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10日，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紧接周恩来作出改组工程领导的重大决策之后召开的。
当时，大家所面临的十分复杂而困难的问题，许多事情还来不及也没有条件作出充分准备。
大家设想，应当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会议。
承上，就是要满怀信心地将中央的重托愉快地承接下来；启下，就是要为下一步的工作启动，指出方向了遵循的原则以及达到目标的正确途径；继往，就是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在已有的基础上宏扬正确的做法，纠正错误的东西；开来，就是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周恩来和李先念等中央领导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在会议上的讲话，为这次会议指明了方向。
会议期间，大家在讲话中讲到了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学说。
林一山说：“在某种情况下，科学实验更具复杂性。因为它的工作对象是自然界，是不会说话的，如果我们不按规律行事而盲目乱干，这种主观主义就必然失败。当然自然界也有表示不满的时候，但那时我们所铸成的错误就难以挽救了。”
这时李先念插话说：“葛洲坝工程的混凝土不是就说话了吗，什么蜂窝、狗洞、牛洞之类。”
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大家两年拿出修改设计来，大家真实感到有困难，但周恩来坚持，他们也就同意了。
周恩来之所以这么急切地要两年拿出修改设计，这不符合他平时的一贯作风。
大家后来知道，可能是医生已经告诉周恩来，他的工作时间可能不会太长了。他想在尚能主持工作的时间内看到葛洲坝工程的设计修改完成。
周恩来还提出，要求大家会后拿出一个工作计划来，以利于技术委员会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1973年1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距第一次会议只有两个多月时间。
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要求，主要讨论和通过了修改初步设计进度计划，明确协作关系。
这次技术委员会所确定的修改设计指导思想，为后来两年之内完成修改设计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73年3月，技术委员会在国家建委会议室召开第三次会议。
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坝线、枢纽布置等有关问题。
委员会同参加起草工作的武汉水院张瑞瑾等人相互切磋，从修改设计所涉及的各种关系考虑，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
还对第一期工程包括围堰工程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而截流后的第二期工程，其方案只要不与第一期工程发生矛盾即可，有些问题一时不能确定下来，可在截流之前根据模型试验和一期工程经验修改充实。
坝下游工程为第三个独立部分，它的设计方案在主体工程完成后再制定也不迟，只要一、二期工程制定的原则不致造成坝下游工程无法克服的困难就可以了。
大家完成第三次会议讨论稿的起草工作，已经是吃过早饭的时间了。
当林一山赶回医院的时候，有人发现他的脸通红，可能是通宵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原故，但林一山自己却没有什么感觉。
但在林一山平静下来之后，他感觉到浑身酸软无力。
1973年10月，工程技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主要讨论了修改初步设计方案。
由于在第三次会议之后，长办的科研设计人员指导思想明确，积极开展了模型试验和方案比较，仅仅用了约8个月时间就拿出了修改设计基本方案。
大家认为，这个方案虽然还不能为修改初步设计的正式文件，但它包括了修改设计的主要内容，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方案，为争取在年底前正式提出修改设计文件奠定了基础。
长办提出地修改设计基本方案，是在获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在修改初步设计阶段必须解决的一些重大技术问题基本落实的条件下提出的。
技术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绝大多数委员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但交通部的人却有不同意见。他们说：“这个报告就通航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但现在工作深度还不够，所提方案还足以保证正常通航。”
大家又从积极方面来看待交通部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个意见对于推动葛洲坝工程重大技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好处。
因此委员会决定，一方面要求设计单位继续加强模型试验和方案比较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如实地将情况上报国务院。
1974年4月，委员会在北京的和平宾馆召开第五次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修改初步设计方案，并对葛洲坝工程下一步怎么办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设计单位根据第四次技术委员会的要求，在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改设计文件。
这个文件对修改设计所需解决的问题都有了一个肯定的意见。
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拿出修改设计方案来，是因为从设计方法上作了若干改进。把设计程序从通常的初步设计到技术设计再到施工说图，修改为不同要求的分阶段设计。
这个方案把葛洲坝工程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第一期工程；
第二阶段为截流以后的工作；
第三阶段为坝下游的工作。
会议还对三个阶段的设计工作深度有不同要求。
当时，交通部则认为：
修改初步设计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已经基本落实，方案可以定下来的说法不妥，有关通航泥沙淤积、航行水流条件等重大问题现在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更谈不到落实。
委员会认为，交通部的这一意见，是超越设计阶段要求，不可能把所有重大技术问题都解决以后，才提出修改设计方案。
因为周恩来要求很急，只要有关重大技术问题基本研究成熟，就可以把修改设计确定下来，有些问题可以在技术设计阶段进一步加以解决。
为了不使初步修改设计工作拖延下去，大家要求交通部用书面形式写出正式意见，并将他们的意见同技术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意见一并执行了国务院。
9月，国务院委托国家建设委员会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对修改葛洲坝工程设计的不同意见。
经过广泛交流意见，并摆出大量科研设计成果，保方意见渐趋统一。
最后，会议认同了葛洲坝修改设计文件，并确定主体工程复工。
修改设计文件对于葛洲坝的处理意见是全部挖除，以便扩宽二江泄洪闸。
这样，与施工部门的争论也就相应结束。
1974年12月，技术员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主体工程复工以后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规定设计的审批原则。
由于国务院批准葛洲坝主体工程复工，设计工作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设计工作方面要满足施工进度的要求，不能发生停工待图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对修改设计尚未定案部分继续进行研究。
因此，第六次技术委员会确定，在满足施工要求方面，除由长办直接提出单项技术设计和单项施工详图外，还应派出设计人员深入现场，配合施工，解释图纸。
其余设计工作仍然由长办在本部进行，加强前后方密切配合与协作。
这样，既安定了设计人员思想，又圆满完成了各项设计任务。
1975年7月，工程技术委员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第七次会议。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与技术设计有关的问题。
历次技术委员会认为，修改初步设计阶段的任务是着重解决重大技术问题，具体问题可以留待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中解决。
修改设计完成以后，适时地转入了单项技术设计。
由于技术设计对于提高初步设计的完整性有密切关系，而且技术性要更大一些，技术委员会将开会形式作了一些调整。按专业原则分小组讨论和大组讨论。
有人提出，会议没开就把决议写成了，这违反了民主。
林一山在会上正式说明：“我们这种做法目的是让大家了解这次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请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然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修改原来起草的讨论稿，这正是一种民主作法，是我们党和政府历来的工作方法，绝不是会议没开就把决议写成了。”
大家认为，葛洲坝工程转入单项技术设计以后，所涉及的问题很多，需要分清轻生缓急逐步加以解决。有的问题必须尽快作出决定，有的问题可以议而不决。
交通部门还担心三江航道口门会不会在黄柏河发生大洪水时出现淤积阻碍航行。
这个问题长办在研究对策时，已经作过周密考虑，保证不会产生碍航问题。
关于大江截流问题，由于技术委员会已经作出挖除葛洲坝和展宽二江泄洪闸的决策，使截流水头降低到设计准许的高程以内，加上长办提出的平堵与立堵相结合的截流方案，符合葛洲坝工程的实际情况，胜利截流是有把握的。
关于单项技术设计的审查问题，过去周恩来曾经指示长办的设计由水利部组织审查。
对此，长办本着如下原则办事：为了从团结出发，对审查单位的一般不同意见要遵从，但对重大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由于单项技术设计所涉及的问题多是技术问题，一般不需要技术委员会作出专门决定。在技术委员会召开的大组小组会议上，对单项技术如果没有原则争论，即可由设计单位按施工需要及时提出施工详图，避免发生停工等图现象。
如果有个别重大技术问题，可由设计单位组织国内专家作专题讨论，提出可靠的解决办法。
1976年3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第八次会议。
这次会议为争取1980年通航发电，着重讨论施工通航等问题。
关于施工通航问题，交通部门要求施工不断航，事实上办不到，大家认为，力争缩短断及时间是可能的，客运做到不断航也有可能。但货运则不行，必须高潮由铁路转运。
解决转运乘客的投资转少，只需在坝上游新设一个转运点，将乘客用汽车转至坝下游原来的码头即可。而货物转运投资较大，不如经由铁路转运经济合理。
涉及航运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通航建筑物装备什么样的机械设备问题。
交通部门要求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
而技术委员会主管机械工作的委员沈鸿则认为：“什么是先进的定义必须首先搞清楚，就机械设备来说，主要指标是好用而且可靠，如果不可靠就不能算作先进。技术委员会就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则来选择机械设备的。”
关于三江航道的标准问题，设计单位研究了世界上的运河标准，认为交通部门提出的标准过高，但委员会仍然同意了交通部的要求。
林一山说：“原因是，交通部门要求的标准有利于洪水期间扩大三江冲沙闸的泄量，且开挖工程不太大，又对宜昌城市规划有好处。因此技术委员会经过全面分析后同意交通部门的意见。”
1977年3月，工程技术委员会在水电部招待所召开第九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三江航道标准等问题。
三江航道标准船闸规模、航道长度、宽度、弯曲半径以及航道区域水流流态等问题。
除了航道宽度和水流流态以外的问题，过去都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随着单项技术设计的展开，航道宽度和水流流态问题就突出出来。
这两个问题，航道宽度比较容易解决，最难的是水流流态，而解决水流流态问题离不开河道整治与河势规划。
为了改善两个引航道口门水流流态，南京水科所提出“鱼嘴”方案。设想通过鱼嘴工程的建设，把长江分为“双槽”，并调整分流比，达到稳定河势，改善流态的目的。
但是经过深入研究，“鱼嘴”方案不仅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还将使鱼嘴以下长江河道形成一个大沙洲，一直延伸到二江泄洪闸附近，影响二江泄洪闸泄流。
同时，这个鱼嘴工程需要在长江主泓急流位置施工，施工问题无法解决。
因此，这个方案也被否定。
航道水流流态问题，后来通过河势规划，“一体两翼”枢纽布置方案的选定以及河道地形、岸线整治等综合措施才最终解决。
1978年4月，工程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第十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第二期工程问题。
经过前九次会议的工作，以及有关单位对单项技术设计的审查，长办所提出的第一期工程技术设计已经基本完成。本次会议转入对二期工程的问题进行研究。
二期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时间比较宽裕，可以把问题研究地深细一些，特别要注意吸取第一期工程的经验，以便二期工程设计做得更好。
大江截流工程标志着一期工程结束，二期工程开始。
第二期方案是在技术委员会成立之前，总结截流方案的经验教训，经过模型试验、方案比较之后提出来的。
技术委员会要求设计单位把截流方案做得更深更细，要把中国的立堵方法同外国的平堵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要考虑各种可能发生的因素，比如气象等。
根据葛洲坝工程河势规划方案，泥沙模型显示，二期工程的泥沙问题，不像原来设想得那么严重。
南津关的河段环流现象已经基本消失，因此大江泥沙淤积情况就要好得多。
有了这种有利变化，原来设想在大江设置5孔冲沙闸就没有必要了，其位置可考虑用作厂房。这样就为葛洲坝工程增加装机提供了条件。
1980年1月，工程技术委员会在京西宾馆召开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实现1980年大江截流的条件问题。
由于当年枯水季节即将开始大江截流，本次会议对于截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作了细致检查，截流方案和截流用的机械设备等都准备充分，就连有关截流通航问题，国家计委等单位也根据技术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作好了充分准备。
委员会考虑到截流以后二江泄洪闸即开始行洪，其水下部分的建筑物将接受抗冲耐磨地检验。
虽然设计单位早已经考虑了解决“球磨机”现象的措施，也考虑了避免深水部分混凝土气蚀现象等问题，但实际运行情况究竟如何，需要一种有效的检查手段，这方面长办也作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
1981年1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在葛洲坝工地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二江泄洪闸的安全等问题。
这次技术委员会召开的时间，正值大江截流即将完成的时候，由于技术委员会中有的委员担心葛洲坝工程二江泄洪闸的安全可能出问题，在大江截流工程开始的时候曾经正式向国务院书面报告，建设修改设计，在大江减少4台机组，增加5孔泄洪闸，以作为补救措施。
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曾在北京同有关部门商讨，基本意见是葛洲坝工程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技术委员会本来多次慎重讨论过二江泄洪闸的安全问题，认为葛洲坝工程二江泄洪闸的设计，对于安全问题是有保障的。
但在这次会议上，水电部的代表宣读了在大江保留4孔排沙闸，少装机50万，以便二江泄洪闸万一发生问题时代替部分泄洪任务的书面建议。
接着，与会专家又根据大量科研设计成果论证了二江泄洪闸的安全不致发生意外。
对此，林一山正式表示：“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理由可以证明保留4孔冲沙闸，减少50万装机，对二江泄洪闸的安全问题有任何好处。”
国务院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听完了各种意见以后，负责人表示：“这次会议与北京的情况不一样，既然葛洲坝的安全有保障，还是应该争取多装机。”
技术委员会据此决定：
仍按原来的设计和安排，如期进行大江截流。
这次会议还就二期工程的其他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过鱼问题。
关于葛洲坝工程过鱼的问题，技术委员会曾经作过多次讨论，由于国际上过鱼建筑物的经验不成熟，大家自己也尚未取得可靠的研究成果，一直没有作出修建或不修建过鱼建筑物的决定。只是要求有关单位进一步加强研究工作，同时采取一些人工放养等其他措施。
对此，国家水产主管部门意见很大，还有许多专家学者联名公开发出“关于拯救长江鱼类的紧急呼吁”和“关于保护长江水产资源，建立葛洲坝过鱼道的紧急建议”。
这些呼吁和建议说：
葛洲坝枢纽的兴建，使长江水域生态系统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原来一直以为，枢纽工程中建有鱼道，直到最近才知道并未落实。当前大江已经截流，如果鱼道工程落空，后果将非常严重。
呼吁中还说：“首先，将是对长江水产资源的严重破坏；第二，一些珍贵稀有的水生动物将面临灭绝的危险；第三，还将带来其他生态影响。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仅关系到当代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而且涉及到我国现行法制。”
专家在呼吁中强硬地指出：
实际上鱼道建设项目不仅没有着手设计施工，而且在忽视生态平衡，片面地认为对水产影响很小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既未与水产部门取得统一认识，又示报经中央批准，工程技术负责人景自决定取消了鱼道建设项目。
对此，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批转国家农委召开专家会议论证，提出看法。
关于葛洲坝工程的过鱼问题，技术委员会每一次研究都邀请水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参加，同时也邀请了科学院系统水产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参加，技术委员会的意见，是综合这些专家学者的合理意见尽管过鱼建筑物在世界都不成功，但大家都仍然要求包括水产主管部门在内的有关单位加强研究，拿出一个可靠的方案来。
其中有要是对中华鲟的争论。
从理论上说，像中华鲟这种巨型鱼种，无法沿着鱼梯进入水库，据说世界大坝会议早已经作出决定，不要求建坝必须修建过鱼建筑物。
水产专家的经验也证明，鱼类对产卵区的选择，除了大马哈鱼这个别种类必须回溯到原来的产卵区外，一般鱼种都有适应情况变化另觅新产卵区的特性。只要条件合适，即可辟为新的产卵场。
同时实验证明，中华鲟鱼在水库静水区内会失去前进方向。试验者将中华鲟网捕过坝，发现它只在原地回游，找不到去原产地金沙江的线路。
苏联的经验也证明，原来在伏尔加河上游产卵的鲟鱼，因修坝被阻后也改在里海产卵。
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的柯薰陶用人工孵化法孵化中华鲟成功，证明原来认为中华鲟性腺必须发育到5期才能孵化的理论是不准确的。
可是，水产主管部门却仍然坚持要求在葛洲坝工程修建过鱼建筑物，说：“即使不成也只是交学费。”
就在中央委托国家农委召开的论证会上，会议主持人发现，原来中华鲟问题这争，并非水产主管部门与水利部门之争，而是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的专家不同意水产总局的意见，农学院水产养殖教授也不同意水产部门的意见，甚至联名呼吁的第一签名专家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也声明他的签名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主持人表示了带结论性的看法，他说：“中华鲟鱼要保护，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但如何保护？是用鱼道、浮船、网捕、人工养殖中的啊一种办法或几种办法需作研究。”
水产主管部门要求搞鱼道，兼顾过家鱼；另一种意见认为鱼道对鲟鱼是失败的，主张搞人工繁殖。大家争论不休。
伍献文是国内最大的鱼类学专家，他就不赞成水产主管部门的意见。
有两位外国水产专家来中国看过葛洲坝工程以后，其中一位说：“如果葛洲坝工程修建了过鱼建筑物，就是修了一座愚昧无知的纪念碑。”
1982年1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东方饭店召开。
会议主要讨论了大江枢纽布置和救鱼等问题。
这次会议的开会时间，是在大江截流一周年之后，一年来葛洲坝第一期工程经受了百年一遇最大洪水的考验，枯水期又出现了设计最小通航流量，但是泄洪、发电、航运运转都十分正常。
这就为委员会最后确定二期工程方案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澄清了许多多年来所争论的问题。
过去交通航运部门对于三江航道能否通航，始终存有疑虑，大江截流前夕，中国航海学会在宜昌市召开“河道渠化船舶航行安全”学术讨论时，一些专家联名提出：“三江航道是不安全的。”
但会后不久，三江航道即试运行，由交通部副部长陶琦担任试航指挥长，他在完成试航任务回到北京后对林一山说：“试航非常顺利、成功。过去我们都不相信三江航道是一条好航道，现在感到十分满意。”
1981年2月国家农委召开专门论证救鱼的问题会议之后，委员会又掌握了中华鲟鱼在坝下游的生态活动的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新情况。
在坝下捕到的部分成熟亲鲟，经催产孵华成功，证明了人工繁殖的可能性。
技术委员会根据国内外经验，认为既然鲟科鱼类不能有效通过鱼道，目前又未能找到鲟鱼安全过坝的措施，特别是修建三峡水库以后，中华鲟上溯金沙江天然产孵场产孵和回游入海问题无法解决。
因此，大家认为不宜修建过鱼建筑物，可在坝轴线适当部位预留位置。
有关部门要继续研究多种救鱼措施，并拨款进行人工繁殖放流的试验性生产，由水电部负责组建专门机构执行。
技术委员会经过13次会议的工作，已经就葛洲坝第一期、第二期所有重大技术问题作出了决策。对第三期坝下游工程已经作出了原则规定，有些问题需要等模型试验成果出来后再作最后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