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11日11时，全体登山队员从海拔6400米的营地出发，开始了攀登北坳这段令外国登山队谈之色的险峻而艰难的天路。
珠穆朗玛峰上空云雾迷蒙，猛烈的西北风冲击着北峰和主峰岩壁，翻滚着，吼叫着，形成一股强力的旋风，带着暴雨一样的冰渣和粒雪，袭卷着雪域高原。
登山队员们拿着冰镐，在高山靴底绑上锐利的钢制冰爪，艰险地沿着北坳冰坡缓缓前进。
随着高度的上升和坡度的险峭，登山队员们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起来，脚步也不由自主地逐渐缓慢下来。有的人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队伍中有一位受人景仰的新闻界前辈的传奇人生，也激发着今天的年轻新闻工作者走进西藏——这就是新华社前社长郭超人。
当年，郭超人刚从北京大学毕业，风华正茂。在西藏的10年间，他历经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我国登山健儿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新闻名篇。
郭超人写的《世界最高峰上的日记》，可以说是新闻工作者献身事业、追求真理的壮歌。
对于攀登的感受，郭超人在《世界最高峰上的日记》中写道：
我背着背包，扶着冰镐，跟随着长长的一列纵队，踏过山岩，走过雪坡，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鹰爪紧捏着我的喉头，重压着我的胸口，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双腿变得愈来愈重了，严格地说是全身都变得沉重了。并不是身体的某一部分酸痛或困乏，而是整个身躯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近乎麻木的双腿向前移动……
由于越攀越高，空气变得非常稀薄，队员们不得不张大了嘴拼命吸气，可就是这样，他们仍然感到胸口闭塞，喘不过气来。风雪越来越密集了，队员们的脚步也更慢了。
登山活动是异常艰难的。没有向导，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人走过；也没有地图，因为还没有地理学家对它进行过测绘。
这时，走在最前面的史占春停了下来，他望了望疲惫异常的队员们，笑了笑，热情鼓励大家说：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北坳绝阻挡不了我们。
在这样的时刻，几句激励的话在队员心中增加了驱动力，脚下的步子又变得有力起来。
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小组队员已经攀升到了海拔6800米。
风雪更大了，一阵阵以每秒20多米的暴风带着冰雪回旋着。寒冷使侦察队员们全身麻木，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痛气喘，峻峭的冰壁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摔倒……但他们毫不灰心，彼此帮助，坚持向北坳顶端勇敢地挺进。
这时，一道陡直的冰裂缝拦阻在他们面前。
由于这道裂缝狭窄而深陷，坡度在70度以上，于是队员们笑称它是“冰胡同”。
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
队员们斜靠在冰面上，进行短暂的休息之后，便立即开始向“冰胡同”顶端进发。
登山员许竞、刘大义和彭淑力走在前面开路。
他们大胆使用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冰胡同”的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地向上移动。
不到几分钟，他们就感到疲惫不堪，汗水从额角上不停地淌下。
登山员刘连满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他最先攀到被登山队员称作“冰胡同”的冰裂缝顶部。
刘连满经过一天的攀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他多想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伴还停留在“冰胡同”下面时，便毅然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然后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冰胡同”下面，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一个向上攀爬。
运动健将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去，跌得他头晕眼花，伤痛连连。
刘大义毫不气馁，以顽强的拼搏精神，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最终战胜艰险，爬到了“冰胡同”上面。
刘连满整整拖拉了两个多小时，汗水浸湿了他的衣衫，四肢也十分酸疼，身体几乎虚弱到极点，但他仍不休息，直到上去为止。
天快黑时，小组才到达北坳顶端，他们连续与严寒和冰雪战斗了十多个小时，忍着饥饿，忍着严寒，忍着疲惫，终于为第二次行军找到了一条安全的路线，成功地打开了珠峰的“大门”。
就这样，登山队员们安全地通过了北坳冰坡，登上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带。
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能再继续前进。
由于北坳本身地形的艰险，侦察小组找到的这条路线，虽然避免了冰崩和雪崩的危险，但是沿途坡度非常之大，冰裂缝也相当之多，这就会给登山队员们带来很大困难。
由史占春队长亲自率领的侦察组则乘胜前进，一直上升到7800米的高度。
他们在坡度陡峭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台阶，并拉起了牢靠的保护绳索，又在宽阔的冰裂缝上搭起了“桥梁”，同时还在垂直的冰墙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使这条艰险的北坳冰壁上，出现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道路，以此来保证登山队员的通过。
就这样，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胜利完成了，登山队再一次顽强的攻克了难关，胜利返回大本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