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深有感触地说：“农村、乡镇需要科学技术太迫切了。现在吸收科学技术积极性最大的是在农村。”
宋健后来回忆说：“杨浚同志曾经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我们请他出来做‘星火司令’，主持这项工作。”
病中的杨浚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子，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说：“‘星火计划’一出台，就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全国第一次“星火计划”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国家科委立即起草关于实施“星火计划”的报告。
1985年11月18日，宋健、杨浚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将国家科委关于实施“星火计划”的几个报告及有关材料一并送上，恳请得到万里指示。
11月19日，万里阅后立即批转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
此两件已阅，所提意见可行，请你在农业会议上提出。大家讨论后可把一些决定的问题写入1号文件上，请斟酌。
1985年11月20日，万里就“星火计划”召见宋健、杨浚时，深有感触地说：
“我看了你们的报告，完全同意。我已批给田纪云同志了，请他办。农村、乡镇需要科学技术太迫切了。现在吸收科学技术积极性最大的是在农村。那里人们迫切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产品，摆脱贫困以致富。但是，缺少知识，没有技术，没有人才。”
“我最近到沂蒙山区，1938年我在那里打过游击，47年了，那里的人民才刚解决温饱。关键问题是政策和科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主要解决了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把农村放活了，形势越来越好。农村要继续发展现在主要靠科技。那里管理灵活，求技若渴，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科技部门应该在那里大力发挥作用。中国的振兴，最终要靠8亿农民的兴起，哪怕有4亿人民达到苏南的水平，就不得了。只要农村振兴了，中国就定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
“前几年我就想提出科技要为乡镇经济服务，为振兴乡镇经济做工作。后来考虑条件尚不成熟，未正式提出。现在情况不同了，条件已经成熟了。你们提出‘星火计划’，是向农村送‘星火’，非常对，这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那里的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你们大力而为，坚持几年，肯定大有成效。”
1986年，中央把“星火计划”写入中共中央1号文件，决定在全国实施。杨浚被任命为实施“星火计划”的负责人。
宋健后来回忆说：
杨浚同志曾经是国家科委的副主任，我们请他出来做“星火司令”，主持这项工作。他很快就带头下去了，到基层去亲自做调查，亲自落实工作，给基层很多指导。“星火计划”的启动工作主要是杨浚同志做的，搞了几年，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浚这个“星火司令”一上任，立刻从国家科委10多个部门里，调兵遣将组成了“司令部”，即后来的“星火计划”办公室。在“司令部”的指挥下，科技星火便在全国点燃了。
杨浚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组织人马，兵分几路，到各省、市、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自己亲自到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福建……深入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祖国大地。他一边调查，一边指导基层实施，一边吸取群众中好的经验。
杨浚是一个不辞辛劳，不知疲倦的领导者。到基层去调查研究，无论刮风、下雨、下冰雹，都挡不住他；年轻人都累得吃不消了，他照样干劲冲天地在工作。
1986年3月，杨浚从安徽调研结束，坐汽车赶到浙江常山时，已是晚上21时多，他不顾休息，也不顾吃饭，边吃点心边听汇报，连夜还到常山食用菌研究所去看项目。深夜23时多，他又马不停蹄赶路到巨县考察。
在山东临沂考察时，当晚又是风又是雨，县科委主任一再劝阻，他坚持上路，半夜24时多才赶到枣庄。
在河北张家口考察时，途中碰上百年不遇的大冰雹，马被打得直蹦，汽车顶上叮当乱响，眼看山洪就要下来了，形势十分危险。杨浚临危不惧，晚上赶到张家口后，照样开座谈会调查。杨浚就是这样风风雨雨地跑遍了祖国大地。
1986年5月，杨浚带领一行人来到山西，接待他的山西省科委副主任仲济学以为，在太原市给他汇报一下，然后请他到五台山玩玩就完事了。没想到，杨浚不去五台山游玩，一定要到星火点去亲自看，他要亲耳听，亲自作实地考察。仲济学只好陪着他一个县一个县、一个点一个点、一家一户地仔细考察。
汽车来到广灵县的麻地沟，山路太崎岖，汽车开不进去。
“杨主任，车进不去。咱们别进去了，我们给你汇报吧。”仲济学劝说着。
“不，车进不去，咱们就走嘛。”杨浚满不在乎地说。
仲济学感到十分为难。他知道这里都是山路，很难行走。杨浚当时已是60岁花甲的老人了，自己这样接待中央来的领导同志合适吗？
仲济学正在犹豫不决，杨浚却十分坚决地说：“走吧，走吧！”
仲济学只好陪着杨浚在山路上艰难地行走，他们爬了半个多钟头的山路才进了麻地沟。
一进村，杨浚不歇也不坐，就直奔水井。他在井边看了半天，问道：“这井怎么这么深？水够不够吃？”
老乡告诉杨浚，井里的水很少，一掏就干了，全村人轮着打水吃，只够做饭，连洗碗的水都没有。杨浚听了非常难过。
杨浚跑得又干又渴，老乡倒了一碗水给他。因为没有水洗碗，盛水的碗很脏。
仲济学看见老乡拿出一块布擦碗，那布又脏又黑，仲济学不禁开始担心，这样黑的擦碗布，这水，杨副主任能喝吗？没想到，杨浚接过来就喝了。
杨浚充满感情地地对仲济学说：“要集中力量，先帮老乡解决吃水问题。不要以为与科技无关、与星火无关就不管。科技是靠人来搞的，首先得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杨浚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深深打动了仲济学的心。正是怀着对广大农民的无限热爱，杨浚才决心把“星火计划”搞好。
在麻地沟，杨浚亲自到地里看，直接和老乡交谈，了解到这里非常贫困。他对仲济学说：“咱们科委要用星火科技，给群众雪中送炭，首先帮助农民摆脱贫困。”
这次，杨浚从太原直走到大同，看完了山西的北半部。这一年9月间，杨浚又来到山西，从太原直走到陕西边境，看遍了山西南半部。
后来，杨浚的一个朋友说：“我原以为，杨浚是搞化工的，只对化工熟，没想到他对农业也这么熟悉，看得这么准。他肯定的项目，后来都被实践证明搞对了。”
杨浚在祁县看了窑洞苹果保鲜项目，认为这个项目还可以加大力度。山西省科委对这个项目加大了投资，果然，这个项目成了县里的支柱产业，又成了全国星火项目。
杨浚在洪洞县看了甲鱼养殖项目后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健食品要受到欢迎，甲鱼身价也会很快提高。”
山西省科委按杨浚的意见推广了这个星火项目，太原以南都搞了甲鱼养殖。很快，甲鱼身价百倍，远销香港，出口国外。杨浚的话被实践证实了。
杨浚一边考察，一边结合实际项目和仲济学交谈着。他对仲济学说，不要搞科技含量不高的项目，要搞先进适用技术，要结合本地的资源，形成商品优势，才能收到明显的效益。老百姓看不到明显的效益，是不会干的。
山西省科委根据杨浚实地考察的意见，将省里的星火项目重新作了调整。
仲济学后来回忆说：
我们原来摊子铺得大了些，跟他走了一趟，对怎样实施“星火计划”弄明白了。我们把一些技术含量低的项目筛掉了，对一些好项目加大了投资，有的上规模。杨浚这两次来，对我们山西科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星火计划”是科委干得最辉煌的一件事。
由于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星火计划”一出台，对计划目标、规模、步骤、方法就都制定的比较切合实际。比如，对实施项目，一开始便准确地定了10个技术开发重点：水产养殖、水禽家禽、草食家畜等的优良品种、快速繁殖；水果的保鲜及加工；山区土特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加工；油脂棉麻经济作物的深度加工和综合开发利用；生物技术在农业、食品、饮料及医药生产中的应用以及林产品、建筑材料等的开发，等等。这些星火项目如雨后春笋，迅速在广大农村和乡镇企业搞起来。
这些项目选得准，见效快，经济效益好，一炮打响，使农民享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恩惠，农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科技意识萌发了。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杨浚又和大家一起规定了10条选择、使用、开发新技术的原则：
先进适用的技术；充分运用现有的科技成果；
小型化、专业化、现代化、高效益；尽量利用现有企业或科研单位的基础来组织实施；
产品要有广阔的市场和可靠的资源；
防止污染，少用能源；
不与大企业争原料；
这些规定，都是针对在“星火计划”实施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调查得深入，抓得准，保证了“星火计划”一开始便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在“星火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杨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星火计划”实施10周年时，一个记者去采访杨浚这位“星火司令”。当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是，一提起“星火”，他还是那样激动，面部抽动着，用手指不停地敲击着桌子，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说：“‘星火计划’，是在改革的年代应运而生的。当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搞起来了，农村经济活跃了，农民要求致富，科学技术在农村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星火计划’一出台，就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