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的一天，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张昭若接受了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的任务，响应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的在14个沿海城市进一步开发的号召，谋划成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爱开玩笑的张昭若开始在政府和市委机关里招兵买马。他说：“我有上方宝剑了，看上谁，谁就得跟我老汉走，到开发区创业去。”
8月6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成立，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对开发区的行政、服务、发展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区管委会先临时在常德道的一家招待所里办公。李瑞环市长给他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
在听完开发区的筹备情况汇报后，李瑞环与开发区的领导班子成员们聊了起来：“对外开放、举办开发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的国家大事，是中国迈向世界的强国之路。天津过去是洋务运动的发源地，办开发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
李瑞环停顿了一下，端起他那只很有代表性的玻璃茶杯，喝了口水后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中国不搞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这叫逼上梁山，不走也得走。搞改革开放，就是困难与发展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马到成功。你们要去的海边，那是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条件很艰苦，不亚于当年的大庆，所以，我也赞成当年大庆人的那句豪言壮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发挥这种战天斗地的创造精神就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条件。市委和市政府要求你们要做到立大志，创大业，走正道，出人才，创奇迹。”
李瑞环略带沙哑的一口浓重的宝坻地方口音充满磁性，铿锵有力。
1984年12月6日，国务院批准天津市在塘沽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并指出：
第一期开发区3平方公里，要做到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收益一片，争取在三四年内基本形成规模。开发区引进技术的起点要高些，要尽可能多地引进国内需要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努力发展适合天津特点的新兴产业，开发新产品，要为天津市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重点行业的技术进步服务，上一批能在全行业起带动作用的项目；要建设能充分利用本地和国内资源、能扩大出口创汇的项目，要发挥开发区紧靠港口的优势，发展港口加工工业。
天津开发区位于天津市东部，西临京山铁路，地处京津塘高速公路东端，距天津市中心45公里，距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口天津港5公里，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38公里，距北京145公里。
天津开发区规划面积为33平方公里，其中25平方公里为工业区，8平方公里为生活金融商贸区。
1985年7月9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现已修正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规定开发区管委会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对开发区实行统一管理。
天津开发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天津市原副市长叶迪生是1984年来到开发区的，事先他本人并不知道，是市委作的决定。
叶匡迪说：“我当时并不知道开发区是做什么的，觉得自己只会搞科技工作，对调去开发区的事情还想不通。”
李瑞环召集管委会领导班子开了一次会议，谈开发区将来发展的规划。
会议结束后，李瑞环把叶迪生留了下来，分析派他到开发区的事。
李瑞环启发他：“搞开发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天津要尽快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所以需要你们这批懂经济、懂科技、懂各方面知识的人去开发，你去最合适……”
就这样，叶迪生开始了他的开发区建设生涯。
来到开发区后，叶迪生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往前看，往后看，都是一片盐碱荒滩。荒凉的土地，盐碱的土地，是开发区唯一的资产，最大的资产。他们就在这样一张白纸上，以梦作画，激情书写着理想的篇章。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夹缝里，招商引资，一步步滚动发展。
那年国庆节，很多部门都给职工发奖金庆祝国庆。而开发区的30多个人就聚在一起讨论、抒发感情。
很多“老开发”都坚信，建设开发区一定要有信心、有铁塔的精神。铁塔就是泰达。
当年，“老开发”郑华安建议，按国际惯例，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英文字头缩写“TEDA”译为“铁塔”。
后来，张昭若主任根据中国文化精神将其改为“泰达”，祈愿开发区走康泰发达的道路。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这个团队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
振兴中华，励精图大业；面向世界，众志建新城。
这就是泰达精神的最初内涵。
当年兴建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无国内先例可循，又不能照搬国外模式。
在渤海之滨的盐碱荒滩上，肩负着“先行先试”的创业者们，不占良田一亩，不靠政府拨款，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一次全新尝试。
创建伊始，天津开发区就提出“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要“创造仿真的国际投资环境”。
1986年8月21日9时30分，一支车队沿天津港4号公路疾驰而来。
车队驶进开发区，在首家投产的合资企业丹华自行车有限公司门前停了下来。
车门拉开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首先下车，随后邓小平也走下车来。
当时邓小平神采奕奕，步履矫健，既没拄手杖，也无人搀扶。人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
当时的开发区条件很差，管委会甚至连好一点儿的会议室都没有，只好把丹华产品展厅的一半腾出来，布置成临时会议室。
就在这样简陋的会议室里，邓小平听取了李瑞环关于开发区整体规划的汇报以及开发区负责人对于开发区一年多来所作工作的汇报。
在当时，开发区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松开4根“绳子”，给予5项权力的要求。
其中，4根“绳子”是指：
金融政策管理适应商品经济要求；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放宽对注册资本与总投资额限制过死的规定；放开基建盘子、外汇指标与钢材进口指标等。
5项权力则是指：
合资企业间外汇平衡与外汇调剂权、对外资和境外企业审批权、工商登记审批权、国家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进出口货物审批权等。
邓小平耐心地倾听完，微笑着说：“这些问题可以请政府部门去解决。”
而当邓小平听到关于对外开放的政策时，严肃地说：
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参观了丹华的车间和刚刚生产出来的自行车，并向外商详细询问了生产和经营情况，还亲切接见了在开发区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的代表。
大家希望邓小平为开发区题词。
那天，邓小平兴致很高，当即欣然同意。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备有文房四宝的写字台前。
邓小平略作打量，拿起毛笔，润饱墨汁，刷刷刷，7个大字赫然落在纸上：
开发区大有希望。
老人家悬肘书写，字字遒劲有力！
写完后，邓小平缓缓放下毛笔，指着墨迹未干的题词，轻轻地说：“就这个容易。”仿佛是在告诉大家，做一切事情都不容易，需要艰苦的努力。
当年这个题词，曾让多少开发区人热泪盈眶，它也鼓舞了全国各开发区建设者奋斗拼搏的意志。
邓小平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发了这条重要新闻。
当晚，开发区管委会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大连、广州、青岛、福州……全国各开发区建设者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接连数天，全国各开发区都派来干部，参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学习邓小平指示精神。
“开发区大有希望”，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天津传向全国。
经过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关于开放理论，并结合天津当时实际情况，叶迪生等人意识到，开发区目标不能仅仅瞄准东南亚，更应瞄准美国、日本、韩国、欧洲。
为此，泰达在全国首先提出了跨国公司战略和以外资为主、以先进工业为主、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三为主”开发方针。
叶迪生首先想到了摩托罗拉。
叶迪生说：“过去搞科技工作时，我曾和李铁映一起从事托罗拉芯片的攻关项目，两人经常交流，比较熟悉。当时，李铁映刚担任电子部部长。他一下子飞到美国，找到摩托罗拉，欢迎摩托罗拉到中国来投资。摩托罗拉的老高尔文表示：‘到中国，不能合资，要独资。’李铁映当即就答应了。”
其实，那时中国的独资政策还没出台。
于是，李铁映就打电话联系叶迪生，询问可不可以搞独资。叶迪生说：“行呀，没问题，到我这里都行。”
叶迪生还同意摩托罗拉先到开发区进行考察。
叶迪生说：“我当时之所以敢说‘行’，是因为：这是高新技术，怎么不能搞独资呢？再一个原因就是，我相信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随着时间发展、变化，不能够只搞合资，所以我先答应，留这块地方给摩托罗拉。”
第二年春天，摩托罗拉派了7名董事来中国考察。在对厦门、上海、天津等几个城市考察后，7名董事投票选出投资地点。结果，天津获得了4票。
他们认为，在环境方面，天津虽然比厦门、上海、深圳有差距，但因为有南开大学等高校，人才有优势。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接待摩托罗拉的时候，开发区请出了李瑞环。
1992年，摩托罗拉在天津投资建厂。
那一年，全国的开放形势又进一步，外商投资政策开放了。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使大开放的格局全面形成。
“针对怎么服务好摩托罗拉，我们特地成立了一个专业队伍，包括法律部门全都出动。当时，这就是军令状呀，谁都不能丢了这个项目！”叶迪生说。
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中国投资高科技项目，而且是1.2亿美元的大手笔，当时就引起了轰动。
叶迪生说，这件事使他们总结出，引进一个有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就会带动一大批相关服务企业，整个技术档次就会大幅度提高。
1993年，开发区创立10年后，国务院特区办曾经对全国49个国家级开发区作过一个全面的调查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开发区投资回报率等21个指标综合实力排名无可争议地名列第一。其中，有14项指标都是第一，其余7项名列第二。其实，这已经不是泰达的第一个“第一”，而是坚持了多少年的“第一”。天津开发区的平均投资密度，达到了每平方米300美元。
1996年，开发区建立了3个区外小区，即位于武清区的逸仙科学工业园区，西青区的微电子工业园区，汉沽区的化学工业区。
2000年6月，开发区又开始建立西区，实行土地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