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温州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14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当时，凡列入对外开放城市，国务院都允许批准建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一次的开放，用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话说，“大大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1984年4月6日，14个开放城市名单出炉。温州排名第十三，在北海前面。
5月4日，国务院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通知。随即，“取经”心切的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兵分两路，南下厦门和香港。
厦门“取经”团由市长卢声亮带队，有近20个部门20多人随行，行程5天。
那时，厦门除了已有的鹰厦铁路外，还在建高崎机场，5万吨级的东渡码头、湖里工业区，并兴办大学。
卢声亮后来回忆说，取回的两条“经”：一是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做好外引内联工作。”
温州市委、市政府随即达成共识：
温州也要建机场、修铁路、造码头、设开发区、办大学。
此后，温州市委、市政府建立了对外开放委员会，编制了《关于温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规划》，报浙江省委、省政府转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4月至5月，在温州视察的谷牧提了许多建议，他还对温州的干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外国人有个习惯，每天都要与太太通电话，温州如果连电话都打不出去，外商就不会来了。”
一年后，当时最为先进的日产程控电话被顺利引进，并在全省较早开通。
改变交通条件也是当务之急，但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必须要争取国家立项。
卢声亮以其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1984年5月的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不仅与温州和台州的代表一起向大会提出改善交通环境的议案，还一一拜访了中国民航局、铁道部的相关领导。
时任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铁道部部长陈璞如十分关注温州。
沈图欣然同意温州建机场计划，表示民航局出资2000万元。
陈璞如提出了一个资金由部、省、温金丽地区三家分摊的方案。
当时，浙江省委书记王芳亲自到设定的金温铁路沿线勘查，省政府也迅速向国家计委正式上报了项目建议书。
1984年下半年，铁道部勘查设计队伍进驻温州。1985年冬，金温铁路全线初步设计完成。
与此同时，中国民航局也派人会同温州进行机场选址等工作……
“死（水）路一条”的温州交通命运，在1984年出现了重大转折。
接下来，温州市领导决心在中央尚未批准温州建设开发区前，先期铺开准备工作，打好基础。
于是，1984年12月27日，温州市委就以最快的速度，宣布成立了一个龙湾区，区划面积确定为61平方公里。
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仅半年多时间的孙成堪便被“点将”，走马上任龙湾区第一任区委书记。
一批年轻干部也从全市各地涌向龙湾，肩负起温州新一轮对外开放、经济开发的重任。
正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1985年春天，一份盖着国务院鲜红大印的批复文件从北京飞来：“由于主客观原因，近期内（龙湾）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宜动工。”
这个“不宜动工”，意味着向国家要政策、要贷款的期望统统成为泡影。
是就此偃旗息鼓，顺势而下打马回营，还是不违初衷，破釜沉舟，继续坚持走对外开放的路子？
“这是一个最重大、最艰难的决策！”孙成堪后来说。
在这时候，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先自费办开发区，定名为“龙湾出口工业区”，以便为今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正式批建打好基础。
龙湾区内的领导干部，也没有考虑个人利益，坚持选择了走对外开放的路子，走上了艰辛的自费开发之路。
1987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龙湾出口工业区“自费”开建，并根据温州自身特点提出了“外靠华侨，内靠能人”的方针，对外先引进华侨资金开路，对内能干的民营企业家也可进入出口工业区办厂。
在随后的3年内，龙湾出口工业区共吸引了米莉莎、达得利、威斯康等温州最早一批的外向型企业。
1990年，随着温州永强机场的通航后，来温考察访问的各方人士骤增，这为温州争取开发区审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国务院批准了温州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申请，规划面积5.11平方公里。
同时，为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体制与龙湾行政区独立分开，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委员会性质，下设经济发展部、企业管理部、规划建设、政策研究室等7个职能部门。
同年9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
一扇对外开放，放眼全球的窗口就此打开。
开放的窗口打开了，但招外商，引外资的“洋务运动”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开发区招商局局长宋金理后来回忆说：
开发区是新生事物，招商渠道不多，知名度不高，与外商合作的经验不足。
在当时，第一批进驻园区的外资企业就只有达得利箱包、威斯康、米莉莎等20多家；而所谓的外资，也还多是温州的侨资为主，且90%是温州传统的服装、鞋革、箱包等传统产业。
面对如此困境，开发区的决策者有了新的想法：“何不转变做法，先把温州的民营企业先发展壮大起来，再走出去，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温州企业处在典型的“作坊时代”，村村冒烟，户户冒火。
邓小平南方讲话后，这种以“温州模式”声名远播的个体企业有了阳光雨露后，急需发芽灿烂的土壤，而开发区正好给了这样一个平台。
这时候，作为温州市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一个增长极，开发区充当起了国际信息的传递者，先进技术的试验田，现代企业管理改革的催化剂。一大批温州本土企业在开发区培育壮大起来，向着具备国际视野的“跨国时代”现代化企业迈进。
人本、庄吉等集团就是其中率先跳出“作坊式”、“家族式”企业窠臼的样板。
人本集团的前身是温州小型轴承厂，是一个典型的“作坊式”企业，蜗居在乐清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几名股东倾其所有投身技改，试图与国外轴承“大鳄”一较高下。
开发区建区之初，就引进该企业，几百万的贷款扶持技术上难题的攻关。
仅仅过了两年，人本生产的高精密度、无噪音的小型轴承，打破进口产品一统天下的格局。
从1998年开始，逐渐壮大的人本轴承，大举兼并国内老牌轴承国企。
2001年，人本放眼国际市场，在美国芝加哥设立轴承分公司，把产品送进了通用汽车的车间。
2003年，日本大阪的轴承分厂设立。2006年，人本生产的轴承已经挤走一半的“老外”，占领了国内高端小型轴承市场的一半份额。一个年产值不足百万的作坊企业，仅仅用了17年不到的时间，完成了向“跨国时代”的完美蝶变。
1993年，庄吉服装有限公司进驻刚起步的温州开发区。1996年，庄吉联合10余家企业组建庄吉集团，率先跳出了温州家族企业的窠臼，并逐步把主产服装先打进了国际市场，在世界时尚之都意大利米兰设立了产品研发中心，率全国之先，把温州生产的服装搬上米兰时装周的秀场。
此后，庄吉运用品牌进行延伸，并成功实施跨越行业、跨地区的发展战略，走上了船舶建造、有色金属开采、房地产开发等多元化发展之路。
筑得鸾巢引凤来。实践证明，开发区当初走的“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温州特色路子是正确的。
截至2007年底，开发区共引进项目1079个，全区实现工业总产值307亿元，全区超亿元企业达到75家。其中，外资项目316个，总投资24.47亿美元；在2007年引进的17个外资项目中，其中的12个便是“民外合璧”的好项目。
尤其是在大项目招商上有了新突破，先后引进了美国可口可乐、易初莲花、百安居、日本富士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入园。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进入21世纪以来，在传统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土地资源瓶颈又凸显的时期，如何引导温州民企凭借高科技力量，实现从注重规模效益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型升级，则成了温州开发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农民种地要讲亩产效益，“耕作”开发区这块地，也要算好这笔账。
龙湾园区5.11平方公里的土地很快满足不了新项目的落地。在土地紧缺的情况下，2000年，浙江省批准设立规模为2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滨海园区，作为承接温州市产业“退二进三”转移。
为了利用好这块地，开发区管理者除了严格把关项目产业符合度外，还设立了严格的“亩产”标准，目的是不仅提高工业用地集约化，还能推动产业集聚和升级。
项目把关强化后，区管委的招商思路从“引资”转变为“选资”，逐步把目光瞄准到投资强度大、实力强、科技含量高，产品开发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重点突出了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项目的招商。
引进这些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后，等于在产业布局上建起“主干道”，等产业发展壮大了，再延伸下去，拉长产业链，大大增强了开发区的发展后劲。而针对老区已经入园的传统企业，也不是温和地进行改良，而是引导企业大胆改革创新，逐渐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