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25日，登山队员们第三次离开山下大本营，开始第三次适应性地攀登。
4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海拔7007米的北坳营地出发，踏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向更高更险的山地进发。
而就在此时，珠峰气候在瞬息间起了变化。北坳上空刚刚还是晴光万里，霎时间却刮起了暴风，一下子就变得天昏地暗，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37℃左右。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行进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
在深厚而松软的雪地上，一脚下去，就有一尺多深。走不了几步，就会令人感到累喘吁吁，有时队员们不得不全身匍匐在雪地上缓慢地爬行，但如此艰险的道路，依然没有一个人掉队。
傍晚，风愈加狂暴起来，气温还在继续下降。登山队员们尽管有鸭绒帽、衣裤和坚厚保暖的高山靴全副武装，但仍然是一个个冻得全身发抖，从鼻孔中呼出来的气立刻在嘴边凝成了一圈白霜，鼻孔很快就被冰霜封盖住，吸气变得极为困难。
运动健将陈荣昌在几小时之内鼻子由刺痛变成麻木，很快就被冻伤了。但他仍然跟着大队前进，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休息的时候，登山队队部研究了陈荣昌的冻伤情况以后，决定让他返回大本营治疗，不参加这次行军。可是，陈荣昌自己却坚决反对，他说：
不！我绝不回去！就是把鼻子冻掉，我也要继续前进！
当队长告诉他说，这是命令必须服从时，这个曾经多次在7000米以上的高山出生入死的倔强的青年人，却像个孩子般的在队长面前哭泣起来。
他痴痴地望着那矗立在面前的珠穆朗玛峰，又痴痴地望了望自己的战友们，万般无奈地背着背包跟着陪同他的人一起向山下走去。
可以说，高度是登山队员们征服的目标。在世界登山运动史上，登山运动员由于体质条件和高山适应能力的差别，有一些人成了征服高度的幸运者，有一些人却被高度弄得筋疲力尽，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一些国家中，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认为登山运动员对于征服高度的能力是有着极限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登山运动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海拔7590米。是由中国的史占春、刘连满和刘大义等6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到此时为止，中国还没有人突破过这个高度。
在海拔7590米的高度以上，冰雪、气候、地势会是怎样？人体机能的反应又会怎样，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登山队员面对的新课题，人们也只有在攀登实践中来寻找答案了。
此时，大队已经走到了乱石累累的岩坡，继续前进。
但是，随着拔海高度的不断增加，空气中氧气更加稀薄，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都会变得格外虚弱，活动也变得极为困难。人们每移动一步，心脏就剧烈地蹦跳起来，呼吸时就会出现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
在大队通过7400米附近的一段冰坡时，虽然冰坡的相对高度不过20米左右，人们竟不得不休息了4次才攀登上去。
大队来到了7420米的地方，登山队员王富洲因缺氧晕过去了。队长史占春和副队长许竞连忙从背上取下急救用的氧气筒，为王富洲输氧。
半个小时之后，王富洲才渐渐苏醒过来。当大队继续向前行军时，王富洲又顽强地背起自己的背包，紧紧地跟上了队伍。
登山队伍向前走了一会儿，一道宽阔而陡滑的雪槽拦住去路。这里的雪已变成了坚硬的厚冰，光溜溜的，队员们穿着镶有钢钉的高山靴，仍然是一步一滑，时不时跌倒。
而这时，刘连满背着30多公斤重的背包，却自告奋勇地走到队伍最前面，为大队开路。他先撑着冰镐，使自己在冰面上站稳了脚跟，然后再用冰镐一下下在冰上刨出台阶。
在这样的高度，每一个动作都要使出全身力气，但刘连满却凭着坚强不屈的毅力一直坚持着，为登山队做开路先锋。
由于高山缺氧和体力的严重消耗，刘连满眼睛里不时迸散着“金星”，胸口疼痛而胀塞，好几次几乎晕倒在冰雪高原，但他为了给自己身后的队友开凿出前行的道路，硬是凭着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责任感支撑着，一镐一镐地刨，一步一步地攀。
大队来到一座山岩下准备休息了，刘连满才松了一口气。他想可以歇一歇了。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就失去了知觉晕了过去。当他慢慢地苏醒过来时，看到大队正在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他开朗地笑了，感到总算为大队的前进贡献了一点力量。
然而，在这段攀登历程中，有一位登山队员永远地倒在了冰雪高原，他就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邵子庆。
经过两天艰苦的跋涉，大队终于安全到达海拔7600米的地方，这是中国登山史上刚刚刷新的新高度。
但此时此刻，能够继续向上攀登的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