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问题。
此次代表团的团员有王鹤寿、吕东、陈郁、宋劭文、柴树藩、罗瑞卿、邱创成、刘亚楼等，工作人员有沈鸿、钱志道、钱应做、郑汉涛、李苏、袁宝华、陈平等。
代表团阵容庞大，包括了政府很多部，如工业、农业、林业、军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在当时，中国还没有民航飞机，为此，苏联政府派来3架军用飞机和1架民航飞机，供中国政府代表团使用。
飞机经新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一路上，周恩来与大家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机舱里的气氛十分融洽。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重大事情更是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抵达莫斯科后，他将准备提供给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详细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不妥的地方，他都做了改正。
在审阅当中，周恩来发现林业采代、造林和木材蓄积计划的数字对不上，周恩来就当即在电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代表团成员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
到苏联后，周恩来到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住的宾馆，与大家共进午餐。
服务员送来一瓶白兰地，周恩来亲自斟满两杯，站起来走到昨天受批评的人员面前，递给他一杯，并微笑着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经周恩来简单的一席话、一杯酒，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大家深为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为了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进行商谈，周恩来把代表团团员和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同苏方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可以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和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较大问题。
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招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斯大林起立敬酒。散席后，斯大林陪同周恩来看电影，边谈边吃糕点、水果，活动进行了3个多小时。
代表团以1952年中财委拟出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草案》为依据，向苏联政府提出商谈。
其后，苏方安排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一个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伏尔加运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个拖拉机制造厂。
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整个会见几乎都在讨论中苏两国经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
会谈一开始，就从五年计划问题谈起。
斯大林说：“我们看了你们的五年建设计划，确定百分之二十的年增长率对工业是不是有些紧张，或者在百分之二十年增长率的情况下再留些余地？”
周恩来听完斯大林的话后，认真解释说：“我们在制定计划方面没有足够经验。过去3年的经验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己的潜力估计不足。计划的实现要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期望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援助。”
斯大林又说：“我们制定五年计划要留有余地，因为各种因素不可能都考虑到，往往有各种原因会影响到某一方面。我们向来把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都列入计划，而你们的五年计划并不是这样。而计划规定的各种经费也必须有全面的材料。”
9月中旬，斯大林再次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等同志，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斯大林谈了3点意见：
1、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
2、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
3、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而且苏联还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他们既然许诺援助中国，这是难能可贵的。
斯大林的意见，表达了苏联政府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
9月底，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留下李富春领导中国代表团继续与苏联政府谈判。离开苏联以前，周恩来亲自将他经手办理的、与苏方往来的有关文件逐一清点，交给李富春的秘书吴俊扬。
此后，苏联政府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改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罗夫全程负责。
苏联国家计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组织一批人着重审查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要求援助的项目。中苏双方进行多次会谈和磋商，项目一个一个落实，凡是重大问题李富春都打电报请示中共中央。
收到李富春的电报后，周恩来都仔细地审阅，并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及时作出答复。
中国代表团其他团员则分头向苏联有关部、局介绍情况，交换意见。苏联方面详细地审查了全部的地质资料，而此时，中方的地质资料非常有限。为此，周恩来和陈云于1952年10月特地派遣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同志到莫斯科接受咨询，并再度让计委副主任柴树藩到莫斯科协助参与谈判。
1952年冬季，李富春同志去海滨疗养期间，由宋劭文负责收集中苏双方会谈情况，向李富春汇报，并向苏方转达李富春的意见。
当时，还成立了以李富春、苏联国家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外贸部代理部长和总顾问5人组成的中心组，负责审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的问题。
中苏双方进行过多次小组会谈和高级磋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予以落实。
1953年3月8日，周恩来专程赶赴莫斯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周恩来利用工作间隙，抽出时间，听取了代表团同志关于同苏方商谈“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情况汇报和意见。
在听取汇报时，周恩来听得非常认真，并亲自做记录，回国后又整理成文，分送有关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3月中下旬，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会同卡冈诺维奇、科西钦科、郭维尔等人，两次约见李富春，中方陪见的有宋劭文和袁宝华。
米高扬代表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1953年—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了如下意见：
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原定每年递增20%，但由于建设时期与恢复时期情况不同，速度定高了，摊子就铺得很大，力量分散。因此，计划每年递增14%或15%就可以了。
五年计划在财政、金融、商品流通方面，还要花力量研究，因计划缺少财政和物资平衡。
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作指示。
4月中旬，宋劭文奉命从苏联回到北京。
一天，周恩来约宋劭文晚上来汇报情况。
晚上24时，周恩来处理完手上的急事，才叫宋劭文进去汇报。
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苏联方面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全部意见，并问道：“去苏联谈判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
宋劭文回答道：“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对计划的平衡工作要求很高，对我国地质资料、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询问得很详细，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足，使项目选址、施工设计、设备分交、技术人员的培训等计划内容的落实，花费了不少时间。”
周恩来听后，深有感触地说：“是啊！确定100多个援助项目，并要守约按期交付使用，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使周恩来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晰，宋劭文将他们绘制的七八幅我国“一五”计划受援项目进度曲线图，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以后很高兴。
过了两天，宋劭文又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中央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所提建议，同意《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草案）》拟定的偿还援助费用的方式和数量，并授权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随后，宋劭文即带着中央写给李富春同志的复信，返回了莫斯科。
1953年5月15日，《协定（草案）》经中央批准后，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又简称“5·15”协定。
至此，中国代表团赴苏谈判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历时8个多月，取得了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