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3月，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讨论通过了由他们起草的修改初步设计的工作大纲。
通航问题是葛洲坝工程建设当中的一个焦点、难点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4月，由周恩来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商定，中国组织了一个大坝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大坝和船闸，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美国派出的第一个水利考察团。
这个考察团由水电部、交通部、机械部、外交部、长办5个部门一共10个人组成，团长是中国航运专家、时任华东水利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严恺，魏廷琤是副团长。
一行10个人在美国呆了8个星期，跑了13个州，看了已建的和在建的26座大坝和船闸，以及设计科研单位、大学、工厂、实验室。
通过考察，大家了解到，从俄亥俄河整治开始，美国修建船闸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是其改善内河航运最主要的办法，而且非常安全，不会出事故，不会造成客货运量降低，不可能造成河流断航，是非常有效的改善天然河道的重大措施。
这时候，通过基辛格做工作，美方给了中方一套田纳西河上尼卡加克工程改建的船闸完整的设计图纸，通过海运寄给了工程技术委员会。
大家回来以后，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致意思是说，葛洲坝工程建设中有关方面提出的问题，参考美方经验都可解决，修建葛洲坝船闸在工程技术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1973年夏，张体学在北京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叮嘱别人：葛洲坝复工莫忘了通知他。
葛洲坝工程停工以后，张体学就病了，在北京医院查出患有肺癌。
到美国考察以前，魏廷琤和林一山、刘书田、廉荣禄、王京5个人去医院看他。
大家一进门，还没有和别人打招呼，张体学就说：“老魏你来了，眼睛怎么样？”
魏廷琤说：“眼睛好多了。”
张体学说：“葛洲坝靠你们了，好好干，一定要干好啊！”
魏廷琤说：“张省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把葛洲坝工程干好。”
张体学又说：“我1970年批评你，批评错了。”
魏廷琤说：“你不要在意这事，身体要紧，安心养病，我从美国回来再向你汇报。”
但是魏廷琤从美国考察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看张体学，他就去世了。
张体学去世后，周恩来十分悲痛，特意关照水电部，对钱正英讲，葛洲坝只能做成，不能失败。
当时，李先念对葛洲坝工程也非常重视，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毛主席指示的工程做好。
大家考察团从美国回来，李先念专门找严恺谈了一次，详细了解情况。
在修改施工设计方案的时候，李先念说，一方面要加强施工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也不要等新设计方案完全审查完毕才恢复动工，并强调“哪里好干就在哪里干”。
在各方面共同促进下，修改设计的工作进展很快，到1973年底，大的轮廓已经基本完成。
1974年，谷牧担任国家建委主任。李先念交代他亲自到葛洲坝工地现场进行调查。
魏廷琤陪谷牧在葛洲坝呆了十几天，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然后又看了丹江口工程、十堰二汽。
从二汽回北京以后，谷牧就在友谊宾馆主持召开了建委座谈会，审查葛洲坝的修改初步设计方案。
魏廷琤对修改设计方案作了汇报，特别详细说明了二江泄洪闸的设计思路。
总的来说，相比原来的设计，修改后的设计在泄洪能力、装机容量上都有了很大增加。
原设计是16孔泄洪闸，我们扩大到27孔，流量可达到每秒11万立方米，保证工程安全。
机组原来是10台17万千瓦机器，总装机容量是170万千瓦。
大家根据沈鸿的意见，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装21台机，2台17万千瓦的，19台12万5千瓦的。谷牧同意修改设计的各项内容，并向国务院作了汇报。
经国务院批准，1974年9月，谷牧到葛洲坝工地，正式宣布工程复工。
1975年，水电部组织了一个考察组，到巴基斯坦考察大坝。
考察组在巴基斯坦主要考察了两个大坝，一个是英国人设计的，一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在印度河的干流上叫塔贝拉工程，一个在印度河的支流上叫曼格拉工程。
看了这两个工程以后，考察组认为，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和英国人设计的曼格拉大坝的原理基本是一致的，站得住脚，可以保证绝对安全。
同年，国家建委正式批准长办提出的葛洲坝工程初步修改设计报告。
葛洲坝工程复工以后，因为工程设计合理，施工准备比较充分，工程质量提高了，工程建设进度也比较快，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
1980年7月，邓小平亲赴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视察。
在船上，魏廷琤向邓小平系统汇报了三峡工程的问题。
当汇报到当年周恩来确定先建葛洲坝工程为三峡工程作实战准备时，邓小平表示赞成，并指出葛洲坝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一定要很好地应用到三峡工程上。
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并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对施工情况比较满意。
1980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人反映了一些专家对葛洲坝工程的不同意见。
这些专家认为，葛洲坝工程危险得很，一是地质条件很差，葛洲坝工程就好比放在一个玻璃镜子镜面上，水一急就要滑掉或被冲掉；二是葛洲坝工程二江泄洪闸下游设计的问题。
当时的设计方案是在消力池工程下边的基础设立封闭排水系统，消力池的底板采用较轻型结构，这样可以大大地节省工程量。
这些专家提出这种设计不安全，认为万一基础排水失灵，这个底板就要漂起来，建议把消能工程改为重型结构，就是不靠基础排水，而靠自己的重量来保证稳定。
听了这些专家的意见以后，国务院准备葛洲坝二期工程不做了，钱挪出来修建五强溪水电站。
国务院会议以后，钱正英专程到葛洲坝工地，找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冯寅、魏廷琤，还有长办的两个总工程师曹乐安、张邦祚，在林一山的房间里座谈。
钱正英明确问：“二江泄洪闸到底安全不安全？”
这次谈话每个人都是畅所欲言。长办由魏廷琤负责汇报。他说：“我们做了那么多次安全试验，又看了巴基斯坦两个大坝，保证绝对安全。”
冯寅是1950年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密云水库是他负责设计的。他在葛洲坝工程问题上是有顾虑的，这次他也发了言。
冯寅说：“我做土坝有些经验，但像二江泄洪闸这样的工程，我没有经验。”
钱正英听取了长办的意见，回到北京以后向国务院做了汇报。
听了钱正英汇报以后，国务院总理还是很不放心，决定到工地现场视察。
1981年元旦下午，国务院总理乘飞机到了葛洲坝工地，由魏廷琤具体做的汇报。
魏廷琤没打草稿，整整讲了三个小时，国务院总理听完以后，对工程质量问题、大江截流问题、二江泄洪闸的安全问题、航运问题心里都有了底，发表了他的意见：
在工地看到的情况，比在北京听到的好得多，同意大江截流，恢复二期工程施工。
1月3日，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开始，4日合龙。国务院总理没等大江合龙，就离开葛洲坝，到湖北、河南、山东一些农村进行考察去了。
大江截流结束以后，有人又说大江围堰做不起来，特别是格型钢板桩纵向围堰，结果大江围堰很顺利地兴建起来了。
航运问题也曾经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恢复通航以前，一些船长讲：“原来过南津关的时候，大摇大摆；现在你们修葛洲坝工程，把我们限制在这个胡同里面走，我们出了事故是会被戴手铐的。”
当时一些交通技术干部，说修了葛洲坝工程以后，形成“一关四口”，即南津关、上下航道的进出口，把长江卡死了，南津关将会变成难出关。
1981年7月，水轮发电机试运转72小时，发现二江电厂一号机组烧瓦。
当时请了很多人，反复找原因。沈鸿还专门从广东请了一位油膜专家陈国栋到工地协助。
大家日日夜夜摸索找问题作实验，最后总算找到了症结所在：轴承冷却油不够干净，油路不通畅，导致油膜不能建立，瓦温过高，发生烧瓦。
问题解决了，到国庆节的时候，一号机组就安全运营了。
12月，葛洲坝电力正式上网商业运营，安全问题有了保证。葛洲坝21台发电机组都是国产的，其中转桨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同类发电机组中最大的，这说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独立建成大型水电设备。
1980年，美国内务部垦务局局长席金生参观葛洲坝工程后，感慨地说：
中国人能够建成葛洲坝这样的工程，什么样的大坝他们都能建造了。
1981年12月8日，葛洲坝二期工程开工，次年正式开始主体工程施工，进展顺利。
1982年，长办领导班子改组，林一山退居二线，黄友若任党委书记，魏廷琤任第一副书记。
同年底，黄友若调回水利部，钱正英找魏廷琤谈话，由他全面主持长办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