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以上海为中心，影响全国的第四次物价风潮在全国掀起。15个大中城市的25种主要商品价格上涨2倍多。
和上次物价风潮一样，原来，查封证券大楼和严惩银元贩子，虽然使物价暂时获得了稳定，但投机分子内心并不服气，仍伺机与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控制权。
这场经济战线上的争夺战又一次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展开了。
由于战争的破坏，交通的中断，加之物价飞涨，解放初期的上海，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
国民党反动派也深知上海的重要性，因此，上海解放不久，他们即开始对上海进行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企图使上海“电灯不亮，机器不动”。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工商业，面临着日益加重的困难。原料严重缺乏，资金短缺，销路呆滞。工厂商店亏损、倒闭，劳资关系紧张，停工歇业面高达20%，并从中小厂发展到大厂，从单家独户发展到整个行业。
上海工商界对克服这些困难缺乏信心，甚至怀疑共产党能否在上海立足。在他们当中，有的人抱消极观望态度，有的人甚至弃店、弃厂溜走。
敌人则扬言：“中秋节要回上海吃月饼”，“春节要来上海吃年饭”。
一时间谣言四起，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敌对势力更是认为，只要控制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掌握了对市场的领导权，并叫嚣：“只要控制上海‘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于是，投机分子拼命抢购国营公司的粮食、纱布等物资，甚至高息拆借资金抢购、囤积物资，满以为这一次准可以从经济上把共产党打垮，让人民政府听从他们的指挥，任由他们摆布。
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在工商界向来就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的说法。那些商号多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栈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些名为“工厂”，却既无设备，又无厂房，实际从事投机生意。
因此，当时上海从事棉纱棉布投机生意的商号很多。与1937年相比，1949年全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则从82家发展到644家。
人民政府与投机资本的再次较量势不可免。
1949年8月8日，陈云到上海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财经会议，千方百计找出支援战争和稳定上海、武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在会上，陈云综合各个小组初步讨论的意见和他调查研究所掌握的情况，作了《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的讲话。他谈到运输问题时，他说：
运来上海的东西，主要是煤、粮、棉多，从上海运出去的东西，主要是纱布、纸烟等少。最大宗的，是煤炭的运输。从铁路运输看，困难大大超过东北。
华东财委要把运输看成一个重要问题，好好组织，设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这一工作。华东局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此外，防空也很重要，一方面要配备防空武器，另一方面要适当疏散，以避免列车过分集中。
总之，运输是一件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上海煤、粮、棉的供应都会很困难。
原来，早在上海刚刚解放时，不法资本家便利用当时受到战争破坏的铁路一时修不好，铁路运输效率低，而上海市对商品和各种物资需求量大的特殊情况，操纵私人运输渠道，控制上海的商品市场，给新生的人民政府出难题。
陈云深刻意识到，只要把铁路运输搞好，就把运输问题基本解决了。蚌埠至浦口一段，要争取开16至18对列车。他还强调，必须解决行车速度慢、调度不灵的问题。
他还具体提出，要增加错车点，放长支线，增加通讯设备，加快装车、卸车速度，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
为了修复铁路，政府要舍得大量投资。
同时，陈云还指示，对主要公路运输线路也要全力修复，要求政府组织的公路运输，不光要搞汽车运输，也要搞马车、骡车、驴车运输，总之，要千方百计保证上海的物资需要。
会后，华东财委要把铁路运输作为大事，组织专门机构管理，缩短慢行和错车的距离，加快增加列车通过的数量。
同时，陈毅也积极抓运输问题，他在上海市委动员会上说：“要靠我们自己先紧缩，先把肚皮缩紧。少享受一些，少开支一些，拿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来克服困难。”
当时，永安纱厂经理郭棣有纱运不过来，陈毅就专门关照银行、铁路、贸易各部门协助，专派车皮去香港拉运，终于将棉纱全部运回上海。
在陈云和陈毅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的铁路很快就全部修复，而且运输效率达到了很高水平。
公路运输也很快发展起来，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
上海的商品流通等问题全部解决了，不法资本家所掌握的私人运输渠道也被挤垮了，就不得不依靠人民政府掌握的运输部门来做生意。
运输之战的胜利，对于保证后来的米粮之战、棉纱之战的胜利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