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社论庄严宣告：
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事业之中。
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编制完成是在1955年，而“一五”计划的开始时间却是1953年，这在当时是有特殊原因的。
原来，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初次编制五年计划，缺乏必要的经验，地质资源情况也掌握不清，国民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增加了计划工作的复杂性。
同时，从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直到1953年7月底才实现了停战。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中的主要部分的第二批的91个项目，也直到1953年5月才确定下来。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特别是要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因为这是使我们伟大的祖国独立和富强的必要条件和当然要求。
当然，重工业作为衡量一国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早在建国前，就受到党中央的重视。
1949年5月，全中国即将解放，刘少奇视察永利久大公司塘沽碱厂，邀请当时正在印度的永利久大公司总工程师侯德榜回国。
侯德榜闻讯后，非常高兴，辗转绕道回到北平，当时聂荣臻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7月，周恩来专程到永利久大公司驻北平办事处看望侯德榜，祝贺他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回到祖国。
周恩来热情的对侯德榜说：“侯先生能够从国外回来，我代表党中央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以后新中国在化学工业上的决策还要侯先生多多提宝贵意见。”
听到周恩来的话，侯德榜非常激动，连连说：“愿意效劳，愿意效劳。”
接着，周恩来询问：“候先生现在有何困难吗？”
侯德榜提出：永利沽厂、宁厂生产原料不足、产品销路不广、资金周转迟滞等问题。
周恩来当即表示，政府可以收购产品，提供周转资金，原料供应待交通畅通后一定尽力帮助。
最后，周恩来还嘱咐侯德榜，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利，不管有什么困难，希望随时相告，政府一定全力协助。
接着，毛泽东在中南海也亲切地会见了侯德榜。毛泽东风趣地对侯德榜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永利沽厂、宁厂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至今沽厂仍是我国八大纯碱厂之一，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远销国内外。
1949年10月，周恩来在百忙工作之中，又在北京会见了另一位化学工业实业家吴蕴初。
吴蕴初在旧中国创办了上海、重庆、宜宾天原化工厂，都是以烧碱为主产品的重要基本化工企业，还开办了上海天厨味精厂，同当时的范旭东齐名，人称“南吴北范”。
新中国一成立，吴蕴初就从香港回来主持天原化工厂，周恩来同吴蕴初一见面，就风趣地说：“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会见后，周恩来设便宴招待吴蕴初，对吴蕴初亲切地说：“中国化学工业将会有很大发展，希望吴先生能为化工事业继续努力。”
在当时，共和国的领袖们不仅对化学工业非常关心，对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国防工业也都倾注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曾说过：“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1950年，刘少奇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就关于在一五计划中，如何正确对待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曾作过设想。
刘少奇在文章中说：
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地进行生产。
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
再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经济建设所需的和平环境已遭破坏。
同时，在当时我国重工业也非常落后。1952年，我国的工业基础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甚至落后于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的状况。
重工业水平的落后还表现在许多工业部门尚未建立起来。当时我国还不能自己制造汽车、拖拉机、飞机，还不能制造重型的和精密的机器。
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经过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进行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认为我国的“一五”计划，必须以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为中心环节。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进一步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
当时党内有些同志，也包括一些党外朋友中的有识之士，却看不到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片面强调中国经过22年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人民生活亟待改善，应该多搞些轻工业。
有的甚至说：“工商业者可去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于国于民两利。”
这两种议论，一时呼声甚高。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种思想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他说：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1954年6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无焦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特别是当时我们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而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还同我们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我们亟需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肯定无法以现代化装备振兴我国国民经济，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会上，薄一波指出：
五年计划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工业投资的88.8%来建设重工业，我认为这是完全符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实践证明，我国“一五”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决策是英明的，富有战略眼光的。
正是由于我们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同时适当地安排了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才使我国“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