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4日，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在京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对国内、国际局势的看法。
毛泽东微笑着说：“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7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最后，毛泽东又鼓励大家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根据毛泽东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在代表团访苏期间，国内也在抓紧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在当时，作为编制计划基本依据的各种资源调查和统计资料十分缺少。这给编制计划工作带来的巨大困难，这种困难几乎在每一步中都会感觉得到。
早在在6月召开的一次会上，周恩来谈到李富春等同志同苏联谈判时的情况时，就略显无奈地说道：“去以后的几个月中，就是靠我们的财委打电话送数目字，在座的都知道，你们都给我们送数目字。送来后，我们一整理就送走。到那里以后，我们的代表团又搞了半个月。总起来，我们自己前后大概搞了3个月。这样得到的统计资料，仍很难说是完备的和十分准确的。”
在当时，旧中国留下的地质专业工作者只有150人左右，仅有的10多部钻机也已破旧，地质勘探资料的缺乏可想而知。
早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外资产阶级有一个论调：中国这个国家是贫铁、无油、少铜。
有一次，在李富春同苏方谈判时，当双方商议重工业项目的布局时，苏联方面无奈地说：“现在根据你们拥有的已经探明的地质资源情况，一个项目也不能建。因为你们没有拥有地质资源的报告。金、银、铜、铁、锡等许许多多的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都不明白，你们怎么建工厂呢？”
面对苏方的发言，李富春只能苦笑，因为苏方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啊。
因此，此时成立专门机构来做好地质勘探，了解我国资源情况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1952年8月，在周恩来去苏联商谈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几天，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调整政府机构意见时，周恩来提出在政务院设立地质部，并提议由从国外归来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任部长、原重工业部代理部长何长工任第一副部长，该提议在会上得到通过。
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成为第一任地质部长。
地质部成立后，首先大力培训地质勘探人才，并把勘探的重点放在找铁、找铜、找石油上。
何长工后来回忆说：“总理怎么抓我们呢？当时，春夏秋冬四季，我们都要给他汇报。总理抓得很具体，他首先要看地图，问矿有什么远景，矿的成因是怎么样的，我们用什么勘探手段搞清楚，同时还要我向书记处汇报。”
当地质部在渤海湾发现石油时，周恩来立刻拨两条船给他们，在渤海湾寻找石油。
在地质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制定计划所需的资料就比原来多了起来。
周恩来、陈云从苏联回国后，立即把在苏联会谈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1952年底，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领导同志集体讨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对编制计划明确了指导思想：
考虑到当时朝鲜战争还未停止，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从事国家的建设。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这是制定计划的出发点，必须由此来考虑全国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
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具体了解情况，做周密的调查统计，以便熟知国民经济的状况，是我们正确编制计划的基础。
在编制“一五”计划的重要时刻，党中央的这些指示，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保证了以后计划编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3年初，鉴于去年8月编制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材料根据仍有不足，尤其对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年度互相配合方面，以及5年基本建设投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因此，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及各大区，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原计划做了进一步修改和充实。
这是“一五”计划的第三稿。
当时，编制“一五”计划还存在一个和苏联协商问题，这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起着骨干作用的，是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
最初，这些苏联援助的这156个项目还只是意向性的想法。在确定这些项目时，需要李富春等同志在莫斯科同苏方一项一项地具体磋商，根据需要和可能，对多种方案进行反复比较，有的还要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做出选择，并向国内请示。
在当初谈判重中之重的钢铁工业时，苏联最初只答应帮助中国在鞍山钢铁基地上新设计3个大项目：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但不主张在其他地方发展钢铁工业。
1952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钢铁工业专家捷沃来中国。
当时，担任重工业部代理部长的何长工，向周恩来建议说：“象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鞍钢一个钢铁基地不行。”
周恩来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他果断地说：“你领他到几个大地方看看。”
于是，何长工就陪着捷沃西安到武汉、马鞍山、上海、广东、成都、西安等地去考察。
经过考察，回京后，捷沃代表苏方，答应给我国设计武钢。
何长工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周恩来。听到此消息后，周恩来高兴地鼓起掌来，毛泽东也笑着说让周恩来请客。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就决定了建设武钢。
1953年4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苏联，约李富春谈话。
米高扬说，中国的“一五”计划，苏共中央看过了，经济专家也仔细地、精心地研究过。他代表苏共中央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的意见：
从中国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考虑，“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任务是正确的。
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14%一15%为宜；
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
米高扬所提的这些意见，虽然主要是立足于苏联的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的。
正如李富春对此次商谈的评价：“谈话很好，实事求是，对中国的帮助很大。”
的确，苏联当时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我国却刚刚开始编制中长期计划，缺乏经验，他们提出的意见无疑是有益的。
6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参考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计委、经济专家的意见，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四次编制，按照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的精神，把工业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正式定为14%至15%，并规定要加快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9月15日，李富春回国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李富春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做了汇报。
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李富春说：“苏联政府同意满足我国政府的要求，决定给我国经济建设以长期的、全面的巨大援助。”
当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苏联政府，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援助，表示衷心地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