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从上海到达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多人，到北京前门车站欢迎。
第二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隆重款待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又饱经磨难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副院长张劲夫、吴有训作陪。
席间，吴有训向钱学森正式交待了由钱学森牵头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决定。
钱学森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钱学森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在当时所有留学人员中，钱学森的归国历程可以说是最曲折最艰辛的。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他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1947年，钱学森与蒋英结婚。1949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发展。继辽沈战役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又胜利地进行了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役，北平已经实现和平解放。
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江南半壁河山，但是，这个美梦很快被解放军的渡江作战的胜利所粉碎。
南京解放了，上海也解放了。蒋介石逃到台湾岛，成了美国政府卵翼下的惊弓之鸟。
在隆隆的解放炮声中，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在北平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协商议定了新中国的国名、国旗、国歌，改北平为北京，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中国诞生之后，钱学森的华人朋友纷至沓来，于是，他的家中弥漫着从大洋彼岸传来的令人振奋的信息。
1949年中秋，皓月当空，秋虫唧唧，阵阵凉风传来花草的清香。钱学森夫妇热情地招待特地赶来共同庆贺传统佳节的中国朋友。他们中间有庄丰甘、罗佩霖等人，大家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桌心摆放着一盆插花，桌上放着月饼、糖果和葡萄、香梨。
钱学森提议大家一起朗诵李白的诗句《静夜思》。于是，草坪上传出不同乡音朗诵的诗句：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一时，主人和客人都处于沉思之中。游子的心早已飞过浩渺的大洋，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机敏的蒋英察觉到气氛太沉闷了，便拿起桌子上的月饼分送到每位客人手中，嘴里还不停地说；“请大家品尝月饼吧，酥皮的、提浆的、甜的、咸的都有。这可是学森专程到洛杉矶的中国店选购的。”
钱学森也赶忙说：“对对，大家吃月饼，尝尝味道怎么样？”
吃起月饼，气氛好多了，人们的话题也多了起来。
钱学森轻声地说：“今年家乡过中秋节，可与往年不同，新的国家政权成立了，社会也安定了，人们的心情可能很高兴。”
于是，朋友中有几位收到家信的，都纷纷谈到了解放后家乡的情况，传递着各种新消息。
不久前，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向他透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在葛庭燧的信中，还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香港教授曹日昌写给钱学森的信。
曹日昌在信中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钱学森的殷切期望，希望他尽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
这些来自祖国的召唤，使钱学森心情异常激动。他压低了嗓子说：
我最近接到了一些朋友的来信，他们都告诉我，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就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急需科学技术，急需科技和建设人才。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年，原本都立志学成之后报效国家的，后来由于国内战事不断，社会不安，没有科研环境和条件。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人民拥护新政权，信任共产党，社会也日趋安定，我看，我们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说：“有一位相当可靠的朋友来信，转达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意愿，他们希望我们早些回去，欢迎我们为新中国服务。”
钱学森的话在朋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家在纷纷议论，既有疑虑，更有回归祖国的热望。不论怀有那一种心情，似乎都想知道钱学森的想法和行动。
在走与留，得与失，荣与辱，个人与祖国，今天与未来的对话中，钱学森早已做出了抉择，这种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钱学森曾经把自己回国服务的想法告诉他尊敬的老师冯·卡门。老师却给他泼了冷水。他劝钱学森留在美国，从事他已经功成名就的火箭飞行事业。况且，美国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条件，这对于他创造新的成就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老师的劝阻面前，钱学森也曾想到过，对于他个人来说，留下来自然是可以得到一切应该得到的东西。何况，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他的老师不就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犹太侨民吗？
然而，这种想法在他的脑海里只是一闪念。他看到的更严酷的事实是，他所研制的火箭成果完全属于美国，属于美国政府。这个政府曾经是反法西斯联盟的首脑，但现在却变成了敌视新中国、反共、反民主的麦卡锡主义势力的后台。
钱学森进一步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终于发现自己全身心地投入的火箭飞行事业，其实只不过是增强了这个国家的霸主地位而已。于是，一种屈辱感油然而生。
就在中秋聚会后不久，在钱学森指导下学习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毅然中断尚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启程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去了。
这样，钱学森也加快了回归祖国的准备。
首先，他要求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他提出辞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再就是他注意从紧张的授课中挤出时间，到古根海姆实验室整理那些由他承办的各类实验报告和资料档案，悄无声息地做好了一切移交准备。
寒风开始刮起来，1949年的圣诞节快到了，钱学森收到上海老父亲的来信。信里用了很大的篇幅告诉他上海解放的情况和解放后的巨大变化。
父亲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神勇之师。原来，蒋介石要汤恩伯固守一年，汤恩伯也夸下海口，说他的现代化防御工事，是解放军的火力无法攻破的铜墙铁壁。结果，解放军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大上海给解放了。
父亲告诉他，解放军是一支正义之师。他们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入城后，不打扰市民，竟夜宿街头。上海的百姓没有不竖起大拇指夸赞的。
父亲在信的后部嘱咐他，接到这封信后，应及早回归故里，以便把他的特殊才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国家，他写道：
为父之见，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唯有扎根于其中，方能盛荣而不衰败。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父亲最后在信中告诉钱学森自己生病了。读完信后，钱学森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恨不能即刻回到病榻上的父亲身旁。
一天，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和30多名中国留美学生，一起回国了。
华罗庚途经香港时，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这封信发表在香港的中文报纸上。不久，钱学森得到了这张报纸。晚上，他与妻子一起在灯下阅读这封公开信。
钱学森读完信后，由衷地感叹道：
蒋英，华先生的信说的都是我们要说的话，他代表了我们这一代，这一批海外华人的心声。你看，报纸的按语称赞这封信是华罗庚告别旧中国，投奔新中国的宣言书，我看说的很对。
蒋英也赞同地点点头。
这一晚，他们夫妇久久不能入睡。钱学森起身从书橱中翻出一本珍藏的中国地图，反复地看着，寻找着上海、杭州、北京。他兴奋地对妻子说：“我要尽快做好移交准备，争取早日动身回国。”
钱学森停顿了一下，又说：“蒋英，只是你的身体很不方便，我担心万一在路上……”
蒋英摇了摇头，笑着说：“不会的。不过我可以抓紧时间再检查一下身体，如果胎位正，又没有什么其他病症，就可以下决心安排归期。”
钱学森高兴地连说：“好，好！”
但是，一切都不是钱学森想象的那么简单。在美国社会上肆虐的麦卡锡主义，终于将魔爪伸向教育界，伸向钱学森。
一天，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造访钱学森，对他进行所谓“调查”。
他们向钱学森宣读记录，说他1939年曾是美国共产党帕萨迪那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现在美国当局要搞清楚钱学森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
钱学森从来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感到非常惊奇和愤慨。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电话被窃听。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吊销了。这表示他已经不能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工作。
这一系列的打击，使他完全明白了，联邦调查局人员对他的敌意绝不是个别人员的态度问题，更不是什么一时的误会，他们正是代表了美国政府对他的怀疑和敌意。既然美国政府已经抛弃旧日对他的尊敬和褒奖，那么，这个国度就一天也不值得呆下去。
钱学森与蒋英商议好，决心提前离开美国。
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华生博士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说：“院长先生，我很遗憾地告诉你，我要回中国大陆了。”
“天啊！”院长惊愕地叫了出来，“为什么？你在美国不是很快乐吗？”
钱学森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陈述一遍。当华生博士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耸耸肩膀，表示了一种无奈。
1950年6月，钱学森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不久，他便向总统轮船公司打听订购“威尔逊总统号”的船票，他准备全家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返回中国大陆。但是，后来他从洛杉矾英国领事馆那里获悉，从洛杉矾取得香港的转口签证非常困难，加州理工学院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遇到同样的阻挠。
有人告诉钱学森，设在西雅图的国际贸易服务协会可以帮助取得香港签证。钱学森便写信向这个机构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他搭乘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飞机，他们可以帮助他安排香港的转口签证。
于是，钱学森随即为全家购买了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机票日期标明：1950年8月15日起飞。钱学森就是这样光明正大地公开向各界宣布了返回祖国的日程，并且依照正正当当的手续飞离美国。
美国司法部转令美国移民归化局，要他们立即加强监视钱学森，不要让他突然飞离美国。于是，洛杉矶移民归化局便安排了对钱学森的跟踪监视，并限制钱学森的行动自由。
钱学森完全不知道来自五角大楼的密谋，当他还飞行在华盛顿到洛杉矶的途中时，五角大楼已经部署好对付他的一切措施。
飞机在洛杉矶降落了。当钱学森走下飞机时，移民归化局的总稽查朱尔拦住了他。
“你是钱学森教授吗？”
“是的。有什么事吗？”钱学森并没有十分在意。
“我通知你，你不能离开美国，这是移民归化局执法官兰敦签署的命令。”朱尔将这纸命令展示在钱学森面前。
钱学森接过来细看，这纸命令这样写道：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钱学森被激怒了，他的脸气得苍白。他已经购买了全家人乘坐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而且，8月15日就是起飞回国的日子。
钱学森据理力争，向朱尔申明：
海外侨民回归故土，是天经地义的事，美国政府无权干涉。何况，美国还是一个自称为“自由、民主、保护人权”的国度。你们的行动已经损害了侨民的自由，还有什么“自由”可言，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这时说什么都无济于事。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扣押了钱学森已经装上驳船的全部行李，包括800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当检查人员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籍时，大惊小怪地宣称：“里面一定装有机密材料。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
1950年9月6日，这天下午，钱学森心中有些烦躁。他手中拿了一本书，展开了，又合上，总也无心看下去。他干脆把书本放下，走进了刚刚降生两个月的小女儿永真的卧室。
小女儿正在熟睡，鲜红的小脸上浮现着笑意，两支柔嫩的小手伸在被子外边。
这时，钱学森习惯地走近窗口向外看，只见有两个人向他的家门走来，其中一个就是两个多月前在机场向他下达“不准离开美国”命令的那个叫朱尔的高个子侦探。蒋英抱着小女儿把门打开。只见朱尔带了手枪和手铐，同朱尔一道进来的另一个人是洛杉机移民归化局的稽查比尔·凯沙。
朱尔宣读逮捕令。然后，钱学森吻了吻妻子和小儿子永刚，便被夹在两个美国人中间离去了。
面对麦卡锡分子的残酷迫害，钱学森再一次显示出中华儿女敢于斗淫威、抗邪恶的大无畏精神。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想到了许多。他想起了父亲送给他，的那本玄奘的书和父亲的告诫。玄奘为了寻得真经，在西域之行中，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场大劫难”。
中外志士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为了科学、为了真理勇于献身的精神，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他充满信心地同美国当局，同麦卡锡分子的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钱学森的妻子蒋英抱着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女儿永真，拉着蹒跚学步的儿子永刚，四出奔走呼吁，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世界知名人士获悉钱学森无端受辱的消息以后，纷纷致函、致电美国当局，谴责美国当局迫害科学家的暴行。
钱学森在特米那岛上将被拘留了14天，直到那里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才释放了钱学森。
在钱学森受软禁长达5年之久的那段漫长的岁月里，蒋英同样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毅然放弃了自己那造诣很深的女高音歌唱家的艺术事业，挺身而出，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同厄运作斗争。她几乎以自己的全部时间来操劳家务，照料丈夫，抚养子女，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和不怀好意的记者周旋。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
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
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
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那里。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
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
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
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尽管钱学森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但接到这个离境通知后，还是使他为之一惊。他面对妻子，面对一双儿女，面对那3只准备了多年的行李箱，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钱学森顾不上再和妻子说些什么，立即穿好外衣，到轮船公司去购买回国的船票。可是近期到香港的客轮没有好的舱位了，只剩下三等舱的铺位。他一天也不想在美国多呆，来不及与蒋英商量，就毫不犹豫地订下了三等舱位的船票。
当天傍晚，钱学森携了妻子和儿女，叩响了恩师冯·卡门家的门铃。当钱学森向老师说明了即将回国的日程安排时，冯·卡门眼睛也湿润了。
钱学森深知导师的情份，于是，他对一双儿女说：“永刚、永真，来给爷爷唱一支歌子好不好？”
两个孩子点点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客厅的中央。冯·卡门亲切地问道：“我的小天使，你们要唱什么歌子呀？”
永刚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道：“我们唱《快乐的小白鸽》。”4个大人为两个孩子鼓掌，表示欢迎。
永刚轻声说了一声：“开始”，兄妹俩同声用英语唱道：
聪明美丽的小白鸽，
活泼又快乐。
飞到东，飞到西，
咕咕，咕咕，
嘴里唱着歌。
不怕风，不怕雨，
飞过高山，越过大河，
它们要飞回故乡，
它们要飞回祖国。
晚餐过后，钱学森向恩师恭恭敬敬地捧上两本书，一本是《工程控制论》，一本是《力学讲义》。这是钱学森赠给恩师的礼品，也是向恩师交上自己最后一份答卷。
74岁高龄的冯·卡门，接过钱学森的“礼品”，心情十分激动。他默默地翻动着书页，慢慢地抬起眼帘，深情地凝望着他的得意门生。那目光里充溢着无限依恋之情，也充满了自豪。
“钱，我为你骄傲，你创立的工程控制论学说，对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孩子，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钱学森握着老师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感到光荣，他感到自豪，他感到这是比什么奖赏都要高的荣誉。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当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10月8日晚，钱学森一行在朱兆祥等人的陪同下到达广州。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郑天保、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理工学院院长罗明橘、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等到车站欢迎钱学森一行。
10月13日，钱学森到达上海。当他看到年迈的父亲依门迎候时，热泪禁不住从眼角滴落下来。
永刚和永真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问“爷爷好！”
老人看到一双孙男嫡女这样活泼可爱，十分高兴，搂在怀里，淌着热泪连说：“我好，我很好！”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从上海到达北京。
北京是钱学森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20年后，他又回到这里，回到这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他倍感亲切。
两天后，钱学森迫不及待地与妻子、儿女步行来到他仰慕已久，被世人称之为中国心脏的地方天安门广场。
站在天安门广场，望着那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望着那巍峨的天安门城楼，钱学森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有一种主人翁的使命感。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