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成立。
这是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享有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并实行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新型管理体制的经济区域。
大连市人民政府在开发区设立管理委员会，代表市人民政府对开发区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大连开发区依靠1000万元的财政贷款和2.3亿元开发性贷款起步。
事实上，大连在1980年就提出要建设开发区。
1980年，中央在南方沿海创建了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这在辽宁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向大连市委提出一个问题：“南方建设特区，大连怎么办？是不是也可以要求建设特区？有没有条件建设特区？”
1980年8月11日，谷牧来到大连，时任大连市长崔荣汉向谷牧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北方是否也可以建设一个或几个特区？大连基础比较雄厚，如果建立类似深圳的特区，将会带动整个东北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谷牧很严肃地说：“我问你们：第一，什么叫特区？第二，大连为什么要建特区？第三，大连有什么条件建特区？”
实际上，谷牧的严肃别有深意，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央决定在深圳等地建设特区，还在观察它的作用、效果，也就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验。
谷牧说：“对于建特区，我们党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对可能带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我们还缺乏准备，而且对办特区，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所以只能先开几个城市作为试验田。”
虽然未能破冰，但是大连却在有意关注着开发区的未来。
1984年邓小平南巡的讲话让大连人看到了希望，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同年3月24日，崔荣汉率人到北京怀仁堂向中央汇报大连准备建立经济开发区的事情。巧合的是，当时35岁的薄熙来作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干部也参加了会议。接下来，薄熙来被任命为大连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
大连的开发区将要建在哪里？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这时，名不见经传的渔村马桥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马桥子东临大窑湾港，南濒大连湾，港口优势十分明显。虽然它离大连市区27公里，比许多其他的开发区的选址都要离市区远，但显然“以港兴区”和对东北腹地的牵动作用成为了选址时考虑的重点，依托“城市”这座平台，会把开发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拓展到最大，正因为如此，大连开发区从一开始的规划上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园区和加工区，而完全是一个新市区的定位。
1984年8月15日，国务院的3位副总理万里、谷牧和李鹏来到大连开发区视察工作。
在长岭山上，万里在观看了整个开发区的蓝图后称赞说：“这个地址选的好。”
谷牧同志接着说：“这里离铁路、公路、港口、机场、水源、电源都不远，交通方便、风景优美，是建设开发区的好地方。”
同年10月，开发区总体规划初步完成后，《大连日报》报道《你能想象得到三年后的开发区么》，文中描摹了未来的工业区、生活区、滨海公园等美景。当时的一些读者在看后说：“真能吹。”
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引下，一群拓荒者来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在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
大连开发区的规划和建设者，在开发建设伊始，就坚持“三为主一致力”的方针，把开发区作为一个新兴城市来规划，作为现代化新市区来建设，坚持走工业化，产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道路。
金马路的建设，标志着大连开发区开始从美好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金马路的修建开始1984年年底。当时，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香港地区的专家提出作为城市主干道，金马路的控制红线宽度最好设计为100米。
谁知此话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都认为这种规划设计对于一个刚刚兴建的城区来说简直“太浪费了”，甚至“太不可思议”。然而，他们还是做了，理由是要对得起发展，对得起后人，要几十年甚至一百年都不落后。
与此同时，大连市人民政府公布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若干优惠待遇的规定”、“企业登记管理办法”、“涉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劳动工资管理办法”、“土地使用管理办法”等。
这是全国首次以地方法规形式公布的开发区管理文件。
在开发区至今还流传着最初建设的趣闻。
1984年10月28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内外政策研究会会长大来佐武郎率考察团来大连访问。
期间，外相的夫人说要去“卫生间”，但在当时的开发区，哪有卫生间可言？翻译无奈只能把外相夫人领到旱厕，夫人掩鼻而退。
在国际友人面前的尴尬，于是，崔荣汉下决心修建一流的宾馆和写字楼。
崔荣汉说：“有了一流的宾馆和写字楼，外商才相信我们是真干，他们来到这里有住的地方，有办公的地方，才有可能来投资，这就是梧桐树啊。”
那时，人们总结出一套外商来考察投资环境的顺口溜是“一问电话二问路，三问水电四问住”。
大连开发区的发展路程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5年，由于经济过热，国家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包括要求控制基本建设项目等。
似乎一股倒春寒扑面而来，更为严峻的是，大连开发区最初高起点的基础建设，开工第一年就投入了两亿元的建设资金。
国务院特区办的一位领导在视察后严厉批评了大连，随后国务院特区办还下发了一个通报，没有指名地批评了大连开发区。
通报下来之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经理范永昌的嗓子一下子就哑了，布置工作时要靠手势和笔纸才能进行。
不仅如此，当时在大连市部分干部中，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批评意见。
思想的禁锢再次得到了现实的嘲弄。
在随后的日子里，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国不断滑落，先后被天津、苏州等开发区超过，曾经的“神州第一开发区”只能看着追赶者远去的身影自怨自艾。
最后落户到天津的摩托罗拉以及三星，最开始都是属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由于国家产业布局以及自身认识等问题，大连开发区最终与世界两大巨头企业擦肩而过。
如同分娩，阵痛之后就是一个崭新的生命。
有了开发区，就要谈到外商来华投资，也就不得不谈到日资企业。
日本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华投资的，中国第一家日本独资企业就是落户在大连开发区万宝至马达（大连）有限公司。
1987年，已经是大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范永昌赴日本招商，其中拜访的一个企业就是占据微型电机马达世界一半产量的万宝至马达。
当时，与大连竞争的还有上海和天津两地。当万宝至马达负责考察投资环境的西村祥二考察三地之后，认为大连建厂的优势比较多。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闻中心主任王国栋至今还记得西村祥二所说的大连优势，他回忆说：
一是大连市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热忱欢迎万宝至到大连投资，因此前去投资之后好联系，易办事；二是大连会日语的人多，为公司的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三是大连能够吃到生鱼片。
同年6月，万宝至投资49亿日元在大连开发区建设一座年产1.4亿马达的分厂。
1991年3月，经国家批准，大连开发区建立首批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截止1996年底，园区累计注册企业1240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09家，成立三资企业184家，实现协议外资额2.9亿美元，多数企业获得了满意的经济效益。围绕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高效节能与环保等重点高新技术领域，园区累计引进基地产业化项目60余项，项目累计投资近30亿元。
1995年6月，《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使园区发展步入法制化建设轨道，拥有了更加优越的投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