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21日，周恩来轻步踏过悬横在三门峡神门岛上的钢索吊桥，来到已经切去半边的神门岛。
周恩来挺身站立在高出水面数米的峭壁上，迎着峡谷的风，展望这征服黄河的伟大壮举。一边是滚滚黄水，一边是沸腾着的大坝浇筑现场。
早在1952年，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来到了黄河，并发出了“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
周恩来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组织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并聘请了苏联的水电专家，对黄河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技术上论证。
经过几年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绘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治理黄河的规划蓝图，并于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治理黄河的规划报告，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列入了全面治理黄河的首批工程。
1958年4月21日，正是举世瞩目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宣告开工的1年零8天。
在此时，当周恩来俯视这里一切的时候，与往日相比已经大大改观了：原来的三个石岛已经有一个半被削去了；三股大水融合而为一股，缓缓地从大坝流过；那古老的娘娘河和巍峨的梳妆台已经消失了，而如今巍然屹立着高大的围堰，它和下边的隔墩、隔墙连接在一起，横卧在峡谷中。
如今，广大的工程建设者又立下了志愿：
提前一年拦洪，提前半年发电，提前一年竣工！
周恩来望着已经被劈开的神门岛的另一端。
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局长刘子厚向周恩来介绍说：“将来截流的时候，将有一股水从这里流出去，这样可以降低水位。”
周恩来点点头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要修一个闸门？”
刘子厚回答说：“是的，是要修个闸门。”
上午9时，周恩来就和彭德怀和习仲勋来到了三门峡。当火车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所在地史家滩上面的山崖上停下来之后，周恩来就和彭德怀徒步走下了盘旋路，顺着70多米高，坡陡40多度的山坡走了下来。
汪胡桢总工程师向周恩来介绍了工程以后，他们就开始走向工地。
当正在忙碌着的人们听说周恩来到了三门峡以后，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神门岛上端。
大家看到，周恩来穿着一身银灰色的服装，迈着矫健的步伐，沿着神门岛的木梯一级一级走下来。
人群立即围拥过去。
周恩来慢慢地从人群中穿过向前，他踏上跑道站到了电站与泄洪孔之间的隔墩上，看了看已经浇筑的混凝土，又看了看正在绑扎钢筋的大坝廊道。
这时，有一位身穿工作服的青年干部上前同周恩来握了握手。
周恩来问：“你叫什么名字？”
青年干部回答：“刘冠三。我刚才是在大坝基坑里操纵风钻的，听说您来了，特地来看望您。”
周恩来问刘冠三：“你是下放干部吗？”
刘冠三回答说：“是做青年工作的。”
周恩来问：“学技术了吗？”
刘冠三回答：“学了一点。”
随后，周恩来和彭德怀从隔墩上走了下来，有几个青年姑娘簇拥过来。原来她们早就等候在这里了，她们是这里的清理工。
她们见了彭德怀，就认真而又略显稚气地向彭德怀突然立正高声说：“元帅，您好。”
彭德怀笑着同她们一一握手，问道：“你们都是转业下来的吗？”
姑娘们齐声答道：“是！”
彭德怀笑着说：“好啊！有这么多转业军人在这里，三门峡一定能很快建成。”
周恩来转过身来问她们：“你们都是下放来的吗？”
“是！”
“做什么工作？”
陈贵云和丁隆光说：“清理工。”
周恩来风趣地问：“你们哭没哭啊？”
几个姑娘一齐回答说：“没有！不信您问我们的刘局长可以作证。”
刘子厚笑着说：“我可以作证，她们都没有哭。”
接着，周恩来沿着隔墩往下游走去，在一台由号称乌拉尔巨人改装的三立方吊车旁又停了下来。
周恩来看着吊车司机室里的青年技术员王华生，他问道：“你工作几年了？”
当时马达正在轰鸣，王华生几次都没有听清周恩来说什么。
周恩来再一次提高嗓音重复问着。
王华生回答说：“工作6年了。”同时又伸出双手打了手势。
周恩来绕过混凝土隔墩，在三门峡游张公岛的一个乱堆上停下，他俯视着左岸正在浇铸和清理坝基的现场，问刘子厚：“对面是什么岛？”
刘子厚回答说：“人门岛，现在只乘一个角了。”
周恩来又问：“哪个是神门岛？”
刘子厚指着最高的那座混凝土工程说：“纵围堰上边就是。”
周恩来接着问：“哪是娘娘河呢？”
刘子厚指着说：“就是推土机工作的地方。”
大家从张公岛再往南边，就是施工中临时架设的跨河浮桥了。
周恩来走上浮桥，在桥当中停了下来，他依着栏杆，迎着滚滚向东去的黄水，再次眺望三门峡中耸立的石岛和沸腾的施工现场。
周恩来看着屹立在河中心的中流砥柱问道：“砥柱上的诗还有没有了？那是哪个朝代的诗？写得什么？现在还能不能看见？”
刘子厚一一回答着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唐太宗作的诗，魏征写的字。年代已经很久了，诗也被风化得看不清了。”
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
其下约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右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左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
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
周恩来望着无数巨龙般扭在一起的河水飞旋而下，然而一撞击突兀而立的中流砥柱，便粉身碎骨，化作千万朵雪团般的浪花。
周恩来看着砥柱中流，他若有所思地说：“砥柱，就那么点大，竟然冲刷了如此多年，竟然还能屹立在那里。”
接着周恩来指着“三门”又问道：“三门中哪条河是主流？”
刘子厚告诉周恩来说：“神门河是主流，流量最大，水也最深。发电站的石址就在那里。”说着他拿手指了指前面大坝的位置。
周恩来详细地看了三门峡的地形后，他非常满意地说：“地址选择得好啊！就像长江三峡一样。”
周恩来走到右岸，走上了一个陡坡。这时修筑公路的发工已经开始在路旁休息吃饭了。
周恩来向他们面前走去。
民工任聚山、李长河一手拿着馍，一手端着碗。周恩来问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告诉周恩来说是从临汝县、宝丰县来的。
周恩来问：“来几年了？回过家没有？”
几个民工一边吃着饭一边毫无拘束地回答说：“1956年来的，没有回去过。”
周恩来详细地问他们：“一天吃几顿？一个月多少工资？一个馒头多少钱？每月除吃还能剩多少钱？”
另外，周恩来还问到他们的文化学习情况，嘱咐他们抽空学习。他说：“将来三门修好了，文化也要学好啊。”
周恩来离开民工看了看隆隆轰动着的一级水泵站后，来到正在安装机器设备的空气压缩机厂房。他看到工作着的技术工高洪裕，问：“你的工作什么时候完？”
高洪裕回答说：“快完了。”
这时，周恩来发现高洪裕背后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青徒工，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那个年青人回答：“我叫沙俊祥，江苏宜兴人，从狮子滩来的。”
周恩来说：“宜兴出陶瓷，有沙子，正好同你的姓一样，这里也是出沙的。”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又问了沙俊祥一些日常问题以后，他拍了拍沙俊祥的肩膀说：“你可以以天下为家了，好好跟师傅们学习技术。”
周恩来边走边问动力分局主任工程师钱汝泰：“你管什么？”
钱汝泰回答说：“管风、水、电。”
周恩来笑着说：“风、雨、雷、电四大金刚，你就管了三项哪。”
周恩来回到厂房门口的时候，看到了女学工王秀荣。她是动力分局管机维修班的。
当周恩来同王秀荣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睁得大大的。
周恩来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王秀荣回答说：“我是河北行唐县人，从官厅来的。”
周恩来又问：“学会了技术没有？”
王秀荣回答：“简单的会，复杂的还不会。”
周恩来和蔼地对王秀荣说：“这么多的老师傅，你要向他们学。”
在周恩来的日程表上，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黄河治理问题。他的策略是把黄河大堤加高加厚，以治标辅助治本。
1950年政务院讨论治淮工程时，有人就提出为何不同时治长江、黄河、汉水？
周恩来说，原因是淮灾最急，而要治黄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有更大的计划，不是一年内勘测得清楚的。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件事，必须要有材料，没有材料，盲目干就会出乱子。他还举了过去解放区有一位热心人在河北平原修运河，修到中间遇到沙滩而不得不半途而废的故事，说明没有充分的材料是不好随便下手的，需要知识，需要材料，需要勘察，需要统计，需要技术，总起来说需要时间。
1952年3月29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并其他领导人，请他们审阅批准1952年的水利工作决定。
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
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各方面准备的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材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
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万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查。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它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后，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当时，撤销了燃料工业部，分别成立煤炭、电力、石油部。成立三门峡工程局，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局究竟是姓“水”还是姓“电”，即由水利部领导还是由电力工业部领导的问题。
因苏联未设水利部，所以按苏联专家的意见，三门峡水电站应属电力工业部。再说三门峡水电站归根结底是要发电的，是两个五年计划中规模最大的电力工程，电力工业部在改建小丰满水电站中已经培养了一支不小的施工队伍，三门峡应该姓“电”。
而水利部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他们亮出的一张王牌是，建国后的全国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整齐，虽说水电站最终是要用来发电的，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三门峡应该姓“水”。
两“兄弟”争论不休，“官司”又要周恩来来判决。
为此，周恩来于1955年11月2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两部的意见。
12月1日，周恩来打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央，指出：
必须集中两个部的技术力量和建设经验，共同负责，通力合作，各有关部门也必须大力支持……如果存有任何单干的思想则是错误的。他认为苏联不设水利部的体制不适宜中国，因为中国的河流很多，防洪、灌溉等水利工程的工作量极为繁重，而且考虑到电力工业的发展趋势，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水力发电比重将会超过火力发电，水电与火电的建设工作今后势必由两个部门分别管理；因此，水利部不仅现在有必要存在，将来除了农田水利外，作为水电工作的领导部门也是需要的。
我建议，在黄河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两部共同负责，并吸收地方党委参加组成三门峡工程局，统一领导三门峡的设计施工工作。局长、副局长应该是专职干部，建立首长负责制；为着加强政治领导，工程局不应该受河南省委的领导。
周恩来根据两部党组的干部配备方案，拟调湖北省长刘子厚任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电力工业部发电建设总局副局长张铁铮、河南省委委员齐文川任副局长。
12月6日，国务院批准了以上任命。来年1月初，三门峡工程局在北京开始办公。
7月2日，周恩来同三门峡工程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同志谈话，7月3日，他接见了三门峡工程苏联设计专家。7月27日，三门峡工程局移驻三门峡工地。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水利部、电力工业部在建国后曾有过分合的历史，在三门峡开工前，水利部曾正式提过意见，将水电总局合并到水利部，国务院没有同意，仍决定三门峡工程由电力、水利两部共同负责。
因此，南宁会议上才作出两部合并的决定，以求两者矛盾在一个部门内部协调解决。人们说，在这以前的六七年中，水电建设的处境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如在夹缝中生长。
当时三门峡的主体设计都委托给了苏联专家，设想思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以此来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护干支流水库的寿命。
根据这个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对这个设想规划，主要是对三门峡水库的淤积问题引起一系列争论。
一开会，或者是几方面人士碰面，一提到三门峡，就有人说：“这个水库很快地淤死了，那么还有修的必要没有呢？”
“怎没必要？”反对者说，“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下嘛，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又有人摇头：“不是不是。就是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只要将洪水拦一下，然后再放出去不就挺好嘛！”
直到开工了，争论还在继续。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不认为这种争论有什么不好，只要时间允许，肯说话，敢说话，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特为搬来了两位对西北很有影响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本来这个会是要在北京开的，为了结合实际，吸收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他决定改变会址，到三门峡工地去开现场会。
现场会也如同工地的情景一样，开得热烈活跃。人们认真听着彭德怀和习仲勋的讲话，掌声如潮。
陕西省来了不少人，他们一开口如同秦腔一般高亢，也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三门峡水位高了，西安地区的土地碱化就会加重，粮食作物将会大面积减产……”等等，等等。
4月24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开会的目的是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这个会是有意识地要听取许多同志的意见，树立对立面。他认为：“如果这次是一个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争鸣下去。”
现场会上，有的同志对水土保持的速度和减沙效果估计过高，周恩来泼了冷水。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
周恩来虽然指的是治水，可这由衷之言却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即一个“稳”字。
三门峡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确定正常高水位。1954年定为350米，后来又抬高至360米，大坝泄水孔底槛高程为320米。而正常高水位的抬高，将增加土地淹没、泥沙淤积和移民问题。陕西省对此意见很大。
周恩来支持中国专家多次提出的降低泄水孔底槛高程的意见，可苏联方面说闸门启闭有困难，修改设计可能要延长工期，认为降到310米比较经济合理。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说：“三门峡水库泄水孔底原定320，这就太高了。320就是高出库底42米，是不是能够降低？我们说可以减低到300，但是和苏联专家商量，最多让步310，不然关闸比较困难……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能改到300，因为减低一点，总可以使泥沙多冲出去些。”
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泄水孔底槛高程最后降至300米。
1959年10月12日，周恩来再次来到三门峡工地，并主持现场会。按他的老习惯，每到一地，只要时间允许，他都要看看第一线和后勤的普通工作者，往往他们最辛苦。
周恩来同他们握手，有时问候几句。许多人的手上还沾着油污，来不及擦洗，便被他握住。当他路过一座30多米高的塔吊时，恰巧女司机小郭顺着扶梯走下来。
周恩来笑呵呵地握住她的手，问：“塔吊这么高，怎么上去的？一天上下几次？”
小郭红着脸一一作答，周恩来高兴地点头。
周恩来来到另一座龙门吊跟前，朝上看了看，扶着梯子就要上去。跟随人员有些紧张：“首长，这太危险了！”
周恩来笑笑：“人家一个姑娘都能上去，不要紧的。”他顺着扶梯上到顶，朝四周看去，整个工地全景尽收眼底。
这时闻讯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都想看看周总理。一个小伙子嘴里嚼着馍，使劲往前挤，工作人员正要阻拦，被周恩来发现了，他招呼小伙子上前，问他吃的什么，小伙子不好意思，说是馍。
周恩来从他手里接过馍，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尝尝，说好吃，周围的人都乐得笑了起来。
这次现场会有中央有关部门与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讨论了三门峡工程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和以后继续根治黄河的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
根治黄河必须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大面积地实施全面治理与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并举，保卫三门峡水库，发展山丘地区的农业生产。
周恩来还就控制水土流失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1961年10月8日是周恩来第三次来到三门峡的日子。他这次是和陈毅副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来视察水电站的。
这时的中苏关系已从蜜月到了冷宫，随着全国大批撤走的专家和停运的设备，三门峡工程也面临停顿的境地。
毛泽东在迎接挑战，他号召全国人民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一切靠我们自己。
1960年大坝拦洪后，急需安装启闭闸门的350吨门式起重机，合同规定由苏联供货，苏方却有意拖延不供，我国自己也生产不了。
周恩来决定我国自己设法制造，并亲自责成有关部门，为三门峡解决困难。
太原重型机器厂承担了此项任务，解决了三门峡的燃眉之急。
苏方还将大型水轮机的全部焊接技术资料扣留不给，使得运输困难而铸成两半的水轮机转子运来后也无法安装。
焦急的周恩来亲自请来沈鸿、李强、冯仲云等人，研究具体解决方法。他在三门峡工程局上报的试验计划上批示，把全国各地有丰富焊接经验的老工人和专家集中起来，集体攻关。他让机械部和水利电力部的负责人到现场指挥。
结果在沈鸿主持下，找到了解决办法。在周恩来陪外宾到来之前，已经开始焊接。
周恩来一到，就来看水轮机转子，他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用手使劲推了推，问沈鸿：“焊接牢不牢，会不会出毛病？这可是发电机的心脏，任何一点隐患都可能铸成大错。”
沈鸿回答：“估计不会。”
周恩来擦擦手上的油污，点点头：“一定要保证质量。”
三天以后，水轮机转子焊接完成。第二年的2月，第一台发电机组安装完毕，并进行了试运转。后来三门峡改建时，将其拆除，把它重新安装到了丹江口水电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