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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明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胜利竣工
张学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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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露出了笑容：“有道理，赞成兴建此坝。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并要得到国务院水电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
周恩来强凋：“对少数人的意见，应采取什么态度？不要排除不同意见！……搞水利总是急，考虑不完全，太急不行。太急容易出乱子……”
李先念说：“希望大家不要有成见，科学嘛，不是成见来解决问题，实事求是，认识不一，辩论一下有好处。”
197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正式批准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工程。
早在1955年的时候，应中国之邀，苏联政府派出一批水利专家来到中国，帮助我国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
这些苏联专家分两批先后来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听取了中方所作的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情况介绍。
苏联专家对中国前阶段研究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只有一点，他们对中方选择的三峡工程坝址线问题提出不同意见。
那是1956年夏，63岁的毛泽东神情严峻地第三次横渡长江，以与大自然博斗的英雄气概和重整山河的决心吟诵了梦境的豪歌：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今世界殊。
水利专家、曾经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发誓要成为治理长江的“总工程师”。他怀着领袖描绘的蓝图，铭记着周恩来的叮咛，率领着治理长江的队伍，大踏步朝三峡走去。
1958年2、3月间，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的陪同下，从武汉溯江而上，视察了三峡，踏勘了三峡的两个坝区，之后便确定了长江的近期治理和远景规划。
1958年2月，根据周恩来考察的结果和专家讨论的意见，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明确提出：
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根据这一决议，以长办为主，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开始了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各项准备工作。
经过几年的争论，初步确定三斗坪为三峡大坝坝址，否定了美国人最初提出而当时苏联专家又倾向的南津关坝址。
但这也带来了三个问题：第一，坝址上移，要损失十多米水头，等于白白丢掉了一个二三百万千瓦的电站；第二，三斗坪坝址下游至南津关一段38公里的峡谷河道航道条件难以改善，将成为发展川江航运的“盲肠”；第三，三峡电站担负调峰作用，放水时多时少，下游水位日夜变化在10米以上，更会影响航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9年12月，交通部部长王首道主持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专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
当时，长办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魏廷琤在会上介绍了两级开发方案，在葛洲坝建一个反调节水库，与三峡工程配套，既可收回那失去的十多米水头，又可控制三峡电站尾水位变化。
这个方案得到交通部领导赞许，长办党委还正式决定让魏廷琤来抓葛洲坝工程设计。
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之前，大家编制完成了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上报给中央。
60年代初，由于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三峡工程没有能按原计划进行建设，葛洲坝工程相应也搁置了。
1966年以后，三峡工作基本陷于停顿。
1969年，由于缺电非常严重，水电部研究对策，设想上三峡工程。为此水电部想了一个办法，先不提防洪，因为一提防洪就涉及到库容、水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就光讲发电，提了一个最低145米的蓄水位方案。
水电部和湖北省一起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三峡工程上马。
1969年9月，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代表湖北人民的意愿，就三峡问题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说：“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要考虑脑壳上顶200亿立方水的问题……”
1969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提出的兴建三峡大坝设想时，又说道：“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
此后，为了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等地区“三线”建设和生产用电，武汉军区、水电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转而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使下游淹没的危险，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
1970年4月24日，林一山向李德生报告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提出《三峡水利建设时机问题的报告》，认为：
三峡建设时机已经成熟，从需要和可能两方面看，应列为国家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5月30日，水电部向国务院报告，停建清江隔河岩水电站，提前兴建长江葛洲坝枢纽，计划1975年建成。在此基础上，再用8年时间，完成三峡工程。
当时，毛泽东从军事角度考虑，否定了这个报告。他对张体学讲：“你头上顶200亿立方米水，怕不怕呀！”
1970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又向中央提出先上葛洲坝工程。他们在报告中说，葛洲坝水库库容只有十几亿立方米，长江那么大，万一被炸垮了也不怕。
同年3月，周恩来给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下命令，让林一山到北京开会。
魏廷琤跟着林一山到北京，参加在北京饭店召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讨论会。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
在讲到三峡工程时，周恩来几乎含着眼泪说：
三峡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理想，如果我们不在他的有生之年来建设这项工程，我们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
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工程，会对三峡工程施工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当周恩来征求林一山的意见时，林一山不赞成先上葛洲坝工程，主张先上三峡工程。
林一山呈了一份意见书：
一、先建葛洲坝工程给今后三峡工程施工造成很大困难；
二、分期开发建三峡低方案，效益是葛洲坝的两倍；
三、葛洲坝工程的技术问题比三峡还复杂，而且当时还没有设计，三峡却早已作了设计。
林一山让魏廷琤起草了一个报告，主张先修三峡工程，或者三峡工程和葛洲坝工程同时上马。
同年4月，周恩来在听取水电部军管会关于电力建设的汇报时，提出先建葛洲坝工程还是先建三峡工程，现在不作结论，都做准备。
当时，中央正在做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把三峡工程列了进去。
周恩来的秘书顾明曾经把这个报告草案拿给魏廷琤看，告诉他们三峡工程要上了。但后来情况变化，这个报告草案没能批下来。
这时候，武汉军区又催请周恩来批准兴建葛洲坝的报告。周恩来也非常着急。
经过勘探、试验，1970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报告。
1970年冬，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和讨论了长江三峡枢纽工程的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有关问题。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予以批准这一报告，要求多作试验和研究，写出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
1970年11月，张体学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离汉赴京见毛泽东，争取葛洲坝工程及早上马。
他们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明来意，汪东兴说这么大的事一定要请示主席，并答应安排后再通知。
几天后他们由汪东兴引领进中南海，缓步跨入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正在读书，三人齐声问主席好。
毛泽东同他们握手后问道：“你们有什么要紧的事谈呀？”
曾思玉答道：“报告主席，关于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问题，先由体学同志向主席作详细汇报。”
毛泽东面向张体学说道：“体学同志是老湖北人，你在汉江上游兴建了一个大型丹江口水电站，淹了河南一部分土地，河南人收益小，问题解决了没有？”
张体学回答：“基本解决了，有的问题正在解决。”
毛泽东说：“体学兴建大型水电站有些经验，有发言权。思玉同志打仗还可以，但你们想在中国第一大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有把握吗？”
张体学说：“实践中学习再学习。”
毛泽东笑了：“你们胆大，有股干劲精神可嘉，你们讲一讲，在长江上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总体设想。”
张体学说：“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周总理是主任，林一山同志是办公室主任。建国后他们长办在长江进行了水文地质勘察，整理了许多水文资料，也拟定了兴建大型水电站的方案。林一山同志主张在三峡三斗坪地区兴建高坝水利枢纽。低方案蓄水80亿立方米，装机容量600万千瓦，10年时间投资30多亿元。方案中蓄水要淹到重庆，万县城要搬家，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你说投资30多亿？我看一上马就要50亿元还多。‘高峡出平湖’是我写诗说的……林一山嘛！这个人有一股干劲，过去我跟他谈过，怎样把长江沉淀的泥沙解决，水土保持是一大问题。”
毛泽东谈到重庆以上到金沙江要修几座坝，谈到四川哪6条大川汇入长江。
毛泽东话锋一转又道：“你们真是敢想敢干，但有关科学资料、设计、施工条件不成熟，上了马至少几十个亿，这些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打起仗来，万一敌人投原子弹，这股水急流下去，长江中下游首当其冲的是宜昌、沙市、武汉三镇，九江、安庆、南京、上海等城镇也可能会被淹掉，这可是要慎重行事的哟！当前在中国长江上兴建第一个坝，各方面条件还不够成熟。你们还有什么更好方案？”
曾思玉立即回答：“如果三斗坪地区不行，我们同有经验的人研究过多次，考虑第二方案，拟在宜昌上游靠近市郊葛洲坝修建低水头大型发电站，设12台机组，总装机204万千瓦，利用长江一、二、三江的自然地形和水势，兴建长江第一坝。尔后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可在三峡三斗坪地区兴建高坝水电站。”
话音刚落，张体学接过话头补充道：“思玉同志和我带上专家去三斗坪和葛洲坝进行了现场勘察，我们一致认为葛洲坝兴建低水头发电站较有把握。”
毛泽东听到这儿露出了笑容：“有道理，赞成兴建此坝。你们要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并要得到国务院水电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望你们在设计和施工中，不要把长江变短江，要做到‘三救’，即救船、救木、救鱼等问题。就谈这些，祝你们成功。”
曾思玉一行起身告辞。向周总理汇报后，他们匆匆回汉向省委和军区党委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1970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讨论通过了先上葛洲坝工程的意见。
12月2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同意先兴建葛洲坝工程。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主席：去年十月，主席曾在曾思玉、刘丰两同志提议修三峡大坝时说到，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说水电部、长办能够设想改修三峡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采用径流发电，既可避免战时轰炸影响下游淹没的危险（低坝垮了只多3亿到8.5亿立方米水量地下泄，宜昌到武汉河槽内可以容积），又可争取较短时间加大航运和发电量（航运单向年达到2500万吨位，发电装机可达到204万千瓦，保证出力80万千瓦，时间10年可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本年10月，就提出报告请中央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要他们多做水利试验和研究，并写一可靠的水坝工程资料。我和国务院业务组（先念、德生同志均参加）与曾思玉、张体学、林一山等同志和水电部负责人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认为在“四五”计划时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他们所提出的资料和数据也是经过十来年的现场地质勘察、水工试验和历史水文记录的积累和分析研讨，基本可靠。而在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20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地增长、修高坝经验地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现将中央批复送审稿及报告和附件、附图（二张）呈上，请审阅，并请主席批示。林一山意见也一并送上。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寿辰的这天，看了周恩来的信和《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后，写下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