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南通、连云港两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批复》。
批复中指出：“连云港要利用地理优势，发展与沿陇海线铁路各省的经济技术协作，为腹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并且“可以有准备地逐步兴办经济开发区”，目标是将连云港、南通建成“华东地区新兴的工业、外贸港口城市”。
事实上，在1984年早些时候，国务院已经批准12个沿海城市为开放城市，其中没有连云港和南通。
时任江苏省长的顾秀莲亲赴北京，面见总理，请求将连云港和南通划为开放城市。
经顾秀莲四处奔走，中央终于首肯。从北京回到南京的当晚，顾秀莲就通知连云港有关领导，赶紧准备申报材料。
接到通知后，包括市长何仁华在内的连云港干部们既惊喜又手忙脚乱。当时连云港的干部中，没人知道申报材料怎么准备。
当夜，何仁华带上人赶赴山东，去向已被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的青岛、烟台取经。
从山东回来后，起草申报材料的工作就交给了时任市政府对外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科长朱振发。
翻开中国地图，连云港的地理位置优势一目了然：陇海线东端起点，海陆、南北过渡的接合部，是陆路和海路的中转枢纽。
但在1984年，连云港还是一个交通闭塞的苏北小城。陇海线当时还只是单轨。干部去省城，司机开着小车得绕经洪泽湖大堤，八九个小时才能到南京。
连云港对外交流少，跟青岛、上海等城市根本不能比。当地干部当时意识到了连云港交通上的闭塞，却无法意识到自己观念上的闭塞。
在开发区的选址上，领导层争论不休。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建在靠近新浦宋跳一带，可以利用国家给予开发区的优惠贷款，对老城区进行改造；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开发区应建在港口城区，以港口为依托，带动连云港。
开发区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的结果，老城区和港口之间、靠近港口的中云台地区黄九埝。
选址此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黄九埝远离城区，地广人稀，并且‘是一个独立地段，地理界限明确，便于监管’。当时，干部们都以为开发区是要‘封闭式管理’的，‘必要时得用铁丝网围起来’。”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历程，被当地干部看成是连云港市改革发展历程的“缩影”。
1985年4月，一辆面包车沿着一条沙石铺就的公路颠簸着开进这片长满苇草的荒地。
车上坐着徐沙，这位来自北京的连云港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兼任首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他带领包括朱振发在内的五人领导小组，开创了开发区发展的第一阶段。
开发区设立之初，就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扛多久？”
当时国内也在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在这种争论前，连云港迈出的步子有点犹豫。
国务院批复的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初步规划4.62平方公里，近期规划3平方公里。但在实施时，连云港却保守地将近期规划压缩到0.35平方公里。
1985年5月，谷牧来到连云港，视察开发区。听取汇报后，谷牧说：“这个地方很好嘛。”
有了这句话，开发区领导才松了口气。
就在这个月，连云港市科委与北京燕山计算机应用研究中心签订协议，在开发区合资建立连云港计算机应用中心，拉开了开发区项目引进的序幕。
连云港开发区从国家争取到首批4亿多元低息贷款。这第一批国家拨给沿海开发区的低息贷款，连云港却没用完，余下的最后都上缴了。
“当时想的是，这么多钱都是贷款，是借来的，将来拿什么还？所以有点不敢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时任官员笑着说。
1985年春夏之交，开发区首任主任徐沙带着一班人马，在这里开始创业。他们每天拿着2.1元的现场施工补贴，工资从原单位领取。不到4年，2万平方米的厂房建起，开发区配套基建基本完成。
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挥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在连云港开发区，干部们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开放的步伐。在沿海开发区中，最早提出了“内联打基础、外引上水平、促内转外、内外结合、以外为主”的开发方针。
氨纶厂、中金医药包装公司、熊猫电子音响公司等高科技含量的企业，成为开发区的首批进驻企业。至1989年底，开发区共批准外引内联项目65个。
然而此时，纪检、法院等部门突然入驻开发区，对开发区账目进行全面审计。
调查缘于一封“人民来信”。写信人举报徐沙有经济问题，如在开发区额外领取补贴，徐沙在北京家里的电话费也拿到开发区报销，等等。
风波一直持续到1992年前后，虽然最终不了了之，徐沙却因此黯然返京。
在开发区被审查的几年间，烟厂、酒厂、饮料厂等一批有的甚至连协议都签好的高利税项目几乎无人督促落实，纷纷落空，剩下新建的厂房空荡荡地搁在开发区里。
开发区领导层“大换血”，开发区第一阶段的发展至此谢幕。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发表这番讲话的1992年，中国呈现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
而在连云港，一场行政中心东西之争却愈演愈烈：是依托大港，向海洋发展，还是留守原地，“摊大饼”式建设？
整个20世纪90年代，就在全国其他沿海城市都在大干快上的时候，连云港落后了，失去了第二次发展机遇。
从地图上看，连云港市的空间分布有些特别，“一根扁担挑两个筐”。“扁担”是23公里长的新港城大道，“筐”是西部的新浦、海州和东部海滨的连云。两“筐”之间是大片的盐田。
在2005年以前，盐田的管辖权属于江苏省。一直以来，连云港被分成两个部分，名为“一市两城”，城市中心是距离海边30公里的新浦。
从行政中心新浦、连云到海边，得经过新墟高速公路，花上近一个小时。
有多少地方梦寐以求想要面向大海建个港口都求不到，在江苏，也只有连云港有这个先天优势，为何不充分利用呢？
在连云港历任主要干部中，并非没人注意到这个优势。1977年，连云港市委书记金逊就曾考虑连云港向东发展。1984年，市长何仁华也提出向东发展。
1992年和1997年，江苏省政府两次批复市政府东迁的报告。
1992年，江苏省政府批复连云港市政府东迁报告后，市委书记力主东迁，市长持反对态度。
结果，市委书记带着市委一班人马，来到港口的远洋大楼办公，市政府领导班子则坚持留在老城区。
这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双城记”上演了半年多，结局是两人同时接到调令。
1997年，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在连云港市召开“两会”时，提出将连云港市政府迁移到东部港口城区。
时任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市政府东迁到港口城区。这一次反对的变成了市委书记。
2000年1月，市长被调离连云港，到山东日照市当市委副书记。
行政中心东西之争，折射出连云港干部们在城市定位与发展方向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早在开发区选址时，就已露端倪。
事实上，北京大学和新加坡的专家看了连云港市原来的规划后说：“规划做反了”，主张将港口城区作为中心区。
在遭到连云港的拒绝后，他们在日照市告诫说：“不能像连云港市那样，港城建设分离。”于是，日照人将中心区迁到港口城区。
20世纪90年代那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就在连云港一次次的反复争论中与其失之交臂，这是连云港错过的第二个发展机遇。
在当时，各国家级开发区也度过了最初的创建和探索期，进入高速增长期。
在当时，国内很多地方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连云港却还仅靠负债发展国有工业，乡村工业、民营经济一直没做起来。直到2005年，所辖4个县的工业比重才刚刚超过农业。连云港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2003年，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在连云港市提出了“以工兴港，以港兴市，以市带农”的战略方针，连云港市开始了建设临港工业区和加快东部城区建设的步伐。
2005年，连云港被不足百里远的“小兄弟”日照港超过，且被挤出全国沿海港口前10位。
1984年，日照还是县级建制；1992年，日照生产总值是连云港的三分之二；2004年，日照生产总值超过连云港28.58亿元。
为何被日照超越呢？
日照在建市之初就邀请国家级专业机构对其城市建设进行规划，之后的建设紧贴100公里海岸线构建，实现了滨海城市空间布局的转变。昔日的内陆小城此时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海滨城市了。
相比之下，连云港“一市两城”的理念，做法是在新海地区“摊大饼”，离“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尚有一段距离。
在创造机遇、抓住机遇、利用机遇等方面，日照比连云港更有远虑。日照港积极争取多方合作，大大缓解了资金的不足；与中石化合建30万吨级原油码头，把临港工业作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招引和培育了一批临港工业大项目，而这些正是连云港缺乏的。
2005年春节后，连云港行政中心终于向东挪了5公里，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江苏“振兴苏北”战略的实施，机遇再次降临连云港，已经错过两次机遇的连云港能抓住吗？
时任连云港市委书记的王建华说：“如果这次我们再抓不住机遇发展连云港，我和我们的常委讲，我们应该集体跳黄海。”
2005年，时任南京市委常委、江宁区委书记的王建华跨江北上，进入苏北地级市的最高领导层，同时也开启了连云港新一轮的改革。
这一年，原先省直管的沿海部分地产盐田也被移交给连云港，一直以来将连云港分成两城的地理障碍终于消失了。连云港将其规划为临海产业园区，以满足大的工业项目用地需要。
王建华上任后，制定了建设“现代化的港口工业城市、国际化的海滨城市和山海相拥的知名旅游城市”的发展战略，掀起了大发展、大建设的局面，得到了省委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肯定。
2007年元旦，温家宝视察连云港，把连云港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重新定位，要求连云港尽快建设成为我国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在这些新的机遇前，连云港人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连云港市政府一位官员说：“以前连我们自己都对连云港失望了。但现在连云港的变化真的很大，开发区扩大到100多平方公里，去年一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就相当于建区前22年的总和。”
2007年，连云港在全国5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排名第二十三位，3年升了9位。
连云港成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后起之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