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指出：《体育报》既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有体育特色；还要组织好通讯网，要有特邀通讯员，根据某一阶段的编辑中心出题目，请大家写文章。
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正式成立。
1954年7月13日贺龙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参加苏联人民的体育节。临行前，贺龙对周恩来和朱德说：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学习苏联开展体育运动的经验。
1950年7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创办了《新体育》杂志，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
到了年底，该刊的发行量便接近两万册。共青团中央书记廖承志听到这个数字后，说：
过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号称10万，实际不到。你们体育刊物刚办就两万，有干头！
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到1953年8月国家体委成立，出版的体育书籍有72种，发行量为115万册。数字表明，中国有着广泛的体育爱好者，而且发展空间极大。
但是，国家体委系统编辑的体育书籍和《新体育》杂志，都是委托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出版。这就增加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担，影响到出版社的任务，也限制了体育出版工作的发展。
因此，国家体委必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版机构。
贺龙也非常赞成这个看法，便交代体委于1953年7月11日函报出版总署。
7月30日，出版总署又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呈递关于成立体育出版社的报告。
8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便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为组织领导这项工作，体委机关相应地设立了编审司。
1954年1月，在经过积极筹备之后，人民体育出版社终于成立了。
这之后，贺龙在1954年的工作报告中，表扬了体委对宣传、理论工作的出色表现，并详细地列举了出版体育书刊的数字。
1957年，国家体委又创办了英文刊物，即《中国体育》杂志。
在1950年到1957年这一段时期内，全国群众体育运动得到飞速发展，然而此时，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性的体育报纸，这显然是不适应的。
1958年初，国家体委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递交了创办《体育报》的请示报告。
贺龙便专为这件事去见了周恩来，当面请示是否可以办报。
周恩来听后，说道：
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
4月1日，贺龙和张非垢、黄中共同研究如何写报告。在报告脱稿后，又经贺龙审阅、修改，才递交给了周恩来。
6月下旬，中央正式批准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的报告。
在报社组建过程中，从物色领导班子，直至印刷纸张问题，贺龙都亲力亲为的参与了研究，并给予了具体帮助。
随后，贺龙把蔡树藩和《体育报》负责人李凯亭请到办公室，全面地、详细地谈了他对办报的意见。
贺龙指出：
《体育报》既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有体育特色；还要组织好通讯网，要有特邀通讯员，根据某一阶段的编辑中心出题目，请大家写文章。
此外，贺龙还回顾说：
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就常常出题目要中央领导同志写文章。连我这个大老粗，不会写文章的人，毛主席也叫我写，我也努力写。不能写就说嘛！你们可以出题目，请高棠他们写，请体委各级领导写。
贺龙又邀请毛泽东为中国第一份《体育报》题写了报头，毛泽东则欣然挥毫。
之后，朱德也为《体育报》题了词。
郭沫若赋诗一首，诗篇的名字为《体育战线插红旗》。
陆定一撰写了《祝体育报创刊》一文，指出：
人民的体育运动前途无量。
敬祝体育报在发展我国的体育运动中起很好的作用。
李德全也写了《体育锻炼的跃进》一文，以此表示祝贺。
李济深则赋诗，以表祝贺：
体育首重视，
倡导尤独特。
实施劳里制，
全民皆普及。
短短时间里，
彰彰著成绩。
振人民精神，
强人民体质。
固人民意志，
健人民筋骨。
调人民热情，
增人民知识。
此外，全国各界人士的衷心祝愿，都刊载于《体育报》的创刊号上。
1958年9月1日，《体育报》创刊号终于诞生了。贺龙欣喜地阅读了中国第一张《体育报》。
第二天清晨，贺龙便迫不急待地给报社打去电话，表示祝贺，并指示：
要大胆地办报，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应该吸收所有报纸的优点，把报办好。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
自从《体育报》创刊开始，贺龙便每天晚上都要看一看《体育报》，而且非常认真。对于重要文章，他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看看是否字真句酌。
贺龙每天必读体育报的习惯，可谓是数年如一日。而且，只要贺龙发现办报有了进步或出现了什么缺点错误，他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或予以表扬，或给以指导。
1963年到1965年，贺龙打给报社的电话记录，包括信函，仅据报社现存记录，就有54次之多，平均每月一、二次。而报社整理的这些记录的摘要，则具有3万字以上。
其中，1964年7月3日到7日，贺龙每天一个电话打到报社去；1963年3月下旬，1964年4月中旬，1965年8月中旬，贺龙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往报社打一次电话。而1964年11月26日，贺龙居然一连给报社打了4次电话。
此外，贺龙还经常到报社去检查工作，事先也不通知，搞得报社措手不及。
1964年4月5日，贺龙又一次来到报社办公室，他检查了内务卫生，又和李凯亭进行了谈话，贺龙说：“现在我亲自来抓报纸，你们是不是感到抓得太紧了？”
李凯亭说：“抓得越紧越好，对报社全体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和督促。”
之后，贺龙表扬了《解放军报》刊登的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
然后，贺龙接着说道：
我们体育队伍有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但没有把事情办好。东大楼的伙食就办得不好。你们可以转载一下二六一医院的报道，把照片登一登，写个编者按，联系体育队伍的情况和他们比一比，是他们强还是我们强？批评一下我们自己。这样，人家就喜欢看你这个报纸了。你们要大胆批评。我给你们撑腰。反骄娇二气，找差距，都是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内容。不要把它看得简单了，能学到了才好。运动队都应该找自己的差距。
贺龙在这里所说的东大楼，是运动员的住所。贺龙对于运动员的起居饮食是非常关心的。
这一天，贺龙还提出《体育报》每星期可以多出几期，关于由每周两刊改为每周三刊给中宣部的报告，贺龙表示非常支持，同时他还要亲自到中宣部催促落实这件事情。
1964年6月下旬，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正式提出：
报社要组织一个体育理论队伍。今天党组作个决定，体委要挤几个编制给报社《体育报》要改双日刊，要扩大发行，争取发行15至20万份。将来要出日报，并且要把印刷厂搞起来。
其实，早在体育报社创刊5周年之时，贺龙对体育报社办报方针的指示就已开始酝酿。
这一天，是体育报社创刊5周年，报社中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贺龙应邀登上报社四楼会议室，在全社人员的热烈掌声中，挥毫波墨，在纪念册首页写下了“贺龙”二字。
贺龙热诚地向大家表示祝贺，又谈了办报宗旨。他说：
报社同志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应该详细调查了解一下，我们的体育运动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针上，实际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
《体育报》是业务报，但不能脱离政洽搞业务。脱离政洽搞业务，天下没有这样的报纸。《体育报》报道比赛，登载比分多少多少，这些要不要？要。但《体育报》主要还是对广大的体育队伍进行政治教育。《体育报》要不断提高思想性、战斗性。
《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些，应当考虑《体育报》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各有所得，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办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份，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
此外，贺龙还指示报社：
建立通讯网，要在全国各省、各体育学院发展通讯员；运动队中也可以建立通讯网；要组织体院院长写文章。
就在这次讲话中，贺龙着重指出：
报纸既要敢于表扬，又要敢于批评。《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敢于点名，也敢于鼓励。你们要向他们学习。
在贺龙讲话之后，《体育报》开展了一系列批评不良现象的活动。这其中，贺龙的批评则首当其先。
1964年9月，记者在一篇题为《三百里竞车记》的特写中，揭露了某部队自行车运动员在比赛中采取了一些损人利己的不正当手段。
该部队一位负责人读后，极为不服气，打电话向《体育报》社提出抗议。
贺龙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对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说：
解放军有缺点错误就不能批吗？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就是要摸。我管体委，也管军队的事，解放军里面有歪风邪气也要批评。你们要给记者撑腰！
贺龙除了针对错误进行批评，另外还针对优点提出了表扬。
1964年4月2日，贺龙看了当天的《体育报》，爱不释手，便立即给报社打电话说：
这是《体育报》最兴旺的一天。这期报纸1版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两则消息，《人人找差距个个争上游》的社论，和北京青年男排“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消息，都写得很好；2版有在京部分教练员、运动员检查骄娇二气的消息，国家足球队写的《爬起来赶上去》的文章，还有一组读者来信，杨洁和戴丽华的文章；3版摘登了《小足球队》的剧本，也很好。这样，报纸就有了思想性，就有看头了。这期很好，是一个样板，以后就要照着这样编。
1964年9月14日，《体育报》在第3版“运动员怎样革命化”的讨论专栏里，刊登了两位运动员的文章，一位是国家女篮运动员李少芬的文章；一位是“八一”队女篮运动员陈常凤的文章《革命化是成为优秀运动员的先决条件》。
贺龙在看完这两篇文章后，让秘书给国家体委打电话，建议运动员们都读一读这几篇文章。
此外，在电话中，贺龙还特别提到足球运动员张宏根。这位运动员是50年代国家足球队的主力中锋，技术全面，左右脚都善踢球，为国家争得过荣誉，贺龙还曾经多次表扬过他。
但是，这位运动员自从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失利后，又受伤未愈，情绪极为低落。
于是，贺龙便委托《体育报》总编辑李凯亭带着当天的报纸，代表他去看望张宏根，并请他读读报上的几篇文章，希望他振作精神，再展雄风。
此外，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马约翰在《体育报》第608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徐寅生写的《看解放军练兵的感想》，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使我们摔了跟头》，等人的文章都受到了贺龙的称赞。
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以及转载傅其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在贺龙的号召下，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荣高棠、李梦华和张彩珍等许多同志都写了大量文章。
在贺龙如此具体、细致的指导下，在《体育报》创刊初期的7年中，可谓是办得极为丰富多彩，深受体育界和广大体育爱好者的欢迎与热爱。
另外，贺龙不仅关心报纸对体育的宣传报道，而且对于宣传体育的其他形式也极为关注。
早在1953年，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张之在天津现场解说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的声音，便大为赞赏，遇到人就说：
过去有说书的。现在有人会说球。这个办法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使四面八方的群众了解比赛情况，仿佛身临其境，可以普及体育，应当推广。会说球的，也是专家呀！
在贺龙的大力倡导下，中国的体育实况广播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