漆背镜,直径23.9厘米,边厚0.5厘米,镜圆形,同钮,无钮座,高平缘。

镜背镶嵌厚螺钿片纹饰,上方为一株花叶茂盛的大树,树梢头一轮明月,几只鸟雀枝头跳跃,树下蹲坐一犬,两侧各饰一昂首振翅翘尾鹦鹉。

两老者对坐于树前,其间放置酒壶和酒樽,左者弹乐,右者举杯欲饮,背后一侍女捧物侍立;下方为鸳鸯戏水,空白处缀以落花草石。每块贝片上都施毛雕,技巧十分精湛,是唐代不可多得的珍品。

还有一件嵌螺钿人物花鸟纹漆背镜,直径14厘米,厚0.5厘米,青铜质,圆形薄身,半圆钮,素平窄缘。此镜由于长期埋藏在黄土中,髹漆部分所剩无几。

贝片雕花叶、人物、鸟兽等图案围绕镜钮布置,残存的填漆表面,铺满了绿、黄两色碎石,完全遮住了漆的本色,这种作法在存世的唐螺钿镜中还未见过。

此镜形体较小,钮也显得低平,螺钿图案排列拥挤,且表面不见毛雕。从这些特点判断,此镜当是唐中期螺钿镜类衰落时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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