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年初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叫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
会谈开始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缓缓地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方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
周恩来、李富春点头表示同意。
最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
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原来在50年代初，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把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
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
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
1953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开始逐步实施，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
沿海和东北地区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发展快，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见效明显。
但是，这种布局与当时的国际背景不符。对此，毛泽东深有认识。他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
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
同时，1949年以前，中国工业不仅规模小，门类残缺不全，技术水平低，而且分布极不平衡，7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的几个城市，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不足10%。
“抗战”初期，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工厂西迁，西部工业在规模上有所增加，在技术上有所加强。但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重庆、西安、昆明、贵阳、兰州等少数城市和矿业镇，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现代工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仅用3年时间就得以完成，而此时西部工业依然十分落后。
为了合理利用内地资源，调整生产力布局，改变机器工业集中于沿海省市的状况，也需要改变这种工业布局。
到了1956年，苏方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警告说：“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他说：
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
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他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在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我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