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12日，陈云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之后，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请大家对陈云报告发表意见、提问题。
张治中委员激动地说：“我们听了陈主任的报告都很兴奋、高兴，都满面欢色。”
张治中的话反映了全国人民无不为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所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心情。
其实，稳定经济的第一个战役，是从“银元之战”开始的。
原来，在解放之初，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接管的城市，大都面临的是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局面。这种现象犹以上海、天津有表现最为突出。
此时，有些人对我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很怀疑，敌对势力更是声称：共产党在军事上得100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0分。
为了统一财经工作，首要的是稳定全国的物价，统一货币。但是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上海的投机商人并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为了平抑物价涨风，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即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不法投机者对此置若罔闻，仍继续从事金、银和外币的投机买卖，拒用人民币，被称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最为严重。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2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至2倍以上。
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地威胁。
当时，人民政府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是由人民政府抛出银元，坚决把银元价格压下来，然后由银行收兑银元，并举办折实存款。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银元10万枚。
同时，在各种群众大会上，上海市长陈毅一次又一次地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匆谓言之不预了！”
这些话，投机者只当耳旁风。国民党统管上海20多年不敢碰的地方，几个共产党“土包子”还敢太岁头上动土？依旧我行我素。
5日抛出的银元却象泥牛入海，没有一丝声息地就被吞没了。银元价格继续在上涨。热闹的上海街头，到处是敲着银元叫卖的兜售银元者。
这一办法不能奏效，银元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一点也不向下回落。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
6月7日，银元继续涨到1800元。
面对投机商的挑衅行为，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银投机商发出劝告和警告，劝告他们赶快洗手不干。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领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都出席了。
在会上，陈毅提出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大家都赞成陈毅的意见：“干！不要让人以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时候了，就要操刀一割！”
最后，一向办事果断利落的邓小平下决心拍了板：“我同意！还是干掉他。有人要喊冤枉，不管他！谁叫他违法投机？这就是自食其果嘛！共产党还能被这几个投机商人吓住？我们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他！”
原来，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当时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
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已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他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
这里的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人继续从事金银、外币贩卖的生意。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并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
在华东局会议上作出查封证券大楼后，陈毅当即打电话报告中央。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他指出：
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
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
针对上海投机之风的猖獗，陈云指出：
应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银元在上海、武汉等地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中央认为：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
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投机生意。
当时，报纸上也发了社论，奉劝银元贩子及早改邪归正，并宣布这种投机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坚决进行取缔。
同时，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在各行业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坚决拒用银元。
全市学联组织了两万余名学生上街宣传，文教界也起来声讨银元投机行为。
然而，利欲熏心的投机商们却把这一次一次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这一来，万事皆备，只待行动了！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
9日，军管会先派出公安局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
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等进行了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
9时，上海证券大楼内的交易行情正扶摇直上。这天的交易厅里，由于多了一些西装革履的陌生人，投机商们多少有了些警觉。
10时左右，正当投机商暗自嘀咕、互相叮嘱小心的时候，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军用卡车，突然出现在投机大本营的证券大楼门前。这时，交易大厅中的陌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衣袋中掏出手枪，飞奔各个证券室。
原来，这些陌生面孔的人是军管会派来的便衣，共有400人之多。一刻钟以后，整座大楼被置于政府方面的严密控制之下。
从10时到24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
集中到大厅的共有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人员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在被抓捕的投机分子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寿昌金号”的办公室，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
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
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重大胜利。
继上海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之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
在武汉，逮捕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
在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家地下钱庄及其扰乱金融市场的即街头兑换店377家，在北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各大城市的这一打击行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基本上制止了金银投机活动，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海在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即6月11日，每块银元的价格由2000元人民币猛地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下跌一成，食油价格下跌一成半，从而使人民币的地位得以巩固。
证券大楼被查封了，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银元贩子依然还在分散活动。
但当解放军循声前去时，声音便迅即消失，银元贩子也逃得了无踪迹。
捣毁银元投机的指挥所容易，而投机的散兵游勇却难于对付了。
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于是，上海市的军管人员决定改变策略。
据宋时轮将军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住在证券大楼7天7夜没合眼。
后来，军管人员换上便衣，深入民间，在一个小孩和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
抓住他们后，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小贩子，抓后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
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中央财经委员会致电华东财经委员会，在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并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还要采取以下措施：
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征税一律征人民币。
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行一些公债。
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
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在这次和猖獗的银元贩子的较量中，陈云运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就把上海不法资本家掀起的银元风波平息了下来，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但投机资本势力仍然比较强大，这次并没有伤其根本，他们很快又将投机活动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物价猛涨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