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7月13日贺龙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参加苏联人民的体育节。
临行前，贺龙对周恩来和朱德说：
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学习苏联开展体育运动的经验。
1954年7月18日，是苏联的体育节。
《真理报》称这个体育节为“全民的节日”。
贺龙应邀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来到苏联，贺龙给代表团的成员分了工，每个人的工作各有侧重，各司其责。
代表团观摩了体育节之后，又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参观访问，从制度政策、组织机构、训练竞赛、业余训练、群众体育、场地设施等各方面考察了苏联的体育运动事业，学习到许多苏联组织大型体育活动的经验。
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代表团不辞劳苦地走遍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文化场地。并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甚至他们还去参观了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
8月17日，代表团归国后，在贺龙主持下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并提出根据中国体育运动的实际情况，向苏联学习经验的建议。
对此，8月27日，体育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文委党组呈递了一份《报告》。
《报告》着重介绍了苏联推行“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情况。
《报告》中说：
我们在发展体育运动方面，和其他工作一样，必须向苏联学习。
今后拟有计划地派遣一些留学生到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学习。
并聘请一些苏联体育专家来我国工作。
《报告》参照苏联的情况，对于中国体育运动的现状指出：
目前各级体委干部太弱，编制太小，很难适应当前工作需要。
去年4月经中央编制委员会批准之各级体委编制规定甲、乙、丙、丁4等省为24、20、16、16人；
各市亦按照上述编制配备干部，实际上很多省只有七、八人，有的省甚至只有三、五人。
望能趁此次大区撤销之际，予以充实。
同时，贺龙还主持草拟了一篇文章，题为《苏联的体育运动是推动共产主义建设的力量》。
在这篇文章中，贺龙以拥有100多万会员的乌克兰工会系统体育协会、体育设施为例，介绍了苏联体育运动的广泛的群众性。
贺龙在文章中指出：
这些群众性的志愿体育协会，可以说是苏联体育运动的基础和支柱。
同时，贺龙还认为，苏联共青团在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体育运动的灵魂”。
贺龙还切中要害的说出：我国在体育运动方面，必须切实地认真地向苏联学习。
8月27日，文章报送邓小平和习仲勋处阅改后，《人民日报》和《新体育》等报刊上便先后给以发表。
可以说，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出访苏联，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刚刚起步的体育事业，探索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此后，国家体育委员会有步骤、有计划地选派了一批运动员到苏联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
同时，还聘请了一些苏联和匈牙利的体育专家来中国执教。
1955到1956年体委聘任苏联和匈牙利的顾问、专家、教练共20人，其中匈牙利4人。
这些外国教练以极大的热情帮助中国发展体育事业，培训体育人才。
他们中有些人在体育学院任教，有些人在运动队担任教练，有些人担任顾问。
在中央体育学院竞技指导工作的苏联田径指导，写了一篇《致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同志报告》的文章。
文章写道：
保证中国田径队准备圆满地参加195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58年亚洲运动会上取得胜利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见解和最近一系列措施。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
同时，他们还在报告中，提出了具体而详细的训练计划与日程。
并且指出：
在国内要发展其他运动项目水平，要基于两种因素，即群众性、技术性。
群众性和技术性是有相互作用的。
群众性则起决定的作用。
1956年2月，国家体育委员会聘请了苏联国家体操队教练普洛特金，以及国家女子体操队队员伊凡诺娃到中国体操队任教。
为了配合苏联专家便于执教，贺龙还亲自指定宋子玉和温小铁给他们当助教与翻译。
1956年的夏天，国家体委在大连举办了全国田径训练班，由苏联专家授课。
学员是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的体育教师。
他们都是知名的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知名体育界前辈刘长春、钱行素等人。
1958年10月2日到11月14日，国家体育委员会又聘请了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长跑运动员札托倍克和他的夫人丹娜·札托倍克娃。
贺龙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进行了讲学。
可以说，国家体委给外国专家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而时任体育委员会主任的贺龙也对他们给予了深切的关怀。
贺龙经常同他们交谈，征询他们对体育运动的意见，并采纳了他们提出的许多宝贵建议。
这些外国专家对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给予了许多帮助，并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同时，他们同中国的运动员和体育工作人员也建立了跨越国界的真挚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