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陈云就采购棉花问题向中共中央电报。电报指出：
目前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需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从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增加到4851亿，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合计共需1万亿。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外，还需发行8000亿，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需增加2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事实果不出所料。不出1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
这次涨价的主战场仍是上海，主要物资则是纱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跟着上涨。
1949年10月20日，陈云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粮食市场。
其实，早在物价上涨之初，毛泽东就找来陈云，商讨有关解决办法。
陈云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三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短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
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为此，中财委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却利用我们发行纸币过多，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挑战。
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
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他们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
“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说：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囤积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
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
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他们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11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4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3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
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人民政府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渐渐地，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在他脑海中便形成了。
最后，毛泽东就象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家，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中财委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为求万无一失，陈云又命令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曹菊如赶往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列火车的粮食到北京。然后，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围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围，要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有粮食，在粮食方面无隙可乘。
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北京还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粮贩子就再也不敢与人民政府作对了，从而使中财委减轻了压力。
在京、津腾出手来之后，中财委即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听到消息后，毛泽东高兴地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了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