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6日，在英国学习、研究的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父亲李卓侯是一位在破庙里教私塾的穷秀才，仲揆兄弟姐妹共6人，祖传的3亩地和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便是全家生活的依靠。
仲揆边帮妈妈做家务，边抓紧一切时间勤奋学习。1902年，仲揆听说省城武昌开办的官费高等小学堂正在招生，便请求父亲为他借了路费前去投考。
武昌和汉阳、汉口合称武汉三镇，这里是长江、汉水交汇之处，汉口、汉阳位于长江西岸，分列汉水两旁，与在长江东岸的武昌组成“品”字形，是内河航运的中枢，故称“九省通衢”。
李仲揆乘坐的小船先在汉口码头停靠，随后向武昌驶去。仲揆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他好奇地四处观望，江上船只穿梭来往，白帆点点，十分热闹。两岸建筑各式各样，有的楼顶上还安装着十字架。
经过摇船老艄公的解释，仲揆才得知那些高楼大厦都是英、法、德、日等国租界。这一切都深深地震动了这位爱国少年的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高等小学堂，将来学到本领，为祖国服务。
经过大半天的水上颠簸，李仲揆在新河码头下船，来到久负盛名的武昌城，他甚至来不及仔细观看一下周围的景致，便匆匆奔向报考地点。
走进一座宽敞的殿堂，李仲揆在报名处买了一张报名单。也许是初来乍到，也许是情绪紧张，当他坐在桌前提笔填表时，竟在姓名一栏里填上了“十四”两个字，把年龄错填到姓名栏，怎么办呢？再买一张报名单吧，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他静下心来想了想，先提笔将“十”改成了“李”字，可是“四”字如何改呢？总不能叫“李四”吧，多难听啊！他正在左思右想，忽然抬头看见大厅中央悬挂的一块横匾，上刻“光被四表”几个大字，仲揆从这块横匾得到启示，他立即提起笔来，在“四”的后面工工整整写上“光”字。
从此以后，他的原名鲜为人知，而李四光这一名字却越叫越响亮，不仅传遍全国，而且名扬世界。
李四光以考试名列第一的优秀成绩被录取，在高等小学堂，他学到了算术、理科、地理、体操等新课程。
1912年，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部长，李四光因参加辛亥革命有功，经本人申请，教育部批准，他和一批青年人一起前往英国官费留学。
在英国，李四光和好友丁西林一同考上伯明翰大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改学地质专业。好友丁西林得知后非常惊讶，但李四光有自己的想法，李四光说：
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学了一年采矿，但我现在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
为了对地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李四光除了主学地质专业以外，又选学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中途赶上物理系的教学进度，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李四光毫不畏惧，迎着困难上，为了弄懂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他常常学习到深夜。
1920年的一天，李四光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几位教授在理学院的办公室迎接他。互相交谈片刻之后，蔡元培便领着李四光到地质系巡视了一遍。
李四光看到教室破旧，设备简陋，便向蔡元培建议将这里整修一番。蔡元培立即表示同意，并将改建环境之事全权委托给李四光操办。
李四光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对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地质构造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8年，李四光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到伦敦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留居国外。
不久，中国留英学生总会在剑桥大学举行年会，李四光应邀参加，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与会者欢心鼓舞，李四光在会上坚决地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我一定回到祖国去，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
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
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在中国南京，国民党官僚看到大势已去，争先恐后逃往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朱家骅命令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俞建章将研究所迁往台湾。
俞建章回所后立即同古生物学家许杰商量，在许杰的提议下，他们发电报请示李四光。很快，他们便收到李四光的回电：“南京如发生战争，切切不可远行。详函告。”
不久，又收到李四光的航空信，在信中李四光叮嘱大家将所内仪器图书存放于地下室妥善保护，又表示：“我的薪水尚存所内，可买粮米为同事们备用。”
遵照李四光的指示，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并推选孙殿卿等人组成护所委员会，组织在所的人员和家属轮流值班，防止有人破坏。
当时，远在英国的李四光，正在做回国前的准备。一天，一位老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台湾当局给驻英大使馆发来一封转交李四光的电报，要他公开发表拒绝接受新中国政协委员职务的声明，否则便将他扣留国外。这位老友劝他尽早离开英国。
李四光看到情况紧急，便决定一个人先走，临行前他给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留下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劝他也早日弃暗投明。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
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妻子许淑彬两天后寄出。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李四光在信中写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
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李四光走后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派人送来台湾的电报和5000元美金，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许淑彬便将丈夫的信交给来人，并退回美金支票。不久，她收到丈夫的来信，通知她们母女去瑞士边境的巴塞尔与他会面。
许淑彬立即和女儿打点好行装动身，在去火车站的途中，一位中国留学生又交给她们一封郭沫若写给李四光的信。
在巴塞尔的一所小旅馆，李四光与妻子女儿又一次相聚，当李四光读完郭沫若的信后，热泪盈眶。他立即同妻子乘火车来到罗马，并购买了从热那亚开往香港的船票。
由于距离开船尚有一个多月，李四光决定四处游历一番，考察一下此处的地质。他和妻子先到著名的水上城市威尼斯，然后到佛罗伦萨，最后又到罗马。
在罗马，他们又乘坐火车到达那不勒斯，参观了著名的古城庞培，这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大城市，在突然爆发的维苏威火山的岩浆中毁灭了，当时只有一座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为期一个月的游历结束了，李四光夫妇在热那亚登上归国的轮船。这位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著名学者，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国。
1950年5月，李四光终于在冲破重重阻力后回到北京。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后来回忆说：
到了北京，许多新旧朋友都来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诉仲揆，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虑召开第一次全国地质会议，但周总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国后再开。谁知一直等了五个月还不见仲揆回来。于是有人造谣说：李某人是不会回来的，他去台湾了。周总理听了这话后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我们一定等他回来再开会。仲揆听到总理这样信任他，极为感动，就决定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留在北京工作。
李四光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到住处去看他。
周恩来一见到李四光便说：
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
不久，李四光便应周恩来的要求，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领导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
1952年8月，李四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部长。新中国的诞生，揭开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
在李四光的具体领导下，中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李四光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