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在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晋江）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专家把晋江模式概括为：一种“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说到晋江，不能不提它的这一个称谓侨乡。晋江有人口不过102万，而旅居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竟达200多万。正因为如此，晋江人总是自豪地声称“海内外共有300多万晋江人”。
晋江在改革开放之初之所以能迅猛发展，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话讲，就是因为选择了一条适应侨乡特点、运用侨乡优势而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晋江模式”的出现，晋江华侨有着莫大的功劳。
下南洋，做番客，在背井离乡的艰辛中，有着对大海彼岸神秘的向往，有着光宗耀祖的冲动，但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迫于生存的无奈。宋代一首诗词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而晋江，自唐建县之始至清朝，一直是泉州府的驻地。
人多地少，田地让晋江人感到窒息，而大海打开了广阔的通道。
与异域通商，成就了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盛况和马可·波罗书中的“东方第一大港”。
但随着明末清初的海禁，晋江人只能纷纷逃往南洋谋生。
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晋江人下南洋，只是“出门挣钱”，如同“闯关东”一样，极少举家迁徙。青年男子做“番客”在外闯荡，汇回来的钱，就成为家中妻小父母的生活来源。
1950年晋江的侨汇就达到2925万元。1978年，这个数额增加到3902万元，而当年晋江县财政收入不过1488万元。
靠着这些侨汇，晋江的侨眷柴米油盐不太愁，部分侨眷还有存余。
尽管如此，晋江仍是贫困县，粮食不能自给，财政也要靠上级补贴，因为人多地少的矛盾依旧没有解决。
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晋江还是个传统的农业县。农业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口粮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带来的压力很大，工业基础也非常薄弱，没办法安排空闲的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晋江人均土地不到半亩，有的镇人均才二分地。人民公社时期，社员要排队出工，因为没那么多田地去耕种。排到就下田挣工分，没排到就回家，没事做的人很多。
曾经担任过晋江县副县长的张仲谋认为，这些“闲人”是被逼迫着去找种田以外的事来做。
血液中沉积多年的通商历史唤醒了商品意识，晋江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华侨回国探亲带回的一些消费品，包括衣服、副食品以及其他日用品。
在20世纪70年代商品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晋江的侨眷把用不完的日用品拿到市场上销售，形成了晋江特殊的“小洋货”市场。
“小洋货”让晋江人尝到贸易的甜头。
在改革开放的号召下，大胆的晋江人不再满足于当零售商，他们盘算着，自己有闲散资金，有海外的亲戚提供机器和技术，也有海外市场信息。他们就利用这些优势，办起自己的工厂。
1979年，晋江陈埭镇农民林士秋，就做了件翻开晋江发展新篇章的事情。
林士秋的哥哥在香港打拼，回乡探亲时看到林士秋家中房屋破旧，就劝他不要埋头种田，建议办个厂，并从香港寄回8万元钱。
40来岁的林士秋眼瞧着自己与哥哥家中的差距，决定放手一搏。担心钱不够，林士秋找一些亲戚和邻居来凑钱。但他凑钱的方式很特别，用“认股”的方式，一股2000元。
商来议去，最后有14个人认了股，加上哥哥寄来的钱，这样林士秋就有了10.8万元。
见皮鞋非常好卖，林士秋准备用这些钱来办个鞋厂，于是买来几台缝纫机，就在自己破旧的石头房子里，创办了陈埭镇第一家股份制乡镇企业。
林士秋的皮鞋很快卖出去了，头一年就赚了8万元。这极大地刺激了那些入股的人，还有镇里其他乡亲。
“原来办厂这么容易！原来钱还可以这样赚！”合股的人纷纷另起炉灶，都在自己家中办起鞋厂。
“大家都是一个镇的，家挨家，户对户，看到熟人办厂赚了钱，对办厂不再觉得神秘和畏惧，纷纷效仿，拿出闲钱在自己家里办企业。”曾担任过陈埭镇党委副书记的丁显操解释。
陈埭人就是这样把“闲钱”、“闲人”和“闲屋”有机地结合起来，晋江模式也就是从这“三闲”中慢慢起步的。
如果只靠农业，陈埭人最后都得饿死。
在晋江，陈埭镇虽是县里的“粮仓”，土地肥沃，一年能种上两季，粮食产量也不断创新高，但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的困扰。即使陈埭人再怎样精耕细作，人多地少的局面始终无法改变。
和丁显操一样，陈埭人意识到，办厂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
晋江人创造出“联户集资”的形式，把侨眷手中积聚的资金和空闲的房子动用起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结合，用来投资生产。
集资经营是晋江乡镇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正是在这个特点上，它有别于苏南的乡办、村办集体企业和温州的个体企业。
乡镇企业创办伊始，刚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农民，既没有生产管理的经验，又缺乏市场信息和必要的技术和设备。
这时，晋江华侨再次发挥了作用。
丁显操后来回忆说：
很多华侨利用赠送小额生产设备可以免税的优惠政策，把原来寄回的赡家款改为小件生产设备，如电动缝纫机等。还有些在海外办企业的华侨，干脆运进制作服装的原辅材料，由亲属或乡亲在家乡开设家庭作坊进行加工，再把产品运到海外销售。
1978年11月，晋江签订了第一个加工针织毛衣的来料加工合同，经试产后生产4万打，全部外销，开始走上外向型发展的路子。
到1979年，晋江乡镇企业共与40家外商签订了27份加工协议，项目有玩具、服装等。
晋江把“三闲”利用起来，最适合的方式就是搞轻型加工业，既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又不需太大的厂房，也不用国家提供原材料。市场广大，适宜民间举办，也比较容易举办。
在轻型加工业中，服装、鞋帽、小商品等更有优势，技术简单、利润丰厚，加之经营者关系多、信息灵，可以不断翻新式样、更新产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改革的浪潮中，陈埭镇生产的鞋销往全国各地。到1983年，陈埭乡镇企业发展到300多家，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11027万元，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
在改革开放初期，晋江陈埭镇的一些群众突破个体独资经营的不足，开始集资兴办企业，“联户集资”企业在晋江首次出现。
这种具有股份合作性质企业的出现是群众的自发创新，但政府很快认识到这种企业制度的竞争优势。晋江县政府以积极的态度支持陈埭镇群众集资办企业，并在1980年签发了第一份有关发展社队（乡镇）企业的文件，明确提出允许社会集资办企业，继而在全县及时推广陈埭镇的经验，将群众自发的制度创新提升为政府主导的企业制度创新，利用政府的号召力和组织资源，快速地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股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晋江县政府之所以能够恰当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最根本来说，就是敢于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国家政策不明朗，甚至全国爆发“姓资姓社”大讨论的时候，晋江县政府没有对刚发展起来的“草根经济”进行打压，不是去消灭这种创新的企业制度，而是有原则地进行保护。
这种行为，是尊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尊重群众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是解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正确方式。
晋江的乡镇企业，并不是凭空一夜间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与国内形势不断试探的对抗中逐渐展现在国人面前。
在晋江，林士秋不是最早办私人企业的，但他比那些更早办企业的乡亲要幸运得多。
1975年时，晋江就出现一些家庭工厂，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容不下这些乡镇企业的萌芽。
1976年有部轰动全国的新闻纪录片《铁证如山》，拍摄了晋江石狮镇的贸易市场，称这是“资本主义的复辟”。
1977年，又打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晋江300多个办了企业的农民被叫去参加“学习班”。
“搞什么事情都要搞集体的，不能搞个人的。一年都会有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每年冬季就开始整顿。私人办工厂，就是资本家，风险很大，所以很多办厂的人喜欢干部也参一点点股，这样会安心些。”丁显操对此深有体会，“1978年后，国家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镇里的干部才敢去发动农民多办企业。政府开口后，农民胆子就大了，这边三五个人搞一个厂，那边又几个人搞一个厂。”
但随着企业的发展，晋江的企业主出现新的疑惑。第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工厂发展了，人手不足，能不能雇人？还有那些参股的资金可不可以分红？
“当时县领导走访企业的时候，就被这些问题问住了。虽然国家1979年就赋予福建省在对外经济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中央文件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于是县里进行深入调查，多次开会研究，有时候会开到天亮。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只要能够促进生产，能够促进发展，就应该支持。”从1978年就参与县常委会记录的张仲谋记得非常清楚。
1980年，晋江县委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允许社员集资办企业，允许企业雇工，允许集资企业股金分红及允许推销产品提成等。这些回答解开了企业主心中的困惑，更激励了他们投资办厂的热情。
就在这一年，晋江县工业产值在1949年后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
“当时县委下发这个文件，还是有些担心的，毕竟这是中央从来没有过的提法。慢慢地，县委发现这些提法也逐渐出现在中央文件里，就越来越坚定信心了。解近忧，谋长远，成了县里的工作方向。”张仲谋说。
政府正是出于这种信念，引领晋江走向了繁荣。
1983年5月17日，晋江发展模式得到福建省领导的肯定。
这一天，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带着省里一些部门及各地市、各县的有关领导，共计300多人在晋江陈埭召开全省社队企业现场会，并带领这些官员在陈埭走了3天，看了3天，称赞陈埭是“乡镇企业一枝花”，并描绘这枝花“要遍及全省，要有一百枝，一千枝，一万枝”。
1984年，晋江县委、县政府作出了《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大力扶持乡镇企业。
很快，在陈埭等重点乡镇，出现了“家家点火、村村冒烟”办企业的奇景。
这年12月，陈埭乡镇企业达702家，成为福建省首个工农业总产值“亿元镇”，收到了省政府颁发的“乡镇企业一枝花”锦旗。当年，人均年纯收入达806元。
然而，不到半年，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1985年6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药品订货会上，有人指责晋江制售假药，并送走私雨伞、手表，给回扣。
随即，中央一些媒体连续发文批评。
同年7月4日，更大的风暴来临：中纪委在党报头条发表了致晋江地委的一封公开信，要求严肃处理。
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但措词严厉！晋江地委感到了空前压力。
随后，调查组、记者纷至沓来。一时间，晋江恶名传遍全国，退货浪潮殃及各类产品。
事后查明，陈埭镇涵口村等一些联户企业以冰糖、银耳等饮料加上“卫检编码”，作为药物全国销售10万多箱，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彼时，许连捷已成立恒安公司，受该案影响，其产品包装地址及业务员介绍信上只标注“泉州安海”。
许连捷说：“如标注晋江，连旅社都不让业务员住。”
此案彻底改变了晋江官方的“无为”，县委书记齐世和与班子达成共识：
仍要坚持联户集资办企业的路子，处理企业、干部不要扩大，举一反三，总结教训。
于是，包括陈埭镇党委书记、涵口村党支部书记在内的17名干部被判刑或处分，200多家企业被停办、撤销，县镇两级质检机构随之成立，晋江到全国各地举办商品展销会，以消除影响。
“事实证明，县委头脑是很清楚的。”陈文敬称，此案极大教育了晋江人要讲诚信，到了年终，全县企业反而增产。
非常时期，项南也多次到陈埭调研鼓气，指出陈埭出现的问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提出要“治虫护花”。
1986年，受假药案影响，项南退居二线。
回京之前，项南再度来到陈埭。当调研结束，中巴车驶出镇政府大门后，获知消息的陈埭人沿途点燃了手中的鞭炮，“项南你好！”的喊声响彻上空，而项南摇下车窗，只默默挥手。
项南走后，晋江官方仍“护花”不止。
1989年，晋江决定将联户集资民企纳入集体企业或港资、合资企业加以保护，戴上“红帽子”或“洋帽子”。当年，企业数激增至4000多家。
是年，戴上集体企业“红帽子”的恒安加速扩张，次年就跨出福建进入重庆，随后布局全国。
1990年，晋江县委提出晋江精神时，将“诚信”排在“谦恭、团结、拼搏”之前。
1990至1991年，中国再现姓社姓资大争论，不少人责难晋江。为此，晋江县政府提出“四个有利于”：
利于发展生产；利于国家富强；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利于机体积累。
这就又为乡镇企业吃了“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